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詩詞·山寺》原文與賞析

菅原道真

古寺人蹤絕，僧房插白云。

門當秋水見，鐘逐曉風聞。

老臘高僧積，深苔小道分。

文殊何處在，歸路趁香薰。

文學是人類精神升華的表征。中國唐代色彩紛呈，曼衍起伏的詩風，伴隨著政治的輻射，吹皺了日本島國文化的一池春水。菅原道真應運而生，卓然而成漢詩名家。

《山寺》是菅原道真《晚秋二十詠》中的一篇。作者自序云： “九月二十六日，隨阿州(阿波，今德島縣)平刺史到河西之小莊，數杯之后，清談之間，令多進士題二十事。于時日回西山，歸期漸至，含毫詠之，文不加點，不避聲病，不守格律，但恐世人嘲弄斯文，恐之思之，才之拙也。”序中雖頗多自謙之詞，但行間字里明明宣告著這并非 “避聲病”、“守格律”的強作 “斯文”，而是借景言志的抒情之作。《山寺》一詩，以山寺景物為依托，滲入緲緲禪機，抒了了作者意在白云秋水之際，樂染佛地眾香的審美情趣。

詩式五律。首聯，寫山寺建筑位置及形式。它建于 “人蹤絕” 的深山，保等清寂;“僧房”居高而造直入白云，何待同妙! 剛一起筆，一股清寂孤高之氣便從腕底油然而生。

頷聯，狀山寺周圍景致。門前可見一帶秋水，曉內傳來陣陣鐘聲，好一個清凈、寧靜的佛門香界!景清而心淡，作者內心之皎潔明朗契入幽玄。人情與秋水、晨鐘相共鳴。

頸聯，寫步入山寺所見。僧廚內干菜堆積，小路旁深苔遍布。寺僧生活清淡寒苦之狀可見。作者在此不著它物，竟能親履深苔、詠吟老臘，分明是因情而感物，志趣所在，心向往之之故。

尾聯，以“歸路趁香薰”一句作結。寫作者在觀山寺建筑之清高、感山寺環境之清凈、察眾僧生活之清淡之后，自然而然地想去拜謁這山寺中之高僧，然而，拜謁與否只字未提，便戛然收尾，令讀者回味。既然從山寺歸來猶染香氣，那么，作者對佛界的景仰，訪山寺后恬淡灑脫與輕松愉快，盡皆從容溢于筆端了。

本詩雖以山寺為描寫對象，但卻蘊含著作者對佛教的強烈的關注與崇仰。

佛教誕生于公無前五世紀的印度，約在公元一世紀傳入中國而中國化。于六世紀中葉經朝鮮渡海抵日，在日本形成了比在中國更大更持久的影響。到平安朝時代(794—1184)，日本由天皇國家轉為貴族國家，佛教得到朝廷支持，被標榜為“鎮護國家”之法。天臺、真言二宗相繼而起。天臺宗經傳法大師最澄傳入日本后，與密、禪二宗混合而成“臺密”，主張“一塵一心，即一切生佛之心性”。真言宗由弘法大師空海傳入，主張心色如一，理智如一，我身他身既涉佛身，凡圣不二，眾生即佛。這兩宗在平安時期極盛，而且將寺院大都建在都城北部的山林之中。在寺內外活動的僧人與日俱增。耽于享樂的貴族們或對無止境的物欲感到煩惱，或對現世榮華感到失望與不滿，于是，“厭離穢土，欣求凈土”之心生，而謀求來世極樂、欲外馨香之望盛。菅原道真(845—903)正生逢此時，他曾官至右大臣兼右近衛大臣之高位，以后卻一直遭讒降職。仕途憂患，宦海沉浮，引起他對佛界的向往。這應該說是很自然的事，是時代的政治輻射與個人的坎坷經歷使然。

另一方面，政治、哲學與文化從來就是互相影響的。當初，佛教傳入中國，就對文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僧徒文士往返，詩人禪客交游，這些都是史不絕書。僅窺斑于唐，王維于《維摩詰經》中取名定字，李白傳“金栗如來”之句，杜甫有“白首重聞止觀經”之詠，更有白居易反思自己”三十氣太壯，胸中多是非”，并有“相攪相淘無歇日，會教山海一時平”之悟。這一切，無不伴隨著佛教的靈光輻射到當時日本漢詩中來。平安時期，幾代天皇都崇尚漢文，喜歡漢詩，唐代詩歌成了日本漢詩創作的典范。菅原道真尤其尊崇白居易，并以白詩為宗。試將《山寺》與白居易《大林寺桃花》相較，便可見其中端倪：

大林寺桃花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白居易喜悟春在佛門，營原道真便欣證香薰山寺。可謂靈犀一點，隔海相通了。無怪乎程千帆評道：“蕭散似張文昌，張今體詩亦白派也。”孫望評道：“意在白云秋水之際，菅右相情趣于此可知。”

《山寺》一詩，寓情于景，情景相即。山寺的清寂、清高、清靜、清凈、清苦、清淡，正欲與人世的喧囂、卑俗、紛亂、沉浮、侈靡、浮華相映襯，而寓作者“厭離穢土、欣求凈土”之情。將真象物與真情感揉合為一。當山寺之景物與作者之情感要交接之際，或以情感物，物以情游;或以物動情，情隨物轉。通篇情景交融，心物合會，景即為情，物即為心，達到了王國維所論“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之境界。那人蹤絕的古寺、插白云的僧房、當門見的秋水、逐鐘聞的曉風，兼有那高僧所積老臘、小道士分深苔，這一切正是作者內心所向往的精神的憩園。大有“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的感慨，情不自禁呼出 “文殊何處在?”迫不及待欲求超脫紅塵之佛法了。即使在歸途，仍染看滿身山寺馨香。這其實正是作者自心豁然開朗，眼前云翳散盡的悟后欣悅。

《山寺》 一詩，具有渾然天成的詩的韻味，也具有直覺頓悟的禪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