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出身于英國一個古老的貴族世家，由于父母早逝，我在祖父母的彭布羅克邸園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光。對知識的追求是我早年生活的主題。從11歲到38歲，數學是我主要的學術興趣所在。作為哲學家，我的思想大致經歷了絕對唯心主義、邏輯原子論、新實在論、中立一元論等幾個階段。在1910年前后，我的工作方向開始轉向實踐的社會哲學。我對人類苦難懷著不可遏制的同情心，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積極從事反戰活動，因此遭到當局的罰款和羈押。戰后，我先后訪問了俄國和中國，1927年與我的第二任妻子一起創辦了比肯山學校。二戰前夕，我開始支持反對納粹的戰爭。50年代以后，我積極參加各種形式的禁止核武器運動。在個人生活中，我熱情而真誠地尋求愛情，相繼娶了四任妻子。此外，我與奧托琳·莫雷爾夫人、演員科莉特·奧妮爾之間，還有過深厚的愛情和友誼。

【作品選錄】

11歲時，我開始學習歐幾里得幾何學，哥哥做我的老師，這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像初戀一樣令人陶醉。我從來沒有想象到世界上還有如此美妙的東西。我學過第五命題以后，哥哥告訴我，一般認為這個命題很難懂，但是我并不覺得它有什么困難。這是我第一次開始認識到我也能有某種智力。從那時起直到我38歲，懷特海和我完成了《數學原理》，數學是我的主要興趣所在，也是我幸福的主要源泉。然而正如所有幸福一樣，它不完全是快樂。人家告訴我歐幾里得證明了許多定理，但他都是從公理出發來證明的，這使我非常失望。一開始我不愿接受這些公理，除非哥哥告訴我提出接受這些公理的一些理由。但是他說：“假如你不承認這些公理，我們就講不下去了。”因為我還是愿意繼續學下去，只好勉強承認這些公理。從那時起，我一直對于數學的前提感到懷疑，而且這種懷疑決定了我后來工作的進程。

初學代數，我覺得要困難得多，這也許是教得不好的結果。老師讓我死記硬背：“兩個數的和的平方等于它們的平方之和加上它們乘積的兩倍。”我對所背的內容一點也不理解，當我記不住這些話時，老師把書扔到我的頭上，而這一點也不能激發我的智力。在代數學習入門以后，一切就都變得很順利了，我總喜歡用我的知識給新老師留下印象。我13歲時，換了一個新老師，我轉一個硬幣，于是他問我：“為什么那個硬幣會轉？”我回答道：“因為我用手指給它一個力偶。”他說：“關于力偶你知道什么呢？”我輕率地回答：“噢，關于力偶我全都知道。”祖母總是怕我用功過度，給我規定的學習時間非常短。結果我總是在臥室中偷偷地點一支蠟燭，在寒冷的夜晚穿著睡衣坐在桌前用功。只要稍有動靜，我馬上吹滅蠟燭，迅速上床。我討厭拉丁文和希臘文，我覺得只有傻瓜才去學那種沒人講的語言。我最喜歡數學，除數學之外，我喜歡歷史。因為我沒有別人可以進行比較，所以很長時間里，我不知道和別的孩子比起來是好還是壞。但我記得，羅洛叔叔送別貝里奧爾學院院長喬伊特到前門時說：“他的確很有進步。”我知道，他是說我的功課。雖然我說不清我是怎樣知道的，一旦我知道自己是一個有智力的人，我就決定，如果可能的話，我要在學術上有一番作為。我整個青年時代，不能讓別的事妨礙我實現這個抱負。

