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厭的女孩子》劇情簡介|鑒賞|觀后感

1989 彩色片 94分鐘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森塔納影片公司攝制

編導：米歇爾·費爾霍芬 攝影：阿克賽爾·德·洛赫 主要演員：萊娜·斯托爾茨(飾索妮婭) 羅貝爾特·吉根巴赫(飾馬爾廷·韋格穆斯) 芭爾芭拉·加勞內爾 (飾約克納)

本片獲1990年西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銀熊獎，聯邦德國電影最佳女主角獎



【劇情簡介】

索妮婭·韋格穆斯正面對鏡頭，講述著自己親身的經歷。她是一個坦率、正直的女性，此刻，她的講話是為一部電視片的攝制作準備。

索妮婭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巴伐利亞菲爾青格小鎮。這里的居民過著相安無事的和平寧靜生活。索妮婭的父親二戰后由索拉西鎮遷入，從事教職，母親也在同一所學校任教。由于天主教學校認為“學生不宜看到懷孕的女教師上課”，所以母親辭去了教職。

索妮婭的家庭，當屬德國傳統的“模范之家”。12歲時，幼小的索妮婭隨著音樂和同學們跳起歡快的舞，也會遭到保守的母親的反對。

她就讀于圣安娜女子學校。這所學校里充滿著虛偽。為了防止女生們看到對街男校的學生，學校可以花很多錢把窗戶全換上毛玻璃。一方面教導女生們要保持大家閨秀的風范，另方面卻根據學生捐款的多寡或教師的好惡，向學生泄露考題或評定考分。這一切，無疑在她的心靈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記。

索妮婭暗戀著從慕尼黑來校實習的男老師馬爾廷·韋格穆斯。但不久他離開學校去繼續深造了。分別的時刻，在一棵掛滿宗教圣像的愿望樹下，索妮婭坦露了自己的愛情。馬爾廷表示：“等我當上了合格的教員，再回來見你。”

在總統舉辦的全歐征文比賽中，索妮婭的《論歐洲自由》獲獎，得到免費前往巴黎游覽的獎賞。回來以后，鎮長還親自為她頒發了銀質獎章。這一“殊榮”，在這個小鎮是只有達官顯貴或功勛卓著的人才能享有的。索妮婭成為菲爾青格鎮家喻戶曉的人物。

初次的成功帶給她極大的歡欣和繼續前進的勇氣，她投入了另一次征文比賽活動，論題是《第三帝國時期的我的故鄉》。

為此，她開始了深入的調查工作。

母親不無憂慮地告誡她，要“多寫一些正面的東西”。索妮婭回答：“我要寫第三帝國時期全鎮人民如何反抗納粹，特別是教會的斗爭。”

調查的焦點是一位名叫蘇特的神父，納粹時期曾被捕，獲釋后繼續傳教，不久，因反對種族歧視罪慘遭槍殺。蘇特神父的斗爭事跡恰能體現索妮婭的創作初衷。于是，她走訪了教會檔案館館長約克納教授。

約克納聲稱自己對戰爭時期的暴行一無所知，唯一的知情人前鎮長楚特，也是本鎮唯一的納粹黨員，他已得到應得的報應了。約克納說，蘇特神父在柏林被處決，他的檔案一定保存在那里。

人們不斷反映楚特鎮長在第三帝國時期所犯下的殘暴罪行，這增添了索妮婭去追查這個已經死去的納粹分子的信心。她來到鎮上的歷史資料館。館的工作人員稱“那是機密不能借閱，須征得死者未亡人的同意”。索妮婭空手而

歸。

楚特家族已有很多產業。楚特太太在她的巧克力工廠約見了索妮婭，強烈抗議她搜集污蔑已故丈夫的材料。

索妮婭說： “我不是要污蔑，我需要事實。”

楚特太太惡狠狠地說：“事實是他在獄中受了六年苦，積郁而終，其他人卻在戰爭后享盡榮華富貴。”

