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生于一個關系非常復雜的猶太家庭，他很早就被生死愛欲之類的大問題所困擾，童年時期的體驗成為他性格發展和理論發現的源泉。他個性堅強，以極大的勇氣和頑強的意志克服了一生中的種種困難，包括早年的經濟拮據，創立精神分析學說時所遭到的誤解，朋友和弟子的先后背離，晚年的疾病折磨和去國之苦等等。1939年9月23日，弗洛伊德因癌癥去世。他的一生艱辛漫長，成就卓越；他熱愛真理，追求公正。他非凡的人格精神給人以激勵，他卷帙浩繁的著作對世界文明的進步和人類精神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作品選錄】

弗洛伊德對三歲之前的事情只有很少有意識的記憶，六七歲時候的記憶也大致如此，但在自我分析過程中，他無疑重新獲得了許多曾被忘記的東西；他曾提到他是在42歲的時候進行此類分析的。他當年曾掌握的關于捷克語知識就在曾被忘卻的東西之列。而那些記得的東西很少，其自身也平凡之極，只是由于有趣才突出于遺忘之海。其中一個記憶是他出于好奇心溜進了父母的臥室，結果被惱怒的父親趕了出來。

在兩歲的時候他似乎還常尿床，是他的父親而不是溺愛他的母親責備了他。他回憶起自己曾有一次這樣對父親說：“別擔心，爸爸。我會到紐特茨恩(當地的最大的鎮)給你買一張漂亮的紅色的新床。”正是從這些經驗中形成了他的信念：　在某種典型意義上，父親對兒子而言代表著否定、抑制與權威原則；父親代表了現實原則，而母親代表了快樂原則。但沒有理由認為他的父親比通常的父親更為嚴厲。恰好相反，所有證據都表明他是一個和善寬厚而又公正客觀的人。然而，如果他和在他這個年齡段的其他孩子一樣，把父親看成“最強大、最聰明和最富有的人”，那么他不久將特別痛苦地經歷幻想的破滅。

還有一件事他沒能記起來。那是兩歲的時候，他正在飯桌上全神貫注地尋找可口的食物，不小心從凳子上滑了下來，結果下巴頦重重地碰在了飯桌的邊沿上。傷口很嚴重，縫了很多針，流了很多血，并且給他留下了終生的疤痕。

在此之前不久，還發生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弗洛伊德的小弟弟死了，那時弗洛伊德19個月大，那個小弟弟才剛滿8個月。在那個新生兒來到世間之前，小弗洛伊德獨自享受著母親的撫愛和乳汁，因而他體驗到一個孩子的嫉妒心是多么強烈。在寫給弗萊斯的一封信中(1897)，他坦承，那時他對那個爭奪母愛的對手曾抱有罪惡的愿望，他還說，弟弟的死亡滿足了那些惡毒的愿望，這反過來在他的心中引發了一種自我譴責，這種傾向從此就一直伴隨著他。在同一封信中他還提到他的性欲是如何地被喚向他的母親，因為在兩到兩歲半的時候，他曾偶爾看到她的裸體。從這些事情中我們可以看出幼年的弗洛伊德很早就被這些諸如生死愛欲之類的大問題所困擾。

有很多理由讓我們相信，除了他父母之外，他的侄子約翰，那個僅比他大一歲的小男孩應該是弗洛伊德幼年生活中最為重要的人物。他們是忠誠的伙伴，而許多跡象表明他們的玩耍并非總是那么天真無邪。他們之間的關系在喜愛和憎恨之間搖擺不定，這一點人們或許能夠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弗洛伊德這一方面，這種愛恨交織的情感表現得異乎尋常的強烈。后來他在談及童年時代的理想人物漢尼拔將軍與馬森納元帥時曾寫道：“或許這種尚武理想的發展可以追溯得更遠，追溯到我童年時代的頭三年，追溯到那個時候所產生的愿望——它來源于我和一個比我大一歲的男孩之間時而友好時而仇恨的關系。這一尚武的理想就來自于兩個伙伴之中較弱的那一方。”約翰當然是其中較強的一方，但小弗洛伊德也毫不示弱，絕不相讓。他必定由此培養了相當好斗的傾向，盡管隨著不斷成熟，這一傾向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了；因此不必懷疑在他表面克制外表下曾有過燃燒的怒火，這樣才能比較好地了解他。

