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5年到1989年，我在山東大學度過了整整四年大學時光。八十年代，是一個風云激蕩、值得大書特書的時代。青春歲月、校園生活及那個不可復制的年代疊加在一起，構成了我生命中一段最難忘的記憶。

來到山大

離發車時間還有十五分鐘，十分鐘，五分鐘……站臺上，父親的眼圈微微發紅。他把頭扭向別的方向，不再通過車窗看我。

我似乎很平靜，對于大學生活的向往，勝過離家的惜別之情。然而，隨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五分鐘，三分鐘，兩分鐘……我再也無法控制自己，淚水奪眶而出。畢竟是第一次遠離故土，遠離親人。以為自己早已是鐵石心腸，卻還不是。

列車緩緩啟動了。我突然覺得自己就像一棵大樹，被慢慢地連根拔起。

父親的身影漸漸遠去，遠去的還有生活了十八年的故鄉，以及十八歲前所有懵懵懂懂的日子。

列車在華北平原上奔馳……

我凝視著窗外生機勃勃的土地，心胸變得開闊起來。濟南就在黃河邊上，我期待著能盡快看到那條被稱作中華民族母親河的神秘河流。在書本上讀到過無數次，在腦海里描畫過無數次，黃河在我的心目中無比偉大無比崇高。特別是在讀過張承志的《北方的河》之后，我對這條河更加向往。

列車播音員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在接近黃河時，不失時機地介紹起黃河的情況：她的歷史，她的現在，她的一切……

“旅客同志們，列車已經駛上了黃河大橋……看，這就是黃河！”倏然間，黃河流到了我的眼前。

與想象中波濤洶涌的黃河完全不同，她是那么平靜，那么安詳。只有那凝重的黃色，似乎十分熟悉。

我看了一下手表，記下了這個時刻：1985年9月5日17時21分。

走下火車，在站臺上尋找山東大學接待站，沒有。一種焦慮突然襲來：要是沒人接，這人生地不熟的，到哪兒去找啊？環顧四周許久，茫然地隨人流進入一段地下通道。通道里一條“歡迎你到濟南來”的橫幅，讓人頓生親切，也讓我放松下來。出了驗票口，看見站前廣場上各個高校接新生的花花綠綠的招牌，我才長舒一口氣。

接新生的大巴車七拐八拐，終于駛入了山大的校門。中文系接待站，幾位高年級同學幫我辦理了各種入學手續。一位來自江蘇的中文系84級同學熱情地幫我提東西，并找到宿舍：10號樓628室。接著，他給我介紹了一位中文84的來自北京通縣的同鄉。

老鄉見老鄉，雖然沒有兩眼淚汪汪，倒也分外親熱。老鄉得知我還沒吃飯，便領我到宿舍邊上的一家小飯館，為我買了一盤水餃。飯后，又陪我在校園里轉了一圈，邊走邊給我介紹大學生活與中學生活的不同。

在628，我很快認識了幾位此后朝夕相處四年的兄弟：行事老道、頗有兄長風范的老宋，文質彬彬、才華橫溢的詩人懷濤，憨厚樸實、做事認真的廣朋，操一口難懂的粵語普通話、廣交朋友卻始終睡我上鋪的老莫……

按照校長在開學典禮上講話的說法，“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們開始了四年的大學生活。

友好宿舍

大凡學生宿舍，都有大排行的習慣。如果是八個人，就從老大排到老八，這樣感覺就像一個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似的，透著親切。偏偏628宿舍沒有一個這樣的排行，而只有和女生202宿舍“聯姻”的一個大排行，從大哥一直到十六妹。當然，202就是我們的“友好宿舍”。

這個友好宿舍是怎么結成的？似乎要從上大學后的第一個中秋節說起。

班級的中秋晚會是在中秋節前一天晚上辦的。真正到了中秋那天，大家早已作鳥獸散，近處的回家，回不了家的去找老鄉，明月當頭時，宿舍里只剩下了我和剛同學兩個人。剛同學提議說，女生203宿舍只剩下三個人了，要不我們過去坐坐，表示一下團支部和班委會對她們的慰問？我本來是見到女生就不會說話的，對這種事向來發怵，但一說是代表組織去的，問題嚴重了，便沒有反對。誰讓他是支部委員，而我又擔著一個班委的虛名呢，這種時候關心一下群眾名正言順，也是應該的。

203美女眾多——這在全班男生中是公認的，自然吸引力大。我們在203坐了不大一會兒，由班長建民帶隊，呼啦啦殺進五六個男生，都是同一宿舍的。他們有備而來，帶著蘋果、花生、瓜子等女生愛吃的東西，還真有點慰問的意思。而我和剛兩手空空，光耍嘴皮子，連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趕緊退出來。剛同學說，聽說他們和203結成“友好宿舍”了。