年復一年韶光流逝，我越來越熱愛他們家那個待字閨中的女兒艾麗絲。艾麗絲比她的哥哥洛根更客氣，比她的姐姐科斯特洛夫人更有責任感。我覺得她似乎具有所有的我在彭布羅克邸園中體驗過、現在仍然珍愛的單純的親切態度，但卻沒有那種一本正經和偏見。我不知道她能否等我長大而一直不嫁，因為她長我5歲。這似乎有點不般配，但是我的決心越來越大，假如她等著我的話，那我就會向她求婚。我記得有一次我同她和她的哥哥一起驅車去萊思山去拜訪沃恩·威廉斯法官，他的夫人戴著伊麗莎白時代的皺領，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令人驚奇。在路上，他們先誘我說出我相信一見鐘情，接著拿我開玩笑，說我多愁善感。我深感受到傷害，因為我還不到解釋我為什么這樣相信的時候。我意識到，她不是我祖母說的淑女，但是我認為她很像簡·奧斯丁筆下的伊麗莎白·貝內特，我想我在這種看法中，意識到某種令人愉快的心胸開闊的感受。

1893年5月我成年了，從這時起，我和艾麗絲的關系就越過了保持一定距離的愛慕之情。一個月后，我獲得數學優等考試一等及格第七名，并且取得法律和經濟上的獨立。艾麗絲和她的一位表兄到劍橋來，我有了比以前更多的機會與她暢談。暑假期間，她又和那位表兄一起來，他表兄走了以后，我留她待了一個白天，我們一起到河邊去，討論離婚問題，而她比我更贊成離婚。在理論上，她是自由戀愛的擁護者，這方面我認為她值得欽佩，盡管事實上我自己的觀點還要嚴格些。然而，我發現她對她的姐姐拋棄丈夫而去愛那個藝術批評家貝倫森深感羞恥，這使我有點困惑。確實，直到我們結婚之后，她才答應去認識貝倫森。她第二次來劍橋看我使我異常興奮，從此開始和她經常通信。我已不再去哈斯勒米爾度夏了，因為祖母、阿加莎姑姑和羅洛叔叔的第二個妻子合不來。但就在那年的9月13日，我去弗賴迪山游覽兩天。天氣溫暖，陽光燦爛，沒有一絲風。清晨，山谷里云霧繚繞。我記得洛根嘲笑過雪萊說“金色的霧”，而我就以此打趣洛根，那天清晨的確有過金色的霧，不過是在他醒來之前。而我起得很早，因為已經約好早餐前要和艾麗絲散步。我們在一個小山崗上的山毛櫸樹林中坐下來，那地方異乎尋常的美麗，看起來像早期哥特式教堂一樣。我們通過四面八方樹干的間隙向遠處眺望。那天早上空氣新鮮，朝露似閃，使我想到或許人生是會有幸福的。我們坐在樹林中時，羞澀使我除了稍加試探之外再沒有什么表示。只是在早餐后，我終于帶著無限躊躇和驚恐，按當時的習慣，試探著明確向她求婚。她既沒有接受，也沒有拒絕。我沒有試著去吻她，甚至沒有想去握她的手。我們同意繼續交往、通信，讓時間去決定是否結婚。

1900年7月，國際哲學大會在巴黎舉行，正好與那一年的萬國博覽會同時，懷特海和我決定參加這次大會，我應邀在會上宣讀論文。我們到達巴黎，由于和著名數學家博雷爾發生多少有點激烈的沖突而令人難忘。凱里·托馬斯要艾麗絲幫她把以前留在英格蘭的12只空皮箱帶到法國，而博雷爾則要懷特海夫婦把他在英國教書的侄女帶回法國。當時，巴黎北站十分擁擠，我們一行人只有一張行李票。博雷爾的侄女馬上就拿到了她的行李，我們的行李也很快就拿到，但是凱里的空皮箱只出現十一只，當我們等第十二只空箱子時，博雷爾失去了耐心，一把搶走我手中的行李票，帶著他的侄女和她的一個手提箱走了，使得我們既不能認領凱里的空皮箱，也不能認領我們自己的行李。我和懷特海只好把行李一個接一個抓過來，用它們當破城槌，從圍城一圈的車站官員中穿行而過。他們簡直驚呆了，我們這招最終奏效。

