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先生們！整個文明的俄羅斯參加并贊同給普希金建造一座紀念碑。故鄉、政府、科學、文學和藝術方面我們如此眾多的優秀代表人物，聚集到這里來慶祝這件事。我們覺得，這是社會對它最杰出的成員之一感激愛戴的表示。我們試圖簡要地闡明一下這種愛戴的意義。

普希金是俄羅斯第一個詩歌藝術家。藝術這個詞，就廣義來說，也包括詩歌，藝術作為植根于民族生活基礎上面并確定其精神和道德風貌的理想之體現和再創造，乃是人的本性之一。藝術，像它的本質所預示的那樣，確實也是一種模仿；不過這種模仿，在民族生存的最早時期就作為人類特有的某種活動而受到鼓勵。石器時代的野人，用燧石的尖端在打磨過的一塊骨頭上畫上熊或狐貍腦袋之后，就不再是野人、不再是動物了。但是只有當一個民族憑借優秀代表的創作力量使其藝術和詩歌自覺地獲得充分獨特的表達方式之后，它才最終有權在歷史上占一席之地。它獲得了自己的精神面貌和自己的聲音，從而和承認它的其他民族友好相處。所以，希臘被稱為荷馬的祖國，德國是歌德的祖國，英國是莎士比亞的祖國。我們不想否認在宗教、國家等活動中民族生活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但是剛才我們指出的特點，確是民族的藝術和詩歌所賦予的。這毫不奇怪： 民族的藝術是它自身活的靈魂，是它的思想，是它的最高意義上的語言。藝術一旦有了完美的表達方式，比起科學來，更成為整個人類的財富，這是因為它是人類有聲音、有思想的靈魂；它是不朽的，因為它能比本民族肉體的生命存在得更長久。希臘留給我們的是什么呢？它的靈魂給我們留了下來！宗教儀式，然后是科學，也比它們的民族存在得更長久，這是由于其中包含著一般的、永恒的東西；詩歌和藝術，則是由于它們體現出有個性的、活的靈魂。

我們重復一句，普希金是我們第一位詩歌藝術家。詩人作為民族精神的充分體現者，自身融會著它兩個特點： 感受的特點和獨創的特點，女性和男性的特點，——我們甚至想大膽地補充一句。我們俄國人加入歐洲大家庭的圈子，比其他民族晚，所以這兩方面具有獨特的色彩。我們的感受是雙重的： 既來自自己的生活，又來自帶有一切寶貴財富(對我們來說，同時又是苦果)的其他西方民族的生活。而我們的獨創性也具有某種特別的、不平衡的、爆發的，有時甚至是天才的力量： 它既要應付異己的復雜情況，又要和自身的矛盾作斗爭。親愛的先生們，請你們回想一下彼得大帝吧，他的性格和普希金的性格有點兒相似，所以普希金對他懷有一種特別敬愛的感情！我們剛才提到的那種雙重的感受，明顯地反映在我們詩人的生活之中： 先是誕生在古老的貴族之家，然后在皇村中學接受外國教育，受到了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外國禮儀的影響；伏爾泰、拜倫，以及1812年偉大的人民戰爭；往后是蟄居俄羅斯內地，深入人民生活，熟悉人民語言，和著名的老保姆在一起，聽她講那些史詩般的故事……至于說到獨創性，那它在普希金身上很早就體現出來了。他迅速越過不確定的探索階段，進入自由創作的境界。當巴丘什柯夫讀完他的哀詩《飄飛的云塊開始變得稀薄》，贊美道：“這家伙！他真是出手不凡呵！”當時他還不滿18歲呢。巴丘什柯夫說得對，在俄羅斯還沒有誰這樣描寫過。也許，巴丘什柯夫贊美完“這家伙！”之后，已模糊地預感到，他的有些詩篇和用語將被人們稱為普希金的風格，雖然它們出現在這種風格形成之前。法國有則諺語說：“Le genie prend son bien partout oǜ il le trouve。”如果不算為數不多的小小偏離，普希金獨創的天才，既迅速排除對歐洲典范作品的模仿，又很快擺脫掉仿效民間調子的誘惑，仿效民間的調子，仿效民間的東西，和依從于別人的權威一樣，既不合適，又無成果。這方面最好的證明就是： 一面是普希金的優秀童話，另一面是眾所周知的、他所有作品中最弱的《魯斯蘭和柳德米拉》。模仿別人的權威是不可取的，對此，當然大家都會同意。也很可能有人會反駁說： 如果詩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不經常想到祖國的人民，他就永遠不能成為人民的詩人；人民，普通的人民，將不讀他的作品。但是，親愛的先生們，我們稱之為普通老百姓的人，閱讀哪些偉大詩人的作品呢？德國的普通老百姓不讀歌德的作品，法國的不讀莫里哀的作品，甚至英國的不讀莎士比亞的作品。閱讀他們作品的，是他們的民族。一切藝術都是把生活升華為典型。根據一般的日常生活寫成的作品，連生活本身也不如。這是一個需要攀登的高峰。無論怎么說，歌德、莫里哀和莎士比亞，都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詩人，也就是民族詩人。請允許我作一比較： 比如貝多芬，或者是莫扎特，無疑是德意志民族的音樂家，他們的音樂首先是德意志的音樂： 但你們無論從他們哪一部作品中都不僅找不到對民間音樂模仿的痕跡，而且也找不到和它相似之處： 這是因為這種民間的、還處于自發狀態的音樂，已轉化為他們的血肉，已變成他們的生命，就像他們的藝術理論那樣，已融化于他們的心靈之中，——正如，比方說文法規則，在作家實際創作時消失了的那樣。在另一些離日常生活的土壤更遙遠、更專門的藝術部門，“大眾化”這種說法是不可思議的。有民族畫家，如拉斐爾、倫勃朗等，可沒有大眾畫家。順便指出，在藝術、詩歌、文學方面，大眾化的口號，只有弱小民族，只有尚未成熟或者處在被奴役、被壓迫狀態的民族，才會提出來。當然，他們的詩歌理應為其他更重要的目標——維護本民族的生存服務。感謝上帝，俄羅斯并不處在這樣的境遇之中。它既不弱小，也沒有被其他民族所奴役。它不必膽戰心驚，懷著嫉妒的心理維護自己的獨立性。由于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它甚至歡迎別人指出它的弱點。