在回顧自己的童年時代時，弗洛伊德一再指出他看待約翰的曖昧情感怎樣地決定了他性格的發展。“直到三歲時我們都保持著不可分離的關系，我們愛著對方，也相互爭斗，而我早已指出，這種孩子氣的關系對我后來與同齡人的交往中的全部情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自此以后我的侄子約翰就有了許多化身，他們接連不斷地復活了深深植根于我無意識記憶中的那個人的各個方面。有時候他必定對我非常粗暴，而我也必定曾勇敢地起而反抗之。”還有，“在我的情感生活中，一個親密的朋友和一個討厭的仇人總是不可缺少的；我總是有辦法重新創造出他們，并且在很多情況下我幼年的觀念如此迫近地發生影響，以至于朋友和仇敵往往恰好指向那同一個人。當然，和幼年時代的關系不一樣，朋友和仇敵在此并非同時存在”。

他不久就了解到，那個跟他年齡相仿的伙伴實際上是他的侄子，也就是他哥哥伊曼紐埃爾的兒子，而自己的父親實際上是他的祖父。那個稍大些、身體也更強壯些的男孩看起來應是叔叔，而不是他自己。弗洛伊德的心理稟賦無疑是與生俱來的，但家庭關系的復雜性必定對他混沌初開的智力以及特殊的好奇心和興趣都產生了強大的刺激作用。從最早的生命階段他就被吸引著去解決這類令人迷惑的問題，而這類問題對他的情感發展具有最重要的意義。

……

從兒童的眼光看來，將雅各布和奶媽看成一對同類的人物并非不自然，二者都是禁止性的權威。伊曼紐埃爾與他的妻子是一類，余下的一類是菲利普和阿瑪麗，因為二人同齡。這些劃分簡單而合乎邏輯，但仍然有難以理解的事實：　雅各布，而不是菲利普，與阿瑪麗睡在同一張床上。這實在太令人困惑了。

我們稱之為合乎邏輯的這一分類會有一種更深刻的心理的好處和動機。通過將父親劃為家庭中一種更為遙遠隔膜的類別，他避免了在母親的問題上對父親懷有的敵意，也避免了由那些不受歡迎的孩子所引發的對父親的怨恨。有很多理由可以認為，盡管父親代表著權威和抑制，弗洛伊德在意識層面上卻對父親一直保持著一種愛戴、欽佩和尊敬的感情。任何敵意的成分都被他統統轉移到菲利普和約翰身上了。所以弗洛伊德在40多年后發現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結后感到十分震驚，他只得承認自己的無意識在看待自己的父親方面采取了和意識十分不同的態度。他獲得這一洞察力是在父親死后一到兩年，這絕不是偶然的。

經過對弗洛伊德最初發現的根源進行追溯之后，我們有理由認為，他自己非同尋常的家庭集合、這一家庭狀況對他的好奇心的激發以及它所提供的一種完全抑制的機遇，所有這一切都極大地推動了他所有發現中最具影響的一個方面，即俄狄浦斯情結的普遍存在。

有段時間，結婚儀式的考慮成為弗洛伊德的一塊心病，想到這件事對他來說簡直就是一個詛咒。他厭惡所有的儀式，尤其是宗教儀式。他希望自己的婚禮盡可能做到悄無聲息。1883年，在談到妹妹安娜與艾力·伯奈斯正在臨近的婚禮時，弗洛伊德問瑪莎：“你愿意免掉諸如戒指、禮物、祝詞、被死盯著評頭論足、結婚禮服、馬車以及你一出現眾人就會發出的‘啊’的一聲贊美之類的事情嗎？當然，在這些問題上你必定有自己的看法：　我甚至不敢表明我的愛憎，但我相信我們的想法將會不謀而合。”這似乎是說，倘若某個想法是他的，那她也不妨將它拿來當作自己的想法，但事到臨頭，他往往還是順從她的意見。

他參加過一個猶太婚禮，那是他的朋友潘尼斯與索菲·施瓦布的結婚儀式。他帶著一種深深的厭惡感注視著整個場面，過后又以一種惡意挖苦的筆調寫了一封16頁的長信，描繪了在此期間令他難以忍受的種種細節。