這次大會是我的心智生活的轉折點，因為我在會上見到了皮亞諾。會前我已經聽說過他的大名，并且還讀過他的一些著作，但是我并沒有下工夫去掌握他所用的符號。在大會討論中，我發現他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為嚴密，而且在參加任何辯論時，他總是占上風。隨著會議一天天進行下去，我判定這種優勢必定是來自他的數理邏輯，因此我請求他送給我他的全部著作。會議剛一結束，我就回到費恩赫斯特，潛心研究他和他的學生所寫的每一個字。我逐漸清楚地了解到，他的符號正好是我尋求多年的、可用來進行邏輯分析的工具，學習他的著作，為我長期以來想做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新技術。到8月底，我已經完全掌握了他的學派的所有工作。9月份我花在把他的方法推廣到關系邏輯上。現在回想起來，整個9月對我來說，每一天都是溫暖而晴朗的好天氣。懷特海一家和我們一起都住在費恩赫斯特，我向他解釋我的新思想。每天晚上我們都進行討論，最后總是碰到某些難點，而每天早上我總發現前一天晚上碰到的困難在我睡覺時已經不成問題了。當時真是智力迷狂的時刻。我的感覺就像在霧中登上頂峰的感覺，突然間云消霧散，一切豁然開朗，從各個方向上都能見到40英里之外的村莊。多年來，我一直致力于分析數學的基本概念，像序和基數。突然，就在這幾個星期中，我發現了那看來多年未能解決的問題的最后答案。在發現這些答案的過程中，我引入一個新的數學技術，通過這個技術，以前留給哲學家任其曖昧不明的思想去發揮的領域都可以由精確的公式來征服。從智力上說，1900年9月是我一生中的頂峰，那時我可以對自己說，現在我終于做了一些值得做的事，而且我感到，在我把著作寫出來之前，必須格外小心，別在街上讓車撞上。我寄了一篇論文給皮亞諾，提供在他的雜志上發表，論文體現我的新思想。10月份初我就坐下來寫《數學原理》，這本書我過去已經做過許多未成功的努力。該書發表的第三、四、五、六各部分寫于那個秋天，第一、二、七三部分也是那個秋天寫的，但是后來重寫過。因此一直到1902年5月全書才算最后定稿。10月、11月、12月我每天寫10頁，在19世紀的最后一天終于完成這份手稿，并及時給海倫·托馬斯寫了一封頗自得的信，告訴她我剛剛寫完20萬字。

特別奇怪的是，隨著19世紀的結束，我這種得意洋洋的感受也就告終了。從這時起，我開始在智力問題和感情問題上同時遭到各種沖擊，使我陷入我所知的最深的絕望中。

1901年的春季學期，我們和懷特海家一起搬到梅特蘭教授在唐寧學院的房子。梅特蘭教授由于健康原因已經不得不去馬德拉群島休養去了。他的管家告訴我們，他“吃干面包使自己干癟了”，可我想這不是醫生的診斷。懷特海夫人病得越來越厲害，經常因心臟病而感到劇痛。懷特海、艾麗絲和我都為她憂心忡忡。懷特海不僅深深愛著她而且非常依賴她，要是她死了，很難說懷特海還能否再寫出好的著作來。一天吉爾伯特·默里到紐納姆來朗讀他翻譯的、當時尚未出版的《希波呂托斯》的部分章節。我和艾麗絲去聽他朗誦，我被那詩的美深深打動。我們回到家時，看到懷特海夫人正遭受一次不同尋常的劇痛，痛苦之墻似乎把她和一切人、事隔離開，突然間每個人靈魂的孤獨感讓我受不了。自從我結婚之后，我的感情生活一直平靜而浮泛，我已經忘掉所有更深層次的問題，滿足于輕率的小聰明。我突然感到腳下的地面坍塌了，覺得自己落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在5分鐘內，我經歷了如下的思想歷程：　人的靈魂的孤獨感是無法承受的，除了宗教傳道者所宣揚的那種至高無上的強烈的愛之外，沒有任何東西能穿透這種孤獨感，凡是來自這種動機的事物都是有害的，充其量也是沒用的；由此可以得出，戰爭是錯誤的，公共學校的教育是可憎的，使用暴力應該堅決反對以及在人際關系中人應該深入到每個人孤獨的核心之中，同它對話。懷特海剛3歲的小兒子當時在房間里，我原先沒有注意到他，他也沒注意到我。在他母親病痛發作時，必須防止他去打擾她。我牽著他的手把他領開，他很樂意跟我走，同我在一起無拘無束，像自家人一樣。從那天起一直到他在1918年大戰中戰死，我們都是親密的朋友。