我心里一算，本班一共五個男生宿舍，而女生宿舍只有三個，如果都這樣結對子，僧多尼少，不夠啊。

馬上回去，又不甘心，剛提議干脆再到202看看。

敲開202的門，只有兩位同學在，一位是我的北京老鄉煦同學，一位是家在山東的航同學。航為了陪煦，居然沒有回家過節。

煦是典型的北京女孩，開朗、健談、幽默，講到興高采烈處，還要做一些模仿的表情，令人捧腹；航雖不那么能說，但是愛問；剛則能說會道，于是三人很熱鬧地聊起來了。我嘴上缺乏天賦，只好坐在那兒聽。還是煦同學心細，為了避免我尷尬，不時地和我說兩句。

次日，受本宿舍幾位活躍分子之邀，十來位女生聚到了628宿舍，202的為主，201、203的也有。先是聊天，后是表演各種節目，很是熱鬧。當再聊天的時候，不知是誰挑的頭，竟然談起了愛情。可能是還沒開放到那種程度，當著異性公開談論這個話題，大部分人還是不大好意思，所以說的人少，聽的人多。感覺聚會有點變味，我便借機溜出，躲清靜去了。

又一個周末的晚上，628全體出動，到女生202宿舍。聊天一直從六點半持續到十點半。這次分成了幾個小圈子，分別聊著各自感興趣的話題。我和懷濤與彥敏、海昕在一個圈子，聊的是詩歌。

懷濤談起詩來頭頭是道，詩人、作品、風格、流派無所不知。兩個女生入神地聽著、應和著，話不多，但都能說到點子上，聽得出來，都是愛詩的人。懷濤無意中覓到兩位知音，一番“威逼利誘”，兩位半推半就，都從箱底翻出了自己的詩作。彥敏獻出來的是一本用詩寫成的日記，讀之，時有佳句令人叫絕。懷濤與我都如發現了新大陸一般，從此對其刮目相看；而她，后來成為我們的“二姐”，也成了85級詩壇上一顆耀眼的明星。

此后，雙方又各有互訪。女生宿舍雖然不是禁地，但也不是隨便來去的。一次，在202待到很晚了，見幾位兄弟還膩在那里不走，我又覺得無聊，便借故出來。不想，到了一樓，已上鎖了。看宿舍的老頭在那斥責兩個男生，旁邊有兩個女生在替他們說情。

“把你們的學生證拿出來！男生必須在十一點以前離開，看都什么時候了，像什么話，我告到你們系里去！”老頭情緒頗為激動。“我們不知道這個規定……我們來找老鄉，您就放我們出去吧！”兩個男生苦苦哀求。“他們是來找我們的，我們都是85級新生，求您了，放他們出去吧！”兩位女生替他們求情。

再三苦求之下，老頭總算心軟了，打開了門。我趕緊跟著他們溜出來。可是，另幾個兄弟就沒這么幸運了，后來是從二樓跳下來竄回宿舍的。幸虧樓層低，要是再高一點，哪怕是三樓，跳樓而安然無恙，也不那么容易。

就這樣一來二去，男生628與女生202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雖然沒有正式的結交儀式，但無論在兩個宿舍內部，還是在外界看來，我們似乎已是一對明媒正娶的友好宿舍；別人要插進來，難了。

友好的最高潮，出現在1986年元旦。大學里的新年永遠是最熱鬧的。628傾巢出動前往202，一間狹小而溫馨的女生宿舍被擠得滿滿當當。女孩子們紛紛拿出看家本領，每人獻上一兩樣拿手菜；男生則打下手，干點擇菜、洗菜之類的粗活，密切合作下，融合了川、魯、京、粵各種風味的美味佳肴擺滿了拼接而成的大桌子。

酒酣耳熱之際，有人提議各報出生年月，十六人來個大排行。于是從大哥到十六妹的座次應運而生，在酒桌上，便吆五喝六、稱兄道妹起來，很是親熱。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很奇妙的。無論同性之間，還是異性之間，一般的情形是從陌生逐漸變得熟悉，但從熟悉慢慢變得陌生的情形，也很常見。628與202之間就是如此。

吃吃喝喝，玩玩鬧鬧，大一就這么過來了。

到了大二，還保持著這種聯系，只是次數少了。漸漸地，兩邊都有人脫離這個小圈子，開始獨來獨往；也有個別人找了圈子外的人，談起了戀愛。那個年代，大學對學生戀愛秉持的是“不提倡、不鼓勵、不支持”的“三不”政策，而我等一干傻小子的革命覺悟也高得很，立志“先立業、后成家”，把急于談戀愛視作沒出息；更不會“兔子吃窩邊草”，打姐姐妹妹們的主意。