在訂婚期間，弗洛伊德的心里幾乎無時無刻不在考慮，還要多久才能結束這漫長的等待。他所有的努力都圍繞著這唯一的目標。他嘗試了一個個念頭，設計了一個個方案，希望能夠贏得聲名，獲取婚姻所需的寬廣的生活前途。事實上，他除了進行嚴謹的生物組織學研究外，做其他事情都沒有助益。他似乎知道這一點，就滿懷熱忱投入研究，但他再也不能夠集中自己的全部精力“為研究而研究”了。他的前途，正如他開始所說，“十分黯淡”。看來，不借錢甚至連正常度日都困難，更談不上還清那越積越高的債務了。但他堅持奮斗，從未懷疑過總有一天會時來運轉。可是那一天的到來需要非常漫長的時間，甚至在結婚之后，還會有多年的經濟困難等待著他。

……

在第二天的信里，他泄露了長期以來對于貧困生活的急躁之情，他的忍耐到了極限，忍不住發作起來。他談到結婚儀式的事情，接著寫道：“然后我就可以重新呼吸了，親愛的，并且我很樂意再次經歷窘迫的生活，節儉度日。有時我們會絞盡腦汁地想，這些亂七八糟的規矩到底從何而來，它們到底有何意義呢？畢竟，我們兩個將在一起，遠離最可怕的貧困，更何況即便這貧困也不曾阻止許多男女彼此相愛；我們也不必用對未來的想象來安慰自己，那樣的未來不會比我們為獲取它而犧牲掉的現在更加美好。我們還能青春多久、健康多久呢？我們還能剩下多少柔軟可塑的部分足以讓我們適應彼此不斷變化的性情呢？如果我任由你等待下去，直到我攢下能支付一切費用的錢，那時你就成了一個老處女了，你也會忘卻如何笑對生活。自從回來之后，我是如此強烈地想念你，以至于覺得自己現在的日子過得很不像樣子。我在每一個方面都想念著你，因為我把你的每一方面都跟自己聯系起來，你是我的愛人，是我的妻子，我的朋友，我的伙伴，而我現在卻不得不生活在最痛苦的匱乏之中。我不能有效利用我的時間，我對什么都不感興趣，幾星期以來我沒有露過笑臉，總而言之我非常郁悶。”

恰在此時，又一打擊降臨在這對正經歷磨難的情侶身上。弗洛伊德接到征召，要參加為期一個月的軍事訓練，而這件事他原以為會在明年。這不僅意味著要為籌備相關用品花一些錢，而且還意味著要損失整整一個月的收入，這筆收入他們已經算進結婚資金中了。弗洛伊德堅忍地面對這一情形，決心不讓它影響他們的計劃。而另一方面，伯納斯夫人卻對他們在此情形下仍堅持自己的想法深感憂慮，下面這封信表達了她那時的感受，也顯示了她喜愛掌控一切的個性。

“親愛的西格：　

“你的信不僅僅使我感到有一點兒震驚，你的信中唯一一個明智的句子是：‘我準備再次放棄我們的結婚計劃。’在現在這種情形下，偏偏就在此刻，你要中斷剛剛開始不到兩個月的事業，考慮起在9月份就結婚的事來，這在我看來是極端不負責任的魯莽行為。另一個詞用在這里或許更為恰當，但我不使用它。我不能同意你的這個主意。正如你從我23日寫給你的信中所了解到的，我已經為你們的婚姻所需要的金錢做出了努力，如果不是中間出了軍事訓練這件讓人不快的事，我當然本應贊成不再推遲婚期。但由于這一意外，你的生計問題已經受到影響，這個計劃總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切實際的。

“一個沒有收入或者前途的男人一旦和一個窮女孩子訂了婚，在以后的歲月里他就不言而喻地背上了沉重的負擔，但他不能讓其他人對此負責。而他也不能到最后出于絕望而結婚，這只能增加這一負擔，而你現在正在這樣做。如果已經等了四年，再等上幾個月也無所謂，冷靜地想一想你必定會承認這一點。