我們回過頭來談論普希金。他能否像莎士比亞、歌德等人那樣，被稱為民族詩人？這一問題我們暫且不作結論。但是毫無疑問，他創立了我們的詩歌語言、我們的文學語言，我們、我們后代子孫的任務，就是沿著他那天才鋪設的道路前進。你們從我們剛才的講話中可以判明，我們不能同意某些善良人士這樣一種看法，他們認為根本不存在道地的俄羅斯文學語言，他們說這種語言只有普通老百姓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機關才能提供出來。恰恰相反，我們認為普希金創造的語言具有持久存在的一切條件： 俄羅斯的創造能力和俄羅斯的感受能力，和諧地融會在這種壯美的語言之中，并且普希金本人就是俄羅斯偉大的藝術家。

正是俄羅斯的藝術家，他那詩歌的本質、特點，和我們民族的本質、特點，完全一致。且不說普希金語言的壯美、力量和鮮明，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來的那種真實，對虛假和辭藻的厭惡，那種樸素，那種坦率和誠摯的感情，——俄羅斯杰出人物這一切好的特點，不僅使我們，他的同胞們，感到驚異，而且使那些了解他的外國人也感到驚異。那些外國人的評價是很珍貴公允的： 愛國主義的熱情也沒有使他們產生偏見。法國著名作家梅里美(他崇敬普希金，幾乎當著維克多·雨果的面，毫不猶豫地稱普希金是當代最偉大的詩人)，有一次對我們說：“你們的詩歌首先尋求真，美也就與之俱來；我們的詩人相反，走著完全不同的道路： 他們首先追求的是效果、機智和光彩，如果為此可能要損害真實的話，那么他們也會這么干的。”……他又補充道：“普希金的詩歌，似乎是以奇妙的方式，從最冷靜的散文中開出的一朵鮮花。”還是那位梅里美，經常贊美普希金，認為他擅長獨特地表達眾所周知的事情的能力，是那種把理想和現實結合起來的詩歌的本質。在人物描寫的形式和內容的一致方面，在擺脫冗長的敘述和道德的說教方面，他認為普希金可與古希臘人媲美。我記得，有一次他閱讀普希金的詩篇《安查爾樹》念完最后四行詩評論道：“無論哪位新詩人都不能和他相比。”梅里美還贊賞普希金寫作時開門見山的能力，像法國人說的那樣，“牽牛要牽牛鼻子”。他指出他的《唐璜》，是這種寫作技巧的典范。