男女之間純粹的友誼，要發展下去實在是有很大的難度。而在這個圈子里的個別異性之間，或許曾有某種朦朧的情愫與期待，但最終，沒有產生一對戀人。

大三，幾乎不再有密切的來往，與昔日姐姐妹妹的關系，僅限于見面打個招呼而已。到了大四，有時候見了面干脆就裝作沒看見，連個招呼也不打了。

這個過程也許是一天天、一月月積累，一年年演變的，但結局也許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的。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信矣！

山大的“美食”

八十年代是一個已經擺脫了饑餓的年代，八十年代又是一個追求從“吃飽”到 “吃好”的年代。但是，山大的學生食堂雖然能讓我們吃飽，但離吃好的要求還差得很遠。

菜是有的，肉是有的，白面、大米也是有的，但是這些好東西湊到一起，不知為什么就那么難吃。五號學生食堂因為伙食太差引發了一場“食堂風波”，引起校方高度重視，曾有短時間的改善，但很快又回到當初；其他食堂，離宿舍太遠，就餐不方便，而且與五號食堂比，也是半斤八兩，強不到哪兒去。

大學期間，曾到北京的幾所高校看望高中時的同學，發現相差無幾的價格，在人家食堂吃到的是美味佳肴，而在我們山大食堂，吃到的是怪味草料。我本不是個挑食的人，只要糊弄得過去的飯菜，基本都是狼吞虎咽；但山大食堂只有一道菜能比較順當地咽下去，那就是“共產主義”的標志——土豆燒牛肉。天天“共產主義”，也容易膩，所以，如果要對山大學生食堂的烹調水平打分，只能給個不及格。

長久以來，我一直有一個困惑：魯菜在我中華何等大名鼎鼎，怎么在位于齊魯首府濟南的山大食堂里，就嘗不到一點魯菜的味道呢？

不過還好，在食堂體系之外，在我們的心目中，山大還有幾道美味：小吃部的水餃，排球場邊的水煎包，路邊攤上的煮方便面，還有十號樓下的面包。

在新校男生9號、10號樓西側，校園西圍墻的里面，有幾處勤雜人員居住的平房。平房小院里或者院墻外，搭著簡陋的遮陽棚，那便是被我們稱作“小吃部”的幾處小吃攤了。如果趕不上飯點，或者在食堂吃膩了想換換口味，我們便去小吃攤，要上一盤水餃或者一碗面條。其實，那水餃餡兒很小，味道也一般；面條說是肉絲鹵，卻只見菜葉難見肉絲，清湯寡水的，但我們還是吃得很香，很滿足。

排球場是校排球隊訓練和我們上排球課的地方，位于新校大操場旁的一處小院內。兩塊標準的場地被高高的鐵絲網圍起，旁邊的平房里有一個包子鋪，里面賣的包子和小米粥都很好吃。那是我們另一處改善伙食的地方。

9號、10號樓東側，開水房外面，有一處流動的方便面攤。通常是在學生們下了晚自習后，它便支起來了。幾塊簡裝的方面塊扔進一口熱氣騰騰的大鍋里，煮三兩分鐘后，被撈出，分到幾個大碗里，澆上面湯，撒上佐料和香菜，一碗可口的方便面便好了。冬天的夜晚，常常見到許多人圍在那里吃得不亦樂乎，看上去都替他們覺得暖和。只不過，因為人多，要排隊等，我很少光顧那個攤位。

無論是小吃攤還是包子鋪，乃至散布于校園各個角落的各種小賣部，都有一種通用的貨幣，就是食堂的菜票。菜票成為流通的貨幣，大概是因為學生兜里的鈔票較少，而只要是有助學金的，每月都會按時以菜票的形式發到學生手里。這時候，學校里到處游蕩著兜里揣有近20元菜票巨款的學生。總是有個別喜歡寅吃卯糧的學生，慷慨地掏出本該支撐三四天甚至一周的伙食費瀟灑一回。他們自然是校園里商家們最喜歡、最欣賞的消費者。

唯有一處例外，不收飯票，只收真金白銀的人民幣，那便是十號宿舍樓下的面包攤。那里的面包，都是當天新烤出來的，圓而飽滿，外面焦黃，里面嫩白，散發出誘人的香味兒。

那里的面包，是住我上鋪的兄弟老莫的最愛。下了晚自習，常見到他順道買一個犒勞自己。正是20歲左右，下了晚自習我也常常饑腸轆轆，卻舍不得買面包吃，忍忍也就過去了。

老莫對面包的熱愛，使得他常常不惜透支消費。一天晚上，他興沖沖跑回宿舍，對我說：“老楊，借到錢了！我去買面包，要不要給你捎一個？”

我說：“不用了，我不愛吃那玩意兒。”

老莫下了樓，回屋時嘴里啃著一個，手里拎著一個，嗚嗚嚕嚕說著請客之類的話，遞給我一個面包。

自己舍不得買，卻吃人家借錢買的，這有點說不過去。我不好意思接：“我不吃，我不餓。”

