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與家庭，雖然有時間和空間的變化，究還是相當穩定的制度。反之，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則是搖搖不定的了。本能原有必然適應的自動性，在此亦給過于新奇的情景弄迷糊了。我們這個時代，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可以在幾十天內使風尚與貿易為之騷亂。人類感著貧窮的痛苦。他們缺少米麥，缺少衣服，沒有住屋，沒有交通。許多新奇的力量發現之后，使人類得有以少數勞作獲得大量生產的方法。這種征服應該是幸福的因素了。但社會只能極遲緩地駕馭他們的新增力量。因了精神和意志特別衰弱之故，我們在充實的倉廩之前活活餓死，在闃無人居的空屋前面活活凍死。我們知道生產，可不知分配。我們所造所鑄的貨幣把我們欺妄了，束縛了。有如在小車時代建造的木橋給運貨汽車壓坍了一樣，我們為簡單社會設計的政治制度，擔當不起新經濟的重負，得重造的了。

但若相信這再造的大業可以很快地完成的話，便犯了又危險又幼稚的大錯誤了。幾個夜晚可以草成一個計劃，但要多少年的經驗、修改、痛苦，才能改造一個社會。沒有一個人類的頭腦，能把種種問題的無窮的底蘊窺測周到；更沒有人能預料到答案與前途。一八二五年時，當歐羅巴處在和今日同樣可怖的危難中奮斗，當暴動的工人搗毀機器的時候，亦無法預料到五十年后歐洲所達到的平衡狀態是怎樣一回事。那時所能預料的，一個麥考萊（Macauley，今譯作麥考利）所能預言的，只是此種平衡狀態必能覓得而已。

現在我們可以抱著同樣的信念。人類的歷史沒有完呢，它才開始。接著近百年來科學發現而來的，定將是因科學發現而成為必要的社會改革。但這脫胎換骨的適應，將很遲緩。我們且試作初步的準備，先來研究一下我們的形勢。

一

現代國家，不論是何種政制，專制也好，寡頭政治也好，孟德斯鳩所研究的民主政治也好，其特點是經濟作用到了統治一切的程度。凡是往昔由私人經濟擔當的種種任務，今日都由國家擔負了。我們得追究這權力是怎樣轉移的。

自由經濟的世界，如在十九世紀末期的法蘭西還能看到的，是由鄉村的堅實的機構促成的。那時，在全地球，在無數的企業中，銀行、農莊、商號、小店，人們到處在追求財富。他們追求時并無什么全盤的計劃，但這千千萬萬的人的情欲、需求、冒失的總和，居然把平衡狀態隨時維持住了。不景氣的巨潮并非沒有，它亦和今日一樣帶著大批的災禍而俱來：失業、破產、傾家，但巨潮的猛烈之勢很快有了挽救之方。每個企業的領袖，研究著以前的不景氣潮起伏之勢，參考著自己和長一輩人的回憶，懂得從前物價曾低落到使人人可以毫無顧慮地購買的程度。在法國為數最多的家庭舊企業中，人們對于這些周期的風浪并不十分害怕。船在大海中把得很穩，亦并不裝載過于沉重的資本。在那時代經營家庭工業的人看來，向銀行借款是一樁罪惡。如果遭到了這種災禍，便把家庭生活極力緊縮，直到漏卮填塞了為止。事業的需要勝過人類的需要，或說得準確些，是人和事業合為一體，必須事業繁榮，人類方得幸福。那時代，一個人對于事業的忠誠，竟帶著一種神秘色彩，也即是這一點造成了事業的勢力與光華。事業的忠誠和職業上的榮譽，是當時法國最普遍的美德。

里昂、羅貝（Roubaix，今譯作魯貝）、諾爾曼堤（Normandie，今譯作諾曼底）各處的大店主，從沒想到和同業聯合起來以消滅競爭，更未想到在經濟恐慌時要依賴國家救濟。競爭者即是敵人，如果他在社交中——那時也很少——遇到他們，他說話亦很勉強，很留神。和州長、部長的關系，也不過在罷工時請求他們保護工廠而已。反之，國家亦難得注意經濟問題。黨派之分野，多半是為思想，很少為利害關系。經濟生活自有個人的反應支持著，這些反應，因為直接受制于極單純的本能之故，自會應運而生。

