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埃菲通訊社的朋友們提醒我，今年3月，《佩德羅·帕拉莫》已經出版30周年了。《佩德羅·帕拉莫》和《烈火中的平原》能在世界上流傳，不是由于我，而是由于讀者。現在，我愿意對他們談談我的經歷。我從沒有想到這些作品會有這樣的命運。我寫它們只是為了讓兩三位朋友讀讀而已。更確切地說，是出于需要。

1933年，當我來到墨西哥城時，我還不到15歲。進預科時，沒有查考我在瓜達拉哈拉的學業，我只能作為旁聽生聽課。我在一位叔叔即佩雷斯·魯爾福上校的照看下生活。他住在莫利諾·德爾·雷伊： 1847年美國入侵期間，那地方曾是一場戰役的戰場，今天它卻是總統衛隊的司令部，位于洛斯·皮諾斯總統府旁邊。我的花園是查普爾特佩克的一整片樹林。我可以在那里獨自漫步和看書。

我誰也不認識。只有孤獨和我作伴，我只和孤獨交談，同我的痛苦和心靈一起過夜。我在移民局找到一份工作，并開始寫一部小說，以便擺脫那種感覺。小說叫《氣餒的兒子》，但只保留下來一章。這一章很久以后作為《夜晚的一刻》發表了。

我很幸運，埃弗倫·埃爾南德斯也在移民局工作。他是詩人、短篇小說家、《污點》的作者和《美洲》雜志的主編。不知怎么回事，埃弗倫知道我喜歡偷偷地寫作，并鼓勵我把寫的東西給他看看。多虧他，我才發表了第一篇作品《生活本身并不那么嚴肅》。

我不是城市作家。我喜歡寫別的故事，寫那些根據我在我的村鎮和村民中間耳聞目睹的事情想象出來的故事。于是我寫了《我們分得了土地》和《馬卡里奧》兩個短篇小說。胡安·何塞·阿雷奧拉和安東尼奧·阿拉托雷在瓜達拉哈拉的《面包》雜志上刊登了這兩篇作品。

戰后我進“古德里奇—歐茲凱迪”公司當推銷員。我見識了整個共和國，但是拖了3年才把另一篇稿子即《教母坡》交給《美洲》雜志。埃弗倫·埃爾南德斯還為我發表了《塔爾帕》、《烈火中的平原》(1950)和《告訴他們，別殺我！》(1951)。

第二年，阿納爾多·奧菲拉·雷伊納爾、豪阿金·迪亞斯·卡內多和阿利·丘馬塞羅開始在“經濟文化基金會”編輯出版《墨西哥文學系列》。他們要去了我的短篇小說，于是以《烈火中的平原》為題的短篇小說集便在1953年開始發行。當時“墨西哥作家中心”剛剛成立，我和阿雷奧拉、丘馬塞羅、里卡多·加里拜、米格爾·瓜爾迪亞和路易莎·何塞菲娜·埃爾南德斯一起成為第二批享受獎學金的學員。每個星期三下午我們都在尤卡坦大街一幢房子里聚在一塊閱讀和評論我們的作品。“作家中心”的女主席瑪格雷特·賽德和她的計劃執行人拉蒙·希婁主持每次活動。

1954年5月，我買了一個學生用的筆記本，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的第一章。小說已經在我的頭腦里構思了許多年，我終于覺得為這本思考了很久的書找到了筆調和氣氛。但是現在我仍然不知道我創作《佩德羅·帕拉莫》的直覺到底是哪里來的。就仿佛有人對我口授似的。我在街上突然產生了一個想法，便立刻在綠色和藍色的紙頭上記下來。

在“古德里奇”公司廣告部下班后回到家里，我馬上把記下來的東西抄在筆記本上。我用手寫，使用的是綠墨水和謝弗斯牌自來水筆。每次我都留下一個抄了一半的段落，這樣我就可以為明天留下一塊未熄的火炭，或者為明天準備一條可以接下去思考的線索。從1954年4月至8月，在4個月的時間里，我積累了三百頁。我一面用打字機謄抄原稿，一面隨即把謄完的手寫稿銷毀。