“哎呀，拿著拿著，你這人太虛偽！”老莫執意把面包往我手里塞。

“好吧，那算我讓你捎的，把錢給你。”我說著便從兜里掏錢。

“老楊，你看不起我！”老莫有些惱了。

見此情形，我也不好再推，只好把面包接過來。其實，我的口水，早已不爭氣地在嘴里打轉。我把面包掰成兩半，一半留給自己，一半還給老莫：“我有半個就夠了。”

這回老莫倒也沒再推回來，接過去狼吞虎咽吃掉了。

我慢慢地咀嚼著，咀嚼著這半塊面包里獨特的味道。

天堂影院

與“友好宿舍”的關系漸行漸遠，與老鄉的聯系越來越少，又沒有女朋友陪伴著出雙入對、月下花前，每當周末，看電影，幾乎成為628兄弟幾個最大的愛好和唯一的精神寄托。

山大同學看電影有三個去處：其一，大操場；其二，洪樓電影院；其三，建工俱樂部。無論是在櫛風沐雨的大操場兩足并立，還是在安逸奢侈的放映廳身陷軟椅，重要的都不是環境本身，而是銀幕前洋溢的年輕的快樂。那是我們青春的“天堂電影院”。

大操場放電影，與農村放露天電影有異曲同工之妙。通常是周末中午，山東大學人民廣播電臺便播送電影通知；晚飯后，同學們拎著形形色色的凳子或空著手，從各個宿舍樓魚貫而出，向大操場集結。銀幕前的觀眾，席地而坐的、坐凳子的、站著的，一層層依次高上去。放映之前，觀眾席前有教工的小孩們追跑打鬧，后有閑不住的學生們踢足球或打排球，熙熙攘攘，很是熱鬧。

誰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大操場的電影就是免費的午餐，不過既想免費又想吃雞鴨魚肉，那就是苛求了。大操場放的電影，通常不是老掉牙的國產片，就是三流（不是三級）的進口片，如同雞肋。

面對這免費的午餐，我們也經常猶豫，看還是不看。

一個周末的晚上，因白天沒聽到電影通知，又無事可做，廣朋、老宋和我便背起書包，準備去上自習。走到樓下，看到有人拎著凳子疾走，好生奇怪，便問“干什么去”，答曰“大操場看電影”。這么重要的信息居然被我們漏了，很懊惱。又打聽是什么電影，答曰“《紅發女郎》，荷蘭的”。這電影沒多大吸引力。我們決定還是去上自習。

從大操場邊路過，看到操場上人來人往，雪白的銀幕已經掛起，我們便有點走不動道。看電影吧，要么回去搬凳子，要么背著大書包，不情愿；去上自習，更不情愿，三個人為是看電影還是去上自習猶猶豫豫。

“擲硬幣決定吧。”我提議。

“好，好主意！”廣朋、老宋一致贊同。

“一次定輸贏。國徽朝上，就看電影，否則，去上自習！”我又提議，無人反對。

掏出2分硬幣，一擲，硬幣在地上滾動許久，落定，一看，卻是“貳”字在上。

老宋說：“這次不算，再來三次，取兩次那面決定。”

我又連擲兩次，也真邪了，全是“貳”字朝上。

廣朋急了：“你什么手啊，我來！”一把奪過硬幣，又擲，終于，燦爛的國徽在上。

三人哈哈大笑：“走，看電影去！”

不過，雞肋嚼多了，實在沒勁。再說，露天電影受天氣影響太大，放著放著，大家回散躲雨的場景并不少見；而隆冬時節，雞肋也沒得嚼，便下決心另辟蹊徑。

轉移戰場，去洪樓電影院。洪樓電影院位于濟南著名的洪樓教堂邊上。那是一座老建筑，建設年代不詳，外觀看上去有上百歲了，飽經風雨，處處都是歲月留下的瘢痕，但還算結實；內部更是陳舊，彌漫著一股淡淡的霉味，不僅空間局促、光線昏暗，而且硬木座椅坐著不大舒服，掀起放下都會發出呱嗒呱嗒的巨響。

洪樓演的都是新電影，每周花一兩毛錢看一場，還是值得的。我與628的兄弟廣朋、老宋、老莫、懷濤，在那里度過了許多快樂的時光。好片子總是帶給人很多的聯想。因為小時候很少有在影院里看電影的經歷，20多年后，看意大利電影《天堂電影院》，我腦子里閃過的，居然是洪樓電影院的一幕一幕，不勝唏噓。不知那座老影院，現在還在不在。