那5分鐘過去之后，我完全變了一個人。有時，一種神秘的啟示照亮了我。我感到我曉得在街上所碰到的每個人內心深處的思想，盡管這無疑是一種幻覺，但我確確實實發現我和所有朋友以及許多熟人都保持遠比過去更密切的接觸。5分鐘時間使我由原先的一個帝國主義者，變成一個布爾人派和和平主義者。多年來，我只關注于精確性和分析，現在我覺得，我自己對美充滿了半神秘的感情，對孩子們充滿了強烈的興趣，還有一種像佛祖一樣強烈的愿望，想找到一種哲學能使人生變得更堪忍受。我感到一種奇異的激動，其中包含著強烈的痛苦，還有某種勝利的要素，使我能夠壓倒痛苦，并且正如我想的，使之成為通向智慧的通道。當時，我想象我所具有的神秘的洞察力大部分已經消失，分析的習慣又重新堅持下來。但是，我覺得我在那一時刻所認識到的某些東西仍在我心中保留下來，形成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態度，對孩子的興趣，不介意小小不幸以及在所有人際交往中易動感情。

在春季學期結束時，我和艾麗絲回到費恩赫斯特。我著手寫出數學的邏輯演繹過程，這后來成為《數學原理》。我想這工作行將結束，可是5月份我在心智上出現挫折，就像2月份情緒上的挫折那么嚴重。康托爾曾證明過最大的數不存在，而我似乎覺得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數目應該是可能出現的最大的數。據此，我頗為仔細地檢查他的證明，試圖把它應用于所有存在的事物的類上。這就使我考慮到那些不是它們自身元素的類，并提出問題，所有這種不是它們自身元素的類構成的類是否是它自身的元素。并且發現答案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都導致矛盾。一開始我以為我也許能輕而易舉地克服這個矛盾，說不定在推理過程中有某種微不足道的錯誤。可是，我漸漸明白情況并非如此。布拉里-弗替已經發現類似的矛盾，通過邏輯分析顯示出這個矛盾同古希臘關于克里特人埃庇米尼得斯的矛盾極為相近。他說過，所有克里特人都是說謊者。我們還能造出一個本質上同埃庇米尼得斯悖論類似的悖論：　把一張紙條給一個人，上面寫著“這張紙反面寫的話是錯的”，他把這張紙翻過來看，發現“這張紙反面寫的話是對的”。一個成年人在這類無聊的事上花費時間似乎太不值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一定有什么不對頭的地方，因為在通常的前提下，這種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管無聊與否，它是一個挑戰。1901年下半年，我以為解決它不會太難，但是快到年底我得出結論，這是個大難題。于是我決定先把這個問題擱置起來，繼續完成《數學原理》。秋天，我和艾麗絲回到劍橋，因為劍橋聘請我講兩個學期的數理邏輯，這個講演包括《數學原理》的大綱，但是我還沒有任何處理這些矛盾的方法。