是的，普希金是中心藝術家，是深入俄羅斯生活核心的人。別出心裁地運用別人的形式，也可歸結為他的這一特點，——誠然，外國人自己有點兒貶抑地稱之為“同化”的能力。這使他有可能創作出比方說“慳吝的騎士”的獨白，這當之無愧是莎士比亞的筆法。在普希金詩人氣質方面，他那種激情和冷靜的特殊結合，或者更正確地說，他的作品的客觀性(他的主觀的個性只表現為內在的、熾熱的火焰)，同樣十分驚人。

情況就是這樣……但我們是否有權稱普希金是世界范圍的民族詩人(這兩種提法經常是一致的)，像我們稱呼莎士比亞、歌德、荷馬那樣？

普希金來不及把一切事情都做完。我們不應該忘記，他一個人要完成其他國家里要花一百多年時間才能完成的兩件工作： 那就是確定語言和創造文學。同時，他還背負著殘酷的命運，像它幸災樂禍地、不依不饒地追蹤著我們許多優秀人物那樣。當命運把他從我們手中奪去的時候，他還不到37歲。我們懷著深深的哀傷，懷著某種隱隱的、雖然是沒有專門針對什么對象的憤怒，閱讀他死前幾個月在一封信里寫下的話：“我的心靈擴大了。我意識到我能創作出什么樣的作品來！”創作！其實那顆愚蠢的子彈，那顆終止他那旺盛的創作能力的子彈，那時已經鑄造了出來！也許，另一顆子彈，另一顆殺死另一個詩人(他是普希金的繼承人，老師的噩耗激發他寫出一篇充滿憤怒的著名詩篇，從而開始了他的文學活動)的子彈，當時也已鑄造了出來……但是我們不想多談這些偶然的悲慘事件，唯其偶然，就顯得更加悲慘。讓我們從黑暗回到光明吧，讓我們回到普希金的詩歌上來。

談論他的個別作品，這里既不是地方，也不是時候： 這件事其他人會比我們做得更好。我們只想指出，普希金在自己的作品里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典型(這是偉大天才的又一個確鑿的證明)，留下了許多后來在我們語言文學中出現的典型的東西。請你們回憶一下詩劇《鮑利斯·戈東諾夫》里面旅店的場面以及《果羅辛村紀事》等作品吧。像皮緬這樣的形象，像《上尉的女兒》里面的主要人物，不是可以證明，即使是過去的事物，也像現在的以及他預感到即將發生的事物一樣，他都能描寫得栩栩如生嗎？

同時，普希金也逃脫不了創新的詩歌藝術家們共同的命運。他遭到了同時代人對他的冷遇。其后幾代人更加遠離開他，不再需要他，接受他的熏陶；只是不久以前，才又明顯地重新研究他的詩歌。普希金本人預感到了群眾這種冷淡。大家知道，他在一生中最后幾年，在他的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他和讀者之間幾乎沒有什么交流，所以把《青銅騎士》這樣的作品鎖在皮包里。他在某種程度上不能不對群眾懷有鄙視的心情，因為群眾把他看作是歌喉優美的夜鶯……這事我們不能怪他，你們還記得嗎，即使像巴拉廷斯基這樣聰明、這樣富有洞察力的人(普希金死后他被召去和其他人一起整理遺稿)，竟毫不猶豫地在一封寫給也是聰明的朋友的信中驚呼道：“你能想象，這些詩篇最使我感到驚異的是什么嗎？是思想的豐富！普希金——是思想家！這是沒有預料到的吧？”這一切普希金都預感到了。著名的十四行詩(1830年7月1日的《致詩人》)，可以為此作證。現在請允許我們向你們朗誦一遍這首詩歌，盡管你們每一個人都很熟悉，但我們抗拒不了用這詩歌的黃金裝潢一下我們貧乏的散文演說的誘惑：

