作者： 顧志華

《通典》二百卷，唐杜佑著。這是我國第一部論述歷代典章制度的專史，上起遠古，下至唐玄宗天寶末年。全書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典，有系統(tǒng)，有門類，內容豐富，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史料，是我們研究唐中期以前各代政治、經(jīng)濟制度不可缺少的參考書。《通典》的完成為史書編纂開辟了新的途徑，從此確立了我國史籍中的“政書”一體，對后世有深遠的影響。《通典》是一部有創(chuàng)造性的著作，在我國史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生于735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卒于812年(唐憲宗元和七年)，年七十八。杜佑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學家，出身于世代簪纓的顯貴家庭，早年以蔭入仕，后一生為官，由地方官吏直至宰相，長期擔任理財大員，元和初封為岐國公。杜佑之前，劉知幾的兒子劉秩曾仿《周禮》體制，撰《政典》三十五卷，杜佑認為其書不夠完備，乃采集五經(jīng)群史以及漢魏六朝的文集、奏疏中關于典章制度的材料，參以《大唐開元禮》寫成此書。自代宗大歷年間任淮南節(jié)度使從事時開始動筆，一直到801年(唐德宗貞元十七年)才告完成，前后用了三十多年時間。杜佑撰寫《通典》時，正是“安史之亂”發(fā)生以后，唐王朝由極盛急劇走向衰落。處在風雨飄搖之中的封建統(tǒng)治階級，回首當年開元盛世，無不感慨萬分。從歷史吸取經(jīng)驗教訓，以挽救岌岌可危的唐王朝，實在是當務之急。杜佑作為一個有眼光的政治家，注意到了這個情況，他矚目于歷代典章制度，企圖用史學著作來總結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為鞏固封建統(tǒng)治服務。杜佑撰寫《通典》的政治目的是很清楚的。為寫此書，他參考征引了二百多種書籍，花費了巨大的精力。全書取舍謹嚴，脈絡清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它“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原原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并不是過譽之辭。杜佑的著作，除《通典》外，還有《理道要訣》十卷，《管氏指略》二卷，《賓佐記》一卷等。《理道要訣》明代還在，可惜今天已經(jīng)亡佚了。

《通典》以事類為中心，按朝代先后編次。《食貨》十二卷，敘述土地、財政制度及其狀況；《選舉》六卷，敘述選舉士官，爵位制度及考核官吏治績的政令；《職官》二十二卷，敘述官制源流沿革；《禮》一百卷，敘述各種禮儀制度；《樂》七卷，敘述樂制概略；《兵刑》二十三卷(兵十五卷，刑八卷)，敘述兵略、兵法和刑法制度；《州郡》十四卷，敘述歷代輿地沿革；《邊防》十六卷，敘述歷代四境外族邦國的情況。每一典下，又分若干子目，把歷代政治、經(jīng)濟的沿革變化詳加記載。全書不僅匯集了各代的典章制度，而且錄引了很多前人對這些典章制度的評論，杜佑本人也對這些典章制度發(fā)表了不少看法。由于他久居高位，長期主持理財工作，有豐富的統(tǒng)治經(jīng)驗，這些看法是有一定價值的。

