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崔曙庭

《舊唐書》二百卷，后晉劉昫等撰。

《舊唐書》本名《唐書》，后人為了與北宋歐陽修、宋祁等人所編撰的《新唐書》相區別，所以就加上一個“舊”字。本書是官修史書，參加編撰的人很多，按一般的慣例，在署名時只寫上監修人的名字。劉昫在書成奏上時，恰好擔任宰相兼監修的職務，所以就署他的名字。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今河北涿縣)人。生于公元88年(唐僖宗文德元年)，卒于公元947年(后漢天福十二年)，年六十歲。他在后唐和后晉時，兩度擔任宰相兼監修國史。據《資治通鑒》所載，劉昫于公元944年(后晉開運元年)七月，以宰相監修國史。《舊唐書》修成奏上在第二年六月。可見劉昫任監修不到一年時間，實際上對于修史未作多少具體工作，掛名而已。

早在后唐時，就準備修唐書。到公元941年(后晉天福六年)二月，乃命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為先等修唐史，以宰臣趙瑩為監修。不久，戶部侍郎呂琦、戶部員外郎尹拙也參加了這一工作。到公元945年(開運二年)六月，歷時四年多一點時間，全書就修成了。在趙瑩監修時，他對組織人力和制定體例等方面，還作了一些工作。以后，宰相桑維翰也擔任過監修，最后才是劉昫把修成之書領銜上奏的。前后參加修史的人員雖很多，但實際撰寫者還以張昭遠、趙熙、呂琦等出力最多。

后晉張昭遠等編寫《唐書》時，距唐的滅亡僅三十多年，時間隔得不遠，搜集史料應該是比較方便的。唐代是我國歷史上最強盛的一個封建王朝，它對編修歷史是很重視的。不僅對它的前代，如晉、梁、陳、齊、周、隋等朝，都修有“正史”，對本朝的歷史，也設有史館，組織人力，不斷地從事編撰。這些史著可分為兩大類，一是編年體性質的實錄，一是紀傳體性質的國史。《舊唐書》的編撰者就是根據這兩部分材料寫作成書的。唐代對實錄的修撰比較盛行，在整個二十一個君主中，武宗以上十六個君主均有實錄，宣宗以后，實錄不存。今天保存下來的，只有《順宗實錄》五卷，因為是大文學家韓愈所撰，保存在《韓昌黎集》中。國史有本紀、列傳，是在實錄的基礎上編寫的。唐代曾幾次修國史，唐初有吳兢寫成六十余篇，玄宗時韋述撰國史一百十一卷，肅宗時柳芳等又就吳兢的著作，成書一百三十篇，上起高祖時，至肅宗乾元時為止。以后又續撰到憲宗元和時，終未續全。由于國史、實錄，都是前期較詳備，后期有缺略，所以《舊唐書》所載史事，大致也是詳于開元、天寶以前，而略于宣宗以后，原因就在這里。

《舊唐書》有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共為二百卷。記事上起公元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下訖公元907年(哀帝天祐四年)，共計二百九十年的歷史。本紀二十卷，記載二十一個皇帝的事跡，其中包括我國第一個女皇帝《則天皇后紀》。由于各人在位時間的長短和內容多少不一，有的是一人兩卷書，如太宗、高宗、玄宗、德宗等即是。有的是一人一卷或一卷半，有的則僅為半卷書。如《順宗紀》因其在位只七個月，內容不多，乃與《憲宗紀》同卷。紀末有“史臣韓愈曰”字樣，可知是采用韓愈所撰《順宗實錄》刪削而成的。《舊唐書》的本紀部分比《新唐書》詳盡得多。從卷數比較，《新唐書》是十卷，僅及《舊唐書》的一半。從內容分量計，新標點本《舊唐書》本紀有八百一十四面，《新唐書》僅三百零六面，最后一個皇帝《哀帝本紀》，《舊唐書》有一萬三千零數十字，而《新唐書》只一千零數十字，分量的懸殊，可見一斑。