多數重要的事業，都由此社會的自然生活承擔著。舉一個例子來說，在大半的工業城中，法國專門教育是由那些義務教員借著公共場所組織成的。互助協會的會長與司庫只是中等階級的人，他們于星期日到會工作，計算賬目，可毫無報酬；這樣，他們使國家不費一錢得有社會保險組織，雖然不完全，但是自動的，誠實的，可靠的。在英國與美國，私人建設在國家生活上所占的地位更為重要。大學有著自己的財產，醫院亦是獨立的。

無限公司的發達，成為近代經濟生活中第二階段的特點，但亦和第一階段的若干重要原素同時并存。股份公司使沒有資產的人亦能集合資本去購買近代技術所需的價值日昂的機器。它使下層民眾亦能參加大企業。但它所優惠的只是無數龐大的事業，到處都是股東而沒有負責的領袖。

不久，因股票的發行、購買、轉讓而產生的利益，竟超過了工廠、礦產與一切實在的事業。商業變成抽象的買賣，和人類困苦艱難的作為更無絲毫關聯。實業家、商人、農夫，在一生所能積聚的財產，一向是被他們的工作與監督的力量限制著的，至此，商業組合，股票轉讓，筆尖一揮所能掙得的錢財變成沒有限制的了。應當看一看數字。在美國，二百家公司共同支配著六百萬萬美金，合九千萬法郎，等于全國財富總額百分之三十四，而這二百家公司的行政人員和參與種種會議的人還不滿一千。據最近調查，證明這些人中至少有一部分絲毫不顧他們所管理著的企業的利益。他們以自己的證券做投機事業，操縱著貸借對照表以減少股東的利益，造出虛偽的虧損以逃避法律規定的稅則。在他們前面，一個中等人士如果想作一些小小的投資時，便毫無力量，毫無憑借。慕索里尼曾經說過：“資本主義的企業，從百萬轉到億兆的時候，已變成妖魔般的東西了。企業規模之巨大，超過了人的能力：以前是精神控制著物質，此刻是物質控制著精神了。原是正常的生理狀態現在變為病理狀態了。”

特別是大戰以來，尤其在美國、德國，經濟世界顯得如一個神話似的，云端里的世界，全給幾個妖魔統治著。自然的反應因企業集中而消滅了。獲利的欲念勝過了職業上的榮譽觀念。有些地方，國家試著保護生產；有些地方，試著限制生產；投機家因愚昧之故，竭力把經濟危機延宕著不讓它爆發，不知這更增強了爆發時的猛烈之勢。本能，在從前是頗有力量的，此刻亦失掉功用。假如你把一群海貍遷居到圖書館里去，它們只能把書籍來筑堤，這種堤是毫無用處的。同樣，儉約的人拼命積聚錢財，而紙鈔卻在他手中漸漸解體，化為烏有。社會盡管牽伸著做出若干動作，表示它還有“垂死之生”，但在受害最烈的地方，麻痹的癥候已蔓延到巨靈的全部關節中去。

若果大企業的主持者能夠謹慎將事，能夠保持規律，則自然反應的缺乏亦不致如是牽動大局。人們可以假定一種由自然的經濟領袖統治的經濟。領袖中明智之輩即曾探求過此種經濟的法則。但其余大多數人，賦有封建思想，寧愿戰斗，不愛安全。即以美國而論，垣街（即華爾街）的主人翁聽讓大眾投入一九三〇年的金價高潮中去，既不制止，亦不警告。他們卻在謠言之上加上謠言。他們漫無限制地貸款給外國，毫不研究歸還的可能性。他們使購買國結合起來，使自己的放款無法收回，把買主變成了競爭者。他們甚至不曾清查克萊葛（Kreuger，今譯作克魯格）的賬目。羅斯福總統的一個顧問，曾謂美國最迫切的需要之一，乃是創立一所銀行家學校。

