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勇氣（節選）

【題解】

選自羅家倫《中國人的品格》（中國工人出版社2010年11月版）。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紹興，生于江西進賢。教育家、歷史學家。1914年入上海復旦公學，1917年入北京大學，受教于蔡元培、胡適等人。在校內創辦《新潮》月刊。他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后稱《五四運動宣言》）的撰寫者，也是“五四運動”這個名詞的提出者。后游學歐美七年，歸國后，他擔任過清華大學校長。1949年去臺灣，1969年病逝于臺北。《中國人的品格》一書，是對羅家倫關于人生哲學的散文、演講、論文等的重新發掘、收集和整理，多數文章出自作者的《新人生觀》、《新民族觀》、《文化教育與青年》等代表作。內容包括他對求學、做人、文藝、寫作的認識和心得。該書的核心問題是作者一如既往強調的——培養青年健全的思想品格。字里行間洋溢著一股積極、樂觀、向上的氣息，是作者道德文章的集大成之作。

《道德的勇氣》寫于1938年初。當時正值盧溝橋事變發生不久，作者有感于當時社會形勢，呼吁年輕大學生養成道德的勇氣，并給出四條具體的培養辦法。

什么是道德的勇氣？要知道什么是道德的勇氣，就要先知道什么不是道德的勇氣。第一、沖動不屬于道德的勇氣。沖動的行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時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審慎的計劃，所以不免“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它的表現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與堅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堅毅愈差。細察社會運動的現象，歷歷不爽。第二、虛矯也不屬于道德的勇氣。虛矯的人，決不能成大事。所謂“舉趾高，心不固矣”（1）。我們所要的不是這一套，我們所要的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2）。對事非經實在考慮以后，決不輕易接受；而一經接受，就要咬緊牙根，以全力干到底。他所有的勇氣，都是經內心鍛煉過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舉一例來說明吧，我有一次在美國費勒得菲亞城（Philadelphia），看一出英國文學家君格瓦特爾（John Drinkwater）的歷史名劇，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當林肯被共和黨推為候選大總統的時候，該黨代表團來見他，并且說明因為民主黨內部的分裂，共和黨的候選人是一定當選的。他聽到這個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應。等代表團走了以后，他又一聲不響的凝視壁上掛的一幅美國地圖，看了許久，他嚴肅地獨自跪在地圖前面祈禱。我看完以后，非常感動，回到寄住的人家來，半夜不能睡覺。心里想假如一般中國人聽到自己當選為大總統的消息，豈不要眉飛色舞，立刻去請客開跳舞會嗎？中國名劇《牡丹亭》中，寫一位教書先生陳最良科舉中了，口里念道：“先師孔夫子，猶未見周王，老夫陳最良，得見圣天子，豈偶然哉！豈偶然哉！”于是高興得滿地打滾。但是林肯知道可以當選為大總統的時候，就感覺到國家重大的責任落在他雙肩上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樂的事。凝視國家的地圖，繼之以跪下來祈禱，這是何等相反的寫照！

道德的勇氣是要經過長期鍛煉才會養成的。但是要養成道德的勇氣，必定要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是天性的敦厚，第二是體魄的雄健。就第一個條件說，一個人有無作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不要說看人能否擔當國家大事，就是我們結交朋友，也要先認定他天性是敦厚還是涼薄，才可以判斷他能不能共患難。凡對自己的親屬都刻薄寡恩的人，是決不會對于朋友篤厚忠誠的。自然這樣的人，也決不會對于國家特別維護，特別愛戴的。所以古來許多大政治家用人的標準，是寧取笨重，而不取小巧。倒是鄉間的農夫，看來雖似愚笨，卻很淳樸誠懇，到患難的時候講朋友。只有那戴尖頂小帽，口齒伶俐，舉動漂亮的人，雖然一時討人歡喜，卻除了做小官僚，做“洋行小鬼”而外，別無可靠之處。就第二個條件說，則體力與膽量關系，實在密切極了。二者之間，系數極大。體力好的人不一定膽子大；體力差的人卻常常易于膽子小。一遇危難，倉皇失措，往往是體力虛弱，不能支持的結果。《左傳》形容鄭國的小駟上陣，是“張脈奮興，陰血周作，進退不可，周旋不能”（3）。所以把戰事弄糟了，用他們駕戰車上陣的國王，也就誤在這些馬的身上。馬猶如此，人豈不然。我相信膽子是可以練得大的，但是體魄是膽子的基本。擔當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嗎？