已退休的大法官柯博士，納粹時期曾是“人民法庭”的成員，為此，索妮婭走訪了他。但大法官對實質問題采取回避，推說自己當時在柏林，對本鎮了解甚少。談及“人民法庭”所犯罪行時，他以傲慢和指責口吻說： “你以為人可以選擇職業嗎?人民法庭也是在按法律辦事。你以為我喜歡處決人嗎?那是戰爭!”公然為納粹的罪行開脫歷史責任。

馬爾廷作為一名合格的教員，回到了菲爾青格鎮，并和索妮婭組成了幸福的家庭。然而，隨之而來的是新法西斯分子不斷的騷擾和襲擊。

在莎拉和瑞比誕生之后，人們以為索妮婭會安靜下來，做一個賢妻良母。索妮婭則希望進入大學，攻讀神學和歷史，以便將那篇擱置已久的文章寫成書。

通過調查，她發現漢克夫區曾有過一個死亡集中營，但約克納教授說：“那只是掩人耳目的勞動營罷了。它是為了避免把人們送入集中營而設立的，他們很高興，因為在那里有工作。”

索妮婭要進入由約克納任主編的晨報檔案室，卻遭到工作人員的阻攔。但楚特的孫子查理對祖父的歷史并不介意，他同意索妮婭調查那段歷史，因為他不相信祖父會是納粹。即使有了死者未亡人的允諾，晨報資料館仍以“館內還有其他人的秘密” 為借口而不同意她進入。

索妮婭決定采取法律程序控告本鎮政府，這使馬爾廷非常擔心。因為他們的家庭不斷受到各種形式的恐嚇。匿名信揚言“如繼續挖掘別人的隱私”就要對她和她的家庭實施暴力，并攻擊她是猶太人和共產主義者。

法庭受理了她的起訴，并作出不得干預她的調查的決定。在進入檔案館后，工作人員先以楚特檔案“已借出”，再以“檔案已殘破，無法翻閱”，繼而又以“死亡人檔案須死后50年方可借閱”，最后竟以“檔案在運送途中不慎遺失”為由，阻止她了解歷史的真相。

機智的索妮婭最終還是從檔案館的“毒品柜”中找到了卡爾漢德克·楚特的檔案，并將其復印后成功地轉移出來。

這些檔案材料涉及了鎮上一批高官顯貴們在第三帝國時期鮮為人知的罪行，其中包括約克納教授和布朗神父那樣的“好人”。尤為嚴重的是，學者身份的約克納還參與了極其殘酷的 “人體試驗”。

《第三帝國時期的我的故鄉》終于出版了。各大報均發表了評論，只有本鎮的晨報保持沉默。由于她對現代史的卓越研究，維也納授予她榮譽博士稱號，瑞典皇家學院、巴黎方面也都給了她極高的榮譽。

1983年冬，菲爾青格鎮的大學邀請她去講學。惱羞成怒的約克納以誹謗罪控告索妮婭。

一位老人主動走訪索妮婭，向她揭發了約克納參與殺害共產黨人的罪行。他說：“希特勒的黑衫隊、棕衣隊至今還在對付我們。今天的情況和昨天沒有兩樣。”

針對新法西斯的猖獗，索妮婭準備再寫一本題為《菲爾青格鎮的猶太人》的專著。

即使是炸彈的襲擊也無法改變她恢復歷史本來面目的決心。但是馬爾廷不得不去慕尼黑繼續自己的教職。

法院開庭之日，感到憂心忡忡的當局以“大法官從樹上摔下受了傷”為由，撤銷了約克納的起訴。鎮上為了對她表示敬意，給她塑了一座半身銅像。

就在銅像的揭幕典禮上，索妮婭突然轉過身子，面對本鎮的達官顯貴憤怒地說：“不，我不會讓你們把我變成鎮上的擺設，我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你們……你們很害怕，不知道我還會挖掘出什么真相。你們不是要表揚我，而是要堵住我的嘴。但是，我不會沉默……”

索妮婭孤立無助地朝那棵掛滿圣像的愿望樹跑去。據村民們說，那樹在歷史上曾是絞刑臺。透過綠色的樹葉，她發出一聲歇斯底里的吶喊：“神啊，救救我，別讓他們找到我!”