當那些妖魔自認無法阻止他們的魔宮崩圮時，他們、他們的職工和主顧，自然而然齊向國家求援。是國家應當運用權力保護他們，使人家訂他們的貨，設立機關安插他們，操縱貨幣以結束經濟恐慌，以公家的組織代替私人制度。第三階段，乞援于國家的階段，因大眾的需求和資本家的卸職而臨到了。

在此種歷程之初，在孟德斯鳩甚至巴爾扎克的時代，大家所處的社會還是有機體的有生命的。無數的細胞、農村、小鋪子、小工廠，互易有無，互相生養，構成了這個社會層次分明的經緯。某幾個集團擔任了較為錯雜的事業，如保險、教育、慈善等。這一切又構成了國家，國家無異一個有生命的軀體的頭腦。但頭腦不能統治細胞在肉體內發生的內部化學作用，故國家亦不懂事業的內部化學作用；在社會諸原素間，在此社會與異國的人民間，國家只是聯絡一切的媒介。

在此歷程之末，大部分的社會細胞解體了，窒息了，向頭腦與神經系統要求代行職務。在法國，病還不至于無可救藥，農業社會、手工藝社會、商業社會，依舊生存著。然而試把國家在一九三四年所負的責任與一八三四年的做一比較，便知在我國亦如他處一樣，政府這機器變得十二分繁復了，凡是從前遇到艱難時代由獨立組織承當的工作，現在都壓在政府肩上。它能不能勝任呢？

二

一切團體行動必需有一個領袖。不論是為戰敗一個敵人或為鋪設一條路軌，人類本能都昭示出應當服從一個人的命令。但一個不知規律的領袖，對于一切個人的幸福與安全，都是一種危險。因此，威權與自由兩種似乎矛盾的需要，便發生了與人類社會同樣古老的爭執。民眾隨著情勢之變遷，依違于兩者之間。他們需要完成什么艱難的事業時，便傾向于威權；一俟事業告成，又換了自由的口號。

這種轉變的例子很多，封建制度與君主集權都是從封建以前的無政府狀態中產生的。雖然也有苛求，它究竟被人民接受了，因為在那時代，它代表民眾的救星。一俟社會秩序回復之時，要求更大的正誼的欲念，又使人類向法律向君王向議會請求保障了。封建制度并非以強力勒令憤懣的民眾遵守的制度。在未被憎恨之前，它亦受人祝禱過來。憤懣是從成功中產生的。故在十八世紀時，專制政體最初獲得信任，繼而被懷疑，終于釀成革命。法律是為生人制定的，它和人類同時演化，同時生長，同時死滅。

一個國家的形式，若能把行動的威力、尊重私人生活的態度、改換失時的制度以適應新環境的機能等，熔冶得愈完滿，其生命也愈持久。如英國那樣孕育、轉變的君主立憲，在一八六〇年左右，確能適合上述的三重理想。它尊重法律，同時亦顧及個人的幸福。那時，它很穩定，因為在民眾憤懣時，它具有保護安全的活塞。

在政治上如在經濟上一樣，一種健全的機構應當有自然的反應。如十九世紀時限制選舉與議會制的君主制度中，財政的活塞似乎是切實有效的。選民是納稅人。納稅人自己監督著歲出，遇歲出過巨便立予制止。但那種制度究竟不完全，因為沒有大眾的代表。這些大眾，在那時唯有借了暴動與叛亂來作宣泄憤懣的活塞。于是，在法國是一場革命，在英國是一種妥協，把普選制確定了。這種制度，在很久的時期內使一切公民幻想著真的獲有參政權了。以普選選出的議會不啻一個“常設的反叛機關”，代表著國家真實的力量，有拳有槍，使大眾不必再在街上揎拳攘臂，親自出馬了。

