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編年體史書《左傳》

《左傳》是我國第一部敘事詳細的編年史著作，相傳是春秋末年魯國史官左丘明根據魯國國史《春秋》編成的。主要記載了東周前期二百四五十年間各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研究我國先秦歷史很有價值的文獻，也是優秀的散文著作。

那還是春秋時期，至圣先師孔子依據魯史修撰了一部史書《春秋》，借記載各諸侯國重大歷史事件，宣揚王道思想。

孔子作《春秋》時，他曾與好友魯國史官左丘明一起參觀魯國的史記，然后講給弟子。但他的弟子們后來所言互異。

左丘明唯恐孔門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實，同時也為了更好地說明《春秋》的綱目，他便用大量具體史實著《左氏春秋》，以補《春秋》原書之不足，簡稱《左傳》，證明孔子不以空言說經。

左丘明是西周王朝開國元勛姜太公的子孫，西周建國之初，西周太傅周公分封諸侯，姜太公因滅商有功被封于齊，都于營丘。姜太公去世后，嫡長子丁公繼位，小兒子印依營丘居住，改姓為丘。

后來，周王室發生宮廷之爭，丘的后人婁嘉為逃避災難，全家到了楚國，出任楚國的左史官。那時候，職業往往是父死子繼，所以古人常以所任官職為姓。婁嘉及其后人世代擔任楚國的左史官，所以便改丘姓為左，長期在楚國定居下來。

婁嘉的十二代孫倚相，史稱“左史倚相”，是春秋時期杰出的史官，在楚國政治地位較高。倚相的兒子成任左史時楚國發生爭奪君權的內亂。為躲避內亂，成投奔到魯國，做了魯國的太史。后來，左丘明襲父親官職為魯國的太史官。

魯國是周公的封地，周公制禮作樂，魯國保存了西周的多種禮樂制度和文獻，所以魯國一向有“禮樂之邦”的美稱。西周滅亡后，周室文化在西方蕩然無存，卻在東方的魯國保留得相當完整。

當時魯國的各種文獻和檔案資料，屬于太史職掌收藏，左丘明既然為魯國的太史，自然也就掌握了春秋時期中原最豐富的文獻資源。

左丘明博覽天文、地理、文學、歷史等大量古籍，學識淵博。在任魯國左史官時，他盡職盡責，德才兼備，為時人所崇拜。

左丘明很重視禮的作用，也是認為禮是治理國家、安定社會、造福人民的依據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須遵行的規范；作為一個君子，首先要把禮和義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說：

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左丘明認為，思考問題就要想到禮，做事就要考慮到義，不為利而喪失意志，不為義而感到內疚。體現禮的眾多禮節也要和義結合，對失禮行為持堅決批評的態度。

由于受重禮思想的影響，左丘明特別重視個人的品德修養，這些修養包括忠、孝、信、義、讓等，他認為忠是一個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含義是忠于國君。

春秋時期，衛國衛莊公的愛妾生了個兒子叫州吁。州吁整天只喜歡舞刀弄槍，不務正業。大夫石鵲也有個兒子，叫石厚，石厚與州吁關系很好。衛莊公死后，公子完繼位為衛桓公。此時石鵲因年邁，又不滿州吁的行為，便告老還鄉。

一天，衛桓公要到洛邑去見周王，州吁和石厚便借送行之機殺死衛桓公，奪取了王位。可是他們不得人心，于是商量找石鵲幫忙，以安撫民心。

石鵲告訴前來求助的兒子說：“你們只要去請陳恒公幫你們在周王面前說說，得到周王的同意就好了。”石鵲卻暗中寫信密告陳恒公，請他幫助捉拿弒君的兇手。

石厚和州吁一到陳國就被抓起來了。陳國國君派人去問石鵲怎么處置這兩個兇手。石鵲說：“這小子不忠不孝，留他有什么用？”于是陳王叫人把他們殺了。

衛大夫石厚大義滅親，他將參與叛亂的兒子正法，左丘明給予高度評價，稱其為“純臣”。

對此，左丘明認為：“作為君子，除了對君王要忠，對父母要孝外，還要做到信。因為信是君子的一個道德標準，它不僅表現在個人品德上，還體現在國家之間，如果國家之間的結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礎上，即使結盟也沒有任何意義。另外，君子還要從善不從惡，知道善不可以丟、惡不可以長，做到從善如流。對于那些踐踏忠孝信義、品行惡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惡痛絕。”