圣誕節時我和多拉在海牙相遇，我是到那里去看我的朋友維特根斯坦的。戰前我在劍橋認識維特根斯坦。他是奧地利人，他的父親是奧國巨富。維特根斯坦原想做一個工程師，因此到曼徹斯特去。因為讀數學他對數學原理發生了興趣，他就在曼徹斯特打聽誰是研究這方面問題的。有人提到我的名字，于是他在三一學院住了下來。他也許是我所知道的如傳統所說的天才的一個最完滿的實例，易動感情，思想深沉，性情激烈，卓爾不群。他有一種純真，就我所知，除了G·E·穆爾，是無人堪與倫比的。我記得有一次帶他去參加亞里士多德學會的一個會議，在場的具有不同癖好的人，我都禮貌相待。當我們離開時，他竟暴跳如雷，斥責我沒有對這些人說他們是一些什么蠢貨，是道德的墮落。他的生活是混亂不安的，但是他有一種異乎尋常的個人影響力。他以牛奶和蔬菜為主食，我時常像帕特里克·坎貝爾夫人談論蕭伯納那樣想，“天可憐見，哪怕他吃一塊牛排呢！”他常常每晚夜半時分來找我，像一頭野獸在我的房間踱來踱去，踱上三個鐘頭，煩躁不安，一言不發。有一回我問他：“你是在思考邏輯呢，還是在思考你的罪呢？”他回答說：“兼而有之”，并繼續來回踱步。我不想暗示他已經是就寢的時候了，因為無論在他還是在我看來，他在離開我的時候很可能會去自殺。在劍橋的第一個學期末，他來我這里說：“你認為我是一個十足的白癡嗎？”我說：“你為什么要知道這個？”他回答說：“因為如果我是白癡，我會成為一個飛機駕駛員，如果我不是，我會成為一個哲學家。”我對他說：“我親愛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個十足的白癡，但是如果你在假期里給我寫一篇有關你感興趣的任何一個哲學論題的論文，我會讀的，然后回答你那個問題。”他照我說的做了，在下學期開學之初把他寫的東西帶給了我。我一讀頭一句話，就相信他是一個天才人物，并讓他確信他決不應該做一個飛行員。1914年初，他到我這兒來，非常激動，對我說：“我要離開劍橋，我要馬上離開劍橋。”我問他：“為什么？”他說：“因為我的姐夫到倫敦來住了，跟他離得這么近，我受不了。”于是他到挪威盡北邊的地方去度過這個冬季的其余時間。此前我有一次問G·E·穆爾對維特根斯坦的看法，他說：“我認為他很好。”我問為什么，他說：“因為他對我講的課似乎感到困惑不解，而從來沒有另一個人是這樣的。”

戰爭發生以后，維特根斯坦是非常愛國的，就在奧地利軍隊中成了一名軍官。開頭的幾個月，我還可能給他寫信，也能得到他的回音，但不久之后通信已不可能了，我對他的情況就毫無所知了，直到停戰后一個月左右我才收到他從蒙特卡西諾寫來的一封信，說在停戰后的幾天他被意大利人俘虜了，幸而隨身帶著他的手稿。看來他在戰壕里寫了一本書，希望我讀一下。他是這樣一種人，他在思考邏輯問題的時候，決不會注意到吃雞蛋要剝開蛋殼這樣的瑣屑小事的。他把他的書的手稿寄給我，我在拉爾沃思同尼科和多蘿西·林奇做了討論。這就是后來以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邏輯哲學論》)為書名發表的那本書。顯然，重要的是見到他，同他親口討論這本書，而最好似乎是在一個中立國同他相見。因此我們決定在海牙見面。然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卻出現一個出乎意料的麻煩。他的父親恰好在戰爭爆發前將全部財產都轉移到荷蘭了，因此始終還是那么富有。正當停戰之際，他的父親去世了，維特根斯坦繼承了他的絕大部分遺產。但是，他得出的結論是：　財富對于哲學家是一種累贅，因此他一分不留地把這筆遺產都給了他的一個哥哥和幾個姐姐。結果，他竟沒錢買從維也納到海牙的車票，而他的自尊心又太過強烈，不肯接受我的資助。最后我們找到了一個解決困難的辦法。他在劍橋住處的家具和書籍還存在那兒，他表示愿將它們賣給我。我向為他保管這些家具的劍橋家具商咨詢了它們的價錢，按他的估價把它們買下了。實際上它們的價值遠遠超過他的估價，這是我有生以來所做的最占便宜的一次交易。這筆交易使得維特根斯坦有可能到海牙來，我們在那里呆了一個星期，逐行地討論了他的書，而這時多拉正好去公共圖書館查閱薩爾瑪修斯抨擊彌爾頓的言論。

