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以上所說全都是宗教信仰問題，我想，大家看得太枯燥了，我來說一個有趣的故事；其實也算不上有趣，只不過是一個遙遠年代的回憶，我不知道什么緣故很想在這里、在結束我們關于人民的話題的現在這時候來敘述它。那時候我只有9歲……不不，我最好還是從我29歲那一年說起吧。

那是復活節的第二天。天氣暖和，碧空如洗。太陽高高掛著，“暖和”，明亮，可是我心里非常陰冷。我在牢房后面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一邊數著它們，一邊看著監獄那堅固的圓木圍墻里的洼地，我不愿意數它們，盡管已經習以為常了。按照監獄的規定，這一天還是“過節”，犯人不出工，不少人喝得醉醺醺的，到處是罵人、吵架的聲音，沒有一刻停止。唱下流無恥的小調，躲在鋪板底下玩紙牌賭博。有幾個犯人因為特別倔強，被毒打得半死，一旦死而復生，清醒過來，就用皮襖在鋪板上遮著，拿同房的犯人來審問，有幾次還拔刀相向——在過節的兩天里，這些事讓我厭惡透了，難受得要生出病來。而且我從來無法忍受眾人的酗酒，討厭極了，特別是在這里，在這種地方。這兩天連當官的也不來監獄巡視，不進行搜查，不來禁酒。他們明白應當讓這些被拋棄的人也樂一樂，一年只有一次，否則會更加糟糕。最后我心里起了惡念。我無意中遇見一個波蘭人，政治犯，名叫米什么茨基；他板著臉看了我一眼，眼珠子閃了一下，嘴唇動了動：“我恨這幫強盜！”他壓低聲音咬牙切齒地說了一句，便走過去了。我立刻回到牢房去，雖然一刻鐘之前我像瘋了似的從那里跑出來；那時有6個強壯的大漢同時撲上去抓住一個喝醉了的叫做加辛的韃靼人，按倒在地，然后拳腳相加痛打一頓。他們沒頭沒腦地打他，一只駱駝挨上這頓拳腳也會喪命。但他們明白，這個力大如牛的家伙輕易是打他不死的，所以放心大膽地使勁。這時我一回去，發現牢房墻根一個角落的鋪板上，已經失去知覺的加辛，幾乎沒有了呼吸，躺在那里，身上蓋了一件皮襖，圍在他身邊的人都一聲不響，因為大家都堅決相信第二天天一亮他就會醒過來，“但是這樣打一個人，說不定會要了他的命的。”我悄悄地回到自己的鋪位上，正對著帶鐵柵的窗子，仰面朝天地躺著，兩只手枕著腦袋，閉上眼睛。我喜歡這樣躺著，因為一個人在睡覺，他們不會來找麻煩，同時思想又可以無拘無束地活動。但我沒有去想什么，我的心里并不平靜，耳邊一直響著米什么茨基的話：“我恨這幫強盜！”其實，用不著描寫我的印象；現在我有時每晚還夢見那些日子，沒有比這更使我感到痛苦的夢了。也許大家會注意到我至今為止幾乎從來沒有在報刊上談我在服苦役時的生活。我寫了《死屋手記》，那是15年前，虛構了一個人物，一個罪犯，好像他把自己的妻子弄死了。這里順便提一句，當作一個小故事吧。從那時候以來，許多人就以為，現在更有人認定，我是因為犯了殺妻罪才被流放的。