“就在你要離開5到6周的時候，你卻要在8月份租一套公寓，這純粹是把錢往窗外扔(令人遺憾的是，這事甚少發生)。所以我的想法是這樣：　保留你現在的公寓直到11月，若你覺得太浪費亦可放棄，等你回來另租一套。然后重新開始你的行醫事業，如果這一切順利的話，你就可以將婚禮安排在年底。就三個月的差別，這當然是無關緊要的。不要認為我沒有想過你現在的生活有多么不舒服，但沒有錢就想著開始家庭生活實在是一樁災難。我自己就是這么過來的，所以我能這樣說。我請你、懇求你不要這么做。不要把我的話當耳旁風，靜靜地等待，直到你有了一個穩定的生活來源。

“先恢復一下你那破碎不堪的冷靜，找回一點理智吧。不管怎樣你都沒有理由發脾氣和沮喪失望，這近乎于病態的表現。別再考慮這些想法了，首要的是，重新做一個有理性的人。此刻的你就像一個被寵壞了的孩子，由于不能為所欲為就大哭大鬧，相信這樣就能得到一切。

“別介意最后一個句子，但事實如此。掂量一下這些出自好心的話，不要惡意揣測

你忠誠的母親”

我們不知道弗洛伊德是否對這一檄文做了回應，但顯然它并未影響他的決定。

……

正當弗洛伊德要實現自己的希望時，最后一個打擊降臨了。他一直以來用這一想法安慰自己：　他可以在德國結婚，在那里只需一個公證儀式就行了，否則他就得改變“教派”，他從來沒有嚴肅地對待過此事；或者忍受猶太人復雜的婚禮儀式，他對此厭惡得要死。而在7月初，瑪莎告訴他，盡管一個世俗婚禮在德國是有效的，但奧地利不會承認，所以到了奧地利他們就會發現他們還沒結婚。德國的儀式沒有用，所以，還必須舉行猶太婚姻儀式，但她會為他將儀式盡量簡化。婚禮安排在平日，這樣就只讓很少的朋友能來，所以就可以在她母親那里操辦；一個絲制帽子和一件罩袍可以代替更為正規和更符合習俗的晚禮服。事情就是這樣安排的。

弗洛伊德對三個偉大人物有很大的興趣，或許他有幾分認同(identified)于他們，這三個人物分別是列奧納多·達·芬奇、摩西和莎士比亞。其中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表現出來的身份(identity)問題很難說是偶然的，很明顯在其背后隱藏著弗洛伊德本人稱之為“家庭羅曼司”主題的變奏，對這一主題弗洛伊德從他開始從事心理研究時就已經很熟悉了。列奧納多早年被迫離開了親生母親而由繼母撫養成人，于是弗洛伊德將展覽在盧浮宮的畫作《圣安妮、圣母瑪利亞與基督》的某些特征解釋為列奧納多本人的困惑：　瑪麗亞和她母親一樣年輕，兩個形象融為一起，實際上似乎就是同一個人。他關于摩西的看法我們已經很熟悉了，他認為摩西并不是他一直被人們相信的那樣是一個猶太人，而實際上是一個高貴的埃及人。我們將看到，對于莎士比亞，他也十分著迷于類似的想法。

我要說的是，在弗洛伊德的心理中有某種因素使他對那些不是其表面上看起來那樣的人有一種特殊的興趣。這一興趣不僅表現在那些重要的人物身上，他看待一個普通人也是如此。我曾記得我們第一次會見時，他發現我不是一個英國人——根據我的履歷人們很容易這樣認為——而是一個威爾士人時，他表現得是多么的開心。

關于莎士比亞的事情要追溯到很遠。在學生時代他就聽他那個偉大的老師梅奈爾特宣稱，培根才是莎士比亞劇作的真正作者。對此他曾明智地評論說：“如果真是這樣，那培根就擁有了這個世界有史以來最強有力的頭腦，但對我來說，更有必要將莎士比亞的成就讓若干競爭者分享，而不是將其掛在某一個人身上。”后來他聽說這個說法始作俑者之一是波士頓的一個培根小姐，他就更加懷疑了，因為這似乎是出于個人原因的崇拜。但他對這一問題興趣不減，一戰的前幾年他敦促我對持“培根說”的學者所使用的解釋方法進行徹底研究，并將其與精神分析的解釋方法進行對照。后來這一事情不了了之，他也不再提及。不用說，我有很多理由不愿承擔這一工作。