維特根斯坦雖然是一個邏輯學家，但同時又是一個愛國者與和平主義者。他對曾在前線有過友好交往的俄國人評價很高。他告訴我，有一次在加里西亞的一個村莊，他正閑來無事，找到了一個書店，心想里面也許有本什么書可看。果然有一本，是托爾斯泰講福音書的。有一段時間，他變得非常虔誠信教，虔誠到開始認為我太壞了不能與之交往。為了維持生計，他到一個叫做特拉頓巴哈的奧地利鄉村去做一名小學教師。他曾給我寫信說：“特拉頓巴哈人很壞。”我曾回答說：“是的，所有的人都是很壞的。”他也曾回答說：“不錯，但是特拉頓巴哈人比別處的人更壞。”我回答說，我的邏輯感反對這樣一種說法。但是他的這個意見是有某種理由的。農民拒絕供給他牛奶，因為他教他們的孩子做的算術題不是計算錢數的。這段時間他一定很受了些饑寒窮困之苦，但是由于極端的高傲，他對此絕少提及。最后他姐姐決定建一所住宅，雇他做設計師。這才使得他過了幾年足以果腹的日子，到這段時間的末尾他回劍橋做研究員去了，在那里克萊夫·貝爾的兒子用夸張的對句寫了一些反對他的詩。在社交往來上他常常不很隨和易于相處。懷特海曾向我講過維特根斯坦第一次去見他的情形。那是午后吃茶點的時候，他被請進客廳。他好像就沒有發覺懷特海夫人在場，而是沉默不語，在房間里來來回回地走了一會兒，最后突然迸出一句話來：“一個命題有兩極。它是apb。”懷特海給我講述時說：“我當然問他a和b是什么，但是我發現我的話說得很不得當。‘a和b是不可定義的’，維特根斯坦回答道，其聲大如雷鳴。”

像所有了不起的人物一樣，他也有他的弱點。1922年他的神秘主義熱情正處于高潮，他很認真地要我相信做一個善良的人比做一個聰明人更好。我發現他被黃蜂嚇怕了，我們在因斯布魯克找到的一個住處就因為有虱子臭蟲，他不肯再住第二夜。我出行俄國和中國之后，已受慣了這類小小的麻煩，但是他認為人世的一切都無足道也的那全部信念都未能使他耐心地忍受一下那些小小蟲豸。盡管有這么一些輕微的弱點，他還是一個給人以深刻印象的人。

(胡作玄、　趙慧琪譯)

【賞析】

“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心，這三種純潔但無比強烈的激情支配著我的一生”。這是《羅素自傳》序言中的第一句話，它不僅凝練地概括了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不斷求索的一生，同時也是其自傳所抒寫的核心內容。羅素87歲高齡時才開始動筆寫《羅素自傳》，直到95歲時，這部三卷本的自傳方始完成。該著的價值首先在于它記述了羅素漫長的一生中所經歷的大事，向我們展示了這位世紀哲人的心智生活和情感世界。

羅素出身于英國一個古老的貴族世家，他的祖父約翰·羅素勛爵是輝格黨的重要領袖，曾兩度出任英國首相。由于父母早逝，羅素在祖父母位于里士滿的彭布羅克邸園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光。羅素自幼聰敏好學，對知識的追求，構成了他早年生活的主題。11歲時，羅素開始跟著哥哥學習幾何，這給他帶來無窮的快樂，將之比喻為“就像初戀一樣令人陶醉”。同時，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具有很強的智力，并決定要在學術上有所作為。從這時起一直到38歲他和懷特海共同完成《數學原理》，數學都是羅素的主要興趣所在。

