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述

《大學》，原是《禮記》中的一篇，是中國古代教育理論的重要著作。朱熹重新編排《大學》，分經一章，傳十章，此章朱本稱“經一章”。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就是朱熹所說的“三綱領”，強調道德修養的三重境界：弘揚德行，使民眾自新，達到教化天下的極致。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朱熹所說的“八條目”。

【原文】

大學之道①，在明明德②，在親民③，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④，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⑤，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

【譯文】

大學的宗旨，在于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棄舊向新，在于使人的道德達到最完善的境界。知道應達到的境界才能夠確定志向；志向確定才能夠心靜不亂；心靜不亂才能神思安穩；神思安穩才能思慮周詳；思慮同詳才能有所收獲。每樣東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開始有終結。知道了這本末始終的程序，就接近事物發展的規律了。

【注釋】

①大學：相對于小學而言的“大人之學”。古代八歲入小學，學習“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等文化基礎知識和禮節；十五歲入大學，學習“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學問。

②明明德：前一個“明”字作使動詞用，即“使彰明”，也就是發揚、弘揚的意思；后一個“明”字是形容詞，明德，即光明正大的德性。

③親民：程頤說“親”當作“新”，即革新、自新。新民，使人棄舊圖新、去惡從善。

④知止：知道目標所在。

⑤本末：本是根，末是梢，即根本與枝末；引申為始末、主次。這是古代重要的哲學概念。

【歷代論引】

朱熹說：所謂“大學”，就是“大人之學”，是關于“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學問。所謂“明德”，是指人天生具有的“良知”，它原本可以通曉萬理、應對萬事，只是由于受到氣質稟賦的局限，人欲的擾亂與蒙蔽，有時會昏昧不明；雖然如此，人的“良知”一直潛行不息，絕不泯滅，所以學問之道，即是使“良知”彰明，恢復其最初面目，這就是“明明德”。又說：既要能夠自我弘揚高尚的德行，又應當予以推廣影響德化他人，使得人人都有良好的修養，以剔除先前所浸染的污跡，以求自新。又說：止，就是所應當停止的地方，即至善之所在。知之，則志有定向。靜，指心不妄動。安，即所處而安。慮，是處事精詳。得，即得其所止。又說：明德為本，親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后。

王陽明說：“德，即一體之仁，即使是小人之心也一定擁有的。它是根植于天命的秉性而自然靈昭不能掩蔽其光芒的，因此稱作‘明德’。……之所以稱為‘大人之學’，也只是指去除其私欲的掩蓋，使自己能夠明徹了解自己的美好的‘天性’，從而恢復天地萬物一體之自然天性。……天命之性，純粹然而最為美好完善，‘靈昭不昧’者，這是其‘至善’的體現，是明德的本體，就是所謂的良知。”

孔穎達說：“彰顯推廣自己光明的品德。”

【原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①；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②；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③；致知在格物④。

【譯文】

古代那些想要在天下弘揚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養自身的品性；想要修養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想要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誠；想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誠，先要使自己獲得知識；獲得知識的途徑在于認識、研究萬事萬物的道理。

【注釋】

①齊其家：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或家族。

②修其身：修養自身的品性。

③致其知：使自己獲得知識。

④格物：認識、研究萬事萬物的道理。一說是摒除物欲。

【歷代論引】

朱子說：“明明德于天下，使天下的人都能夠明其明德。心，身體的主宰。推廣我們已有的知識，使自己所知達到無限。窮究事物存在和發展的至理，以達到極致。”

王陽明說：“所謂致知并不是后世儒者所說的擴充知識的意思，而是指推致自己的良知。這里的‘良知’就是孟子所說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它不用思考就能知道，不用學習就能具有，所以稱為‘良知’。它是天命之性，心之本體。……致知必在于格物。‘物’即事，‘格’即正。‘格物’即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也就是去惡為善，使良知沒有虧缺蒙蔽，這樣方能達到至善。”

【原文】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譯文】

研究萬事萬物所表現的形態，認識其中所蘊含的哲理，就可獲得新的知識，增長智慧。在智慧的引領下，反觀自身，我們才會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們自己，使內心意念真誠。內心懷著對萬物的感念與誠篤，從而使我們對待客觀的事物時，能夠樹立并保持不偏不倚的中正心態。內心固守中正誠敬，就有了修養品行的基礎。有了自身高尚的品德修養，才能整治自己的家族。整治自己的家族后，才能治理好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國家治理好，才能使得天下太平。

【原文】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①，壹是皆以修身為本②。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③，未之有也④！

【譯文】

上自一國君主，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養品性為根本。若這個根本被擾亂了，家庭、家族、國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分先后、輕重、緩急，本末倒置，將應該重視的事情忽略了，應忽略的事情卻重視起來，想要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這也是從來沒有的事。

【注釋】

①庶人：指平民百姓。

②壹是：都是。本：根本。

③其所厚者薄：當重視的不重視。薄者厚：不該重視的反加以重視。

④未之有也：即“未有之也”，沒有這樣的道理。

【歷代論引】

程子說：“《大學》是孔子留傳下來的書，是初學者進修德行的進階門徑。全靠這本書的存在，我們今天才能知道古人做學問的先后次序；至于《論語》和《孟子》，研讀的順序應在其后。學習的人從這本書學起，就差不多不會有錯了。”

智慧運用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典句札記】

這句話講的是“大學”教人的道理。古代所謂的大學是說成為大人的學問。比之于一般的“文學”“音樂”“繪畫”都要高出的大學問，它比之于一般的單一學問的范疇要廣，含有“道”的思想，比如說“茶道”。而這些道所負載含有的其他意義是需要自己去體悟的。要彰明自己的道德，就要不斷的提升自己，從而能夠親善和幫助別人，促進社會的文明進步。所以說真正有學問的人，應該是不斷進步、不斷修為，最終獲得令人佩服的學問和修養的人。

德，做人的根本。《尚書》云：“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在古代，賢人志士崇尚德行，以道德感化、教化民眾，從而使社會和諧，達到一種無為而治的理想境界。

中國傳統哲學對于生命問題的思考，其功用不在于增加外界的知識，而在于提高心靈的境界。《大學》開章明義，“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其修養的方法，則在于“三省吾身”“反躬求諸己”，每天拷問自己的良知，以生命付諸道德的實踐。

古代典籍中有“蘧伯玉寡過知非”的記載。蘧伯玉是衛國的大夫，春秋時著名的政治家，姓蘧名瑗字伯玉。他二十歲的時候，個人的修養就已經達到相當高深的程度，每天都要對自己的言行做出反省，從而使自己每天都有所體悟，而不迷失自我。“逐日如是，日日自檢。”天天堅持自省，天天自我做出評判與檢討，日日不息。于是他每天都能發現自己以前的失誤。

世間沒有完人，每個人都會有缺點。“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做錯事并不怕，只要知錯能改、改過自新就行。怕的是不能自我反省，自己不知錯，還不愿意別人批評指出。尤其不可救藥的是對自己錯誤不能夠充分認識，還自以為是，并強制別人也以為是。而蘧伯玉數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在做著自省的功夫，“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改過遷善，常見前非，至五十歲時，猶追咎四十九年之非”。可見，德行的修養，在于堅持，在于誠篤。一個人一天不做壞事，是容易做到的；一月不做不合規范的事，也可以做到；但是，一生不做一件違心的事，則就極為難得而令人敬佩了。人生的修養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是點點滴滴、日積月累的結果。