我慢慢地真的陷入沉思冥想之中，不知不覺地回憶起往事來了。我在4年苦役期間不斷地回想起過去的事，仿佛在回憶中重溫了一次我以前的生活。這些回憶是自然而然出現的，我很少有意去觸動它們。開始時只是一個圓點，一根直線，有時還十分模糊，后來慢慢地變成了整整一個場面，一個強烈的完整的印象。我分析這些印象，把早已模糊的線條重新描一遍，而更加重要的是加以修正，不斷地修正，這成了我的樂趣所在。這一次我不知道為什么忽然想起了我最早的童年時代一個難以覺察的瞬間，那時我只有9歲——這一瞬間似乎被我完全忘記了，可是我那時非常喜歡回憶我最早的童年時代。我想起8月間在我們村子里，那一天天氣干燥，晴朗，不過有點冷，刮著風。夏天眼看要過去，很快又得去莫斯科，又要花一個冬天去學習那枯燥的法文課了，而我又非常舍不得離開農村。我朝糧倉后面走去，下了一條溝，又從溝的那一邊走上一片濃密的灌木叢，我們把它叫做洛斯克，然后便是小樹林。于是我躲進灌木叢里，聽到大約30步以外的不遠處一塊空地上，一個農民正獨自在耕地。我知道他耕的是一塊很陡的坡地，走馬很困難，不時傳來他的大聲呵叱：“嘎嘎！”我差不多認識每一個農民，卻不知道這時在耕地的是誰，反正同我沒有關系，我正一門心思想自己的事；而且我也忙著呢，因為我正在折一根硬樹枝，想拿它來打青蛙。榛樹的枝條都很好看，又都不禁用，遠遠比不上白樺樹的樹枝。我還在捉小甲蟲和小蟲子，把它們裝起來，有非常漂亮的；我也喜歡身上紅一道黃一道有黑斑的小蜥蜴，十分機靈，可是我怕蛇。其實蛇不像蜥蜴那樣都可以見到。這個地方蘑菇也不多，要采蘑菇得到白樺林里去，我也準備去。我的生活中除了樹林子和林子里長的蘑菇、野果、昆蟲、小鳥、小刺猬、小松鼠，還有林子里我非常想聞一聞的腐爛的樹葉子那種潮濕的氣味，此外別無所愛。現在當我寫到這里時，我甚至還聞到了我們村子里那白樺林的芳香，這種印象是一生都不會消失的。忽然間在一片寂靜之中，我一個字一個字清清楚楚地聽到有人喊：“狼來了！”我大叫一聲，嚇得魂不附體。我一邊大聲叫喊，一邊直向空地上正在耕地的農民身邊跑去。

他是我們家的農民馬萊。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名字，但大家都這樣叫他——他大約50歲光景，身強力壯，相當魁梧，深褐色的大胡子有相當多已變白了。我知道他，但在此之前幾乎從來沒有同他說過話。聽到我的喊聲，他甚至讓馬站住了；而當我沖出來，一只手抓住他的木犁，另一只手拉著他的袖子時，他才看出我害怕極了。

“狼來了！”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喊了一句。

他一時間幾乎信了我的話，抬起頭來，不由自主地四下看了一眼。

“狼在哪里？”

“喊過……剛才有人喊過： ‘狼來了！’……”我含含糊糊地說。

“你呀，你呀，有什么狼，耳朵聽花了；這里哪有什么狼！”他急忙小聲地安慰我。可是我全身發抖，仍然緊緊抓住他的衣服前襟，大概臉色也白得像紙一樣了。他看著我，不自然地笑著，顯然是為我擔驚受怕。

“啊喲喲，你瞧，能怕成這樣！”他搖搖頭，“得了，好孩子。啊喲，瞧你是個大人了！”

他伸出手來，突然在我臉上摸了摸。

“好，行啦。唉，基督保佑你，畫個十字吧。”但我沒有畫十字，我的嘴角在抖動，這似乎特別讓他吃驚。他輕輕地伸出一根胖乎乎的手指，指甲在泥里弄得都是黑的，稍為碰了碰我往上翹的嘴唇。

“你瞧，啊喲，”他向著我微笑，像母親愛憐孩子似的，笑容很久都停留在他臉上。“天哪，這是怎么回事，你瞧，啊喲喲！”

我終于明白過來，沒有狼，有人朝我喊“狼來了”是我的幻覺。不過，一個字一個字喊得這樣清楚，而且這樣的喊聲(不單是喊狼來了)，我以前還聽見過一兩次，我知道有這種事。(后來，隨著童年的消逝，這種幻覺也不復存在了。)

