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圣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

　　　　　　——老子《道德經》十九章

大約一個月前有兩個年輕人到這兒來討小冊子。一個戴著鴨舌帽，穿著樹皮鞋；另一個戴著曾經是很講究的黑色禮帽，穿著破皮靴。

我問他們是什么人。他們帶著毫不掩飾的驕傲告訴我，他們是從莫斯科被趕出來的工人，因為在那里參加了武裝起義。途中他們被雇到我們村的果園當看守，工作還不滿一個月。昨天果園園主辭退了他們，說他們慫恿農民毀果園。而他們微笑著否定了這種說法，聲明他們只是每晚到村里去走走，和伙伴們聊聊天而已，沒有慫恿任何人。

他們倆，特別是那個更活躍一些的，笑起來黑眼睛放光，并且露出一口白牙齒的工人，都讀了不少革命文獻，于是不管恰當不恰當，滿嘴外來語： 演說家、無產階級、社會民主黨人、剝削等等。

我問他們讀過什么。皮膚微黑的那一個笑著說，他讀了各種各樣的小冊子。

我問，是什么樣的小冊子。

“什么樣的都有，比如《土地和自由》。”

我問他們讀后有何感想。

“里頭寫的全都正確。”皮膚微黑的一個說。

“到底是什么正確？”

“就是生活變得無法忍受了。”

“為什么無法忍受了呢？”我問。

“怎么‘為什么’？既無土地，又無工作，政府無緣無故地摧殘壓迫老百姓。”

于是他倆相互打斷話頭，述說哥薩克如何用皮鞭抽老百姓，警察如何亂逮捕人，甚至把什么罪也沒犯的人槍殺在他們家中。

我舉出一些理由說武裝起義是不好的，是非理性的事情，皮膚微黑的一個聽了只微微一笑，接著平靜地說：“我們可不這樣看。”

當我講起殺人是罪惡，講起上帝的時候，他們交換了一下眼色，黑眼睛的年輕人聳了聳肩膀。

“那么按照上帝的律法就該任人剝削無產者了嗎？”他說，“過去是這樣，可現在人們覺醒了，再不能……”

我拿給他們一些小冊子，大部分是宗教內容的；他們瞟了一眼標題看樣子很不滿意。

“大概你們不喜歡，那就不必拿去了。”

“那為什么？”皮膚微黑的一個說著把書塞進懷里，然后和我告別。

雖然我沒有看報，但是根據家里人的談話，根據我收到的信件，根據來訪者的敘述，我知道最近一個時期在俄國發生的事情，而且特別了解(正是因為沒有看報)社會和百姓的觀點最近發生的驚人的變化。變化在于，如果以前只有某些人指責政府的某些命令，那么現在是所有的人，除去極少的例外，都認為政府的全部活動是罪惡的和非法的，認為一切風潮過錯都在政府。持這種觀點的有教授，有郵電部門官員，有文學家，有小店主，有工人，甚至還有警察。“杜馬”解散以后這種情緒更加強烈了。最近又發生政府天天殺人的事情，這種情緒就達到了最高峰。

這些情況我都知道。但是和這兩個人的談話對我產生了特別的影響。這次談話就像一股推動力，突然使正逐漸凝結的液體變成了冰，突然使我在此以前感受到的這類印象變成了明確的，毫無疑問的信念。

和他們交談之后我明白了，政府為了鎮壓革命正在施行的種種罪行，不僅不能鎮壓革命，反倒使革命烈火燃得更旺。我明白了，即使革命運動由于政府的暴行所造成的恐怖而暫時平息下去，它也不會被消滅，而只是暫時潛伏起來，今后必然還會以新的更大的力量爆發出來。我明白了，現在熊熊燃燒起來的火焰已勢不可當，與燃燒物的任何接觸都只能擴大火勢。我明白了，只有從政府方面停止一切鎮壓措施，不僅停止死刑和逮捕，而且停止各種形式的流放、迫害和查封，這場發了狠的群眾的可怕斗爭才有可能停止。

我堅決相信，現在政府所能采取的最好辦法就是在各方面向革命者讓步，準許他們自行安排，按照他們認為更好的方案安排。但我同樣堅信，這樣的建議，如果我提出來的話，只能被當作我完全瘋了的表現來對待。因此，盡管我完全明白，政府的這種駭人聽聞的活動繼續下去只會壞事，而不能改善現狀，但我既不打算寫出，也不打算講出這一建議。

又過了將近一個月，我的假定不幸越來越被證實了。死刑、屠殺和掠奪越來越多。我從人們的談話中和偶爾翻閱的報紙上得知這一點。我也知道，人民和社會對政府的情緒變得越來越敵對。

