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崔曙庭

《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北宋薛居正等撰。

《舊五代史》原名《梁唐晉漢周書》，概括而言，故名《五代史》。其后歐陽修的《五代史記》出，稱歐書為《新五代史》，于是稱薛書為《舊五代史》。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今河南開封市)人。生于公元912年(后梁乾化二年)，卒于公元981年(北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年七十歲。他生活在五代和北宋初年，后唐清泰初舉進士，后晉、后漢、后周時，累官至刑部侍郎。北宋初，歷任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門下侍郎平章事、司空等要職。

宋太祖開寶六年(公元973年)四月，下詔修梁唐晉漢周書，命當時的宰相薛居正監修，同時參加修撰的有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等人。到開寶七年閏十月，歷時一年半，全書便告完成。《舊五代史》為什么成書這么快，究其原因，不外兩條：一是參加修撰的人，多是當時著名的史官，對史事熟悉，編寫工作進行較順利；一是所根據的原始材料較完備，便于采擇編撰成書。《舊五代史》所根據的材料主要是各朝實錄和宋人范質所撰的《五代通錄》。五代時期雖然戰亂頻仍，幾個封建割據王朝統治的時間都比較短暫，但是對于修史卻很重視，各朝都修有實錄。如后梁有李琪等所撰《太祖實錄》三十卷，敬翔所撰《大梁編遺錄》三十卷。后唐有張昭遠等所撰《莊宗實錄》三十卷，《明宗實錄》三十卷。后晉有賈緯等撰《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后漢有蘇逢吉、賈緯等所撰《高祖實錄》二十卷。后周有《太祖實錄》二十卷，亦為張昭遠所修。后來扈蒙、張澹等又撰有《世宗實錄》。由此可見，五代各朝實錄都比較齊備，所以據此以撰五代史，自然易于完成。

《舊五代史》所敘述的歷史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中又一次大的分裂割據時期。史稱“五代十國”。本書記事上起公元907年(后梁開平元年)朱溫稱帝，到公元960年(周世宗顯德七年)北宋滅后周，前后共計五十四年的歷史。計有本紀六十一卷，列傳七十七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編撰的方法是以五個朝代斷代為書，記敘較詳，而對十國史事，分載于《世襲》、《僭偽》兩個列傳中，記載較略。全書計有《梁書》二十四卷，《唐書》五十卷，《晉書》二十四卷，《漢書》十一卷，《周書》二十二卷，各書都分本紀和列傳兩部分。此外，在五書之后，屬于總的記載的，有《世襲列傳》二卷，記李茂貞、高萬興、韓遜、高季興(荊南國主)、馬殷(楚國主)、錢镠(吳越國主)等人之事。這些人有的實際上已建立了獨立的國家，只是由于表面上還向中原稱臣，所以把他們列入《世襲傳》。《僭偽列傳》三卷，記楊行密(吳國主)、李昪(biàn卞)(南唐國主)、王審知(閩國主)、劉陟(南漢國主)、劉崇(北漢主)、王建(前蜀國主)、孟知祥(后蜀國主)等人之事。這些人由于稱王稱帝，不用中原正朔，所以編撰者作為僭偽看待。《外國傳》二卷，有一卷是記契丹的歷史的，比較詳細，另一卷記吐蕃等十一個當時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內容比較簡略。志十二卷，其目有十，中間《禮》、《樂》二志分上下卷，其他均為一志一卷。志的內容大都比較簡略，今之輯本，又多不全。如《天文》、《禮》、《食貨》、《刑法》、《郡縣》等志，從《永樂大典》輯出時，均無序文，內容亦間有殘缺的。由于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僅有《司天》、《職方》二考(志)，其余均缺，所以要了解五代的典章制度，還得依靠諸志所提供的歷史資料。

繼《舊五代史》之后，歐陽修又私撰《五代史記》七十四卷藏于家。修死以后，方由國家正式印行。這樣一來，在北宋薛、歐二史并行于世。由于歐陽修名氣大，他所撰的《新五代史》體例嚴謹，文筆簡潔，更適合于封建統治者的需要，所以封建學者逐漸重視歐陽修之書。到公元1207年(金章宗泰和七年，南宋寧宗開禧三年)詔學官削去《舊五代史》，只用《新五代史》，于是《舊五代史》漸廢。元明以來，社會上已很少流傳。明初在政府藏書處尚有其書，所以在修《永樂大典》時，就把它收錄進去了。到清朝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已找不到《舊五代史》的原本。館臣邵晉涵等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所有《舊五代史》史文，經過排比審定，尚有殘缺。于是又從《冊府元龜》、《資治通鑒考異》、《太平御覽》、《五代會要》等書中，抄錄引有《舊五代史》的材料，或作正文，或為附注，以用來補充《永樂大典》輯文之不足。這樣總算恢復了原書面貌的百分之七八十。這就是現在通行的《舊五代史》的來歷。至于薛書原本，據說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黃宗羲尚藏有此書，以后下落不明。有人說此書尚未絕跡于人間，存在與否，還是一個疑案。

邵晉涵在公元1775年(乾隆四十年)將輯本呈進時，對于所輯各文，出自何書何卷，均有說明。補充和考證史實的文字，附在正文之下，部分考訂文字，另用黃色粘簽注明。這樣對于材料來源和內容異同，使讀者一目了然，本來是輯錄文字最好的辦法。但到公元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繕寫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和武英殿刊刻時，既刪去了輯文的出處，對內容也作了不少竄改，致使原輯本的面目大變。以后通行的《舊五代史》，多是從翻刻武英殿本而來，所以一般稍有識見的學者，都不滿意刪改后之輯本，而以保存有輯文出處的本子為貴。雖然乾隆以后，社會上流行的《舊五代史》多是經刪改后的本子，但是邵晉涵之原輯本也同時并存。如乾隆時期孔葒谷的校抄本，彭元瑞的鈔本，盧文弨的抄本，都是保存有輯文出處的邵氏原輯本。公元1921年，江西熊氏獲得輯文出處之原輯本，十分珍視，當即將其影印出版。中華書局于1976年出版的點校本《舊五代史》，就是以熊氏影印本為底本，同時參校了其他各種版本，整理付印的。同時，1925年劉承干之嘉業堂，也曾以盧文弨之鈔本為底本，經過校補，刊印發行。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舊五代史》，就是根據劉氏刊本影印的。

清代乾隆時修《四庫全書》，對于古籍的整理是有貢獻的，但是通過修書，對古籍進行了刪削竄改，又是古籍的一場災難，輯本《舊五代史》的遭遇，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針對這一情況，陳垣曾著有《舊五代史輯本發復》一書，以揭露其竄改的情況。陳氏用有輯文出處的熊氏影印本和劉氏嘉業堂本和刪去輯文出處并經竄改的殿本相對勘，發現所竄改的地方，多為清政府所忌諱之處。如虜、戎、胡、夷狄、蕃、酋、偽等稱謂，都改掉了，而用其他字代替，這樣對原書來說，無疑是一個大的損害。所以閱讀《舊五代史》時，陳氏之書是很有參考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