具備這兩個先決條件，然后才可以談到如何修養道德的勇氣。修養就是把原來的質素加以有意識的鍛煉。《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4），正是對于修養工作最好的說明。從這種修養鍛煉之中，才可以養成一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一種“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沮，黃河決于側而神不驚”的從容態度。修養到了這個地步，道德的勇氣才可以說是完成。但是有什么具體的辦法，來從事于這種修養？

（一）知識的陶熔。真正道德的勇氣，是從知識里而產生出來的，因為經過知識的磨練而產生的道德的勇氣，才是有意識的，而不是專恃直覺的。固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這還是指本性的、直覺的方面而言。在現代人事復雜的社會里，一定要經過知識的陶熔，才能真正辨別是非，才能樹立“知識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識的深信，是一切勇氣的來源。唯有經過嚴格知識的訓練的人，才能發為有系統、有計劃、有遠見的行動。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盤，只是他把算盤看透了！

（二）生活的素養。僅有知識的陶熔還不夠，必須更有生活的素養。西洋哲學家把簡單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聯在一起說，實在很有道理。沒有簡單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發揮的。社會上有些壞人，并不是他們自己甘心要壞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標準，一時降不下來，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虧。那占有欲（posses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個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時候，有兩個大臣相約殉國。兩個人說好了，一個正要辭別回家，這位主人送客出門，客還沒有走，就問自己的傭人豬喂了沒有。那位客人聽了，就長嘆一聲，斷定他這位朋友不會殉國。他的理由是世間豈有豬都舍不得，而肯自己殉國之理？后來果然如此。中國還有一個故事，說一個貪官死去，閻王審問他的時候說：“你太貪了，來生罰你變狗。”他求閻王道：“求閻王罰我變母狗，不要變公狗。”閻王說：“你這人真沒有出息，罰你變狗你還要變母狗，這是什么道理？”他說：“我是讀過《禮記》的。《禮記》上說：‘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所以我要變母狗。”原來他把原文的“毋茍”二字讀“母狗”，以為既可得財，又可免難（5）。這雖是一個笑話，卻是對于“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占有欲者一個最好形容。須知一個人的行動，必須心無所蔽，然后在最后關頭，方可發揮他的偉大。這種偉大，就是得之于平日生活修養之中的。

（三）意志的鍛煉。普通的生活是感覺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屬于聲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種境界，只有特立獨行的人才能過得了的。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堅韌不拔的操行，所以“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6）。他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7），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動搖他的信念，而他能以最大的決心，去貫徹他的主張。他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8）；他不但“不挾長，不挾貴”（9），而在這個年頭，更能不挾群眾，而且也不為群眾所挾。他是堅強的，不是脆弱的。所以他的遭境愈困難，而他的精神愈奮發，意志愈堅強，體力愈充盈，生活愈緊張。凡是脆弱的人，最后都是要失敗的。辛亥革命的時候，《民立報》的一位編輯徐血兒，以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做了《七血篇》，慷慨激昂，風動一時。等到二次革命失敗，他便以為天下事不可為了，終日花天酒地，吐血而死，成為真正的“血兒”。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養的結果。至于曾國藩一生卻是一個堅強意志的表現。他辛辛苦苦，接連干了幾十年，雖然最初因軍事敗衄（10），要自殺兩次，但是他后來知道困難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堅強的意志去征服困難，才有辦法，所以決不灰心，繼續干下去，等到他做到了“忍”的功夫，他才有成就。

（四）臨危的訓練。一個偉大的領袖和他的偉大的人格，只有到臨危的時候，才容易表現出來。世界上哪一個偉大的人物，不是經過多少的危險困難，不為所屈，而后能夠產生的？俗語說：“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煉。”修煉的時候，是很苦的。時而水火，時而刀兵，時而美女，一件一件的來逼迫他，引誘他。要他不為所屈，不為所動，而后可以成佛。這種傳說，很可以形容一個偉大人物的產生。張睢陽臨刑前說：“南八，男兒死耳，不為不義屈。”（11）這種臨危的精神，是不因為他死而毀滅的。黃梨洲先生在他的《補歷代史表序》上有一段文章說：“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12）。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之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眾矣，顧獨藉一萬季野以留之（13），不亦可慨也夫！”這段沉痛的文字，豈僅指危素而言，也同時是為錢謙益輩而發（14）。要知不能臨危不變的人，必定是怯者，是懦夫。只有強者才不怕危險，不但不怕危險，而且愛危險，因為在危險當中，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發揮。