1890年10月，羅素考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在劍橋，他受到老師懷特海的特別關注，并結識了桑格、戴維斯兄弟、麥克塔格特、穆爾等許多朋友。其中，穆爾盡管比羅素小兩歲，卻極大地影響了他的哲學觀點。1900年，與意大利數學家皮亞諾的相遇是羅素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多年來，羅素一直致力于分析數學的基本概念，像序和基數，而皮亞諾在數理邏輯方面的思想和符號系統恰好為他提供了邏輯分析的工具。在學習皮亞諾的著作時，羅素感到：“突然，就在這幾個星期中，我發現了那看來多年未能解決的問題的最后答案。”他充滿激情地回顧了生命中這段“智力迷狂的”時期，從羅素的追敘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對知識的尋求和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心智的頓悟，曾給他帶來多么大的幸福和狂喜。10月初，羅素便開始了《數學原理》(1903)的寫作，三個月內完成了20萬字的手稿。后來，羅素又克服重重困難，與懷特海一起完成了《數學原理》(1910—1913)。他的主要貢獻首先是在數理邏輯方面，他由數理邏輯出發，建立起來的邏輯原子論和新實在論，使他成為現代分析哲學的創始人之一。然而，在20世紀的頭十年里，羅素經歷了一連串心智上的挫折和哲學上的難題，長達十年的緊張、沉重的腦力勞動和消耗，使他的智力再沒有完全復原，“從那以后，我肯定再不像以前那樣能夠應付困難的抽象問題了”。這也是他日后改變工作、逐漸轉向實踐的社會哲學的部分理由。

從少年時代起，羅素就開始思考宗教和哲學問題，后來成為一個無神論者。但1901年春季的一個偶然事件卻讓他突然間被靈魂的孤獨感所攫取：“人的靈魂的孤獨感是無法承受的，除了宗教傳道者所宣揚的那種至高無上的強烈的愛之外，沒有任何東西能穿透這種孤獨感。”這種認識使他產生了一種像佛祖一樣強烈的愿望，想找到一種哲學能使人生變得更堪忍受。這使他比以往更加熱衷于政治理論的探討，并積極參與各種政治活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積極從事反戰活動。1916年因為撰寫反戰傳單被罰款100英鎊，三一學院也因此解除了他的教職。1918年，他又因給反戰報紙寫社論，以“侮辱同盟國”的罪名被監禁6個月。然而，羅素并不是一個不抵抗主義者，他在二戰前夕改變了自己一貫反戰的態度，認為反對納粹的戰爭是必要的，因為“我感到納粹壞透了——殘忍、偏執而又愚蠢”，而且，“納粹的殘忍是沒有限度的”。羅素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所持的這種看似前后矛盾的態度，其實有著深刻的一致性，那就是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心，這是一種類似于宗教信仰的深厚激情和力量，它來自人類靈魂的最深處，同時融會了生命個體所體驗到的孤獨和絕望。這種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心，使羅素能夠在英布戰爭中站在布爾人一邊，能夠對英國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中國學生的行徑進行強烈譴責，并能夠在50年代以后的冷戰中積極參加各種形式的禁止核武器運動，成為保衛國際和平的戰士。羅素一生兼有學者和社會活動家的雙重身份，這決定了《羅素自傳》不僅是哲學家個體生命的歷史，而且見證了歐洲和世界將近一個世紀的風云變幻，其中還不乏關于社會政治實踐和國際事務的遠見卓識。