【鑒賞】

本片片頭打了如下字幕：“本片取自安娜·羅斯穆斯在帕索的經歷，故事可能發生在德國任何城鎮。所有事件、人物純屬虛構。”

這類題頭，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故事可能發生在德國任何城鎮”，這一句，表明了這部影片所反映的內容的嚴峻性。

《討厭的女孩子》是根據德國30歲的青年女歷史學家安娜·羅斯穆斯的真實故事改編拍攝的。她生活在巴伐利亞的小鎮帕紹。納粹元首希特勒曾是這里的居民，秘密警察頭子就出生于此。它的現任市長約瑟艾達也曾是活躍的納粹分子。20年代中期，帕紹中心區屬猶太人區，猶太人擁有那里多數的地產。納粹上臺后，猶太人被大量放逐，所剩寥寥。安娜對采訪記者說：“這一切在戰后均被隱瞞了。”她對這段歷史知道得越多，人們就越痛恨她，稱她是“帕紹的壞女孩”。到90年代，沖鋒隊每年舉行示威游行，當地人對新老納粹的猖獗熟視無睹，麻木不仁。安娜說：“他們越來越恨我，但我不顧后果，我只重視事實。我們德國人不允許保持緘默，我要知道事實，因為這也是我的歷史。”

《討厭的女孩》拍成后，她的處境更加困難，無法過寧靜的生活，盡管該片獲得了美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她和孩子們仍要生活在恐怖的陰影中。記者采訪該市市長時，他說：影片“全屬虛構，完全不是帕紹的事實”。

由于安娜和越來越多理解并支持她的人的推動，在猶太人被逐50周年之后，一些當年受到迫害的人被邀重返故土訪問，市長也首次公開承認“納粹時期是帕紹史上哀傷的一頁”。

但這種承認并不意味著斗爭的結束。

安娜認為在完全揭露歷史以前，這些在第三帝國時期被迫害致死的人不應該被遺忘。“事實終歸是事實，只有面對現實才能計劃將來，這是幫助受害者的最好辦法”。

了解這一真實事件對理解這部影片是很必要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近50年了，但納粹的陰魂并未散去，它在歐洲一些國家死灰復燃，新老法西斯分子的氣焰甚囂塵上。出于這樣的歷史責任感，導演米歇爾·費爾霍芬拍攝了這部影片。他過去制作的影片中多次涉及“納粹遺傳”這一主題，最引人注目的是1981年的 《白玫瑰》。

盡管《討厭的女孩》有真實的人物、事件為依據，但并沒有按照頗為時髦的紀實手法來拍攝，卻采用了黑色喜劇的處理方式，因為這樣能將觀眾從過分具體的事實中擺脫出來，抓住事物的本質。

影片包含了兩條采訪線，一條是電視臺對索妮婭等人的采訪，另一條是索妮婭的調查采訪。在處理上，視覺語言上有著明顯的區分，電視臺的采訪，記者不出畫面，鏡頭就是“記者”，采訪人直面鏡頭講述，這也是在直面觀眾講述。索妮婭的講述，表現過去時，用黑白畫面處理，這樣在敘事時空上才不致給觀眾造成混亂。而索妮婭的調查則采用彩色膠片，她也和采訪對象出現在同一場景中，讓觀眾直接感受這種斗爭環境的復雜和嚴酷。

雖然兩條采訪線在交叉進行，但情節故事卻是嚴格按照主人公的成長與思想成熟的時間順序展示的，流暢的電影敘述語言不給觀眾構成任何模糊或理解上的混亂。

然而，在導演處理上，又時有刻意安排的“不流暢”的甚至于“跳躍”的鏡頭語言。如索妮婭在鎮檔案館追查前鎮長楚特的歷史檔案時，背景環境完全相同，但管理人員回答說“不能借閱”、“須征得死者未亡人同意”、“檔案嚴重破損無法翻閱”、“檔案已外借”、“檔案在運送途中不慎遺失”等問題時，鏡頭卻是“跳切”的，這意味著時間的改變、中斷和省略。這種處理方式決非只是形式問題，它表現了索妮婭為求歷史的真實那種鍥而不舍的精神，盡管索妮婭沒有任何尋根問底的鏡頭或臺詞，但觀眾完全可以理解在這時間省略過程中發生了什么。