【注釋】

（1）舉趾高，心不固矣：走路腳步抬得老高，心卻不定。形容驕傲自滿，得意忘形。語出《左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斗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屈瑕的字）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2）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遇到事情而謹慎恭敬，善于思考而達于成功。語出《論語·述而》：“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3）小駟：鄭所獻馬之名。語出《左傳·僖公十五年》：“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強中干，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4）天將句：見《孟子·告子下》。文字略有出入。（5）臨財毋茍得，臨難毋茍免：語出《禮記·曲禮上》。（6）舉世句：意謂全天下的人都來恭維你，也不會更努力；全天下的人都來指責你，也不感到沮喪。語出《莊子·逍遙游》。（7）雖千萬人吾往矣：語出《孟子·公孫丑上》。（8）富貴句：語出《孟子·滕文公下》。（9）不挾句：語出《孟子·萬章下》。（10）敗衄（nǜ）：戰敗。（11）張睢陽：唐代名將張巡。安史之亂時，張巡守睢陽，每戰大呼，眥裂血流，齒牙皆碎。后因以為忠義的典型。南八：南霽云，因行八，故稱。據韓愈《張中丞傳后序》：“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云，云未應。巡呼云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云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12）危素，字太仆，號云林。元末明初歷史學家、文學家。曾仕于元，入明為翰林侍講學士。朱元璋部攻入大都時，危素感到國破家亡，欲跳井自殺，但被他的詩友以“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為由勸止。危素早年在元廷參加了《宋史》、《遼史》和《金史》的編修，到了明代，又與宋濂同修《元史》。（13）萬季野：萬斯同，清初著名史學家。字季野，號石園，門生私謚貞文先生。浙江鄞州人。師事黃宗羲。康熙間薦博學鴻詞科，不就。精史學，以布衣參與編修《明史》，前后十九年，不署銜，不受俸。《明史稿》五百卷，皆其手定。（14）錢謙益：明末清初散文家、詩人。明萬歷進士，曾任明廷禮部侍郎、禮部尚書等職。清兵南下，率先迎降，在清廷以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其氣節、人格不僅為前朝人引以為恥，所投靠的清朝人對他也有所不滿。

【導讀】

作者認為，“道德的勇氣”是建立新人生觀的前提，是人生精神最高的表現。它不是“沖動”，也不是“虛矯”。要養成“道德的勇氣”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天性敦厚，二是體魄雄健。今天，羸弱的身體已不再是中國人的特殊“標記”，“東亞病夫”早已成為歷史；而“道德的勇氣”中那種敦厚的天性，在今天卻是應該大力提倡的，它是一種實現正確道德觀念的內在力量所在。當然，我們今天所提的“道德的勇氣”與羅家倫時代的“道德的勇氣”也是有一定的區別的。在今天，對于一個人而言，道德往往是容易擁有的，英雄偉人有高尚的道德也能夠理解，難的是對于道德的堅守和讓道德彰顯，而這是需要具備一定的“勇氣”的。這種勇氣的培養，決非一日之功，需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從點滴做起，從身邊的小事做起，陶熔知識，提升素養，鍛煉意志，臨危不懼，塑造健全人格，對國家和社會擔負起應盡的責任。

【思考】

羅家倫先生對“道德的勇氣”的追求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值得今天的人們去參考借鑒。在社會道德領域，我們往往不缺少各種“最美”，但也常常不得不面對那些“最窘”：在一些地方，施以援手、見義勇為者不再被感激和頌揚，反而被訛、被告、被索賠，彷徨于無地。當我們為那些“可以不偉大，但不可以沒有責任心”的平凡好人而喝彩的時候，也許更應思考：我們的社會從圍觀者到媒體，從“有關部門”到法律制度，能不能及時挺身而出，顯出自己的“道德的勇氣”，給在打壓中下墜的道德力量一個向上的托舉，維護好我們的“道德生態”？同時，我們每一個人還應該自問：我自己究竟做得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