建工俱樂部的全稱好像是“濟南建筑工人俱樂部”，是一座新建筑，按當時的標準，可以稱得上“豪華”。里面寬敞明亮，座椅都是軟的，坐著十分舒服，但票價并不比洪樓貴。建工俱樂部離山大也不遠，只是在和洪樓相反的方向。喜新厭舊，自從發現了有“建工”這么個好地方，我們就不愛去洪樓了。

在“建工”看了不少電影，有印象的卻沒幾部。事后回想，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兩部影片，一部是張藝謀的處女作《紅高粱》，另一部是蘇聯電影《兩個人的車站》。對《紅高粱》的印象深，是因為它給人的視覺沖擊很強烈，以前沒有過；而對《兩個人的車站》印象深，除了電影好之外，完全是因為一場意外。

那個周末，弟兄們皆有約在身，我只好孤零零地一個人去“建工”看電影。那天放的是《兩個人的車站》，剛剛進入情況，體味到一種“含著眼淚微笑”的情調，呼啦一下進入了一個黑暗而無聲的世界：停電了。

大家十分懊惱。工作人員說，愿意退票的退票，不愿退的，等著來電，不論多晚，電影都接著放。從八點一直等到九點半，退票的越來越多，留下等待的越來越少，我卻絲毫不為所動。一直等到近十點，電終于來了。

電影散場，已經快十二點。一路小跑回到宿舍樓門口，早已熄燈上鎖。敲值班室老大爺的窗戶，不知是睡得太死，還是不愿搭理，半天沒有反應，只好想辦法跳窗進樓了。圍著宿舍樓轉了一圈，一層廁所、水房全有鐵欄桿護窗，見一間宿舍還有些許光亮，便湊上去敲窗戶。

一位正在秉燭夜讀的哥兒們，不知哪個系的，被我嚇了一跳：“你，干什么的？”

“我六樓中文85級的，看電影回來晚了，幫幫忙吧！”

里面咕噥了一聲，我沒聽清，還以為是同意我跳窗進去，便攀上了窗臺。不想他一聲斷喝：“下去，誰讓你跳了！”

這一嗓子，把全屋人都吵醒了，招來一片怒吼：“下去，下去！”

我頓時慌了，腳一軟從窗臺上掉了下來，落荒而逃。

回到樓門口，見有兩位他系兄弟也被擋在門外，便像遇見了親人解放軍一般親熱，問他們怎么也回來這么晚，答曰：“建工俱樂部，看電影。”

“《兩個人的車站》？”

“沒錯。”

真是“同是天下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啊。

三人商量好，一起擂看門老大爺的窗戶。我們下定決心：如果他不開門，這一宿就別睡了。老大爺縱使耳朵不好，心臟也受不了，怒氣沖沖開門，索要學生證，三人皆未帶；我的借書證倒是帶了，老頭看了一眼，氣早消了，以為我們是一起的：“進去吧，以后注意！”

“是，是，以后注意！”

真想高喊一聲“大爺萬歲”，可惜沒敢喊。躡手躡腳溜回宿舍，見兄弟們皆已入夢，便洗也沒洗，睡之大吉。

第二天一早，有兄弟問：“老楊同志，昨晚深夜不歸，老實交代，干啥去了？”

“到一個只有倆人的車站，約會！”

“啊？”這位仁兄沒搞明白，吃驚地望著我，如發現了外星人一般。

商海一日游

八十年代，市場經濟大潮尚在醞釀、蓄勢，部分先知先覺者已悄然投身“商海”。校園里雖不是經商的地方，卻也能在一些角落見到花花綠綠的出售小商品的海報，并時有賣襪子的南方小販在樓道里游蕩。

1987年12月的一天，校園里幾處“廣告墻”上，貼出了一張嶄新的海報，上面醒目地寫著：中文系85級1班與濟南六家出版社聯合舉辦山大冬季書市。

書市常有，班級辦書市的卻很少見。為了辦好書市，班委會進行了一系列詳盡周密的策劃和安排。

書市安排在周日。周六上午，班里“兩巨頭”——班長、團支部書記，利用課間召集全班同學開會，進行了詳細的分工：把門的、收款的、開票的、看管書的……每個人都根據其特點和特長安排了崗位。幾個把守大門的，個個虎背熊腰，有一個還是校武術隊的，發現逃票者，定會老拳伺候。我是生活委員，特長是數錢，所以被迫成為收款員。

中午，全班同學出動，往俱樂部搬桌子。當晚，俱樂部有舞會，11點舞會散后，部分等候已久的男生將桌子一一擺好。周日早上7點多，全班出動搬書、擺書，忙到9點，書市開張。

第一批進來的顧客，只有四五個，而我們收款的倒有四處，多達八人。我和美女嵐同學一組，好久也不見有人來交款。嵐美女有點著急，我也失望地說：“看著吧，今天數咱們收錢的輕松。”