索妮婭的思想形成，完全取決于她的生活進程。影片以十分視覺化的方式，令人信服地展示了這一切。從幼年時代開始，盡管是和平寧靜的生活，但索妮婭就處在一種充滿偽善和道德矛盾的環境之中。那些道貌岸然的著名人物，在很嚴肅的討論話題中拿國家貨幣和不銹鋼勺作出那些與性有關的庸俗不堪的東西開玩笑，這和教會學校教導她們要具有的大家閨秀風范格格不入。于是，索妮婭的求真態度必然成為反社會的叛逆，一方面是她的作文《論歐洲自由》獲獎，并被授予銀質獎章，另一方面她又被不自由地宣判為“壞女孩”。這種黑色幽默手法更使人感到現實的冷峻。影片并沒有按通常的情節片手法去展示反面力量，而只是通過若干暗示(如將貓殺死后釘在門上，向索妮婭的結婚汽車投石塊，向她的住所投炸彈，寄匿名錄音帶等等)，把新法西斯勢力描繪成為一種陰影似的形象。受到德國戲劇的影響，即使出現那幾個新法西斯分子的形象，影片也是用特寫鏡頭處理，他們身著黑衣，畫著粉白的臉譜，有如歌德《浮士德》中那個魔鬼靡非斯特。

影片的另一獨到之處，是擺脫通常的戲劇性的矛盾鋪陳法，也不為主人公設定沖突的對立面，讓事件一環緊扣一環地向終局發展，而是著力描寫主人公的生存狀態。這種生存狀態不僅令觀眾心靈上蒙上陰影，甚至為之感到窒息。

場景安排常常顯得虛幻，甚至還會使人產生怪誕的感覺。如全家人坐在屋里聽那個充滿殺氣的錄音電話時，背景竟用了移動拍攝的菲爾青格鎮街景鏡頭。這種空間處理使觀眾感到全家人仿佛是坐在游移不定的馬車上，從而產生了疑問：究竟什么是真實的?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實實在在的世界，還是生活在虛幻的夢境中?扮演主人公索妮婭的演員萊娜·斯托爾茨準確地把握了這個人物的復雜和多面性，在突出她的勇敢、堅定、追求真理的同時，還表現了她作為一個人、一個母親的那種柔弱，這不僅使觀眾感到人物的真實可信，同時也機智地折射了生存環境的險惡。緊緊追隨人物，直接對準她那極其復雜和矛盾的個性，給觀眾留下充分的思考余地，是這部影片的又一特點。

那棵孑然挺立在鎮外的田野上掛滿圣像的愿望樹，具有某種象征的意義。影片三次出現了這一場景。第一次是她愛上了實習教員馬爾廷，她來到樹下，祈求上蒼賜給她幸福;第二次是兩人愛情的表白;最后一次是馬爾廷經受不了這種折磨，遠走他鄉，鎮上的人們卻開始贊揚索妮婭并為她塑紀念像，她驚恐地逃到樹下，發出了“神啊，救救我，別讓他們找到我的”呼喊。值得注意的是，這棵樹也曾是歷史上的絞刑臺，在樹的綠蔭中還透著一股血腥氣，人物對真理的追求和對死亡的恐懼形象地聯系到一起，使觀眾感到心靈的巨大震顫。德國觀眾(尤其是青年學生)喜歡這部影片，除了本片極具現實意義的主題外，斯托爾茨所塑造的這個堅持正義的女主人公及其孜孜不倦探求真理的精神，是他們所樂于仿效的。“討厭的女孩”成了他們喜愛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