在相當時間內，這種機構運用得很順利；以后，有如永遠不能避免的那樣，種種沖突使它越出了常軌。這沖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機械的發明，不獨改變了經濟制度，且把國家警衛力的性質也變易了。維持秩序的方法、集團的力量，與科學發現、人類信念同時改變了，以至制度的優劣，須視變化無定的媒介物而定。在渾身盔甲的騎士顯得不可傷害、堅固的城堡顯得不可侵犯的時候，唯有封建制度能夠維持秩序。射擊火器與炮彈的發明，使君主專制代替了諸侯分霸，以后更由大眾來推翻君主政體。威爾斯（Wells）在今日預言，種種新式武器、飛機、鐵甲車等，使一般優秀的技術家具有制服大眾的能力，將來可以重新形成騎士制。更加上廣播思想的方法（電影、無線電），能使一個黨魁或政府領袖在公共集會以外向群眾宣達意旨，幾乎如在古代共和邦中一樣的容易。

2.普選與國家膨脹混合起來，產生了財政上的愚民政治。今日監督國家支出的，已不是以議員為代表的納稅人，而是享受利益的人了。“無代表，不納稅”，曾經是英國德謨克拉西的第一句口號，亦是使議會制普遍化的公式。我們則無代表的納稅人與不納稅的代表兼而有之了，因為繳付最重的賦稅的是少數人，大多數的選民是不納直接稅的。于是最安全的活塞之一給閉塞了。在選舉能夠直接確定納稅問題時，納稅人的自然反應是有效的。故一個小縣，一個小社會里的行政，往往管理得很好。一朝由一種陌生的、遙遠的政權來分配恤金與俸給時，街上的平民便看不到納稅與權益之間有何關聯了。國家預算與收入，盡量膨脹，超過了一切合理的界限。國家把借以為生的社會吞噬了。納稅人失去了天然的政治自衛力，不是反抗便是逃避。

3.腐化是與人類天性同等古老的一種罪惡，但在自由經濟中，便不容易侵入組成真實社會的小組織。各人主持著自己的事業，利益與道德是融和一致的。訂購機器的實業家，采辦貨物的商人，在他們自己的買賣中是不取傭金的。反之，國家或大公司的訂貨或補助金，若其支配權落在一般不負責任的領袖手里時，腐敗的弊病即不能免，因為他們的私人利益和受著委托的公眾利益是分得很清的。最誠實的人能抵御物質的誘惑，但法律是不應當為誠實的人訂立的啊。再若輿論這活塞能自由發揮功能，危險也就小得多，但輿論正是那些以欺妄獲利的人造成的。民眾很少批評精神，故少數活動分子，不必如何操心，即很易操縱他們。富人們，受著愚民政策的威脅時，便把他們的天然武器——金錢來自衛。現代的瑪希阿凡（Machiavel，今譯作馬基雅維利）教這些富翁在利益之上蒙上一副“善人德性”的面具。如柏拉圖所描寫過的一般，民主政治自然而然演化成金錢政治。

4.政權的混亂把鑒別力、生活力、監督力的最后原素也消滅了。以理論言，在一個議會制的政府中，人民選擇代表，代表選擇執行政權的領袖，即那些統治國家的閣員，而輿論更以所選出的兩院來間接監督閣員。但事實上，代表們由于一種無可克制的習慣，很快成為麻木不仁的職業者，他們以各種要求來代替他們的監督，閣員們受著干求的壓迫，又被議會和許多常設委員會弄得疲于奔命，唯有努力延長自己的局面，而非治理國事了。

于是，當社會解體、國家被召去承繼如是棘手的事業時，它亦沒有威權，沒有適應時勢的反動力，沒有連續一貫的計劃。

三

別國的集權主義的成功，此時使關于我們的制度的批評，顯得更苛刻更危險。特殊事故之能轉變一般思想，歷史上已有明證。君主立憲的英國的勝利，在十八世紀初葉使多少傾向君主專制的思想都為之轉變。“不列顛海軍與瑪鮑羅葛（Malborough，今譯作馬爾巴羅）產生了洛克與其他英國哲學家趨向歐洲大陸的潮流。”拿破侖的敗滅，更增強了歐洲各國傾向英國政體的風氣。十九世紀時不列顛工商業稱霸世界，一八七〇至一八八五年間法國迅速復興，一九一八年協約國戰勝，這些史實又加增了自由議會制的威信。凡由國際條約產生的新國家，沒有一個敢不采兩院制。非洲，甚至在亞洲，也似乎被這傳染病征服了。