后來我又謄抄了三遍，等于把那三百頁壓縮了一半。我取掉了一切枝蔓，省略了作者的全部插話。阿納爾多·奧菲拉催我交稿。我誠惶誠恐，猶豫不決。在“作家中心”的課堂上，阿雷奧拉、丘馬塞羅、塞德夫人和希婁對我說：“你寫得很好。”米格爾·瓜爾迪亞在我的手稿中只看到一大堆互不相干的場景。里卡多·加里拜一向感情沖動，敲著桌子堅持說我的書稿簡直是一堆垃圾。

一些應邀參加我們的作品討論會的年輕作家也隨聲附和。譬如危地馬拉詩人奧托·勞爾·貢薩萊斯就勸我在坐下來寫一部小說之前先讀幾本小說。可是我整個一生都在讀小說。還有些人說我的書稿“很像福克納寫的”。但那個時候我還沒有讀福克納的作品。

對批評我的人們，我沒有什么可指責的。要他們接受一本以現實主義的外表表現一位大莊園主的歷史的小說是困難的。實際上，它講述的是一個村莊的故事： 一個死亡的村莊，所有的村民都死了，包括故事的敘述者。在街道和田野上走的全是幽靈，回聲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時間和空間里流動。

小說的手稿曾先后取題為《竊竊私語》、《月旁的一顆星》。最后，我把書稿交給了“經濟文化基金會”，定名為《佩德羅·帕拉莫》。1955年3月，這本書出版了，印數為2 000冊。阿奇巴爾多·伯恩斯在那些年由費南多·貝尼特斯主編的重要副刊《文化中的墨西哥》上發表了第一篇否定的書評，題目是《佩德羅·帕拉莫或涂油禮與母雞》，我始終不明白這是什么鬼意思。

在《大學雜志》上，阿利·丘馬塞羅本人寫文章評論說，《佩德羅·帕拉莫》缺乏一個所有的場景聚集的核心。我認為這樣說是不公正的，因為我注重的首先是結構。我對我的親密朋友阿利說：“你是基金會出版部的主任，卻寫文章說這本書不好。”阿利回答說：“你不必擔心，無論如何，書是賣不掉的。”果然不錯： 花了4年工夫賣掉了1 500冊。剩下的做了處理： 誰要，就送給誰。

隨后，我去維拉克魯斯的帕帕洛亞潘代銷處干了兩年。回來后，我看到了卡洛斯·布蘭科·阿吉納加、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奧克塔維奧·帕斯的文章，我得知瑪麗亞娜·弗倫克正在把《佩德羅·帕拉莫》譯成德文，利桑德·肯普把它譯成英文，羅熱·萊斯科特把它譯成法文，瓊·萊奇內斯把它譯成荷蘭文。

當我在一棟樓中——畫家佩德羅·科羅內爾和女詩人歐尼斯·奧迪奧也住在那樓里——我的寓所“納薩斯84”房間里寫作時，我想不到30年后使我著魔的念頭的產物甚至被譯成土耳其文、希臘文、中文和烏克蘭文，受到閱讀。功勞不是我的。當我寫《佩德羅·帕拉莫》時，我只是想擺脫一種巨大的憂慮。因為寫作是一件真正痛苦的事情。

從內心深處講，《佩德羅·帕拉莫》來自一個形象，是對一個理想的追尋： 她叫蘇莎娜·圣胡安。蘇莎娜·圣胡安從來也不存在： 是根據一個小姑娘想象的。我13歲的時候見過她一面，她從來不知此事。在我的一生中我們再也沒有重逢。

(朱景冬　譯)

注釋：

指1985年。

【賞析】

《佩德羅·帕拉莫》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的代表作，也被譽為是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的奠基之作，然而他的這部中篇小說問世以來卻命運多舛。也許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窺見20世紀拉丁美洲文學發展的一絲線索。