“明明德”的功用，表現為外在的行為，就是提高全民素質，造就新的高素質的民眾。其最終的目的是達到“至善”的最高境界，借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實現和諧。

人類是推動社會歷史不斷發展的主體因素，但是個人在歷史長河中又是極為渺小的。從人的心理上來講，人人都想出人頭地，爭做先鋒。這是人的欲望之一。可事實上呢，由于受到個人性情、教育程度、環境機會等因素的影響，結果總是不那么讓人樂觀。少數人出類拔萃，叱咤風云；個別人自甘墮落，作奸犯科；而絕大多數人都平平庸庸，安于現狀。這是一種規律，誰都無法改變。然而，無論如何，從自己做起，淡泊明志，潔身自好，靜心修身，提高素養，做一個有益于社會、有益于他人的人，這是歷史前進所呼喚的，更是人類文明所要求的。而這一點，對于我們每一個普通人來講，應該是不難做到的。無論你從事何種職業，重要的是先有進取的意識，有敬業的精神。這就是“明明德”的根本。

史例解讀

三世輔臣，德高望重

富弼（1004-1083）北宋人，字彥國，洛陽（今河南洛陽東）人。26歲踏上仕途，竭盡全力為朝廷盡忠。

年少時，富弼走在洛陽大街上，有人過來悄聲說：“某某在背后罵你！”富弼說：“大概是罵別人吧。”那人又說：“人家指名道姓在罵你呢！”富弼說：“怕是在罵別人吧，估計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罵他的人“聞之大慚”，趕緊向富弼道歉。

年少的富弼分明是假裝糊涂，卻顯示了他的聰明睿智。俯仰之間可見心胸之狹闊。20歲不到，富弼就以文章出名，被譽為“洛陽才子”。當時范仲淹已經頗有名氣，認識富弼后，對富弼大為贊賞，說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薦給當時的宰相晏殊。晏殊是奇才，不到20歲就考中進士，寫出“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這一名句。他一眼看出富弼有發展前途，就問范仲淹：“這位洛陽才子可曾婚配？”范仲淹回答：“尚未婚配。”晏殊滿意地點了點頭。后來，納富弼做了自己的東床快婿。

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富弼升為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是年春，契丹國大兵壓境，揚言要以武力掃平中原，要求大宋割地賠款才息兵。慌了手腳的宋王室，趕忙商議派大臣出使契丹求和，但朝中大臣皆因此行兇險，不敢前往。有人推薦富弼，富弼臨危受命，被任命為大使，拜任樞密直學士，出使契丹。

見到契丹王，富弼問：“為何要出兵攻宋？”契丹王回答：“是你們違約在先，堵塞了關隘，所以我們要進攻。如果你們割地求和，我們可以撤兵。”富弼正色道：“我知道你自己并不想出兵，而是你的臣子嚷嚷著要打仗。你可知道他們都是為了自己牟利？”契丹王驚訝地問：“此話怎講？”富弼說：“我大宋封疆萬里，精兵百萬，上下一心，若你們要用兵，能保證必勝嗎？即使你們僥幸獲勝，也要損傷過半，這些損失你那些好戰的大臣能夠彌補嗎？如果我們還像以往那樣互通友好，大宋每年贈給你的錢帛，還不都是你契丹王一人任意支配嗎？”

契丹王想了想，點頭稱是。富弼又說：“至于我國堵塞關隘，本是為了防范叛軍，并不是為了進攻他人。若是為了進攻，就不堵塞關隘了，而是要打通關隘，前去進攻了！”契丹王覺得富弼說的都是實話，第二天就邀富弼一同打獵，但他提出一個條件：“如果能割地給契丹，則兩國可長久修好。”富弼問：“為什么？”契丹王說：“我們都以每年領受你們的錢帛為恥。”富弼馬上反問道：“你們以得地為榮，我們必以失地為恥！你說是不是這個道理？想讓我們割地求和，萬萬不能！”

面對這個既善辯又強硬的來使，契丹王感到無奈，最終不再要求割地。就這樣，富弼不避生死，不辱使命，只說了一番話，就打消了契丹國進犯的圖謀，使兩國化干戈為玉帛，此后的幾十年間，兩國一直和平相處。

富弼后來又出使契丹，也大獲成功，展示了其超人的膽識和外交能力。他第一次去契丹時，家人來報，說他的女兒死了，他不顧而行；第二次去契丹前，他的妻子生了個男孩，他來不及看一眼，就啟程了。到了契丹國，每得家書，他連拆都不拆。隨從不解地問：“這是家書，為啥不拆？”他回答：“拆了，徒亂人意！”

神宗年間，富弼見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與之爭，于是稱病退休，欲回洛陽，上疏幾十次才被準許。但每遇國家大事，他仍建言獻策，暢所欲言。

元豐六年（公元1083年）八月，富弼在洛陽病逝，年80歲。他死前還上疏神宗：現在朝中多有投機鉆營的小人，非國家之福，應予以廓清。神宗讀后十分哀痛，輟朝三日，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謚文忠。隨后富弼配享神宗廟。

縱觀富弼一生，他始終以朝廷及百姓的利益為重，先后擔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在處理外交、邊防及賑濟災民方面取得顯著成就，又性情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有禮。司馬光稱頌他為“三世輔臣，德高望重。”

德聲大振于邊疆

羊祜（221-278），字淑子，西晉大臣，泰山南城人（祖籍新泰羊流）。羊祜早年喪父，青年時博學多才，能文著稱，身材魁梧，眉目清秀。曹魏末年，被文帝召見并封為大將軍，另被拜為中部侍郎，后曾任關中侯、秘書監、相國從事中郎，中領軍悉統宿衛等職，參與司馬昭機密。

晉武帝司馬炎代魏后，因羊祜輔佐有功，被授為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泰始五年（公元269年），晉武帝與他策劃滅吳，以尚書左仆射都督荊州諸軍事，坐鎮襄陽。在其十年，廣泛開設鄉村學校，治理地方秩序，并開屯田，儲軍糧，為滅吳做了充分準備。

他針對當時“軍無百日之糧”的窘況，號召士兵屯田開荒八百余畝，幾年之內積存了供十年用的軍糧，既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又充實了軍用物資。他開設學館，重視教化，關心民眾，“甚得江漢民眾之心”。他常身著便服，帶少數隨從，了解下情，與士兵共甘苦，深得士兵愛戴。羊祜對東吳官吏實行安撫政策，對來降的吳人予以獎勵，并允許其來去自便。有一次，部下抓了兩個牧童作為俘虜獻上來，羊祜了解情況后，派專人把兩個牧童送到吳地父母處，牧童全家感激涕零，到處稱頌羊祜恩德。在兩軍交戰中，吳將鄧香侵犯夏口，被活捉，羊祜開導一番后就把他放了回去，不久，鄧香率部來降，吳將陳尚、韓景較頑固，屢犯邊境，羊祜令部下追斬之，然后又厚禮殯葬，陳、韓子弟來迎喪，羊祜以禮相待。