前兩天在我散步的時候，有一個坐在農民大車上與我順方向而行的年輕人，從車上跳下來，走到我跟前。

這個人個子不高，留一撮淡褐色的小胡子，聰明而不和善的面孔帶有不健康的顏色，目光沮喪。

他穿一件破舊的皮夾克和一雙高統皮靴。頭上戴著一頂藍色的有直盔頭的制帽，正像別人給我解釋的，這是時髦的革命服裝。

他向我討小冊子，顯然是作為交談的借口。

我問他從哪里來。

他是我們附近村子里的農民，不久前那里的許多被關閉監獄的農民的妻子曾來找過我。

我很熟悉這個村子。我曾帶去法定的識字課本，總是特別欣賞漂亮而機靈的當地居民。在我的小學校里，特別有才華的學生都是從這個村子來的。

我問起那些關在監獄里的農民的情況。他以一種近來我遇見的人都有的不容置疑的堅信態度說，所有的事都要歸咎于政府。他告訴我，這些農民無緣無故地給抓去，打得遍體鱗傷，并且關進了監獄。

費了很大的勁我才從他那兒打聽清楚，到底給這些農民定了什么罪。

原來，如他所說，他們都發表過演說，召集過群眾集會，會上講了沒收土地的必要性。

我說，要確立一切人對土地的平等權利，只有使土地再也不做任何人的私有財產，而不能采取土地收歸國有或者其他任何強制手段。

他不同意這個看法。

他說：“為什么呢？只要組織起來就行。”

我問：“怎么組織起來？”

“到時候就清楚了。”

“怎么，又是武裝起義嗎？”

“這是可悲的必然。”

我講了在這種場合我經常講的道理，就是用惡不能戰勝惡，戰勝惡只能通過不參與暴力的途徑。

“可是已經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沒有工作，沒有土地。出路何在？”他皺著眉頭瞧了我一眼說。

我說：“從年齡來說，我可以做您的爺爺了，我不和您爭辯。只是有一點我要告訴您這個剛剛開始的年輕人： 如果政府的所作所為是不對的，那么你們的所作所為，或者準備做的事同樣是不對的。您，作為一個正在形成習慣的年輕人，只需要好好過日子，不犯罪，不違背上帝的律法。”

他不滿地搖搖頭。

“每個人有自己的上帝，千百萬人就有千百萬個上帝。”

我說：“不管怎么樣，我還是勸您停止干革命。”

他回答說：“到底怎么辦？總不能老是忍耐、忍耐吧，到底怎么辦？”

我覺得，我們的談話不會有什么結果，就想離開，但他留住了我。

他說：“您能幫助我訂一份報紙嗎？”

我拒絕了他，并且帶著沉重的感覺離開了他。

這個人已經不是失業的手藝人，現在有成千上萬的手藝人在俄國各地流浪。他是住在農村的種地的莊稼人。

回到家中，我發現家里人也處于同樣沉重的情緒中。他們剛剛看過新收到的報紙(這是10月6日的事)。

女兒對我說：“今天又有22個人被處死。這簡直是駭人聽聞。”

我說：“不僅駭人聽聞，而且荒誕之至。他們干得越來越不像樣了。”

“那么到底怎么辦？總不能讓這些殺人搶劫者逍遙法外吧。”不知道誰說了在這種場合常說的話，我已經聽到過許多次了。

“到底怎么辦？”這句話正是那兩個從果園出來的流浪漢和今天那個農民革命家對我說過的。

“不能乖乖地忍受既危害國家，又危害人民的道德淪喪的政府所制造的瘋狂慘劇。我們對我們必須采取的措施也感到反感，但是到底怎么辦？”第一種人，即革命者，這樣說。

“不能允許那些自稱是組織者的人奪權，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思治理俄國，敗壞俄國，毀滅俄國。當然，暫時采取的措施是嚴厲的，但是到底怎么辦？”另一種人，即保守分子，這樣說。

于是，我想起了和我接近的革命者，和我接近的保守分子，今天這個農民，還有那些定購和制造炸彈，殺人搶劫的不幸的、誤入歧途的革命者，以及批準、組織戰地法庭，在那里開庭、槍斃人、吊死人的同樣不幸、同樣誤入歧途的人們。而這兩種人都想使自己相信，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應該的；同時他們又都重復著同樣的話：“到底怎么辦？”