20世紀對于墨西哥來說是個動蕩的世紀，動蕩伴隨著巨大的機遇。1910年，墨西哥爆發了反對大莊園主的全國性革命。這場戰爭持續八年，動搖了墨西哥的大莊園主制度的根基，但由于革命不徹底，并未威脅到一些小莊園主的土地，反而使得國家民不聊生，一片破敗景象。在隨之而來的世界大戰中，墨西哥淪為殖民地國家，成為宗主國的原料產地和加工工場。然而政治上的動蕩反而激起了文學熱潮，沖擊了墨西哥封閉保守的思想，作家們反觀本民族現狀，將一種復雜的情感凝結在作品中，并在卡夫卡、福克納、喬伊斯等西方現代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表達方式，形成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富有現代感的創作。《佩德羅·帕拉莫》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戰后，一批接受西方思想的拉丁美洲作家提出宇宙種族觀念，為拉丁美洲文學的興起奠定了思想基礎。他們提倡要有無比廣闊的宇宙精神，這使得拉美作家對荷馬、柏拉圖、維吉爾、莎士比亞和歌德等非常推崇。三四十年代，風行一時的宇宙主義與拉美民族主義產生碰撞。在50年代后期，宇宙主義的追風趕潮雖然落空，但是宇宙種族觀念逐漸轉化成具有很強包容性的整合精神。這促使拉丁美洲的文學由“多源”轉向“多元”。拉丁美洲的文學開始“爆炸”。

胡安·魯爾福的這部小說出版于1955年，正是拉丁美洲文學爆炸的前夜，宇宙主義與民族主義角逐爭斗時期。保守派與激進派對文風的審美價值取向不同，導致對魯爾福的這部新小說的評價也不相同。因此作品的地位一直無法確認。

阻礙《佩德羅·帕拉莫》的除了這些歷史原因之外，小說本身存在的新元素也使得人們一時無法看清它的廬山真面目。按照拉美傳統的寫作，故事要有一個“場景聚集的核心”，然而魯爾福卻說他首先注重的是結構。《佩德羅·帕拉莫》采用的是倒敘手法，倒敘中又出現倒敘，因而敘述的時序顯得紊亂。作者沒有對時間做出明確的交代，全靠讀者去理解理順。從整個故事情節看，先是青年胡安接受母親臨終囑托到故鄉尋父，誤入鬼村，而這一經過是胡安死后在墳墓中向另一個墓中的老乞丐——母親的朋友多羅特阿——講述的。此時胡安已死。接著，作者又倒敘講述胡安的父親佩德羅·帕拉莫年輕時的戀愛心理——童年的帕拉莫蹲在廁所里想象對蘇珊娜的思念和愛慕，時間又向回推到了幾十年前。再通過胡安與鬼魂的對話講述母親出嫁，被拋棄。其中又插進帕拉莫晚年愛子墜馬摔死的情節，這是胡安進村前幾個月的事情。爾后，作家又講帕拉莫年輕時坑蒙拐騙而發家致富的經過，這甚至還在胡安母親結婚之前。這種時序跳躍的手法不僅要求作者具有高度的寫作技巧，也同樣要求讀者有高度的辨析能力，否則極容易造成閱讀的困難和思想的混亂。但是，這種表面上看起來雜亂無章的表現手法，卻將本書的內容緊密地聯系成一個整體。后來，墨西哥評論家說： 這部只有156頁的小冊子給讀者留下的印象猶如欣賞一幅奧洛斯克的大型壁畫一樣，它藝術化、形象化地反映了墨西哥嚴酷的現實生活。

歲月無法埋沒金子，在經歷了漫長的三十年之后，《佩德羅·帕拉莫》終于登上了世界文學瑰寶的殿堂，魯爾福的名字也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認。在《佩德羅·帕拉莫》之后，作者再也沒有寫過一篇小說，對此，魯爾福的好友烏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奧內蒂解釋說：“的確，他甘于寂寞已有30年了，他知道自己完成了文學使命，他是個正直的人，尊重自己已經無力創作的事實。這對于有些人來說，是個良好的榜樣，他們白白增加印刷機的負擔，卻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盡管如此，魯爾福卻已憑借它少而精的作品在世界文壇站穩了腳跟。1980年，墨西哥特別為他召開了紀念大會，這在拉美是史無先例的。

在西方評論家看來，魯爾福采用了現代小說的新寫法，夢幻卻又真實地反映了拉丁美洲神奇的現實世界，使得相當一批歐美作家開始仿效魔幻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但是對于拉丁美洲，特別是對墨西哥來說，這部小說具有極強的民族特色，是民族文化覺醒的一個標志。

(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