為此，羊祜德聲大振，吳國官兵為之悅服，就連與羊祜在邊境對峙的吳國將帥陸抗也說：“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后來與陸抗互通使節，各保分界，于是邊界進一步得到安寧。

曹操斷發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瞞、吉利，沛國譙縣（今安徽亳州）人。曹操雖然生性多疑，野心很大，但在軍隊中卻留下了美名。

一次麥熟時節，曹操率領大軍去打仗，沿途的老百姓因為害怕士兵，都躲到村外，沒有一個敢回家收割小麥的。曹操得知后，立即派人挨家挨戶告訴老百姓和各處看守邊境的官吏：現在正是麥熟的時候，士兵如有踐踏麥田的，立即斬首示眾。曹操的官兵在經過麥田時，都下馬用手扶著麥稈，小心而過，沒一個敢踐踏麥子的。老百姓看見了無不稱頌。可這時，飛起一只鳥驚嚇了曹操的馬，馬一下子踏入麥田，踏壞了一大片麥子。曹操要求懲治自己踐踏麥田的罪行，官員說：“我怎么能給丞相治罪呢？”曹操說：“我親口說的話都不遵守，還會有誰心甘情愿地遵守呢？一個不守信用的人，怎么能統領成千上萬的士兵呢？”隨即拔劍要自刎，眾人連忙攔住。后來曹操傳令三軍：丞相踐踏麥田，本該斬首示眾。因為肩負重任，所以割掉自己的頭發替罪。

曹操斷發守軍紀，這種要求別人做到，自己率先做到的方法，在約束了軍隊的同時，彰明了自己的道德，成為千百年來的美談。

重德之人

陳重，東漢時名士，今江西新余市人。年輕時與鄱陽雷義在豫章郡（今南昌）同學《魯詩》與《顏氏春秋》，兩人非常友好。郡守張云推薦陳重為“孝廉”，陳重讓給雷義，張云沒有答應。第二年，雷義也被推薦，兩人同在郎署為官。

任職期間，有同僚負債數十萬錢，債主催逼甚急，陳重秘密代為償還。此人發現后非常感激，要重謝之，陳重婉言謝絕，終不言惠。同舍一郎官回家時誤拿別人的衣服，失主懷疑是陳重所為，陳重不予爭辯，并買衣服相贈。事后那人把誤拿的衣物歸還主人，弄清了事實，對陳重非常欽佩。

后來，陳重與雷義同時進京任尚書郎。雷義因代人受過，被免官。陳重見雷義如是，也稱病告退。

陳重回鄉后又被推為“茂才”，到細陽任縣令，有政績，擬升為會稽太守，因姐姐逝世奔喪未去上任，后又為朝廷司徒官保薦為侍御史，卒于任上。

明德之心

許衡（1209-1281），元朝著名學者。字仲平，號魯齋，河內（今河南沁陽）人。歷任國子祭酒、中書左丞、集賢殿大學士、領太使院等職。為官敢于直言，一生致力于教育，并親自編寫《中庸直解》《大學要略》。有《魯齋遺書》傳世。謚文正，封魏國公。是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歷法學家”。

許衡青少年時即聰敏勤學，立志學以致用，一生博覽群書，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留下了“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的千古佳話，成為人們效仿的楷模。

《元史·許衡傳》記載：宋朝末年，天下大亂，百姓背井離鄉，四處逃難。天興二年（1233），蒙古兵逼臨許衡的家鄉新鄭縣。許衡從河陽經過，正值酷暑季節，由于長途奔波，天氣又熱，喉干口渴。同行的人發現道路附近有一棵梨樹，樹上結滿了鮮嫩的梨子，眾人爭相摘梨解渴。

人們吃著摘來的梨子，坐在樹下乘著陰涼，感到一陣愜意。只有許衡獨自忍受著干渴，端坐著不為所動。同行的人覺得很奇怪：難道他不渴嗎？

于是便有人對許衡說：“先生，路途遙遠，也摘顆梨吃吧，權且解渴。”

許衡回答說：“那梨樹不是我的，怎么能隨便去摘取別人的果實呢？”

那人說：“社會動蕩，兵荒馬亂的，大家都各自逃難，這棵梨樹的主人恐怕早已逃走了，您又何必固執迂見呢？”

許衡說：“雖然梨樹沒有主人，難道我的心也沒有主人嗎？”

“我心有主”，這是挺直著脊梁的一句錚錚名言，是一條不可逾越的做人底線。“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能夠在外在誘惑的境況下，堅守著道德的操守，恪守著做人的準則，固守著廉恥與尊嚴，守護著自己心靈的潔凈，不為利誘，不被色動，這是人格的最高境界，也是道德的完美體現。

古人說：“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人生活在這個充滿誘惑的世界上，隨時隨地都會面臨取舍的選擇，而物欲和美色的誘惑，往往令人難以自守，稍有松懈，就會迷失自我。能夠恪守“我心有主”，實為不易，值得敬佩。

“梨雖無主，我心有主”，這不只是一種做人的準則，也是一種道德的修養，更是一種精神的境界。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典句札記】

此句話講的是人的認知過程。人的認知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人的認知的第一步是對感性知識的機械積累，通過大量的基本知識學習的量變而達到的從中總結出規律的質變。人對于規律的掌握程度的不同，又可分為不同的境界：堅定志向的人；靜默的人；安詳如泰的人；深思熟慮的人；獲得某種功德和智慧的人。

動與靜是生命的基調。動是進取的姿勢，是積極奔赴、有所承擔的形象；靜是心靈的常態，是回歸心靈的棲居。動是行為的實踐與擇取，使我們求證、擁有；靜給我們以休憩與穎悟，讓我們思考、品味。動是不甘固守而打破庸常的奮然前行，靜是休養德行的必由之路。

在喧嘩而又忙碌的塵世，很難分出一點閑情來體悟生命之本源。于是，喧鬧、紛爭，甚至于碌碌無為漸漸占據了我們所有靜謐的生命空間！常有一種疲憊、焦慮的不安，襲向心靈深處，讓人茫然無所寄處。

靜是一種感受，是一種心靈的升華。當你閑居獨處于靜雅陋室，拋卻一切世事紛擾，品一杯香茗，任思緒隨裊裊輕煙飄飛，不經意間靜由心來，這是一種淡淡而愜意的靜。如果還能夠有一曲喜歡的旋律陪伴，抑或敲出一段心情文字，自是“小靜”有所“小得”了。

真正的靜，其實是一種境界。諸葛亮有“寧靜致遠，淡泊明志”的睿智哲言。意思大概是保持心靈的寧靜，不事張揚，向著心中那個目標做出實實在在的努力，從而實現自己遠大的理想。懷著恬淡自在的心境，使自己的心靈得到自然的滋養，在寧靜淡泊中，漸漸走近人性的真正本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思是說人們在樹立了自己所要達到善的最高境界的志向時，應當心懷寧靜，使浮躁的心緒回歸透明純凈，不要讓過多的雜念干擾我們的思考。這種靜的境界，應該是貫穿人生始終的修行，讓我們不斷反觀自己的內心，在紛紛攘攘的塵世中，不斷認識并超越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魅力，創造人生道德的至高境界。