一旦失望了，離希望的降臨也就不遠了。事情的發展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隨著太陽越來越高，剛從睡懶覺的被窩里爬起來的同學慢慢向俱樂部集結。交款的一個接一個來了，收款處立刻忙碌起來。

一開始真是手忙腳亂。很平常的加減法也算不清，幸虧有計算器幫忙。交錢的來了，嵐美女接過單據，用計算器把書價加起來，再把打九折的賣價算出；我收錢，把零錢找給顧客。很快，事先換好的零錢用光了，遞過來的不是10元的，就是5元的。我一邊緊急呼吁交款的盡量準備零錢，一邊趕緊“命令”班長去銀行換零錢，急得出了一腦門子汗。嵐同學以南國少女特有的溫柔語調連聲說著“對不起，請稍等”，竟哄得顧客們毫無怨言，耐心等待。零錢換來，總算渡過了危機。

一個多小時的客流高峰，數我們收款的忙，后來顧客漸少，我們便輕松下來。把收到的錢粗粗一數，竟然接近200元。其他幾處數目也差不多。大家非常高興。

班長、團支書四處視察，了解情況后，做出了一個既不人道也不厚道的決定：中午不吃飯了，接著干！

不過，上午的高潮過去之后，書市的顧客越來越少，到中午吃飯和休息時間，我們這些“營業員”已經比顧客多好幾倍。于是，大家輪流去食堂吃飯。

度過中午漫長的兩個多小時的“淡季”，下午三點左右，終于迎來了又一個客流高峰。到收攤時，我們這個款臺已經收了300多元，高居各處第一。這大概不是我的功勞，而是美女的魅力使然吧。

其他三處有兩處收250元左右，一處收200元左右。粗粗估算，賣書收入1000元左右，門票收入90元左右。如果不丟書的話，能夠盈利200多！這在當年，可是一筆巨款啊！

真是大喜過望。班長異常激動：“為了慶祝書市成功，今天晚上在俱樂部搞‘書市舞會’，希望大家都來參加！”

果然，在回宿舍的路上，只見開水房旁邊的廣告欄上，幾個大字赫然在目：“書市舞會”。

周一傍晚，回到宿舍，見班里“兩巨頭”都聚在628，議論著書市的事。聽說已有一位同學給山東人民廣播電臺投去稿件，今晚6點就要播出。

大家興奮不已，班長準備錄音。

6點，山東臺《文體新聞》，前幾條都不是，大家有點著急，屏住呼吸等待。終于來了：

山東大學冬季書市昨天在山大舉行。這次書市是由山東大學中文系85級1班聯合山東人民出版社等六家單位舉辦的。書市共展出圖書200余種2000多冊。

“不對不對，是400余種4000余冊！”班長糾正說，可惜電臺播音員聽不見。

“無所謂無所謂，播了就好。”團支書說。

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外面一聲清脆的鞭炮響。

大家議論起《光明日報》和《大眾日報》會不會發消息的問題。

有人笑這是小題大做，可成功的喜悅畢竟是掩蓋不住的。

“學生自己辦書市，這是第一次啊！”

“是不是全國第一次？”

“那不敢保證，但至少在山東省是第一次。”

“聽說出版社要給咱們送錦旗呢。”

……

周二晚上，班長召集幾位同學到臨時借來的書庫——文史樓的一間教研室，清點剩下的書籍，給書市算總賬。

我們將捆好的書打開，點清書目和冊數，登記好，再重新捆上。點完書，松一口氣，數字基本對得上，沒怎么丟。

又清點明信片，數完后，著實嚇人一跳：把剩下的明信片數目和各組報上來的售出數字一加，每一種都少，多的少二十幾套，少的也有三五套。乖乖，這不是要把我們賣書掙的那點錢全都賠進去嗎？

進貨時考慮到，馬上就新年了，明信片肯定好賣，即使書賣得不好，明信片也能掙些錢補上。沒想到賣得多，丟得更多，戲恰恰在明信片上唱砸了。難道，我們的顧客——主要是大學生們，就這么個素質？

大家戰戰兢兢地算錢數。一位女生念丟失的明信片數和價錢，另一位女生按計算器，算完后嚇得她面色如土：“算了，算了，我不敢算了！”

“我來。”我自告奮勇，接過計算器。結果更滑稽：賠了兩萬多！

又算一遍，還是如此。

“你不會用計算器吧？”瑤峰同學一把搶過計算器，“你是加減乘除沒分開！”

一想果然是，我把乘法和加法混成一鍋粥了。

但瑤峰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他算的結果，丟失的明信片才值兩塊多，和我那兩萬多一樣可笑。

最后只好用筆算。計算的結果是，丟失明信片的價值，與書市盈利不相上下。這意味著，60多個兄弟姐妹們為這次書市付出的辛勤勞動，全泡湯了。

真是欲哭無淚。教研室里死一般寂靜。

有人不信邪，提出重新清點發票。死馬當活馬醫，這個建議得到響應。點完發票，驚喜地發現，實際上賣出的數字比各組報上來的要多得多。這樣一來，丟失的即使不是沒有，也極少了。