志三十卷，有十一個名目，前史所有的門類，大致齊備。雖略嫌簡略，但有關當時的典章制度，均有所記載。其中以《禮儀志》、《職官志》、《刑法志》、《食貨志》等志比較好。在《食貨志》中，對唐代的土地制度和租庸調、兩稅法等賦稅制度，記載較詳，是考察唐代經濟情況的重要資料。而《歷志》和《經籍志》只敘述到玄宗時為止，可能由于史料缺乏，只能就當時所見，敷衍成篇。

列傳一百五十卷，記載著唐代近三百年的各類歷史人物的事跡。據明人聞人詮統計，共載人物有一千一百八十余人之多，數目還是很可觀的。列傳第一、二卷是《后妃傳》。從第三至第六卷，是記載李密等隋末農民大起義的領袖和有關人物的。這一部分內容由于《隋書》記載不詳，所以對于研究隋末農民戰爭情況，是十分重要的。關于黃巢大起義的歷史事跡，編撰者把它擺在列傳的最后一篇中，使之與安祿山、朱泚等同在一起，傳目上雖未如《新唐書》那樣標明為《逆臣傳》，但同樣是以“叛逆”看待，那是灼然可見的。本書《黃巢傳》所載的內容，遠不及《新唐書》詳備，所以研究這次農民大起義的整個歷史清況，單憑《舊唐書》提供的材料是遠遠不夠的。專傳中，對唐代有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如魏征、郭子儀、韓愈、柳宗元、李白、杜甫、李延壽、劉知幾等，均有較詳細的記載，是研究這些人的生平和成就的重要根據。列傳中有類傳十三目，其中以《宦官傳》、《酷吏傳》、《儒學傳》、《文苑傳》等傳為好。特別是《文苑傳》，有上中下三卷，記載著當時有名的文學家和有關人物一百余人。唐朝是我國歷史上文學很發達的一個朝代，其中尤以詩為盛。清代編輯《全唐詩》，尚存四萬八千余首，作者達二千二百余人。所以《文苑傳》中所載的雖已不少，但也只是一少部分。當然有些著名的文學家，如韓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等，已單獨有傳，而不包括在《文苑傳》中。類傳雖是以類相從，但在歷代紀傳體“正史”中，列入類傳的，往往以二、三流人物居多，而第一流人物常是單獨有傳，而不編入類傳。不僅本書《文苑傳》是這樣，又如《儒學傳》也是如此。象孔穎達曾參與撰定《五經正義》，是唐代有名的經學大師，因他已另有傳，就不列入《儒學傳》了。此外，如《方伎傳》中，記載了天文學家僧一行、醫學家孫思邈的事跡，也是很有價值的。

由上可見，《舊唐書》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應該充分肯定的。由于后晉距離唐代時間近，文獻尚存，經作者的大力搜集，史料大體是完備的。所以北宋司馬光在修《資治通鑒》時，就以采用《舊唐書》的地方為多，從這就可以說明《舊唐書》的價值所在。至于不足的地方，一是在抄撮唐代史料的過程中，缺乏剪裁熔鑄之功，因而使內容顯得繁瑣冗雜，文字也不夠潔凈。另外，由于成于眾手，重復疏漏之處，亦有不少。如楊朝晟傳，在卷一百二十二和卷一百四十四凡兩見，便是一例。

自從《新唐書》問世以后，由于作者歐陽修等名氣很大，為人們所崇信，因而《舊唐書》就逐漸不為人們所重視，流布日稀。到明代嘉靖年間，聞人詮想翻刻此書時，已有“苦無善本”之嘆。經他“窮搜力索”，總算湊成了一部完書，刻成行世，但仍有錯亂。清人岑建功于道光年間曾校刻此書，廣為印行。中華書局1975年出版的點校本《舊唐書》，就是以岑氏刻本為工作本，參校了其他各種版本，擇善而從，整理付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