“到底怎么辦？”這兩種人都這么說，但他們說這話意思并不是問： 我到底怎么辦？而是說，如果我們不再干我們所干的事，那么大家的境況更要糟糕得多。

所有的人都如此習慣于這個奇怪的問題，其中包含了對最駭人聽聞、最傷天害理的行為的解釋和辯護，以致沒有一個人想到問一問：“你這個問‘怎么辦？’的人，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有權通過所有的人，包括你自己，都認為是可惡的行為來安排別人的命運呢？你怎么知道，你所想要改變的恰恰應該改變成你覺得是好的樣子，或者你想要保持就一定必須保持它原有的樣子？要知道，有許多像你一樣的人，他們認為是不好的、有害的，而你卻認為是好的、有益的。而且你怎么知道你所做的事會產生你所預期的后果，雖然你不會不知道，那些后果，特別是在涉及各民族生活的事業中的后果不完全違反他們為之而干的目的。而主要的是，你有什么權力去做違背上帝的律法的事情，如果你承認上帝的話；或者說違背全世界最通行的道德法則，假如你除了通行的道德法則以外，不承認任何法則的話。你根據什么權利自認為不受這些最普通、最不容置疑的全人類通行的法則管束，這些法則與你的革命事業和你的政府事業都不相容。”

如果你真的是作為問題，而不是作為辯護提出“怎么辦？”這個問題，而且把這個問題理所應當地跟自己聯系起來，那么，答案本身就是最簡單明了的。答案在于，你不應該想象自己作為沙皇、部長、士兵，或者某個革命委員會、武裝起義的工人戰斗隊的代表和成員必須做什么事，而應該作為一個人按其本性去做那個把你送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力量要求于你的事。這個力量為著自己的某些目的才賜予你清晰明確的律法，銘刻在你和所有人的良心上。

對“到底怎么辦？”這個問題可以回答： 所有的人永遠只應該去做上帝經常要求于一切人的事，使那種荒誕的，引向犯罪的迷霧立即消散，因為人們在迷霧的籠罩下不知為什么以為他們才是千百萬人中的一批佼佼者(其實他們是迷誤最深，背離生活的正確道路最遠的人)，仿佛正是他們應該決定千百萬人的命運，并為了這千百萬人的可疑的幸福，去干那些給千百萬人造成不是意料中的，而是明顯可見的災難的勾當。

存在著為一切有理性的人們所公認的普遍的法則，它由傳說，由各民族的宗教，由真正的科學，由每個人的良心所證實。這一法則的內容是，一切人為了同樣完成自己的使命和達到最大的幸福都應該相互幫助，相互愛護，至少不應該蓄意侵犯別人的自由，謀害別人的生命。可是出現了一批人，他們相互分派各種角色，一些人被看作國王、部長、士兵，另一些人是各種委員會和團體的成員。而且人們如此認真地進入自己的角色，以致忘記原來的實際的職位，還使自己和別人不相信完全不必遵循普遍的法則，有時甚至可以并且應該違背這一法則，而違背永恒法則會給個人和人類社會帶來比遵守理性的、對一切人來講是最高的普遍法則的人更多的幸福。

在規模龐大、組織復雜的工廠里工作的工人從廠主那里得到明確的為他們制定的規章條例，知道為了工廠的工作順利進行，也為了個人的福利，他們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可是出現了一批人，他們絲毫不懂得工廠是如何進行生產的，卻要工人們相信，他們應該停止做由廠主批準的事情，而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這樣工廠才能正常運轉，工人才能得到更大的福利。

……

我知道，對于相信自己所扮的角色有實際意義的人來講，這個簡單明了的答案會顯得抽象而不實際。這些人認為可行的答案在于，那些對自己行為的后果一無所知，也不知道在一小時后自己是否還活著，卻清楚地知道任何屠殺和暴力都是惡的人，畢竟還是需要借口建樹設想中的別人的未來幸福而去做他們自己似乎知道可能產生什么后果的事，而且做出他們仿佛一點也不懂屠殺人折磨人是惡、只知道必須有這樣或那樣的帝制，這樣或那樣的憲法的樣子。

許多喪失明確的人類天賦和使命感的人會是這樣，但我想，因目前各種慘劇和罪行而感到痛苦的絕大部分人，最終總會識破認為人壓迫人合法、是善行的人們陷身其間的可怕騙局，而一旦識破這一騙局，他們就將永遠擺脫參與暴力或屈服于暴力的瘋狂狀態和犯罪行為。只要所有的人能夠明白，人人應該永遠只做一件事： 執行主宰宇宙的本源要求于人的事。任何一個沒有喪失理智和良心的人，一旦忘記自己的一切社會地位——部長、警察、好斗的或不好斗的黨派的主席或一般成員，都不會意識不到這個要求。這樣一來，非但不再會有充滿人類生活，特別是現在充滿俄國人生活的慘劇和災難，而且還會有地上的天國。