但莎士比亞真的是英國人嗎？他的名字是否可能是“布士比亞”(Brakespeare)之類的呢？他又開始被意大利人甄迪利提出的一個說法迷住了：　或許莎士比亞這個名字就是雅克·皮埃爾(Jacques　Pierre)的訛傳，實際上莎士比亞的面貌特征更像一個拉丁人而不像英國人。那個時候生理學派的人類學家們熱衷于將國家民族和原始的種族混為一談，他們從顱骨測量法中得出許多不著邊際的推論。

1913年他聽說我曾跟鄧寧·勞倫斯共進晚餐，很感興趣。勞倫斯是一個極端的培根主義者，他歸于培根名下的不僅包括培根所有的作品，而且還包括莎士比亞、斯賓塞和馬洛的所有作品。

其后很長時間我都已經忘記這個話題了，直到十幾年后弗洛伊德讀了一本書，作者的名字不幸恰好叫做盧內，他堅稱莎士比亞的劇作是愛德華·德·維爾，牛津的第十七個伯爵。這立即使弗洛伊德產生了很深的印象。若是這樣的話，莎士比亞即便不是個法國人，至少也是諾曼底人的后裔。

1926年是弗洛伊德70壽辰，5月5日晚上，愛丁頓、弗倫奇和我跟他一起度過，他詳盡地向我們闡述關于德·維爾伯爵的說法。這個問題他談到凌晨兩點，我記得當時我對他表現出的熱情很吃驚。一年之后他再次讀了盧內的書，他對自己的結論更加堅信不疑。又過了一年即1928年，他懇請我對此問題進行全面的研究，或許從中能夠得出一些關于這一作家人格的精神分析新推論。我閱讀了相關資料后給他寫了一封批評性的信，對此他表示強烈異議。我如此冷淡地對待這一新問題顯然使他十分失望。

在1930年接受歌德文學獎的演說辭中，弗洛伊德表示他相信牛津伯爵，即那位世襲貴族和英格蘭宮廷內務大臣，比起那個沒有受過教育的斯特拉福的資產者的兒子，更可能寫作了那些著名的戲劇作品。在同一年，他的信念由于蘭道爾所寫的一本書而更加堅定了，此書作者堅稱對十四行詩的研究表明真正的莎士比亞就是牛津伯爵。弗洛伊德寫信給一個莎士比亞研究者弗萊特博士(他之前就曾與之通信)說：“我現在幾乎確信只有那個貴族才是我們真正的莎士比亞。”

1935年在修改其《自傳》時，弗洛伊德為其中一段文字——在那段文字中，他將《哈姆萊特》的寫作與莎士比亞父親之死聯系了起來——增加了一個腳注，“現在我希望撤回這一推論。我不再相信那個來自斯特拉福的演員莎士比亞就是長期以來歸于其名下的那些作品的作者。自從托馬斯·盧內的《莎士比亞身份考證》一書出版以來，我對此幾乎深信不疑：　那個假名掩蓋了真正的作者牛津伯爵愛德華·德·維爾。”他還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所寫的最后一篇文章《精神分析綱要》中表達了同樣的信念。

從盧內開始的莎士比亞身份考證一發不可收，自此以后許多“伯爵”陸續出現。不斷有著作出版證明說不是牛津伯爵而是德比伯爵或是拉特蘭伯爵寫了莎士比亞的戲劇；除此之外尚有彭布羅克伯爵、蒙哥馬利伯爵與南安普敦伯爵也被提及。最近一個名叫加爾文·豪夫曼的人試圖證明莎士比亞劇作的真正作者并非來自貴族圈子，而就是劇作家馬洛，這一拙劣的說法遭到了自從《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出版以來最為嚴厲的聲討。但我不知道弗洛伊德是否曾把這些較差的競爭者列在了備選名單。

在聽說盧內關于牛津伯爵的書以前，弗洛伊德曾對培根創作了那些戲劇的可能性進行了無限制的推論；而如果真正的作者是一個牛津人，那對他必定也是個安慰。他曾對愛丁頓說有兩個問題“常常使他困惑不已”，一個是培根—莎士比亞之爭，另一個是心靈感應。一個精神分析學家忍不住會問，在這兩個如此隨意地聯系在一起的問題之間是否有某種內在的關聯呢？或許“事情并非是看上去那樣”這一說法用在這里恰如其分。在這兩個問題上似乎表達了同一個愿望，那就是，“真實”的某些特定部分是可以被改變的。