原來是虛驚一場。看來，中文系學生的數學水平實在大成問題。

大家都松了一口氣，重新有說有笑。

干完活，已近半夜12點。走出教研室，眼前是一條漆黑、漫長的樓道，沒有一點光亮。我們手摸著墻，腳探著路，一點一點往外挪。有一男生使壞，出一恐怖怪聲，嚇得一女生發出凄厲的尖叫。

“媳婦”的美好時光

愛情的形態千千萬萬，愛情的故事形形色色。

八十年代的大學校園，愛情扮演的是一個邊緣角色，當然不至于淪落到“匪兵甲”、“匪兵乙”的程度，但頂多是比較重要的配角吧。

那時，學校不禁止戀愛，不提倡戀愛，鼓勵不戀愛。“不禁止”與“鼓勵”，在政策層面上的意義是迥然不同的。“鼓勵少數人先富起來”與“不禁止少數人先富起來”，能一樣嗎？“鼓勵”之下“先富起來”的少數人，是光榮的；“不禁止”之下“先富起來”的“少數人”，即使不是可恥的，也差不多。

不能低估政策的意義，但到底是不是政策起的效果卻很難說，反正那時的校園里，談戀愛的是少數，更多的兄弟都想先實現偉大的革命理想，然后再戀愛、結婚，也就是所謂的“先立業后成家”；至于姐妹們的想法，可能有所不同，但不敢妄斷。

雖然“先富起來”的少，但總是有的。“先富起來”的，在校方眼里不很光榮，但不知怎么回事，在我們這幫“窮人”眼里卻并非那么不光彩，有時甚至成為羨慕嫉妒恨的對象。關鍵是，他們“富”起來了，卻沒法帶動我們這些窮人共同“富裕”。因為他們太“勤奮”，我們太“懶惰”；他們膽太大，我們膽太小。

628宿舍，也有兩個哥兒們“先富起來”，并且把女朋友都帶回來了。我們背后稱她們為“老A媳婦”和“小Y媳婦”。

大約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地下活動，這倆媳婦終于來到了兄弟們面前。所謂“丑媳婦也得見公婆”，我們這些朝夕相處的兄弟大約也算得“公婆”吧。

這兩個媳婦不僅都不丑，相反倒都挺俊的。但是，兩人反差卻很大。老A媳婦略顯豐滿，性格內斂，不愛說話， 從沒正眼看過兄弟們。小Y媳婦身材窈窕，性情爽快，愛說愛笑，見到弟兄們一口一個“大哥”，十分親熱，似乎天生與我們就是一家人。

天長日久，倆媳婦都成了628的常客。老A 媳婦除了與老A說話，從不理睬別人。而小Y媳婦，到了“婆家”，卻只顧與“大哥”們說話，把小Y晾在一旁。日子長了，我們都與小Y媳婦打成了一片，把她當成了自家人。在她面前，該干什么干什么，該說什么說什么，凡事并不回避。而老A媳婦一來，就不同了，能躲出去，盡量躲出去，把宿舍騰出來，留給他們二人世界；躲不出去，也盡量輕聲細語，免得打攪他們。

某日，一兄弟不知宿舍已騰出，貿然闖入，卻發現老A與媳婦一起躺在小Y的床上，鬧個大紅臉，急忙退出。老A住上鋪，上上下下多有不便；小Y住下鋪，被愛情利用一下也順理成章。

待老A將媳婦送走，弟兄們魚貫返回家園后，那貿然闖入的兄弟犯壞，對小Y說：“小Y，你的床上剛剛躺過人，不是一個，是一對。”小Y大驚，急忙在床上尋找蛛絲馬跡。拈起落在枕巾上的兩根長發，小Y生出無限感慨：“唉，我的床，我媳婦還沒上過，倒讓別人給上了！”

弟兄們哈哈大笑。

628宿舍的兄弟“兔子不吃窩邊草”，大老遠從外系甚至外校娶回來兩個媳婦，而本班其他宿舍的兩位兄弟卻沒這么客氣了，專啃窩邊蘿卜，毫不客氣地各從本班某女生宿舍騙來一媳婦，或者當了那個女生宿舍的“上門女婿”。聽了解行情的弟兄說，這倆“上門女婿”頗受那個宿舍里“丈母娘”們的歡迎，已經正式開過Party，得到了隆重款待。“丈母娘疼女婿”果然不假，不像我們這些“公公”，專門挑媳婦們的刺兒。一次寒假開學后，班上風傳那兩位女婿都去了真“丈母娘”家，據說他們都頗得“丈母娘”歡心，順利通過考察。