靜不僅是一種美，更是一種智慧的心境，是看穿人生沉浮的頓悟。那種“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云卷云舒”的從容與安適，總令人感佩。靜而生境，則絕慮忘憂。怒云狂飆，終為雨露，歸于靜美。倘若我們能夠在自己的心靈里存留下寧靜的一角，不僅使自己的思想得以寄留，也使我們能夠從簡單麻木的庸常狀態中走出，在喧鬧忙碌中分出一點閑暇去體悟生命的真正本源。

當摒棄世間塵俗的雜念，掙脫掉所有緣于物欲的吟哦，在心緒的騷動平靜下來之后，在動之側冥想靜之優越，在動之畔沉思靜之空靈，靜便自心而生。

茫茫人海，蕓蕓眾生，我們每個人都只是滄海中的一粟。然而就是這每一粒粟，裝點著精彩紛呈的世界，使得世界如此的神奇微妙。那么，就讓我們的心靈從藍天白云、幽谷山林般的安謐中獲取一份寧靜，靜靜地來，靜靜地走過，然后靜靜地離去。

史例解讀

靜而后安

韓琦（1008-1075），字稚圭，自號贛叟，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出身世宦之家，父韓國華累官至右諫議大夫。韓琦3歲父母去世，由諸兄扶養，“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

韓琦為人沉穩大度，沒有什么不能容忍，早在他在學堂讀書的時候，名望已經傳遍天下了。他與同學堂的王拱辰，還有御史葉定基，一同被派到開封府掌管科舉考試。王振辰和葉定基經常發生爭吵，而韓琦坐在室內批閱試卷，好像什么都沒有聽見一樣。王拱辰埋怨說，韓琦不幫助自己，到韓琦的幕室，對韓琦說：“你是在幕室中鍛煉氣度吧？”韓琦臉色平和的向拱辰道歉。韓琦在征討叛軍時，顏師魯與英公李勣不和，顏師魯在韓琦那里說李勣的壞話，而李勣也在韓琦那里說顏師魯的壞話。韓琦聽后從不將這些話說出去，所以顏師魯和李勣才沒有鬧起來。否則就不得安寧了。韓琦的度量寬大不但是在工作中，也體現在平常生活中。

在韓琦管理北都時，一次，有一位表兄弟獻給他一只玉盞，玉盞從里到外沒有一絲斑點，果真是絕無僅有的好東西。韓琦用百兩金子答謝了表弟，將玉盞視為珍寶。于是召集顯要官員，特意準備了一桌飯菜，用繡著花紋的衣服覆蓋著桌子，把玉盞放在上面，供大家欣賞。哪知道一個武官不慎碰倒了桌子，玉盞摔得粉碎，在座的客人都很驚愕，那個武官趴在地上等著發落。韓琦卻不慌不亂，笑著對那武官說：“東西總歸有它破損的時候，你有什么罪？”

慎思的好處

徐彥伯，名洪，兗州瑕丘（今山東兗州東北）人。七歲能寫出好的文章。曾在太行山搭草廬居住。后來以高明的建議而高中官位。

徐彥伯任太子賓客時，正值則天皇帝清除異己，大興冤獄。有不少讀書人乃至王公大臣因語言不慎而被治罪，致使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不可終日。鑒于此，徐彥伯撰寫了《樞機論》一書，反復闡述“多言”的危害，告誡世人“慎言”謹行。他認為言論是道德的手柄，行為的主宰，志向的端緒，立身的表現。它像是一個人的樞機，只要發動，外物就會隨之有所感應，得失就會立即表現出來。語言可以幫助自己成功，也可以毀滅自己、敗壞事業。它同自己的災禍、幸福、光榮、恥辱密切相關。如果能經過思考以后再說，反復推敲之后再做出表達，看準對象以后再談論，深思熟慮之后再行動，那么后悔的事情就不會發生，怨恨仇隙也不會到來。只有做到“慎思”，而后才可“謹言”。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

【典句札記】

此句講事物之間存在有先后的秩序——根本和末節，也可以說是開始和終結，只有懂得它們之間的關聯，才能體悟到事物的本質，獲得大“道”。此處的“道”主要說修己治人的道理。

常言道：“萬物有理，四時有序。”這里的“序”，乃順序、次序、程序之意，也指事物運動變化的過程和步驟。

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時間和空間，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是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上展開的，如農業中的糧食種植活動，就可以分解為松土、播種、施肥、灌溉、收割、打碾等多個環節。如果不在一定的時間播種，或者把收獲和施肥的次序顛倒，那么糧食種植就無法達到預期的目的。

從社會角度看，科學、嚴謹、規范的程序有利于實現和維護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反之則會帶來損害。我們的身邊不乏不講程序、不重程序的事情。為政者，如果能時時處處記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的道理，凡事遵循自然規律，嚴格按照程序辦事，那么，加快發展，為民造福“則近道矣”。

史例解讀

物有本末

墨子是中國先秦墨家學派創始人，中國戰國時期著名思想家、科學家。

有一次公輸盤給楚國制造云梯這種器械，制成后，要拿去攻打宋國。墨子聽到后，就急急忙忙從魯國動身，走了十天十夜，到達郢都，去見公輸盤。

墨子見到公輸盤后說：“北方有人欺侮我，我想借助您的力量殺掉他。”

公輸盤不高興了。

墨子說：“請讓我奉送給您十金。”

公輸盤說：“我是講道義的人，絕不能平白無故殺人。”

墨子站起來，拜了兩拜，說：“請讓我說幾句話。我在北方聽說您造了云梯，要拿去攻打宋國。宋國有什么罪呢？楚國有的是土地，缺少的是民眾，如今去殺害自己缺少的民眾而爭奪自己并不缺少的土地，不能說是聰明。宋國并沒有罪而要去攻打它，不能說是仁愛。懂得這個道理，卻不據理力爭，不能說是忠誠。爭論而達不到目的，不能說是堅強。自己說講道義，殺少量人還懂得不合理，卻要去殺眾多的人，不能說是明白事理。”

比扁鵲醫術高明的醫生是誰？

魏文王問名醫扁鵲說：“你們家兄弟三人，都精于醫術，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鵲答說：“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問：“那么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鵲答說：“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發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鏟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氣無法傳出去，只有我們家的人才知道。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時。一般人以為他只能治輕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氣只及于本鄉里。而我扁鵲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嚴重之時。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經脈上穿針管來放血、在皮膚上敷藥等大手術，所以以為我的醫術高明，名氣因此響遍全國。”

魏文王說：“你說得好極了。”

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可惜大多數的人均未能認識到這一點，等到錯誤造成了重大的傷害才尋求彌補，有時是亡羊補牢，為時已晚。

始終堅持自己的志向

王浚（206-286），字士治，弘農湖縣（今河南靈寶西南）人。西晉著名軍事家。官至撫軍大將軍。王浚博通典籍，姿容修美，只是不拘小節，不為鄉鄰所稱。年長以后，幡然悔悟，毅然改變原來的處事風格，嚴格要求自己，變得通達事理，胸懷開闊。

