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別唐宋

理趣風神半步遙，判然唐宋味難調。

膩于濡染情須老，費盡爐錘韻已凋。

哪有從容卑格致，更無妙曼續宗祧。

辟開蹊徑裁心物，解作新聲別樣嬌。

詩別唐宋，為歷代談藝者雅道。嚴滄浪所謂“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之說，開其端緒。此后眾家每有評說，或承或逆，或衍或簡，率無出此義者。

蓋唐人以感性直觀呈現情志，能入其境而見其情，出其味而生其致；宋人以理性抽象還原情志，每臨其境而作其意，析其理而辨其趣。此唐宋之別，于詩可鑒。

錢鐘書欲和其端而同，以為：“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似此以風格辨名相，未嘗不可，亦別有新意。然以柯山、白石、九僧、四靈侔于少陵、昌黎、香山、東野，未免不倫不類，引喻失義。有燕雀與鴻鵠齊飛，瓦釜共黃鐘一調之嫌。終非確論。

實則唐宋之辨，或有高下，亦須因具體情形而定也。宋人承唐之后，神韻情致無出唐之望，而另辟蹊徑，別裁理趣，是宋人之創新求勝也。江西諸人，雖言必有典，而志必求新；上乘以學助詩，下品因奇設韻；要之無他，為不拾牙慧也。

唐宋之別，由下駟對上駟，難得分明；必上駟對上駟，中駟對中駟，乃見其要。

以樂天、東坡為比。

白樂天“長恨春歸無覓處”，正是人在畫中游，畫與人同調，不知轉入此中來，人畫如一，渾然兩忘。相比之下，蘇東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是框前賞畫，雖精確傳神，終究詳審細描。人境疏隔，乃理智中西湖之美，非感遇中西湖之致也。

繼以韋應物、蘇舜欽為比。

韋應物“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實為寫意。春潮帶雨，舟自橫，是真無人。空明澄澈，不需描述。我即是景，景即是我。幽草深樹，更屬呈現，全然感性遇之。郁郁氛圍之中，能感而不能說，此正言外永味之要也。

蘇舜欽“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實為白描。“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誠真細膩精確之至也，然依舊畫也。信筆作畫，涂抹勾勒，精工細描，功力非凡。“看潮生”，只此“看”字，更將人境剝離，惟從潮外，始見潮生。若因潮內，是感潮生，何見之有？且惟其遠，始見得真切；惟其真切，始刻畫精確。此精確，亦宋詩爐錘之優勢也。

要之，唐詩，先融情于物，與物浮沉，是情景交融，神會感同，此所謂意興也；宋詩，必別心于物，與物參校，是抽象明辨，理切詞精，此所謂理趣也。

唐宋之別，于人而言，無所謂高下；于詩而言，或略得其優劣。蓋詩以情感人為正格，以理服人為變格。人之本能，多善感于情而疏昧于理。故譽唐而略詆于宋，亦人情之常也。

然宋詩于唐之后，別開生面，能又樹一幟，殊非易事。且精確明晰，能從勤勉中得，故每為初學者所好，亦勢理之常也。

習作鑒賞，各有所宜。深究意興理趣，窮推唐宋之別，又專家之學，實非初學者所雅道也。

蘇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