“那我回去了。”我說，膽怯地看著他，問他的意見。

“好，你走吧，我在后面看著。我不會讓狼來咬你！”他加了一句，仍然像母親對孩子一樣向著我微笑。“好，上帝保佑你，走吧。”他為我畫了個十字，自己也畫了個十字。我走了，幾乎每走十步都回頭看看。馬萊和他的馬一直站在地里，他一直看著我，每次當我回頭望的時候都朝我點點頭。坦白地說，我嚇成這個樣子，在他面前我覺得害臊。但我一路上仍然很怕狼，一直到走上這條溝的溝頂，來到最前面的一座糧倉前才放下心來；到了這里一點也不害怕了，而突然之間我們家守院的狗伏爾喬克不知從哪里跑了出來，撲到我身上。有這條狗在身邊，我的膽就壯了，我最后一次回頭看馬萊，他的面孔已分辨不清，但感到他仍然在溫和地向我微笑，點著頭。我向他揮揮手，他也朝我揮手，然后趕起馬來。

“嘎嘎！”我又聽到遠遠傳來的他的呵叱聲，馬又拉動木犁走了起來。

這些情景我是一下子回想起來的，我不明白是什么緣故，但是所有細節絲毫不差，令人奇怪。我忽然醒覺，在鋪板上坐了起來，記得當時我的臉上還掛著回憶時淡淡的笑意。我接著大約又想了一分鐘。

那一天我離開馬萊回到家里，沒有同任何人說起我的“歷險”。這算是什么歷險呢？不過那時我很快便把馬萊忘了。后來同他也很少見面，甚至也從沒有同他說過話，不但是狼，別的什么話都沒有說過。而突然之間，20年后的今天，在西伯利亞，我想起了遇見他的事，一清二楚，毫不模糊。這就是說，這件事不知不覺中已在我心底里生了根，自然而然，不是我有意這樣做的。而在必要時，它一下子就讓我記起它來。這個可憐的農奴那溫和的像母親對孩子似的微笑，他為我畫十字，他向我搖頭時說的那句話：“瞧你嚇成這樣子，是個大人了！”一下子都讓我記了起來；特別是他那根胖乎乎的在泥土里弄得又黑又臟的手指，它輕輕地有點膽怯地碰了碰我的顫抖的嘴唇。當然，這些動作對孩子都是一種鼓舞，但在這種場合，在只有兩個人面對面時，似乎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假如我是他親生的兒子，他必定不會用一種透露著更多光輝的愛的眼光來看我。是誰在強迫他嗎？他是我們家的農奴，我盡管是他的小少爺；誰也不會知道他安慰過我，卻沒有因此得到獎賞。是不是他非常喜歡小孩子？是有這樣的人。可是我和他是單獨見面的，在空地上，也許只有上帝才從天上看見俄羅斯有一些農奴的心里，這樣粗魯的、野蠻無知的人的心里，也能飽含著如此深厚的文明人的感情，如此體貼入微的近乎女性的柔情，那時他卻并不期待也不猜測能否獲得自由。當康斯坦丁·阿克薩科夫談到我國人民接受高等教育問題時，請你們說一說，他所理解的是這個嗎？

因而，當我從鋪上下了地，向周圍打量的時候，我記得突然感到我能夠用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這些不幸的人了，我心里裝的一點點敵意和惡念也消失得干干凈凈。我一邊走，一邊注視著迎面過來的每一張臉孔。這是個農民，因受到懲罰被剃光了頭，臉上有幾個烙印，喝醉了酒，拉著嘶啞的嗓子高唱他的醉漢的小調。他也許又是一個馬萊，因為我也無法看透他的心。那天晚上我又一次遇見米什么茨基。不幸的人啊！他不可能有什么馬萊可以回憶，除了說一句“我恨這幫強盜！”之外，他也不可能用別的什么眼光來看他們。不，那時候這些波蘭人比我受的痛苦要更多！

1876年2月

(劉季星、李鴻簡　譯)

注釋：

本文是1876年2月《作家日記》中的一篇。作者在談論作家與人民的關系時，同意作家康斯坦丁·阿克薩科夫的意見，認為俄羅斯人民雖然不識字，沒有受到教育，但在精神方面(道德上)是文明的，“有教養的”。然后便寫到馬萊。