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這十年間，協約國無力重建歐洲的均勢了，于是威信隳落。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成功，它的創立者的天才，俄羅斯的革命，創造了全然相反的一種方式。德國，最先想仿效戰勝國的法律，后來終亦擁出一個狄克推多（即獨裁者）。政治哲學家正在尋找理由來罷黜他們以前崇拜的制度。

要從這些國際的模仿中去找出定律來是很難的。傳染病在某些疆界上也會停止蔓延。在法國大革命時，許多英國人對于革命的普遍的勝利，有的表示害怕，有的表示期望，事實上，法國大革命并沒此種普遍的勝利。但雖然沒有表面上的革命，別的民族亦會借用鄰國的新制度，因為它適應實際的需要，適應一般風俗的轉變。我們可說，大戰以后德國史上最重要的事變，莫過于模仿羅馬了。

然而，如果思想真會傳染的話，它從一個地方傳到另一個地方時，亦能變形。制度成功之后，常使名字與象征具有一種暗示力，而那些名字口號即以滲透作用深入鄰國。“帝國”“凱撒”這些名詞，直至兩千年后的今日還保有相當的力量。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姿態、字匯，被全世界抄襲了去。但無論哪一個民族，盡管自以為承受了別一個民族的組織，實際上總以自己固有的民族天才把別人的組織改變過了，這天才即是他的歷史的機能。法蘭西共和國，不論他自己愿或不愿，確是繼續著路易十四與拿破侖的“集中”事業（l’oeuvre centralisa trice）。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俄國亦不得不承受沙皇時代的官僚傳統。在德國，羅馬的法西斯主義變成了異教的，狂熱的，極端的。字匯的混淆，造成了思想的混淆，令人相信使用相同的名詞即能造成相同的制度。

多少談論議會制度的人，不論是頌贊或詛咒，似乎都相信這種制度在一切采用它的國家內都是相同的。事實上，從英國輸入法國和美國的制度，在三個國家中各有特殊的面目。不列顛憲法以解散議會權為基礎，這便構成了執行政權的人的威力與穩定，又如各大政黨對于領袖的忠誠，各個政黨領袖共同對于君王的忠誠，亦是英國憲法的基礎。在美國，總統成為權力遠勝英王幾倍的獨裁者，但他是選舉出來的，而他的議會亦遠沒有英國下院般的權力。法國的個人主義，則使穩固的政黨組織變得不可能，一樁歷史上的事故，例如馬克·馬洪（Mac-Mahon，今譯作麥克馬洪）的冒險的舉動，使解散國會這武器成為無用。可見即在國家內部，未經任何新法律所改變過的憲法，亦會受著事變的影響而演化。

因此，把民主和獨裁、自由和集權對峙，好似確切固定的形式一般，是完全不正確的。我們可再說一遍：一切制度，隨著自然的節奏，在自由與集權之間輪流嬗變。沒有一種民主政治可以不需威權，也沒有一種獨裁不得大多數被統治者的同意而能久存。泰勒朗（Talleyrand，今譯作塔列朗）曾言：“有了刀劍你什么都可以做，但你不能坐在刀劍上面。”沒有一個領袖，單靠著衛隊，不得大多數國民的同意或至少是不干涉態度，而能創造一種持久的政體的。最煊赫的威名，也不能使一個領袖把他的民族導向違反本國歷史傳統的路上去。鄰國新政體的成功，能以傳染與模仿之力，左右一個依違于自由和集權之間的國家的政治生活；但經過了一番迷離歧途的痛苦之后，它仍將繼續它固有的歷史傳統。

由此可知，在法國，問題絕不在于抄襲俄、意、德諸國的制度，那是和它不同的歷史的產物，而且那些制度之有無價值，還需因執行者的品格而定，問題是在這些外國食糧中辨識何種才能拿來消化成自己的本體，更進一層，還得將自己的法律，研究其錯綜變幻，以探尋其與現社會發生沖突的要點。