歷史之所以引人入勝，往往是其中人物非同尋常的言行和經歷。王浚在還未得到任用而僻處家鄉之時，在家中造房子，就表現出他的遠大志向。據《晉書·王浚傳》說，他“開門前路廣數十步”（在宅院門前開辟了一條數十步寬的路），鄉人不解，問：“你在家門口修這么寬的路有什么用？不是過分了嗎？”王浚說：“以后成就事業了，儀仗扈從出入方便啊。”人們聽了之后冷笑而去。

王浚對鄉人的嘲笑并未表示出不快，他只是引述《史記》中的話：“陳勝不是說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的話嗎？”以此來重申他的志向。

王浚的婚姻也頗具傳奇色彩。涼州刺史徐邈的女兒才貌俱佳，賢淑有主見，一直沒有遇到如意郎君，待字閨中。一次，徐邈在家中設宴款待賓客。他的女兒在內室觀察，她指著一個人對母親說：“就是他。”她遴選的如意夫君就是王浚。而當時王浚還只是一名地位低微的小吏。

王浚初為河東郡從事，為羊祜所賞識，轉巴郡太守、廣漢太守，有“惠政”。遷益州刺史，泰始八年（272年），晉武帝司馬炎謀攻東吳，經羊祜推薦，授王浚龍驤將軍，監益、梁諸州軍事。奉詔修建戰艦，訓練水師，做戰爭準備。史書說當時的“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公元280年，王浚率軍沿長江東下，開始伐吳之戰。當年三月，王浚大軍開進吳國都城建業（今南京），東吳政權宣告結束。王浚在平吳戰役中立了大功，又升遷為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后軍將軍。

唐朝詩人劉禹錫的《西塞山懷古》寫道：“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說的就是王浚攻陷吳國都城的歷史事實。“大行不顧細謹。”

做大事的人，不必在那些小節上浪費精力和時間，更不必在意別人的譏嘲與評價，尤其不要受那些目光短淺之人的風言風語的干擾，只是向著自己的目標不懈努力。

知敵之帥，料戰爭成敗

田忌，生卒年不詳，名忌，字期，又曰期思，封于徐州（今山東滕縣南），故又稱徐州子期。戰國初期齊威王時的名將，后因和齊相鄒忌不和奔楚國。

有一次楚王問田忌：“齊國和楚國交戰，楚國如何才能取得勝利？”

田忌答道：“齊國如果派申孺為將，楚國出動5萬人馬，派上將軍率領。齊國如果派田居為將，楚國就出動20萬人馬，派上將軍率領。齊國如果派眄子為將，楚國將應該出動全國的兵馬，由大王您親自率領，我跟隨相國上將軍擔任左司馬，這樣才能夠使你幸免于難。”

沒過多久，齊國和楚國爆發戰爭。齊國派申孺為將，率大軍進攻楚國。楚國按照田忌的說法，出動5萬人馬，派上將軍率領。戰爭開始不久，楚國就斬申孺首級而歸，齊軍大敗。

齊王大怒，派眄子為將，率領大軍大舉進攻，楚國按照田忌的說法出動全國兵馬，并由楚王親自率領。田忌跟隨相國上將軍擔任左右司馬，全力以赴，楚軍剛剛抵擋得住，雙方打成平手。

楚王于是問：“先生為何很早就知道結果呢？”

田忌回答說：“我不過是十分了解齊國的將軍而已。申孺傲慢自大，嫉賢妒能，因此必然失敗。田居尊重賢者卻輕視普通人，因此與他交戰可能會一勝一負。而眄子不同，他既尊重賢者又愛護普通人，所以眄子帶領的隊伍必然會團結一致，這也正是楚國要全力對付的原因。”

賈詡能預知追敵時機

賈詡（147-224），字文和，武威姑臧（今甘肅武威）人。三國時期魏國著名軍事家、謀士。三國時期被稱為毒士，鬼才，善用計謀，被稱為三國最聰明的人之一。先在李傕帳中任謀士，后又成為張繡的謀士。張繡曾在宛城用他的計策打敗了曹操，張繡兵敗后他勸張繡和自己都歸降曹操。

當初，曹操征伐張繡時，圍攻不久便領兵撤退。張繡想去追擊，賈詡說：“不能去追擊。”張繡不聽，果然失敗回來。賈詡說：“趕快再去追擊，這次肯定能取勝。”張繡于是集合起散亂的士卒，再次去追擊曹操，果然取勝了。勝利歸來后張繡問賈詡：“第一次我用精兵追擊曹操的退軍，而您卻說一定要失敗。我撤退回來，第二次又以失敗的士卒追擊勝兵，您卻說一定能取勝。兩次的結果都像您說的那樣，為什么兩次都不合常理，卻都應驗了呢？”賈詡說：“這個容易解釋。軍事形勢紛紜，具體情況各不相同。將軍雖然善于用兵打仗，但不是曹操的對手。魏軍剛剛撤退，曹操一定守在部隊后面。你的追兵雖然精銳，但為將的既然不是對方的對手，士卒就不用說了，因此知道你一定會失敗。曹操進攻你的時候并無失策，但還沒有全力進攻就撤退了，一定是因為曹操后方出現了問題。曹操既已打敗了你，一定會輕軍快進，留下大將守在后面。留在后面的將領雖然勇敢，但不是你的對手。所以即使派失敗之兵追擊也能取勝。”張繡因此佩服賈詡的才能。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典句札記】

這一小段采用先果后因的順序，主要講的是自身的修養和所要做事情的那種由內而外，由小到大的層進關系：認知到誠意、正心、修身，修身后才能夠齊家、平天下。

誠信是道德的基礎和根本，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所在，是社會發展的基石。

歷史在不斷前進，人類也在不斷進步，這是不可抗拒的主流。但是，在前進的潮流下，也會產生不和諧的蕪雜，比如誠信的缺失。處于后商業時代的人們，急于聚斂財富，一切唯錢是舉，越出了基本的道德底線，欺詐造假、見利忘義、損人利己，這一切隨處可見。它對社會所造成的傷害，我們感同身受。這不僅是一種倒退，更是人性的墮落。

《程氏遺書》中說：“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忠；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這些道理，值得我們深加體味。

史例解讀

用黑白豆檢驗修身

趙叔平，北宋人，自幼學習刻苦，天圣年間一舉考中進士。他一生注意品德修養，樂善好施，受到世人好評。

趙叔平認為，人生一世應該多做善事，不做惡事。無論做善事，還是做惡事，都受思想支配。因此，他特別注重正心克己，不斷清除私心雜念，使善心永遠戰勝惡意。

為了檢驗自己的善惡之心，趙叔平曾找來三個器物，用一個器物裝黑豆，一個器物裝白豆，中間的器物空著。頭腦中若有一善念萌生，他就取一個白豆投入中間的空器中，若有一點兒私念或惡意，就取一個黑豆投入中間的空器中。到了晚間，再把空器中的白豆和黑豆倒出來數一數，以檢驗一天中的善念和私心雜念各有多少。