詩人，不必珍惜大眾的愛戴！

熱烈歡呼的聲浪轉瞬即逝，

即使聽到愚人的評論、群眾的冷笑，

你心里陰郁，仍需堅強、冷靜。

你是帝王： 孤獨地生活吧。

自由的心靈指引你走自由的道路，

完善你心愛的智慧之果，

不必索取對崇高功勛的獎賞。

獎賞就在你心里。你自己是最高的法庭，

你對自己的勞動比誰都嚴厲。

苛刻的藝術家，你對自己的作品是否滿意？

如果滿意，那就讓群眾咒罵吧，

讓他們唾棄那點燃著你火焰的祭壇吧，

讓他們像愛玩的兒童那樣搖撼你的支柱吧。

當然，普希金在這里并不完全正確，——尤其在對待后代方面。問題不在于“愚人的評論”。也不在于“群眾的冷笑”。那種冷淡的原因要深刻得多。它們是眾所周知的。我們只是懇請你們記住它們。它們存在于社會的命運之中，存在于歷史的發展之中，存在于新生活(它正由文學的時代轉入政治的時代)萌發的條件之中。產生了意外的、雖然意外卻是合理的追求，產生了空前迫切的需要。出現了必須作出回答的問題……那時無暇顧及詩歌，無暇顧及藝術。只有真正的語文學家(新生活湍急的、雖然是渾濁的浪濤從他們身邊奔瀉而過)，才能一視同仁地欣賞《死魂靈》、《青銅騎士》或者《埃及之夜》。普希金的世界觀顯得狹窄了，他對于我們的、有時是官方的榮譽的熱烈追求，顯得陳舊了： 他那古典的分寸感、勻稱感，變成了冷漠的、落后于時代的東西。人們從白色大理石的廟堂里(詩人在那里正獻身于藝術，那里確是點燃著火焰……但在祭壇上同時點燃著線香)，涌向喧嘩的市場，那里需要的卻是笤帚……笤帚找到了。平靜時期作為時代回聲的詩人(根據普希金的說法)，走向內心、抱肯定態度的詩人，被動蕩時期作為時代喉舌的詩人所代替，被離心的、傾向于否定的詩人所代替。普希金作品最早、最主要的解釋者別林斯基，被另一些很少重視詩歌的評判者所代替。我們提到了別林斯基的名字——雖然今天任何人的名聲都不能和普希金的名聲相提并論，但是也許你們會允許我們懷念一下這位杰出的人物，如果你們知道他逝世的那天5月26日，正是詩人誕生之日；而詩人普希金，對他來說，乃是俄羅斯天才的最高體現！讓我們回過頭來繼續發展我們的思路。隨著萊蒙托夫的聲音不久消失之后，果戈理成了人們思想的領袖，響起了“復仇和悒郁”的詩人的聲音，他之后跟隨著另一批詩人，他們率領著日益擴大的隊伍。普希金用作品贏得了公認地位的藝術，它那無可置疑的存在，他所創造的語言，開始服務于另一些在社會組織中迫切需要的創舉。許多人過去，甚至到目前都認為這種變化簡直是墮落。但我們卻想指出，只有死亡的、無機的東西才會墮落、破滅。有生命的東西有機地新陳代謝，它在壯大。俄羅斯在成長，并沒有墮落。至于說到發展(誠如任何成長那樣)，不可避免地要伴隨著弊病，痛苦的危機，看來是毫無出路的、極其尖銳的矛盾。那未必還要做什么證明。不僅是通史，甚至是每一個個別人物的歷史，都在向我們說明這一點。科學本身向我們說明弊病的不可避免。為此惶惶不安，哀悼往昔相對的平靜，竭力復歸到過去的狀態，甚至勉強別人也復歸到過去的狀態，只有陳舊的、近視的人才干得出來。在被稱作過渡時期的、國民生活的時代里，有思想的人，自己祖國真正的公民，就應該勇往直前，——盡管路途上困難重重、泥濘污穢；前進時心中始終懷著那整個社會(他就是社會的一個成員)生活賴以建立的基本理想。如果在10年、15年以前，把我們大家召集到這里來舉行慶祝典禮，那將被視作是一種正義之舉，是社會對詩人的感激之情，但很可能沒有那種志同道合的感情，如同我們現在大家不分地位、職業和年齡都懷有的那樣。我們已經指出了那個令人欣慰的事實，即青年人正在重新閱讀、研究普希金的作品；但我們不應該忘記，我們面前接連過去了幾代人，對于他們，普希金的名字僅僅是一系列被遺忘的名字中的一個而已。不過，我們不想過分指責這幾代人。剛才我們扼要地說明了，為什么這種遺忘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不能不對這種重新研究詩歌的風氣感到高興。我們對此感到高興，特別是因為我們的青年之所以重新研究它，不是像對希望感到幻滅、被自己的錯誤壓倒的懺悔者那樣，去到被他們拋棄的東西里面尋找安憩之處。不如說我們在這種復歸之中看到了人們要求某種藝術享受的征兆；看到了這樣一種證明： 即某些目標(它們認為作出一切犧牲，把全部生活壓縮到一個軌道里，不僅允許，而且必要)已被達到，未來要達到的是另一些目標，所以沒有什么東西會妨礙以普希金為主要代表的詩歌，在社會生活其他合理的現象之中，占據一席合理的位置。曾有一個時期，精致的文學是這種社會生活的唯一表現；后來有一個時期，它從舞臺上完全銷聲匿跡……以前的領域過分寬闊，后來縮小到沒有的程度。詩歌一旦找到了它合理的疆域，就將永遠擁有了堅實的基礎。在老練的、但不是老朽的老師的影響下，我們堅信，藝術規律、藝術手法重將起到作用。誰知道呢？也許會涌現出一個新的、至今還不知道的人杰來，他超越自己的老師，并贏得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規模的詩人的稱號，——這一稱號我們暫時沒有贈給普希金，雖然也不敢貿然從他手里把它奪走。

