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籌劃對卡夫卡的先驅者作一番探討。最初我認為卡夫卡是文壇前所未有、獨一無二的；多看了他的作品之后，我覺得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文學作品中辨出了他的聲音，或者說，他的習慣。我不妨按時間先后舉出幾個例子。

第一個是芝諾的否定運動的悖論。一個處于A點的運動物體(根據亞里士多德定理)不可能到達B點，因為它首先要走完兩點之間的一半路程，而在這之前要走完一半的一半，再之前要走完一半的一半，無限細分總剩下一半；這個著名問題的形式同《城堡》里的問題一模一樣，因此，運動物體、箭鏃和阿基里斯就是文學中最初的卡夫卡的人物。我瀏覽書籍時偶然發現的第二個例子，相似之處不在形式而在調子。那是馬戈里埃編寫的《中國文學精選集》(1948年)收入的9世紀散文家韓愈的一篇寓言。我標出的那段神秘而從容不迫的文章是這樣的：“普天之下都承認獨角獸是吉祥的靈物；詩歌、編年史、名人傳記和其他文章中均如此說。即使村野兒童和婦女也知道獨角獸是吉利的征兆。但是這種動物不在家畜之列，不容易找到，也不好分類。它不像馬牛狼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面前即使有頭獨角獸也不知道是何物。我們知道有鬃毛的動物是馬，有角的動物是牛，但不知道獨角獸是什么模樣。”

第三個例子的出處比較容易預料；就是克爾愷郭爾的作品。兩位作家思想上相似之處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據我所知，還未得到強調的一點是克爾愷郭爾像卡夫卡一樣，大量運用了當代資產階級題材的宗教寓言。勞里在他撰寫的《論克爾愷郭爾》(牛津大學出版社，1938年)一書中引用了兩則。一則是一個偽幣制造者被迫在不斷的監視下檢查英格蘭銀行鈔票的故事；上帝同樣地不信任克爾愷郭爾，委派他執行的任務恰恰是讓他習慣于罪惡。另一則的主題是北極探險。丹麥的教區神甫們在講壇上宣稱，參加此類探險有益于靈魂的永遠健康。但是他們也承認，去北極十分困難，甚至不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進行這種冒險。最后他們宣布，無論什么旅行——比如說，乘定期航班的輪船從丹麥到倫敦，或者星期日搭公共馬車去郊游——都可以被看作是真正的北極探險。

第四個預先展示的例子是我在布朗寧1876年發表的長詩《疑慮》中發現的。一個人有一位名人朋友，或者自以為有這么一位朋友，但從沒有見過面，也從沒有得到過他的幫助，只是傳說他一些非常高尚的行為，傳閱他親筆寫的信件。有人對他的行為提出懷疑，筆跡鑒定專家證實那些信件是偽造的。那人在詩的末尾問道：“難道這位朋友是上帝？”

我的摘記里還有兩個故事。一個原載列昂·布洛瓦的《不愉快的故事》，講的有幾個人收集了大量地球儀、地圖、火車時刻表和行李箱，但直到老死未能走出自己的家鄉小城。另一個是鄧薩尼勛爵寫的題為《卡爾凱松納》的短篇小說。一支所向無敵的軍隊從巨大的城堡出發，征服許多國度，見過奇獸怪物，翻山越嶺，穿過沙漠，雖然望見過卡爾凱松納，但從未能抵達。(顯而易見，這個故事同前一個完全相反；前一個是從未走出小城，后一個是永遠沒有到達。)

如果我沒有搞錯，我舉的那些駁雜的例子同卡夫卡有相似之處；如果我沒有搞錯，它們之間并不相似。后一點意義尤其重大。這些例子的每一個或多或少都具有卡夫卡的特色，但是如果卡夫卡根本沒有寫，我們就不至于覺察到他的特色，也可以說，特色根本不存在。羅伯托·布朗寧的詩篇《疑慮》預言了卡夫卡的作品，但是我們閱讀卡夫卡時明顯地偏離了閱讀那篇詩時的感受。當時的布朗寧和我們現在所讀的不一樣。在文學批評的詞匯里，“先驅者”一詞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盡量剔除有關論爭和文人相輕的聯想。事實是每一位作家創造了他自己的先驅者。作家的勞動改變了我們對過去的概念，也必將改變將來。在這種相互關系中，人的同一性或多樣性是無關緊要的。寫作《觀察》的初期的卡夫卡并不比布朗寧或者鄧薩尼勛爵更能影響寫作陰森的神話和荒誕制度的卡夫卡。

布宜諾斯艾利斯，1951年

(王永年　譯)