第一天過去了，趙叔平數了數空器中的白豆和黑豆，結果是黑豆多而白豆少。知道自己克己修養功夫還差得遠。

第二天，趙叔平又數了數空器中的白豆和黑豆，仍然是黑豆多而白豆少，但和第一天比起來，黑豆少了一個，白豆增加了一個。

第三天，仍然是黑豆多白豆少，但和第二天比起來，黑豆又少了一個，白豆又增加了一個。

過了一段時間，白豆和黑豆一樣多了。

又過了一段時間，白豆多而黑豆少了。

又過了一段時間，空器中只有白豆而無黑豆了。趙叔平的心中只有善意而無私心雜念了。

趙叔平就是這樣嚴于克己，只要頭腦中私心雜念一閃，就要立即去掉，永遠使心地純一為善，一輩子不做壞事。

正人先正身

封軌，字廣度。北魏時渤海人。沉謹好學，博通經傳。性格方直，為時論推重。官至征虜將軍。

封軌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志同道合，相互見重，引為摯友。惠蔚經常贊嘆封軌：“封先生對于經義，不只在于章句解說中有獨特的見解，尤其能夠把握宏旨脈絡，統括思想，在這方面我不如他，差距很大啊。”

封軌自律嚴謹，節操高尚，儀容整潔，威儀堂堂。于是就有人說：“有知識的人大多不修邊幅，您這個賢達之士為什么獨自不同？”封軌聽了笑著說：“修養高尚的人使自己的衣服帽子整潔端莊，目不斜視，行為莊重，這是應該的。為什么非要做出蓬頭垢面的樣子，才認為是賢德呢？”非議他的人聽了之后，很感慚愧。

封軌深為尚書右仆射郭祚所了解。郭祚常對兒子郭景尚說：“封軌、高肇二人，都是國家的棟梁之才，將來必然重用。我平生不輕易推薦人，而多次推薦這二位，不只是為國進賢，也是為了你們兄弟將來的榜樣和依靠。”封軌以方直自業，高肇也以風概立名。尚書令高肇官拜司徒，高肇送迎往來，而封軌竟然從不往見。高肇四顧不見封軌，回到家后，自嘆：“我一生自以為沒有違越修養的原則，今日舉措，不如封先生很遠啊。”封軌以“務德慎言”作為修身之本，認為“奸回讒佞”是世間最大的禍患，因此著有《務德》《慎言》《遠佞》《防奸》四篇戒銘，可惜其文字未能傳載于典籍。

太和年間，封軌官拜著作佐郎，很快又升任尚書儀曹郎中，兼員外散騎常侍。封軌曾奉命出使高麗，高麗王云恃其偏遠，借口臥病不愿親自接受詔令。封軌正色詰責，喻以大義。高麗王云于是北面拜受詔書。此前，契丹擄掠邊境居民六十多人，又被高麗擄掠東歸。封軌發出公文聲討，高麗王云當即全部給以資費送回。有司奏稱封軌遠使絕域，不辱朝命，并使邊境居民歸來恢復生產，功宜加爵封賞。世宗下詔官升一級，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渤海太守崔休調任吏部郎官，以其兄政績考核事請托封軌。封軌說：“法者，天下之平，不可因舊交親情而使之有所虧損。”崔休嘆服其正直和堅持原則的精神。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典句札記】

此句把上處章節的話，按照先因后果的方法運用正寫的順序來敘述，也是講通過認知從而修身，修身而后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

“格物致知”在儒家的道德觀中，“物”是指“天下事物之理”，“格”的意思是窮盡。就是說我們要研究探求一切事物的規律，這叫格物。“致知”是指更深地發展我們的知識學問。對外界事物進行深入的認識，使我們對一切事物都能夠明了，這叫“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還有另外一種解釋，即指格除物欲的蒙蔽，推致自己的良知。唯有摒除物欲，我們才能使自己的心靈回歸本真。

修己安人或修齊治平，是儒家治國哲學的基本條件。人作為歷史的存在、道德的存在，參與天地化育、社會改造，就需要孜孜不倦的自我省察及努力。那么如何去做呢？從哪里做起呢？從“格物”做起，從“致知”做起。“格物致知”，不僅要推究事理，擴充知識，更要摒除物欲，回歸本真，從而使自己的行為得正。

史例解讀

家不齊，如何治國

王舉正，字伯仲，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宋仁宗時任給事中、參知政事。岳父是宰相陳堯佑，“榮盛無比”。妻子憑借娘家勢力，對王舉正蠻橫不敬。當時，御史臺推薦李徽之做御史，李徽之是王舉正朋友的女婿，王舉正認為李徽之不合格，就以給事中的職責駁斥對李徽之的推薦。李徽之因此懷恨并且控告王舉正說：“妻悍不能制，如謀國何？”意思是說你連家里的老婆都管不了，如何能夠治理好國家呢？王舉正聽到了，不得不自動要求離職，以禮部侍郎職銜出任許州。

正心能夠治國

楊云翼（1170-1228），字之美。祖籍贊皇檀山村（今屬河北贊皇）。楊云翼生于世宦之家，自幼天資穎悟，剛學會說話就能“畫地作字，日誦數千言”。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楊云翼得中狀元，授官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此后官至禮部尚書兼侍讀。楊云翼天性雅重，自律極嚴。他交友重義氣，為朋友死生禍福在所不辭。對國家之事，他知無不言，且極具遠見。楊云翼博學多才，對歷法、醫藥、經學均有研究，著作除文集外，尚有《續通鑒》《周禮辨》等。他是金朝杰出的人物之一，與趙秉文被金史譽為“金士巨擘”。正大五年（1228）去世，謚贈“文獻”。

楊云翼為官期間，金朝已由盛轉衰，內外交患。外與西夏對峙，由攻轉守，受到侵吞的威脅；東部邊界蒙古族虎視眈眈，時時存在被進攻擄掠的危險；又與南宋時和時戰。內部吏治腐敗，權臣專擅，矛盾重重，黨爭紛紛；國內橫征暴斂，國力虧損，民不聊生，災亂迭起。面對如此艱險的時局，他憂慮在心，勉力支撐，直言勸諫，不避權勢，遂以剛正不阿享譽內外。同代人贊其“宏衍博大”“中朝第一”。

泰和年間，金兵頻繁用兵南方。楊云翼對于這種窮兵黷武、不顧國家大局的禍國之舉，極力反對。他從天時、地利、人和及歷史發展的軌跡等方面進行對比，分析利害得失，坦誠直言：“國家之慮，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于既得淮南之后……”后來，金兵南伐大敗，幾至全軍覆沒，宣宗愧言無面目見云翼。

楊云翼為官清正，辦案理事依據律令，不受上司甚至皇帝干擾、阻撓。一次，河朔邊境的百姓因被蒙古騎兵追殺，被迫泅渡黃河進入南宋。后來這些百姓回到金國后，朝廷欲依法處決，云翼極力諫止，他說：“法所重私渡者，在于防止奸細混入，今平民百姓為兵所迫，奔入于河，只為逃生。如果使民不死于敵，而死于法，那么以后就只有屈從敵人一條路了。”這番話使宣宗幡然醒悟，百姓得以生還。