無論如何，普希金對俄羅斯的貢獻是偉大的，他配受民族的愛戴。是他最后加工了我們的語言，這種語言現在就其豐富性、表現力、邏輯性和形式美來說，甚至外國語言學家也都承認未必不是古希臘語之后最好的語言；是他用典型形象和不朽音韻對俄羅斯生活的一切潮流作了反應；最后，是他第一個用強有力的手臂把詩歌的旗幟深深插進俄羅斯的土地。如果說他死后發生的鏖戰的煙塵，暫時蒙蔽了這一光輝的旗幟；那么現在，當這煙塵開始降落的時候，他所豎起的凱旋的旗幟將在高空重放光芒。建立在古都中心的、崇高的銅像，像他本人那樣發出光彩吧，向后代子孫宣告我們有權稱為偉大的民族吧，因為這一民族除了誕生了一系列其他偉人之外，還誕生了這樣一個人！正如關于莎士比亞，我們曾經說過，每一個新學會識字的人，必將成為他作品的新的讀者；同樣我們可以期望，我們每一個后代子孫將懷著愛戴之情瞻仰普希金雕像，并懂得這種愛戴的意義，以此證明他將像普希金那樣，成為更具有俄羅斯氣質、更文明、更自由的人！但愿這種說法不使你們感到驚異，親愛的先生們！詩歌里面蘊含著使人解放的、高尚的道德力量。我們同樣期望，在不遠的將來，甚至現在不讀我們詩人作品的我們普通老百姓的兒女們，也懂得普希金這個名字的價值，他們將自覺重復我們不久前從下意識地喃喃自語的嘴里聽到的那句話：“這是對導師的紀念！”

1880年

(張守仁　譯)

注釋：

法語： 哪兒有自己的財富，天才就在哪兒吸取。

這里指的是萊蒙托夫及其震動整個俄國文壇的《詩人之死》。

“復仇和悒郁”的詩人： 這里是指涅克拉索夫。

【賞析】

1880年，屠格涅夫從巴黎回國，出席了在莫斯科舉行的普希金紀念碑揭幕典禮，發表了這篇熱情洋溢的演說。

屠格涅夫一向把普希金視為自己的導師，他身上總是帶著一個垂飾，里邊珍藏著一縷普希金的發絲，以表達對普希金由衷的敬仰。在這篇演說中，屠格涅夫明確提出： 普希金是“俄羅斯笫一個詩歌藝術家”、“俄羅斯偉大的藝術家”，“他那詩歌的本質、特點，和我們民族的本質、特點，完全一致”。這是第一次對普希金杰出的藝術成就及其在俄羅斯文學中的地位作出了最公正、最準確、最完美的評價。

