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籍、寓言故事·二鬼負尸拔出手足頭脅從人易之形改心存遇佛得道①》原文與賞析

昔人遠行，獨宿空舍。夜中有鬼，擔一死人，來著其前。后有一鬼，逐來嗔罵：“死人我物，汝忽擔來!”先鬼言：“是我物，我自持來!”后鬼言：“是死人實我擔來!”二鬼各捉一足一手爭之。前鬼言：“此有人，可問。”后鬼即問：“是死人誰擔來?”是人思惟：“此二鬼力大，若實若妄，俱不免死。”語言：“前鬼擔來。”后鬼大瞋，捉其人手，拔出著地。前鬼取死人一臂附之，即著，如是，兩臂、兩腳、頭、脅，舉身皆易。于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去。其人思惟：“我父母生身眼見二鬼食盡，今我此身悉是他身肉。我今定有身邪?為無身邪?若以有者，盡是他身;若無者，今現(xiàn)身如是。”思惟巳，其心迷悶，譬如狂人。明旦尋路而去，到前國者。見有佛塔，眾僧。不問余事，但問此身為有為無。諸比丘問：“汝是何人?”答言：“亦不自知是人非人。”即為眾僧廣說上事。諸比丘言：“此人自知無我，易可得度。”而語之言：“汝身從本已來，恒自無我。但從四大和合②故，計^③為我身。如汝本身，與今無異。”諸比丘度之，為道得阿羅漢。

這是一則形象地宣揚佛教“無我”教義的故事。但它所理解和闡釋的“無我”，哲學意蘊極淺，反不如故事本身，寫得雖短而生動，大有科幻小說意味。它曲折地顯示出對“斷肢再植”“器官移植”的追求。故事的缺點是雖神奇而過于恐怖。這些，經(jīng)過中國作家的學習改造，頗有發(fā)展。

首先是佛教徒本身利用它，如《高僧傳》中“求那跋陀羅”傳就記載這樣一則故事：譙王欲請講《華嚴》等經(jīng)，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嘆，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yīng)。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邪?”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回轉(zhuǎn)，曰：“得無疼邪?”答曰：“不疼。”豁然便覺，心神悅懌。旦起，語義皆通，備領(lǐng)宋言，于是就講。

這則故事，已經(jīng)毫無恐怖氣氛。再則，換的又是“頭”，因為它主管思維和語言，換了頭就能改變，增益這方面的能力。這種換頭術(shù)，到了 《聊齋志異》中的 《陸判》，更有質(zhì)變式的飛躍發(fā)展。首先，它已完全脫離佛教范圍，全由漢民族本地神祇(雖然是由鬼升級而成)主刀。故事情節(jié)完全漢化，世俗化，不是任何宗教的宣傳品。其次，換頭，換的只是面貌，思維、語言依然故我，這倒是與二鬼換頭之事遙相呼應(yīng)，只不過一個全換，一個只換頭部罷了。蒲松齡讀過佛經(jīng)中這類故事與否。我們不得而知。但這種新奇的器官移植思想是由佛經(jīng)翻譯文學作品傳來，則是肯定的。再次，由于故事完全世俗化，不乏家人朋友間的親切，極少恐怖感。人物自然也全部漢化了。蒲松齡真有化腐朽為神奇之妙筆也。

值得注意的另一點是：本則故事中的幾處心理描寫，盡管比較簡單，卻是聯(lián)綴上下文、說明主題思想的重要的必要的部分。中國小說數(shù)來缺乏心理描寫，特別是不用來作為一篇作品的主要寫作手法。從南亞次大陸作品中引入的這種新招數(shù)，對以后的中國作家與作品是產(chǎn)生了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