哀宗即位后，楊云翼升任禮部尚書兼侍讀。在講授《尚書》時，楊云翼對皇上說：“帝王的學問不必拘泥于章句之義，只要把握治理國家的要點和關鍵就行了。例如任賢去邪，如果處理得好，天下就會大治；處理得不好，天下就會大亂。有的人雖然說話不順你的心，但卻是深含哲理的忠言；有的人說的話，雖然聽起來很舒服，但卻損害了你的志氣。諸如此類，關鍵在于使自己的心正、意誠，那么，問題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楊云翼患有風濕病，遇到風雨陰濕天氣就疼痛難忍。皇上很關心他的病情，并親自詢問治好這種病的藥方。楊云翼于是借醫寓理，回答說：“只是先把心治好而已。心中沒有病，邪氣自然平息。治理國家也是同樣的道理。如果君王先把自己的心放正，行為正派，那么正氣就樹立起來了，朝廷百官就沒有人敢于作奸犯科，天下百姓也就自然安居樂業了。”皇上豁然明白。

楊云翼不僅政聲卓著，練達吏事，直言敢諫，且文名大盛，與文人名士交往甚廣，經常推薦賢才，鼓勵后進。元好問曾盛稱楊云翼云：“唯其視千古而不愧，是以首一代而絕出。”

誠信，不戰而屈人之兵

魯僖公二十五年（前634年），晉國攻打一個小國原國。原因是原國不愿臣服于他，而且不斷地挑釁，制造事端。晉文公為平息動亂，完成霸業，決定討伐原國。

晉文公在戰前親自部署作戰方案，并在出發前說：“根據我們國家的實力，我們能夠速戰速決。以七天為期，降服原國。”晉文公命令部隊攜帶七天的糧食，說七天打不下來就撤軍。可是，到第七天原國還是沒有投降。原國的將士在強大的晉國面前，雖然傷亡慘重，給養不足，陷于困境，但人人英勇頑強，在頑強的死守。

七天的期限已經到了，晉文公面臨兩種選擇一是繼續打下去直到勝利；二是遵守諾言，撤兵。雖然，再堅持攻打，原國很快就會攻克，晉文公派往原國的間諜回來報告說，原國正在準備投降。于是軍隊統帥請求，等原國投降后再撤。可是晉文公不顧這種情況，還是下令撤退。晉文公說：“信用，是立國的根本，百姓靠它來生存。如果為了得到原國而失去信用，百姓失去了依靠，那我們是得不償失的。”雖然晉文公沒有用武力征服原國，但是他言而有信的名聲傳到了周圍許多國家。第二年，晉文公又發兵攻打原國，這次他沒有告訴士兵期限，而是說：“我們必須堅持到底，達到徹底征服原國的目的后再返回。”

原國人聽到這個消息，知道晉文公不達目的不會罷休，于是戰爭沒有打響就宣布投降了。另外一個不肯投降的衛國也投降了，不久其他的國家紛紛而降，推舉晉文公做了霸主。

修身誠意的車夫

晏子做齊國宰相時，一次坐車外出，車夫的妻子從門縫里偷偷地看她的丈夫。

她丈夫替宰相駕車，頭上遮著大傘，揮動著鞭子趕著四匹高頭大馬，神氣十足，洋洋得意。

不久車夫回到家里，妻子就要求離婚，車夫問她離婚的原因，妻子說：“晏子身高不過六尺，卻做了齊國的宰相，名聲在各國顯揚，我看他外出，志向思想都非常深沉，態度是那樣謙遜，常有那種甘居人下的態度。而你身高八尺，才不過做人家的車夫，看你的神態，趾高氣揚，卻自以為挺滿足，因此我要求和你離婚。”從此以后，車夫就謙虛恭謹起來。

晏子發現了他的變化，感到很奇怪，就問他，車夫也如實相告。

晏子就推薦他做了大夫。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典句札記】

此句講的是修身養性的重要性，上至天子，下到平民，一切都要以修身為做人處事的根本。

人在呱呱墜地的那一刻，從生命個體來說，都是平等、無差別的。但是，后來隨著家庭環境、社會環境、自身教育等諸多外因的影響，人就有了差距，甚至天壤之別。有的人衣食無憂，有的人窮困潦倒；有的人名位顯赫，有的人平庸無奇；有的人揮金如土，有的人身無分文。古往今來，莫不如此。

如果我們未能富貴名顯，甚或處于庸碌窮困之中，不必怨天尤人，也不必自嘆凄涼。而應以樂觀的心態面對身邊的一切，積極加強自身的品德修養，并憑借自身的努力去追求，去奮斗。即使不能成就一番事業，我們也會因此而自豪，因為我們是實實在在地活著，我們的行為合乎社會的規范，我們的人格是能夠站立的，我們沒有做出有愧于天地良心的行為。

史例解讀

修身是唯一的根本

公孫龍，相傳字子秉，趙國人（今邯鄲），戰國時期哲學家。公孫龍曾與趙惠文王論偃兵。

有一次，趙惠文王謂公孫龍說：“我致力于消除兵患，已經幾十年了，可是還沒有成功，戰爭消除不了嗎？”公孫龍說：“消除兵患的根本，在于兼愛天下的心思。兼愛天下不可能用虛名做到，一定要有實際。現在藺、離、石歸屬了秦國，你就穿上了喪服，束著頭發；向東攻打齊國得到了城邑，你就設宴慶祝，秦國得到土地你就穿上喪服，齊國失去土地你就加餐慶祝，這不是兼愛之心啊！這就是不能成功消除戰爭的原因。”

試想假如有一個人傲慢無禮，不懂得修身，卻想受到尊重，結黨營私卻想有好名聲，號令繁又多，卻想求得安靜，殘暴貪婪卻想享有太平，即使是以賢明而聞名的黃帝尚且感到為難，更何況是一般的君主呢？

德化自成

程頤（1033-1107），字正叔，北宋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陽市）人。出生于官宦世家，少年時即同其兄程顥一起求學于周敦頤。元祐初年，經司馬光引薦，歷任秘書省校書郎、崇政殿說書。與兄程顥世稱“二程”，為理學奠基人。生前門人很多，世稱伊川先生。著作有《二程全書》。其學說由后來南宋朱熹等理學家繼承發展成為“程朱”學派。

皇祜二年，18歲的程頤上書宋仁宗，提出了“勿徇眾言，以王道為心，以生民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的“應時而作”的變革主張（參見《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上仁宗皇帝書》）。當時著名學者胡瑗主持太學，程頤所作《顏子所好何學論》，為胡瑗賞識，委以學職。

仁宗嘉祐四年，程頤27歲，科舉廷試落第，此后就未再參加過科舉考試。自謂“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未有意于仕也”。青年時期的程頤即以學識品行蜚聲海內，不少朝廷大臣多次舉薦他，他都以“學之不足”為由而“不愿仕”。四方之士慕名求教，于是他便在洛陽收徒講學。