四

把法律加以簡單的更動，是否能在國家生命上發生深切的影響？癥結豈非尤在國民的靈魂而不在法律么？

在有些時候，信仰確能為法律之所不能為。在我們的弊病中，道德原則的衰落，也確應當和制度的衰老負著同等責任。梵萊梨在孟德斯鳩全集序言中，敘述人類在繁榮時代怎樣會遺忘成功的秘訣——道德，而在憂患重臨時又怎樣會重新去稱頌那些為社會必不可少的美德。克萊芒梭（Clémenceau，今譯作克列孟梭）曾謂，一個強毅果敢之士，在公眾情操期望威力之時，可以不必涉及法律而徑以領袖的態度統治。但此種因情操劇變而發生的更動，唯有改革制度方能維持長久。

斯賓諾莎（Spinoza）的《政治論》（Traité Politique）中有言：“人類必然是情欲的奴隸。若是一個國家的運命完全系于個人的誠實，凡百事務必須落在老實人手里方能處理得很好時，這個國家絕不會如何穩定……在國家的安全上講，只要事務處理得好，我們亦可不問政府施政時的動機何若。個人的德性是自由或魄力，國家的德性卻是安全。”

我們認為，健全的憲法，其定義可以歸結如下：如果憲法能使政府人員之奉公守法，不但是因富有熱忱、德性、理智之故，且為他們的本能與利益所促使，那么，這憲法便是良好的憲法。

法律所能自動施于情欲的影響，不難舉例。在法國，何種簡單的動機促使政府不穩定呢？我們不妨把英法兩國議員對于秉政內閣所懷抱的情操作一比較。假定此兩國人士的愛國心與野心差不多相同。一個英國議員，若投票反對自己的政黨而參與倒閣運動，究竟能有什么希望？一些好處也沒有。他將因此脫黨，使自己下屆不能重新獲選。他亦決無入閣的可能，因為內閣幾乎一定會采取解散國會的措置。國會的解散，使他在任期未滿以前，不得不籌一筆安排選舉運動的費用。若使他欺弄了他的政黨，他必得同時牽連到他的選區。而這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故英國議員的私人利益，完全依賴著政府的穩定。在英國，倒閣是沒有報酬的。在法國，卻有這種報酬，議員的私人利益有賴于政府的不穩定。如果他參與倒閣，又有什么可懼？他將有重新競選的危險么？當然不，既然從不解散國會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他將被開除黨籍么？這或許可能，但眾院里的政黨那么多，他立刻可以加入另一個黨。反之，對于下臺的閣員，他能取而代之么？得承認他有此機會。政府領袖在組織新閣時，往往把對于前任內閣玩了巧妙的手段的某某議員，依為股肱。他們寧愿一個危險分子做他們的羽黨而不愿他居于敵黨。在法國，習慣使倒閣有了酬報。

在若干構造很好的機器中，工人的一樁錯誤或零件的一些毛病會自動促成一種動作，把機器校準；同樣，在完滿的憲法中，統治者的過失亦能自動促成制裁。當然，我們應想到完滿的憲法是永遠不存在的，即使人們能夠懸想，亦難適應動蕩不已的風俗。這并非說因此我們便不必把憲法去適應目前的局勢。但憲法的改革，如一切改革一樣，應從風俗方面去感悟，而不當著重抽象的推理。因為當國家的威權能夠及于法律時，國家的威權亦早已恢復了。

五

政治上的改革能不能使國家去補足自然經濟（écono-mies pontanée）的匱乏？我不信這種結果是可能的，亦不信是值得愿望的。由國家單獨統治的經濟永遠是勉強的。一切工作將因之官僚化；集團救濟亦將有所不足，因為當未來的疾苦顯得“非個人的”疾苦時，也不會如何令人驚怵了；連選利益的壓迫，勝過了需要與責任的壓迫。國家可以有益地運用監督機能，它可以強迫生產者顧及大眾利益；但事實證明它若要支配生產，必得把權力轉移。