對愛情的渴望是主導羅素的另一種激情，羅素將它置于三種激情之首，正是愛情的結合，使他看到“圣徒和詩人們所想象的天堂景象的神秘縮影”。羅素認為，兩性關系中的先決條件是誠實和相互吸引，一個人完全可能跟多人相愛。在愛情上，羅素表現出驚人的真誠和勇氣：　他一生結婚四次，還有多位婚外情人。在劍橋的歲月里，羅素愛上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有著開放的美國文化背景的艾麗絲·史斯密，在自傳中他以詩意的筆觸描寫了與艾麗絲相戀時的情景：　閃光的露珠、金色的霧靄、新鮮的空氣、美麗的山毛櫸樹林……弗賴迪山的這個秋日，因為他對艾麗絲的愛情而變得更加明媚迷人。羅素與艾麗絲于1894年結婚，婚后幾年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到了1901年末，羅素卻意識到他已經不再愛妻子了，盡管他不希望對她無情，但是，“在任何情況下，我不明白我怎能在不愛她時卻能成功地假裝愛她，無論時間長短”。這種在兩性關系上多少有些殘酷的誠實，始終主導著羅素的情感生活，幸虧他所愛的女人們大都能夠沉著從容，不至于因情感的失落釀成悲劇，不過仍有一位美國女子因他而精神失常。1911年，羅素與奧托琳·莫雷爾夫人墜入愛河，這是一種建立在精神契合基礎上的成熟的愛情，他在舉止、談話、觀念乃至生活方式上都深受奧托琳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羅素又結識了年輕的女演員科莉特·奧妮爾，她的愛成為他戰時的精神避難所。1921年，羅素與分居多年的艾麗絲離婚后，先后又迎娶了多拉·布萊克(1921)、海倫·彼得(1936)、伊迪絲(1952)三任妻子。關于婚姻，羅素指出：　在大多數的婚姻中，不能期望完全的忠實；每一種有關婚姻的一般理論似乎都會受到無法克服的詰難。盡管羅素的生活和他關于婚姻家庭的觀念曾經招致社會保守勢力的反對和圍攻，然而他對人生幸福的追求和思考，至今還有其重要意義。

《羅素自傳》有著獨特的敘事風格，它在摹畫傳主人生軌跡的時候，總是伴隨著細膩、深刻、真誠的人生感悟。而作為一位哲學家，羅素又特別善于將種種人生感悟加以抽象和提升，使其成為一種實踐的社會哲學或者說人生智慧。與純粹的理論哲學相比，這種分散在《羅素自傳》中的哲理雖然顯得較為零散、具體、通俗，但它們卻是從生活中自然而然地生發出來的，這種哲理融會了生之喜悅、渴望、痛苦和感慨，它們是那樣的鮮活、詩意、悠閑和旁若無人，每一段哲理分析里都好像蘊藏著一聲深沉的嘆息。這種思與詩的結合，不僅使《羅素自傳》成為一位哲人長期積累的人生智慧的結晶，同時還賦予它不朽的文學魅力。愛因斯坦曾說：“閱讀羅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之一，生為二十世紀的人沒有看過羅素的作品，就像十九世紀的人沒有聽過貝多芬的音樂，十八世紀的人沒有看過歌德的作品一般。”早在1950年，羅素即因為寫出一系列“捍衛人道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種多樣意義重大的作品”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而《羅素自傳》的出版，再一次讓讀者認識到羅素著作的文學價值。

此外，《羅素自傳》的價值還在于以簡潔明晰的文風、生動傳神的筆觸，記述了許多數學界、哲學界、文學界乃至科學界大師的生活、性格和趣事，描繪了一幅幅個性鮮明的巨人側影。羅素以較大篇幅寫到的大師有哲學家懷特海、G·E·穆爾、維特根斯坦，文學家康拉德、勞倫斯、艾略特以及經濟學家凱恩斯等，羅素對他們的智力、觀念、趣味、宗教態度和思維方式的分析是深刻、敏銳而獨到的。在寫到維特根斯坦時，羅素用的是一種混合著敬畏、欣賞和揶揄的口吻，且不時流露出英國式的幽默。他簡潔的勾勒，使一位特立獨行的天才哲學家的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羅素自傳》中這些妙趣橫生的插筆，猶如向世人敞開了一扇扇窗子，使我們能夠得以領略大師們那超凡脫俗的卓越風采。

(陳瑞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