其時，普希金已去世40余年，但普希金的真正意義似乎尚未被俄國社會廣泛認識。他不僅遭到了同時代人的冷遇，也受到后世人的疏遠與漠視。直到1880年6月6日，普希金的第一座紀念碑才在莫斯科市中心落成。6月8日，在慶祝紀念碑揭幕典禮上，屠格涅夫懷著難以抑制的復雜心情應邀登臺演說。他深入分析了普希金的藝術成就與藝術貢獻，指出了普希金創作的民族特征和獨創性，進而確立了普希金作為俄羅斯民族文學和民族精神奠基者的地位。他的演說，第一次使人們意識到普希金的偉大和崇高，意識到普希金不僅是“俄羅斯詩歌的太陽”，而且還是俄羅斯民族精神的代言人和體現者。

在這篇演說中，屠格涅夫通過多個層面來分析普希金偉大的歷史價值。

普希金是俄羅斯的第一個偉大的詩歌藝術家，作為詩人，他是俄羅斯民族精神和道德風貌的體現者和再創造者。民族的藝術是它自身活的靈魂，是它的思想，是它的最高意義上的語言。民族的藝術比民族的肉體生命存在得更長久，它是不朽的！如同希臘的荷馬、德國的歌德、英國的莎士比亞一樣，普希金用他的詩歌藝術體現出自己國家民族獨特的、活的靈魂，從而使俄羅斯民族有權在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普希金是個獨創的天才。他的藝術感受是雙重的，不僅來自自己的生活，而且還來自人類一切寶貴財富。普希金能夠用某種特別的、不平衡的、爆發的天才的力量，跨越不確定的探索階段，進入自由的創作的境界。他迅速地排除對歐洲經典作品的模仿，又很快地擺脫掉效仿民間作品的誘惑，創造出了獨特的俄羅斯的史詩。就像歌德、莫里哀、莎士比亞等偉大作家一樣，不但是民族的作家，也是世界的作家，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看不到任何模仿的影子，因為那種民間的自發狀態的素材，已轉化為作家自己的思想、血肉，變成了他們的生命，融化到他們的心靈中去了。獨創性使他們偉大和不朽。

普希金是俄羅斯文學語言的大師。他創立了俄羅斯的詩歌語言、文學語言，并使它能夠持久地存在，因為俄羅斯的創造能力和感受能力，已經和諧地融入這種壯美的語言之中。普希金詩歌語言的壯美、力量和鮮明，以及他的作品中反映出來的那種真實，那種對虛假和辭藻的厭惡，那種樸素，那種坦率和誠摯的感情，令俄羅斯同胞和外國人感到驚異。因此，俄羅斯后代子孫的任務，就是沿著他那天才鋪設的道路前進。

普希金在作品中創造了許多栩栩如生的藝術典型。他在人物的描寫形式和內容的一致方面，在擺脫了冗長的敘述和道德的說教方面，都表現出典范性的寫作技巧。他深入俄羅斯生活的核心，別出心裁地運用別人的形式，在《上尉的女兒》等作品中為我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人物形象。此外，《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多余人”形象，《別爾金小說集》中“小人物”形象，都在俄國文學史上具有特殊的開創意義。

普希金使詩歌真正地進入了俄羅斯這塊土壤。詩歌一旦找到了他合理的疆域，就將永遠擁有了堅實的基礎，在老練、不朽的普希金的影響下，藝術規律、藝術手法重新受到重視，并將開花結果，涌現出一個新的人杰，一個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偉大詩人。可以說普希金是第一個用強有力的手臂讓詩歌的旗幟在俄羅斯的天空放射光芒，讓詩歌一步步走向人們的心中。

屠格涅夫最后指出，普希金是俄羅斯民族的驕傲，是他以自身的豐功偉績證實了俄羅斯民族不愧為偉大的民族。“向后代宣告我們有權稱為偉大的民族吧，因為這一民族除了誕生了一系列其他偉人之外，還誕生了這樣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普希金！他希望俄羅斯每一個后代子孫都記住普希金，懷著愛戴之情瞻仰普希金雕像；他希望每一個新學會識字的人，都成為普希金作品的新的讀者，繼承普希金的精神血脈，成為更具有俄羅斯氣質、更文明、更自由的人！這也許就是對普希金最好的紀念。

(陳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