元豐八年，王安石集團失勢，53歲的程頤在司馬光、呂公著的力薦之下，出任汝州團練推官，并任國子監教授。元祐元年，被委以崇政殿說書。他向皇上上書說：“見解與知識一起增長，品德與思想同時養成。現在，普通老百姓都聘請品德高尚、知識淵博的名士做家庭教師，教育子女，熏陶培養他們的良好習慣。何況陛下現在還很年輕呢？即使天資聰明，也應力學不倦，而名師教誨的作用也不能忽視呀。希望陛下挑選一批名儒到宮中講學，分別值班，以備陛下問難解疑。日積月累地堅持下去，高尚的品德一定會培養形成。”

當他聽說皇上曾在洗臉時，躲開螞蟻，不讓水沫沖淹它們，于是詢問皇上：“有這樣的事嗎？”皇上回答說：“我只是恐怕傷害他們而已。”程頤說：“陛下，您如果能推廣這種仁愛之心，愛護百姓，用來處理天下所有大事，那么您就得到治理天下的要領了。”

程頤主張“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方法。他認為，人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的修養，主要依賴于“敬”，即排除雜念，把注意力集中到內心，使心志專一，始終保持敬畏的心境。同時，通過學習即“格物窮理”，具體研究天下萬事萬物所寓含的道理，不斷充實自己，使自己的思想合乎理義。程頤進而提出自己的“格物致知”說。他認為格物即是窮理，窮究事物之理，最終達到豁然貫通，體悟天理。窮理的方法主要是讀書、論古今人物、應事接物恪守禮儀等。他注重知、行結合，主張以知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結果。

程頤的哲學思想，對宋明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后人評價說：“闡明正學，興起斯文。本諸先哲，淑我后人。”清朝康熙皇帝還賜給兩程祠“學達性天”的匾額。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典句札記】

此句是對于不以修身養性為根本的人的反對態度，如果不以修身養性來做根本，則會本末倒置，厚人所薄，薄人所厚。這就像是南轅北轍和竭澤而漁的做法一樣，是不能夠獲得最終成功的。

古語云：“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其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其赤。堅與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見《呂氏春秋》）石頭可以被打碎，但不能奪取它堅硬的本性；丹砂可以磨碎，但不能奪取它紅色的本色。堅硬與紅色，是其本性所具有的根本屬性。本性，是自然生成的，不是通過選擇而形成的。

每個人的才能都不一樣，難以用一個標準衡量。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一個行業中的優秀人才，未必是另一個領域的行家。在同等條件下優先選拔重用有較高德行修養的人，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有百利而無一害。

史例解讀

李德裕之志

李德裕（787-850），字文饒，真定贊皇（今河北省贊皇縣）人，在唐代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8年）和武宗開成五年（公元840年）兩度為相。

李德裕年少時，天資聰明、志向遠大。他的父親李吉甫常常在同僚面前夸獎他。宰相武元衡知道后，就把李德裕召來，問李德裕在家讀些什么書，言外之意要探一探他的志向。李德裕聽后卻閉口不答。

武元衡把這種情況告訴李吉甫，李吉甫回家以后就責問李德裕。李德裕說：“武公身為輔佐皇帝之人，不問我順應陰陽變化的政事，卻問我讀什么書，管讀書的是學校和禮部的職責。宰相的話問的不恰當，所以我閉口不答。”

李吉甫將這些話轉給武元衡，武元衡覺得十分慚愧。有的臣僚知道后說：“從這件事上可以知道，李德裕志向遠大，有做三公和輔佐帝王的才能。”

以修德而立本

陳師錫，字伯修，北宋建州建陽（今福建省建陽縣東北）人。時稱閑樂先生。曾任監察御史、秘書省校書郎、殿中侍御史等職。后因黨論削官。

陳師錫年輕時就有很好的聲譽，神宗皇帝也聞知他的才華。熙寧九年，陳師錫參加廷試，奏請名次在甲乙之間，皇帝隨意抽取一篇策對文章閱讀，邊讀邊嘆賞，回頭對侍臣說：“這必定是陳師錫的文章。”開啟密封，果然不錯，于是定名為進士第三名，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對他很器重，倚以為政。

陳師錫與陳了翁友善。一日，二人同游園圃中，見天空中有雁陣飛過，就互相指雁陣戲言：“明年科試中魁的，當射中頭雁。”伯修引弓射之，射中第三只，了翁沒有射中。過了一會兒，又有雁陣飛過，了翁也射中第三只雁。伯修笑著說：“你可能是在我之后中榜吧？”了翁曰：“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應當接任您的職務。”到明年，伯修果然以第三名登第。三年后，了翁登第也是第三名，而且初授官職也是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果真是接任了。因此，當初二人一同射雁的便廳便被命名為“射雁堂”。

元祐初年，蘇軾多次上書薦舉陳師錫，稱贊其品行高潔質樸，文章冠絕當世。陳師錫由此升任秘書省校書郎。烏臺詩案，蘇軾被誣陷獲罪，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只有陳師錫獨自設酒筵餞別，又安撫其家。

陳師錫任監察御史時，皇上曾下詔命令進士研讀法律。陳師錫上書進諫說：“陛下正在大興學校，推行德化，利用經典所闡揚的道德禮義、仁恕思想來開啟讀書人的天性，意在培養他們高尚的品質，不應該用刑名之學擾亂他們的心智。道德是做人處世的根本，刑名之學只是次要的東西，只能起輔助作用。以道德教化人們，人們尚且流于末流，爭趨財利而犯科，何況朝廷下詔命令他們學習這些枝節知識呢？希望陛下追回前詔，使天下讀書人都能注重修養自己的品德。”

宣和三年，陳師錫居南徐。一日午間休息，夢中到達一處，殿宇巍然，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端坐正中，侍衛環列。司儀引導他拜禮殿下，然后奉命升殿，安撫慰問，并讓他寫下平生論事奏簡及詩文進呈。天帝高興地說：“已安排卿第六等官。”于是醒覺。他叫來兒子，引他的手撫按在頭頂，溫熱如火，并告訴他這個夢中的情境。說完，陳師錫便又睡去，過了一會兒睡醒后，又對他的兒子說：“剛才又夢見進入三間黑漆屋。這是棺槨的征兆，看來我將不久于世了。”于是，陳師錫與親戚家人互為敬酒告別。當夜深人靜之時，靜坐而終。

怎樣才能治好國家

魏惠王問孟子怎樣才能治好國家。

孟子說：“只要不去剝奪農民耕種的時間，糧食就吃不完；不拿過密的漁網去捕魚，水產就吃不完；砍伐木材有定時，木材就用不盡。這樣老百姓就感到滿足了”。他還說，“在五畝大的住宅旁種上桑樹，上了五十歲的人就可以穿上絲棉襖。雞和豬狗一類家畜不要耽誤繁殖飼養的時間，上了七十歲的人就可以經常吃到肉。一家一戶所種百畝的田地能及時耕種，數口的家庭就不會鬧饑荒。認真的辦好教育，孝順父母，尊敬長上，老人就不再用為自己生活奔勞。這樣就能得到人民的擁戴。”

魏惠王又談到自己繼位以來，被秦國和齊國多次打敗，這是奇恥大辱，要怎樣才能報仇雪恥呢？

孟子說；“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口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共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總之，孟子勸魏惠王“施仁政，行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