《通典》以食貨為首，表明了杜佑重視社會經(jīng)濟的史學思想。司馬遷撰《史記》，列《平準書》為“八書”之末，杜佑一變過去的風氣，比起前人來顯然是一個進步，這也反映了當時時代的要求。杜佑認為“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通典·總敘》)，如果百姓不能溫飽，四散流亡，則封建統(tǒng)治就失去了對象。從這一觀點出發(fā)，他特別重視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通典》卷一)，“農者，有國之本也”(《通典》卷十二)。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業(yè)生產在封建社會經(jīng)濟中占著主導地位。杜佑的重農思想以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為中心之點，農民不固定在土地上，土地就不能耕種，谷物就不能生長，封建統(tǒng)治就不能維持下去。他主張均平賦役，做到輕徭薄賦，這樣農民就不會流亡，危機也不會發(fā)生，這種思想是有利于當時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在《食貨》里，他把“田制”排在第一，把“賦稅”、“錢幣”作為重點，反映了他對土地問題的特別重視和對國家經(jīng)濟來源的格外關心。杜佑重農安民的思想，也貫串在《選舉》、《職官》、《兵刑》等典中，他主張從實踐中考察和選拔人材，要求減少冗官，主張輕刑法，主張強化中央政權，慎選將帥，來安定全國。杜佑在這里力圖將史學和政治更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以發(fā)揮史學為現(xiàn)實服務的作用。在《通典》中，也表現(xiàn)出杜佑的歷史進化論的觀點。他認為歷史是在發(fā)展的，強調了人類社會不斷的變化、進步。他不同意正統(tǒng)儒學家美化遠古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期是繁榮盛世的說法，而認為它是一個落后的時代，“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通典》卷一八五)，稱贊“漢隋大唐，海內統(tǒng)一，三代莫儔”(《通典》卷三一)，他反對非今是古，敢于是今非古，很有見地。杜佑還主張重人輕天，反對各種虛妄的神學史觀，如他不設自漢以來一直廣泛流行的陰陽五行類，就是一例。當然，杜佑的著作不能不受到時代、階級的局限。他作為封建統(tǒng)治集團中的頭面人物，必然牢固地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上，他的整個思想體系仍是唯心的，他總結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為了維護教化，使封建專制主義的統(tǒng)治萬古長存。他敘述旨在維護封建統(tǒng)治秩序的禮儀制度，用了最大的篇幅，《禮》一百卷，占了全書的一半。他對農民很蔑視，對起義的農民尤其仇恨，斥為盜賊。他鼓吹“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典》卷十二)，繼續(xù)主張搞愚民政策。他重視經(jīng)濟、政治，對文化比較忽視。《通典》洋洋大觀二百卷，竟沒有“藝文”、“經(jīng)籍”的一席之地。另外要指出的是，《通典》各典均敘述其歷代制度的變化沿革，獨《兵》是例外，《兵》以孫子十三篇為綱，羅列軍事成敗的實例，而不及歷代軍事制度，我們看不出歷朝兵制的發(fā)展變化，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

《通典》建立了史書編纂的新體裁，這是它的一大特色，也是它的主要成就所在。杜佑在中國歷史編纂學的發(fā)展上，是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專記歷代典章制度沿革變化的“政書”體的出現(xiàn)，為研究我國歷代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等制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繼《通典》之后，又出現(xiàn)了宋鄭樵的《通志》、元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這三部書合稱為“三通”。以后又有“九通”，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劉錦藻編了一部《清朝續(xù)文獻通考》，合成“十通”。這一類是“通古今”的。另外又有了斷代的政書，北宋王溥撰寫的《唐會要》、《五代會要》是最早的兩部，以后因之者不絕。這些著作，無不受了《通典》的影響。杜佑的創(chuàng)始之功，實在是不可泯滅。

《通典》的刊本，大約北宋就出現(xiàn)了，但是明代已經(jīng)罕見。現(xiàn)在流傳下來的主要有明刊本、清武英殿本、清咸豐九年崇仁謝氏刊本和同治十年廣州學海堂刊本。近人傅增湘曾以雙檻樓宋本《通典》校明大字本，這個本子基本保存了宋本的面貌，質量較高。最近的版本是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二集的《十通》合刊本。全書影印精裝，連《十通索引》共計二十一冊，《通典》是其中的第一冊。書前有唐李翰作的序，書后附考證一卷。《十通索引》是專為檢索《十通》的工具書，分為三個部分：一是說明，有“十通一覽表”；二是四角號碼索引，把所有的名詞術語都按首字的四角號碼順序編排，下注書名和頁數(shù)；三是分類詳細目錄，按類編排。“索引”使用很方便。商務印書館的這個版本可以說是目前最流行、最通用的一個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