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的起源

詞的起源，與音樂密切相關，詞是隨著隋唐燕樂的興盛而出現的一種音樂文藝，這是詞學研究中關于詞的起源的主流意見，但也不斷有學者提出反思和質疑。事實上，詞的起源，可說是詞學研究中的千年學案，我們期待著有新的出土材料和新的思路能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有所突破。目前只能仍按主流意見去了解關于詞的起源的相關問題。

詞的原名是“曲子詞”，后來簡稱為“詞”。“曲子”是指音樂而言，從前也有叫詞為“曲”、叫詞為“子”的。現在詞調里有“更漏子”、“南鄉子”，就是“夜曲”、“南方曲”的意思。

因為詞是配合音樂的，所以它是“樂府”詩的一種，擴大地說是詩歌的一種。但是詞與詩又不同，詞是配合音樂的，詩卻不一定都配合音樂。從漢代開始有樂府，樂府最初是政府設立的音樂機構的名稱，后來從音樂機構變為一種詩體的名稱。在漢代有漢樂府，魏晉南北朝也各有樂府；詞，可說是唐宋時代的樂府。如蘇軾詞集叫《東坡樂府》，賀鑄詞集叫《東山寓聲樂府》。

詞又叫“長短句”，長短句是詞的形式的特點之一，而這也與音樂密切相關。詞所配合的音樂主要是當時的燕樂，“燕”就是“宴會”的“宴”，因為它最初流行于宴會，燕樂是隋唐時代最流行的音樂。它由“胡夷”、“里巷”兩種樂曲組成。“里巷之曲”，是魏晉南北朝以來民間流行的樂曲；“胡夷之曲”，是當時從新疆、中亞等邊疆地區和其他國家傳進來的。樂府詩也可倚聲歌唱，為什么它們是齊言的，唯有詞是長短句的呢？是由于這些外來音樂的旋律復雜、聲調變化多端，那種字數固定的五、七言詩不容易與它密切配合，于是配合著新的音樂，詞就變成了長短句。

詞在形式上的另一個特點是詞有調名。有的詞，只有調名沒有題目，如蘇軾的《水調歌頭》；有的詞，調名下面另有題目，如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詞調用來規定這首詞的音律，所以每個詞調的字數、字聲、用韻的位置都是固定的，不能隨意改變。并且不同的詞調形成相對固定的聲情色彩，如《賀新郎》的詞調是慷慨激昂的，與“新婚燕爾”的感情不相干，所以不能拿了這個詞調去填祝賀結婚的詞。也不能用《千秋歲》來填祝賀生日的詞，因為這個詞調適宜于表達悲哀、憂郁的情感。秦觀在貶謫途中填過這個詞調，里面有“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之句，后來秦觀死在貶所，他的師友蘇軾、黃庭堅等就用這個悲哀的詞調填次韻詞來哀悼他。再如《壽樓春》，也多不能用作祝壽之詞，它的聲調也是悲哀的，史達祖就有悼亡的《壽樓春》詞。

詞根據篇幅的大小，分為“小令”、“中調”、“長調”，這是明代顧從敬《類編草堂詩余》的分法，至于按照字數區分，那更是到清代（毛先舒《填詞名解》）去了。這是在音樂沒有留存的狀態下一種比較簡便易行的辦法，有它的道理，但又過于絕對，因為有字數很長的令，也有很短的慢。又比如《雪獅子》，同一個詞牌有８９字的，也有９２字的，那么該歸于中調還是長調呢？事實上，令、慢的區別本質上還是在于音樂的不同。

宋詞的曲調，按照音樂上的不同，分為令、引、近、慢。令詞之稱，出于唐人酒令，用短歌短舞來作為酒宴助興，令就逐漸成為詞曲中短章的一種泛稱，所以令詞一般調短字少，而凡是小調短曲也就概稱為令了。令詞大部分出于時調小曲，但也有部分出于大曲。小曲和大曲的區別在于，大曲是唐宋時期的大型歌舞曲，由同一宮調的若干曲子組成，而小曲是單支的曲子。當令詞出于大曲時，往往就調長字多，如《花草粹編》所記載鄭意娘《勝州令》，竟多達２１５字。如果單從字數來說，顯然應當歸于長調，但它仍然是令詞而不是慢曲，因為它的音樂是令曲。令曲的特點是節奏較快，與節奏散緩的慢曲子不同。許多令曲另有同名的慢曲，比如柳永有我們所熟悉的《八聲甘州》，又有《甘州令》；李清照有著名的《聲聲慢》，而俞克成有《聲聲令》。這些令曲與它同名的慢曲相比，字少而調短。近與引兩類曲調，其長短、字數大多介于小令與慢詞之間，后來被視為中調，但也不是絕對的，如蘇軾《華清引》只有四十字，關鍵還是它們各有其音樂上的特性。

慢是慢曲子的簡稱，與急曲子相對而言。屬于慢曲子的詞調，一般在調名上標明為“慢”，以便與同名的急曲子相區別，如《浣溪沙慢》、《卜算子慢》。慢詞一般字多調長，但不能反過來說凡是長調都是慢曲。詞調的長短是按照各調的字數多少來分，曲子的急、慢是按照音樂節奏來分。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因為現在音樂大多失傳了，我們只能通過字數來做大致的區分，但從觀念上說，如果認為詞中凡短調都是令曲，凡長調都是慢曲，是不對的，這是我們在讀作品之前首先要弄清楚的問題。但是為了分類研討的方便，本書還是以５８字為界，分為小令和慢詞兩個部分，但我們在觀念上一定要清楚，這種分法是有問題的，詞的分類關鍵在于音樂的不同而非字數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