上述關于身份的討論或許可以歸結為弗洛伊德家庭羅曼司幻想的某種引申和展開。他確實也曾提及從青年時期起就有一個近乎意識層面的幻想：　希望自己是伊曼紐埃爾的兒子，那樣他的人生之路可能會更容易些。但饒有趣味的不是弗洛伊德的人格中本不應包含這一類和常人相似的因素，而是這些因素竟能以如此久遠的方式干擾著他的精神。

(趙山奎譯)

注釋：

　瓊斯記載了發生在弗洛伊德12歲時的一件軼事：　一個基督徒將他父親戴的新帽子扔到了污泥里，并訓斥說：“猶太人，離開人行道。”弗洛伊德問他：“你怎么做的？”父親平靜地說：“我走進泥地，撿起了帽子。”

　馬森納(André　Masséna，　1758—1817)，法國元帥。1775年參軍，曾服役于法國革命政府軍和拿破侖軍隊，戰功顯赫，曾為拿破侖最信任的軍官，于1804年被任命為元帥(marshal)。

　弗洛伊德的母親。

　“Looney”在俚語中為“瘋子”、“精神錯亂”之意。

【賞析】

弗洛伊德雖然對傳記很感興趣，但他顯然并不想成為傳記家的對象，早在28歲的時候他就銷毀了此前大部分日記、信件、科學筆記以及所有出版物的手稿，只保留了一些家書。“讓那些傳記作者惱火吧；我們不能為他們提供方便”，他惡作劇般地想象著未來傳記家所面臨的困難，“快樂地想到了他們誤入歧途的情景”。后來他在自己的著作如《夢的解析》、《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透露了不少個人生活，但晚年時候又有些后悔，覺得自己有權利對余下的那部分隱私保持沉默，世人應該好好地理解他的理論而忘掉他本人。但傳記家無法忘記他。弗洛伊德去世之后，先后出現了不少關于弗洛伊德的通俗傳記，但作者大都是非專業人士，對精神分析理論也一知半解，并且由于材料的缺乏，傳記中充斥歪曲和虛構。這種情況引起了弗洛伊德的女兒安娜·弗洛伊德(她也是很有影響的精神分析學家)的憂慮，她最終決定指定一位可以信任并能勝任的人來寫一部權威性的傳記，以消除此前作品的不良影響。這一任務最后落在厄內斯特·瓊斯的肩上。瓊斯的確是一個理想的人選，他和弗洛伊德有著30多年的私交，他本人又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家，并且，作為弗洛伊德圈子里的唯一外國人，他擁有一種更客觀的眼光。所有這些，加上弗洛伊德家庭所提供的豐富的第一手材料，使得瓊斯這部《弗洛伊德的生平與事業》成為眾多弗洛伊德傳記中的經典。

在這部三卷本巨著中，瓊斯試圖將弗洛伊德的生活與思想的發展和精神分析理論的發現結合起來加以敘述，如他所說，“精神分析——對其他科學也是如此——最好被看作是某種歷史性的發展，而不是一種完美的知識體系，它的發展與其創立者有著特殊的密切關系”。瓊斯因此對弗洛伊德的童年給予了特別重視。在他筆下，弗洛伊德關于童年的幾乎所有瑣碎記憶都具有某種本源性的意義——關于童年的一章的標題就是“起源”(Origins)，它不僅指弗洛伊德性格的起源，也指精神分析理論的起源。小弗洛伊德對性問題的好奇，對母親的曖昧欲望，對弟弟的愧疚感，與幾乎同齡的侄子約翰之間既熱愛又斗爭的關系，父親對他的訓斥，以及對“好父親”與“壞父親”的區分等等，所有這一切，歷史地看，似乎都隱含著弗洛伊德未來理論發現和獨特行為方式的線索。而回溯地看，40多歲以后的弗洛伊德在經過自我分析并開始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以后，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他對于童年的記憶，以使其與自己的理論相契合，卻又是很難說清楚的事。無論如何，瓊斯的敘述提供了諸多生動有趣的細節，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也有效地在傳主的童年與成年之間建立了深層的聯系。瓊斯認為，弗洛伊德是母親的長子，母親的愛使他有種根深蒂固的自信和責任感，但另一方面，母親的愛也不能平白無故地得到，他需要付出全部精力與對手競爭以維護自己的地位。瓊斯還從弗洛伊德與約翰的關系中看到了弗洛伊德性格中好斗的一面，指出成年后的弗洛伊德雖然有強大的自我克制能力，但其平靜的外表下常常有不平靜的情感波濤，這有助于我們理解后來他與許多人包括其弟子在內的復雜關系。