哪怕只有一部分人照這樣行事，那么這樣的人越多，世上的惡就越少，而人類的心靈急切盼望的天國也就會越早實現。

(1906年10月)

(倪蕊琴　譯)

注釋：

小冊子： 指宣傳托爾斯泰主義的小冊子。托爾斯泰經常免費送給普通老百姓。

【賞析】

在《到底怎么辦？》一文中，托爾斯泰闡述了他“不以暴力抗惡”的思想。他認為，“用惡不能戰勝惡，戰勝惡只能通過不參與暴力的途徑”；提出了一條“為一切有理性的人們所公認的普遍法則”，即：“一切人為了同樣完成自己的使命和達到最大的幸福都應該相互幫助，相互愛護，至少不應該蓄意侵犯別人的自由，謀害別人的生命。”他揭露沙俄統治階級的罪惡，但他不支持以暴抗惡，主張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提倡基督教的博愛。這是一種屬于托爾斯泰自己的宗教博愛思想，人們稱之為“托爾斯泰主義”。

在托爾斯泰看來，國家的存在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邪惡，它的荒謬之處就在于僅憑著少數執政者的意志就將成千上萬的人民劃分成不同的甚至敵對的陣營。托爾斯泰通過對生活中見慣不奇的事情的分析，將人們引入對生命意義的深入思考，而其終極理想是使人類在自我完善的基礎上走向大同，走向博愛的上帝之國。托爾斯泰試圖用天真的方法來醫治這個病態的失去理智的世界，作為俄羅斯帝國一切秩序的憤怒和勇敢的揭發者，托爾斯泰同時也是暴烈的革命斗爭的堅決反對者，反動的宗教哲學學說的創始人。他宣傳與生活中的痛苦和社會貧困的消極妥協，以及對革命者如同對犯錯誤和誤入歧途的人的那種不信任態度。他用勿以暴力抗惡的哲學來對抗革命行動，用按照福音書教導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則培養新人來對抗政治活動，用新的宗教世界觀來對抗社會主義。

在托爾斯泰看來，“老爺”即統治階級也好，“革命者”即那些旨在通過革命斗爭來消滅當代社會制度的人也好，同樣阻礙著他的建立基督教社會的理想。擺脫他們的唯一辦法是通過道德“復活”或“意識革命”，用基督教的精神不斷地自我完善，自我教育，這樣就能使私有者自愿放棄自己的私利和特權，消滅剝削，使國家機器連同它的暴力和壓迫機關沒有必要存在，于是暴力沖突的危險就消除了。在托爾斯泰的概念里，社會的改造問題變成了單純的道德問題。

但是，在托爾斯泰身上有著一種斗士的叛逆精神。無論他的宣揚順從的說教，還是勿抗惡的學說，都不能摧毀和撲滅這種精神。他的一生都在執著追求人生的真諦，一直在苦苦思索社會上層與下層、地主與農奴之間的隔閡與矛盾，他試圖創建一種為俄國普通民眾所接受的思想體系，以期拯救日益頹敗的俄國與整個人類精神。但是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給晚年的托爾斯泰帶來了深深的困擾，他所處的貴族莊園成為他實現平等觀念的一個牢籠。終于有一天，托爾斯泰再也無法面對自己對自己的譴責，在1910年冬季的一個深夜，83歲高齡的托爾斯泰悄然離家出走，尋求肉體與精神的解脫。年老體弱的他在途中不幸病倒。當他被眾人擁護著照顧時，他卻哭泣著說：“大地上有成千上萬的生靈在受苦，你們為什么都在這里只照顧一個托爾斯泰？” 一周之后由于肺炎，托爾斯泰溘然長逝于一個凄涼的小火車站。這位俄羅斯的良心，苦難大地上的兒子，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依然發出了高亢的拯救之音。高爾基曾說過，托爾斯泰哪怕多活一天，也是這世界的財富。

羅曼·羅蘭在《托爾斯泰傳》中這樣結尾：

“托爾斯泰并不向那些思想上的特權者說話，他只說給普通人聽。

“他是我們的良知。他說出我們這些普通人所共有的思想，為我們不敢在自己心中加以正視的。而他之于我們，亦非一個驕傲的大師，如那些坐在他們的藝術與智能的寶座上，威臨著人類的高傲的天才一般。

“他是——如他在信中自稱的，那個在一切名稱中最美，最甜蜜的一個—— ‘我們的兄弟’。”

(杜鳳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