那么怎么辦呢？恢復一個與十九世紀相仿的社會么？鼓勵那些在經濟恐慌時有神妙的調節力的小農莊、小企業，使它們復興么？許多國家都試著這么做。美、德、意各國的政府，都希望能創造那些非“企業的”而只是生產食糧的農莊。即在法國，因為工業到處都和農業有密切的關聯，工人們家里都有一方菜園，故失業的痛苦亦沒有別國劇烈。在英國，某閣員正在設法振興農業。在俄國，由莫斯科指揮一切的計劃，試行了很久，現在卻亦努力放棄官僚政治而提倡土著生活了。在美國，小企業及中等企業之比著大實業更易復興，已是大家公認的事實。應當回復那有生機的生活方式，應當把這一點勸告青年，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使青年們抱著“大量生產”“巨額主義”的理想也太久了。我們可以假想，未來的一代，將尋求一種幽閑的耕種生活，只要簡單的工作便可支持的生活。

但此只是本問題許多原素之一。若干技術，因性質關系，唯有在大工廠中方能實現。交通事業與重工業的集中，公務員聯合會的勢力，都是事實。人們盡可不贊同，盡可表示扼腕，但不能否認它。自由主義本身固不失為良好的主義，在理論上幾亦無懈可擊。但它有一點大毛病，即是已經死滅了。我們是否應當去請教職業組織及勞資聯合會，以便駕馭這些巨大的機器？此種會社之目的，在于團體的自衛，在于和另一個團體斗爭，以前，它們難得顧慮處在明哲的觀點上必須顧到的國家利益。它們組成激烈的、富于感情的團體，領袖們也只籌劃如何獲得會員的贊同，全不知國家有何需要，他們的敵人有何理由。

然而這些職業會社中盡有內行的人才。假令不請他們參與政權而只去咨詢他們，是不是有益的呢？人家已經用種種不同的方式試過，結果老是很平庸，或竟毫無。咨詢委員會是最枉費的組織。委員們知道自己是毫無勢力的，故對于無目標的工作感到厭倦。“愿而不為的人釀成腐敗。”開會時難得出席，決議亦沒有下文。一個委員會所能產生的是報告書而非行為。

但一種工業，不能在國家監督之下自己定出一種法規，定出若干制度么？這似乎并非不可能。唯我們對于此等方法究能有何種期望，則尚須等待美國與意大利試驗的結果如何，方可知道。如果結果有利，則我們可在同樣的制度中，以生產者相互間的協定，獲得統治生產的方法，且在新形式下，有方法重新組織一個具有健全反應的活的社會，重新確立一種職業的榮譽。

有人常把人類比作一個失眠的人，因為右側睡不熟，故翻向左側，幾分鐘后，重復轉向右側。這境象可說形容畢肖。人們對于使其受苦的弊病加以反抗，他們試用一種全然相反的方法，應用到矯枉過正的地步，到荒謬絕倫的地步，以致又促成了新的弊害。于是，百年前稱為解放的，現在稱為苛暴，往昔的弊病重新成為熱烈愿望的一種改革。

中世紀時曾有過統治經濟，訂定物價與工資的權，不是操諸競爭者，而是先在同業聯合及同業會手中，終于落在國家掌握內。有利率的貸款與“收益”這種思想，是被教會排斥的。教會承認人類有以勞作來增加自己財富的權利，但不承認他稱為高利貸的放款，不問放款之數目多寡。為避免生產過剩起見，選擇職業權的限制之嚴，遠過于羅斯福總統的復興法規。

隨后，時代變了，十八世紀末葉，人類開始反抗上述的思想，經濟學家宣稱，自然律的變化，較諸同業的監督更能保障物價的正當變動。各人依著自己的利益而行動，私人利益的總和終究與公共利益相符。此種主義在當時的大地主目光中是革命的。自由，無異是“急進”。醞釀法國大革命的“頭腦組合”（Trust des Cerveaux）即是自由經濟學者組成的。同業會被當時的急進派斥為“流弊無窮”，抨擊不遺余力。