左丘明還認為國君也必須注重品德修養：國君要治理好國家，首先自己要賢明，做到秉正無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國家，還必須把德政和刑罰結合起來，用德政來治理百姓、用刑罰來糾正邪惡，這樣百姓才能安居樂業、邪惡才能消除。

公元前630年，晉文公和秦穆公聯合圍攻鄭國，晉軍駐扎在函陵，秦軍駐扎在氾水的南面。

大夫佚之狐對鄭文公說：“鄭國處于危險之中了！假如讓智勇雙全的燭之武去見秦穆公，秦國的軍隊一定會撤退。”鄭文公同意了。

燭之武卻推辭說：“我年輕時，尚且不如別人；現在老了，也不能有什么作為了。”

鄭文公說：“我早先沒有重用您，現在危急之中求您，這是我的過錯。然而鄭國滅亡了，對您也不利啊！”

燭之武就答應了這件事。這天夜晚，有人用繩子將燭之武從城上放下去。

燭之武見到了秦穆公說：“秦、晉兩國圍攻鄭國，鄭國已經知道要滅亡了。假如滅掉鄭國對您有好處，怎敢冒昧地拿這件事情來麻煩您。越過鄰國把遠方的鄭國作為秦國的東部邊邑，您知道這是困難的，您為什么要滅掉鄭國而給鄰國增加土地呢？”

“鄰國的勢力雄厚了，您秦國的勢力也就相對削弱了。如果您放棄圍攻鄭國而把它當作東方道路上接待過客的主人，出使的人來來往往，鄭國可以隨時供給他們缺少的東西，對您也沒有什么害處。而且您曾經給予晉惠公恩惠，惠公曾經答應給您焦、瑕兩座城池。”

“然而惠公早上渡過黃河回國，晚上就修筑防御工事，這是您知道的。晉國，怎么會滿足呢？現在它已經在東邊使鄭國成為它的邊境，又想要向西擴大邊界。如果不使秦國土地虧損，將從哪里得到他所奢求的土地呢？削弱秦國對晉國有利，希望您考慮這件事！”

秦穆公認為燭之武說得非常有道理，他便與鄭國簽訂了盟約，派遣大將杞子、逢孫、楊孫戍守鄭國，于是秦國就撤軍了。

晉公大臣子犯見秦國撤軍，他請求晉文公乘機襲擊秦軍。晉文公說：“不行！假如沒有秦國的協助，我是不敢來侵犯鄭國的，依靠別人的力量而又反過來損害他，這是不仁義的；失掉自己的同盟者，這是不明智的；用散亂的局面代替整齊的局面，這是不符合武德的。我們還是回去吧！”于是，晉軍也就離開了鄭國。

左丘明認為在軍事上也同樣要重視德和義的作用：主張戰前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否則就不要出師。這些準備包括：度德，即考慮自己的德能否爭取到民眾的擁護；量力，即正確估價敵我力量的對比；親親，即努力團結自己的親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辭，即要有開戰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過的征伐目標。除了第二條“量力”之外，其余四條都與德義有關。

公元前479年，年事已高的左丘明眼睛出了毛病，不得不辭官回鄉。左丘明辭官還鄉后，建立了左史書舍，開始編纂《左傳》。左丘明纂修《左傳》的時候已經徹底失明了。

但強烈的歷史使命感使他振作起來，為了全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歷史面貌，左丘明日夜操勞，歷時三十余年，終于把一部縱貫二百余年、十八萬余字共三十五卷的《春秋左氏傳》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