這一天是1850年4月24日。

米什么茨基： 指波蘭政治犯亞歷山大·米列茨基。

指1831年8月，作者9歲，正在圖拉省卡什爾斯克縣達羅沃村父母的莊園里。作者在服苦役中回憶這件事是1850年4月24日，而把它寫成文字則在1876年2月。

【賞析】

縱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你會發現，他很少有對農民的負面描寫——農民的純潔無可懷疑這一教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深信不疑的。即使是在牢獄之中，他也和貴族知識分子截然相反，對農民出身的罪犯具有強烈的親切感。在創作于1876年的散文特寫《農民馬萊》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將一個農奴制改革前的農奴美化成俄羅斯精神的代表，在他們的心靈之中葆有合乎道義的人生觀與淳樸的嚴肅性。他說，“也許只有上帝才從天上看見俄羅斯有一些農奴的心里，這樣粗魯的、野蠻無知的人的心里，也能飽含著如此深厚的文明人的感情，如此體貼入微的近乎女性的柔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農民或者說窮人的感情，與他的身世和經歷密切相關。他一來到人世所聽到的就是那些顛沛無告的窮人由于疾病的折磨而發出的痛苦的呻吟，并且在這種氣氛中長大。后來他本人也不斷經受貧窮和疾病的折磨，幾乎一直到死都未能擺脫。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典型的平民家庭。父親米哈伊爾·安得烈耶維奇早年在故鄉的神學校學習，但他覺得在宗教界服務很難出人頭地，便于1809年從家出走，逃到莫斯科，入了皇家醫學院。1812年俄法戰爭期間，他開始當軍醫，1821年退伍后來到瑪麗茵諾貧民醫院當住院醫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親曾經遭受過艱難困苦，一直向往著貴族階級的生活和特權。為實現這個奮斗目標，他過著儉省的生活，節衣縮食，一個銅板一個銅板地攢錢。1828年，他終于實現了夢寐以求的理想，獲得了貴族稱號，全家注冊為莫斯科貴族，并且于1831年在距莫斯科150俄里的圖拉省卡舍爾縣購置了莊園。這處莊園包括達羅沃耶和契列馬什尼亞兩個毗鄰的小村，共有農奴百余人。這年夏天，全家來莊園避暑。這段生活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極深刻的印象，成為他在文學作品中的重要素材之一，他到晚年仍然記憶猶新。

在莊園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首次接觸到農奴。他們那貧困生活的悲慘畫面，使他銘記終生。在他家到來不久以前，村里發生一場火災，焚后的灰燼和斷墻殘壁，令人觸目驚心。陀氏晚年回憶起那種凄慘的景象，仍然歷歷在目。他在《卡拉瑪卓夫兄弟》中通過米佳的夢寫道：“近處有一個村莊，農舍全都烏黑烏黑的，有一半農舍燒掉，凸顯出燒焦了的木頭。村口大路上，站著許多農婦，排成一行，全都瘦弱不堪，臉色灰青。尤其是最邊上的那一個，瘦骨嶙峋，高高的個子，看樣子有40來歲，但也許只有20歲，臉又長又瘦，懷里的嬰兒在哭叫，大概她的乳房干癟了，沒有一滴奶汁淌出來。這嬰兒不停地哭叫，伸著光光的小手，凍得完全變成青色，握著小拳頭……”

但是年僅9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還不能了解農奴苦難的社會根源，也沒有去想這些。整個夏天，他都盡情地陶醉在大自然之中。莊園附近風景如畫，地主的住宅坐落在美麗的果樹園里，與果園相接的是一片優美寧靜的白樺樹林。陀思妥耶夫斯基后來在《卡拉瑪卓夫兄弟》中也曾描寫過這里的景色：“春天發黏的嫩樹葉，蔚藍色的天空，這就是我所喜愛的！”

而《農民馬萊》一文，則完全是根據這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樺林的經歷而寫成的。這段寶貴的經歷，陀氏一直埋藏在記憶的深處。2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亞苦役營地看著身邊那些酗酒打架、野蠻愚昧的囚徒，不由得回想起童年時期為自己祈禱的善良的農奴馬萊。他在農民那粗野的外表下面挖掘到了人類最偉大的情感。

更全面地考察其作品，我們會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眾多不幸者(妓女索尼婭，斯拉夫主義者沙托夫、梅思金等)都有著和馬萊相同或相似的品質，他們淳樸、仁愛、單純，與世無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資產者、貴族已無可挽回地嘴臉可憎、道德淪喪，而農奴、不幸者卻仍然是道德的象征。

“人民”是苦難的；俄國社會的根基是“人民”；人與人之間只有彼此相愛才能拯救這個世界——這些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鼓吹的“根基主義”的實質。

(胡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