“誰說的？”本宿舍一位弟兄提出質疑。

“當然是他們自己說的了。”另一兄弟道。

“自己說的？我還說我也去了她們家，也順利通過考察了呢。得她們自己說，才可信。”

“你去她們家？你想得美。”

“想得美？讓我去，我還不去呢。她們，也就那么回事。”

“哈哈，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了吧？”

后來，以及后來的后來，小Y與媳婦真的結成了夫妻；老A音信皆無，最終和那位媳婦結婚與否，未知；女生宿舍的那兩個姐妹，雙雙成功嫁給兩位“上門女婿”，這也是班內愛情罕見的成功案例。

中文85級的另一個班，據說也成了兩三對。

中文85級，120多人的大集體，男女比例相當，帥哥、美女如云，正值青春花季，開出的愛情花朵卻不多。大學期間談過戀愛的，男生，大膽估計不會超過一半；女生不詳，但在那時便找到如意郎君的，似乎也很少。

畢業離校

臨近畢業，酒成為我們最親密的伙伴。為了未來與希望，我們四處奔波，尋找工作，也尋找夢想。但是，殘酷的現實，將一切擊得粉碎。到頭來，無論心里還是手上，都空空蕩蕩。

6月30日中午，628的兄弟們出去喝酒，獨缺廣朋。已經到了最后時刻，他還在為留在濟南而奔走。

第二天中午，人總算湊齊，我們又在北門外一家新開的小酒館相聚。在一起的日子沒幾天了，本該掏出一些肺腑之言彼此相贈，卻突然都沒了話語，只是一味地勸酒、喝酒。平時幾乎滴酒不沾的剛，喝得比誰都多。

晚上，中文系畢業典禮兼最后的晚餐，氣氛極為壓抑。幾個男生借著酒勁將幾個酒瓶摔得粉碎。許多人提前離場，聚會不歡而散。

我和老宋回到宿舍，隔壁和對門幾位弟兄又拉我們去樓頂喝酒。樓頂平臺上，大家席地而坐，又開始痛飲，誰都記不清自己喝了多少。黯淡的星空下，啤酒瓶東倒西歪散了一地。一兄弟酩酊大醉，滿嘴方言，嗚嗚嚕嚕，不知說些什么。

7月3日，畢業方案公布。凡是沒有找到單位的，都回來源地的人事部門報到，等待“二次分配”。我的去向是北京市密云縣人事局；老莫是家鄉所在地區人事局；廣朋百折不撓，終于在畢業分配方案公布前一天，拿到濟南一家用人單位的公函，但無奈太晚了，分配方案已無法更改，只好回家鄉聊城；懷濤去了濟南一家報社，但據說報到后還面臨五選一的競爭，存在變數；老宋和剛都在自己的家鄉找到了相對滿意的單位，避免了被二次分配的命運。

幾個月來，我多次打電話給面試過的北京一家研究所，其間還返京上門詢問，每次給的答復都是“現在情況特殊，還在爭取指標”；直到發派遣證前，指標也沒要來，但也沒說不再進人。這使我還殘存著一線希望，就是在回京后二次分配前，他們的進人指標能要來。

我想，如果能夠派遣到北京市人事局，還存在去那個研究所的可能；如果回到本縣，問題就復雜了。于是趕緊去找到輔導員，說明情況。輔導員領著我去校畢業生分配辦公室，將派遣證上的單位改成了“北京市人事局”。當然，辦事的人很不情愿，說這不符合政策。

經過爭取，老莫也將派遣地由地區人事局改成了自治區人事廳。

畢業分配方案公布的同時，頒發了畢業證和學位證書。畢業證鮮紅鮮紅的，捧著它，卻沒有原先想象的那種興奮。

中文85級兩個班的班委會聯手為大家印制了大紅燙金封面的紀念冊，里面收集了108位同學每人一張彩色照片，照片旁邊是每個人寫下的一句話。

拿著這本紀念冊，到本班各男女生宿舍，請他們留下臨別贈言，也算是告別吧。遺憾的是，每個宿舍人都不齊，也只好碰到誰請誰寫了。

7月4日，同學們開始離校。

7月5日中午，老莫和同方向的幾個同學一起南下，我和幾個兄弟將他們送到校門口的公共汽車站。和老莫這個住在我上鋪四年、讓我有時喜歡有時討厭的家伙分離，還真有點舍不得。揮手告別的時候，車上一個女生已泣不成聲；而我受她傳染，也差點掉淚。

晚上八點半，我提起行囊上路。懷濤和班里其他幾位同學送我到汽車站，廣朋送我去火車站。

臨別，有力地握手。

1989年7月5日晚10時45分，開往北京的298次列車緩緩啟動。我告別了濟南，同時告別的還有四年的大學生活、十六年的學生生涯，以及難忘的青春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