瓊斯對弗洛伊德好斗的性格和頑強不屈的意志力進行了生動的描繪，他為結婚而做出的種種努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瓊斯頗富戲劇性的敘述中，青年弗洛伊德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黯淡的事業前途、不合時宜的軍事征召，以及未來丈母娘的冷嘲熱諷乃至當頭棒喝，與他滿腔的生活激情、對青春易逝與幸福不再的恐懼，以及對繁文縟節和陳規陋習的憎惡都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對照和沖突。弗洛伊德的內心痛苦此時也達到了一個小小的高潮：“這些亂七八糟的規矩到底從何而來，它們到底有何意義呢？”“我們也不必用對未來的想象來安慰自己，那樣的未來不會比我們為獲取它而犧牲掉的現在更加美好。”“你是我的愛人，是我的妻子，我的朋友，我的伙伴，而我現在卻不得不生活在最痛苦的匱乏之中。”弗洛伊德在這些壓力和困難面前沒有退縮，他鮮明的個性在這些沖突中顯得十分突出，而他的痛苦在今天的許多青年人那里或許仍可引發共鳴。

作為一部由著名精神分析學家所寫的以精神分析創立者為傳主的傳記作品，《弗洛伊德的生平與事業》自然無法避免對傳主的深度解釋。瓊斯認為，雖然弗洛伊德從41歲起就堅持自我分析，是一個堅定的理性主義者，但在某些方面他依然無法擺脫自己的無意識幻想。他認同于古代猶太民族英雄摩西，認為自己是先驅者，代表正確的方向，他要把人類領出迷途，就如同摩西將猶太人領出埃及和沙漠；他同時也著迷于質疑他所認同的偉大人物的身份，有一種“事情并非是看上去那樣”的近乎強迫性的觀念，而在這一觀念的深層則是他的家庭羅曼司幻想以及他對自我身份的困惑。

但這類解釋在全書中的篇幅并不很大。瓊斯這部作品一個很大的優點是，它雖然有明顯的精神分析特色，但在解釋方面卻很節制，沒有因精神分析的解釋而失去歷史感。在《序言》中，瓊斯將自己的作品作了明確的定位：“本書不是要成為一部通俗傳記……本書的目的之一是簡要記錄弗洛伊德生平的主要事實——目前這些事實仍可得到；另一稍具野心的目的是要將他的人格及生命經驗與其思想的發展結合起來加以敘述。”即是說，他所寫的不是嘩眾取寵的“傳記小說”，不是單純羅列事實的傳記資料匯編，也不是一味追求“深度”而不重視歷史的“解釋傳記”，他要追求的是事實與解釋的融合，追求歷史性、文學性和學術性的平衡和統一。

瓊斯的這部傳記也引來一些批評，比如它雖然充滿生動的細節，但保護傳主家庭隱私的考慮使得這部作品產生了某些不平衡：　弗洛伊德家庭狀況的復雜性沒有真正展開；隨著敘述的推進，其妻瑪莎·弗洛伊德的面目越來越模糊不清。瓊斯對弗洛伊德其他同事的私人情感還造成了某些事實的扭曲。另外，在第一卷中生平與事業被精心地編織在一起，但其后的兩卷卻缺乏這一優點。此外，盡管瓊斯宣稱寫作之前已經消解了“英雄崇拜”的情結，但仍然有明顯的理想化傾向，菲利普·里夫對此批評說，瓊斯“離他的傳主太近了”，“他迫使讀者像崇敬弗洛伊德的思想一樣崇敬其人”。但瑕不掩瑜，這部傳記出版至今已經半個世紀，經受了時間的考驗，至今仍有許多讀者。

(趙山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