一個半世紀過去了，循環的周圈告成了。在今日，經濟學上的自由主義者是保守者。正統派的大家，認為中世紀的統治經濟認為是“急進的”，危險的。而年輕的人對于高利貸，又抱著如十二世紀時教會所倡的那么嚴厲而明哲的主張。他們把產業區別為具體的（如農莊、小商店、主人自營的小企業等）與抽象的（如股東、董事等的產業）二種：前者是他們認可的，后者是排斥的。有的有意識地，有的無意識地，他們都祝禱人類回到在三百年前已非新穎的思想與制度上去。

我們再來觀察英國。這個國家曾經是自由貿易與放任制度的禁城，這些主義也為它掙了全部財富，但數年來已聽到有完全相反的理論。這豈非可怪么？英國今日亦在怨嘆自由的放任制度，而需要“他的計劃”了。它便創立了無數的計劃。有“牛乳計劃”，有“豬類計劃”，有“啤酒原料計劃”。不列顛政府向棉業界鋼業界的人說：“我們極愿保護你們，但有一個條件：即你們得妥協，訂貨得由大家來分配，得確定你們的工資，并且一律遵守，國外市場應當用合理方法共同研究。”這不是中世紀的同業組合經濟是什么呢？放任了多少年之后，豈非重又回到從前英國羊毛以集團方式輸入弗朗特的局勢么？

這種說法，可不足以借此反對似乎新穎實是再生的主義。這等往復循環的運動是極自然的，而且是必需的。人類永遠缺少節制。因為自由是一種美德，故把自由濫用，直到無政府狀態。于是，發覺他所繼續推行著的混亂狀態（他還不相稱地謂為自由），使一切社會生活變得不可能了，他便喊起集權的口號。他們是對的，或更準確地說，如果他們只以恢復威權為限，他們是對的。但如他們狂嗜自由一般，他們又狂嗜威權了。他們把最不足為害的東西，也說是自由的過失。威權與苛暴，堅決與蠻橫，他們都混在一起，終于，不可勝數的極端行為，使一般為提倡而犧牲的人都感到失望。在新恢復的秩序中，要求獨立的愿望與嗜好覺醒了。不久，三十年前的人冒著鋒鏑去打倒的東西，人們又不惜犧牲生命去爭取。

挽救之道莫如在生死關頭懸崖勒馬。但往前直沖的來勢太猛了，鐘錘依舊在搖擺。這便是我們所謂的歷史。

六

哲學家們常常問，這些周期的來復，是否使人類永遠停留在同樣悲慘同樣愚蠢同樣偏枉的水準上，或相反，鐘錘在搖擺之中慢慢地升向更幸福的區域？我相信這并不真正成為問題，也不是如何重要的問題。政府的職責，在于補救目前的災患，準備最近的將來，它的工作不是為遼遠的前程，為幾乎不可思議的境界。彭維爾（Bainville，今譯作班維爾）有言：“凡是殫精竭慮去計算事變的人，其所得的結果之價值，與對著咖啡壺作觀察的人所得的，相差無幾。”

人類經歷平衡的階段（一八七〇至一九一四年間我們父輩的生活便在此階段中度過）。隨后他進到了狂風暴雨與沖突擊撞的境界。這些沖突解決之后，人類又達到一個新階段。這時候，兩種沖突應該得到解決了。第一是最嚴重的：經濟沖突。自由的資本主義不存在了，國家經濟亦難有何等成就。在私有產業的利益（這似乎是無可代替的）與明智的監督之間，應當覓得一種沆瀣一氣的方法。問題定會解決，而我們敢言，此解決方式既非共產主義的，亦非資本主義的，而是采取兩種主義的原素以形成的。同樣，政治爭端的解決方式，既不會是純粹民主的，亦不會是純粹集權的。正的論調也好，負的論調也好，黑格爾曾闡述過，人類社會的歷史，是由那些相反制度遞嬗的（有時是突兀的）勝利造成的。隨后，猶疑不決的智慧所認為矛盾的原素，畢竟借綜合之力而獲得妥協，而融成有生機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