注釋：

芝諾： 即埃萊阿的芝諾(Zenón de Elea)，公元前5世紀末希臘哲學家，他利用箭鏃、阿基里斯和烏龜的詭辯方法否認運動的存在。

《城堡》： 是卡夫卡于1922年創作的長篇小說。主人公K踏雪去城堡要求在附近村子落戶。城堡就在眼前，但歷盡艱辛始終不能進入。小說未寫完，卡夫卡原定的結局是主人公臨終時，城堡才批準他的要求。這個城堡是整個國家的統治機器的縮影。

阿基里斯： 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全身除腳踵外刀槍不入，后被敵人用箭射中腳踵而死。

平民百姓不識和誤殺神獸是中國文學的傳統題材。參看容格著《心理學與煉丹術》(蘇黎世，1944年)，其中有兩幅罕見的插圖。

韓愈(768—824)，中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貞元進士。曾任國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職，因諫阻憲宗迎佛骨，被貶為潮州刺史。韓愈力反六朝以來的駢偶文風，提倡散體，其散文在繼承先秦兩漢古文的基礎上，加以創新和發展，氣勢雄健，舊時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博爾赫斯引用的文字出自韓愈的《獲麟解》，相應的原文是：“麟之為靈昭昭也。詠于詩，書于春秋，雜出于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克爾愷郭爾(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 丹麥哲學家、存在主義先驅者。

布朗寧(Robert Browning，1812—1889)： 英國詩人。

列昂·布洛瓦(Leon Bloy，1846—1917)： 狂熱信奉天主教的法國小說家、評論家和論辯家。

鄧薩尼勛爵： 本名Edward John Moretin Drax Plunkett，生于1878年，愛爾蘭劇作家、短篇小說家，作品構思奇妙，有神話色彩。

參看T。S。艾略特： 《觀點集》(1941)，第25—26頁。

【賞析】

卡夫卡是獨一無二的，博爾赫斯也是這樣，也許世界上的每一個個體都是如此。在《卡夫卡及其先驅者》這篇文章中，博爾赫斯致力于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文學作品中尋找出這名奧地利人在創作上的先驅，并得出了“每一位作家創造了他自己的先驅者”這一意義重大的結論。

在博爾赫斯為卡夫卡列舉出的先驅中，有古希臘的芝諾、中國的韓愈、丹麥的克爾愷郭爾、英國的布朗寧、法國的布洛瓦和愛爾蘭的鄧薩尼。作者的用意顯然不是為了指明卡夫卡通過廣泛的閱讀而接受了諸多的影響，而是挖掘出了這些先驅與卡夫卡之間一種靈魂上的相似。“每一位作家創造了他自己的先驅者”，這里的“創造”帶有著重新認識和再發現的含義，而絕非老圖書館長最為擅長的文學批評意義上的“虛構”。確實，文學史上有著太多這樣的先例。無數的先驅為巨人的成長提供了養料，而他們的最終勝利也賦予了其先驅者更大的意義，比如莎士比亞和馬洛。博爾赫斯很贊賞《神曲》中關于箭的比喻： 但丁試圖讓讀者感覺到離弦飛箭達到目標的速度，就說“箭中了目標，離了弦”，把因果關系顛倒了，以強調事情發生的多么神速。卡夫卡也是具有神速的，不僅超越了箭靶，而且改變了二者的因果關系。

博爾赫斯的小說和文論最大程度上地涉及了對藝術本體的不知疲倦的建設，在他的觀點中，事物由它本身的一面變成兩面，再變成多面，再變成并非此種事物，這樣的推理實際上并非推理，因為它缺乏基本的推理邏輯，但這正是博爾赫斯認為文學作品應該表現出的認識世界的形態。創造是從“多”到新的“一”的轉化，是以一種方式對呈現的相關材料的感受；感受和轉化蘊涵了欲求和潛能的實現，包含了對過去的設定和對未來的設計。懷特海的“美學綜合體”、克里絲蒂娃的“互文性”、杰姆遜的“歷史寓言化”的構想及其形成均是這一思想方式的體現。在博爾赫斯的寫作中，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詩意的形式：“最初我以為卡夫卡是文壇前所未有、獨一無二的；多看了他的作品之后，我覺得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文學作品中辨出了他的聲音，或者說，他的習慣。”“這些例子的每一處或多或少都具有卡夫卡的特色，但如果卡夫卡根本沒有寫，我們就不至于覺察到他的特色，也可以說，特色根本不存在。……事實是每一位作家創造了他自己的先驅者。作家的勞動改變了我們對過去的概念，也必將改變將來。”

博爾赫斯還啟示了我們： 寫作者創造了自己的先驅，那些先驅往往是由于后者的出現才重新得到重視。如果我們像博爾赫斯那么有信心的話，則可以為每一位作家在歷史長河里找到他們的先驅，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他們的知音，“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之憾實際上永遠也不會降臨在作家身上。

(柳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