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句詩是漢文學中非常獨特的一種詩歌類別，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曾經(jīng)取得較大成就，而且影響到越南、日本、韓國等周邊國家的漢詩創(chuàng)作。

“集句”之名最早見于北宋陳師道的《后山詩話》，作為詩體名稱在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詩體》中被正式提了出來。明初宋緒在所編《元詩提要》中專門分出“集句體”，并加以界定云：

集句者，集古人之句以成篇也。前古未有，宋王介甫始盛行之，石曼卿以文為戲，近代見之尤多。雖未足以益后學，庶幾有以見詩家組織之工也。

其后，徐師曾在《文體明辨序說》中進一步解釋道：

按集句詩者，雜集古句以成詩也。自晉以來有之，至宋王安石尤長于此。蓋必博學強識，融會貫通，如出一手，然后為工。若牽合傅會，意不相貫，則不足以語此矣。

歷代許多重要的詩人，如宋代的王安石、黃庭堅、楊萬里、文天祥，金代的元好問、李俊民、黨懷英、趙秉文，元代的劉因、楊載，明代的劉基、李東陽、李夢陽、王世貞，清代的朱彝尊、厲鶚、查慎行、王士禎等人，都積極參與集句詩的創(chuàng)作。在宋、明、清等幾個朝代，集句詩創(chuàng)作的數(shù)量眾多，雖然散失非常嚴重，但僅保存到今天的集句詩集（或卷）總數(shù)超過280種。此外，日本、韓國和越南在歷史上也產生了一定數(shù)量的集句詩作品，其中包括一些集句專集。

歷代保存下來的集句詩作品雖然豐富，但目前的研究仍非常薄弱。國外的學者只研究其本國的集句作品，不甚關注中國的集句詩情況。如韓國李英姬《淺谷金堉的集杜詩研究》專門探討淺谷金堉的集杜詩情況；金相洪《韓國集句詩研究》則對高麗、朝鮮時期的主要集句作家作品有較詳細的介紹。又如日本山岸德平的《本歌取與集句詩》論述了集句詩對日本和歌“本歌取”的影響，其《論集句詩》則考察了日本江戶時代流傳的集句詩、集句文以及集句詩集。

與此同時，中國的學者不僅沒有關注外國的集句詩，對本國集句詩的研究也很薄弱。就論文而言，海峽兩岸自20世紀中期開始到現(xiàn)在，總共只有30多篇。臺灣黃得時《談集句詩（上、下）》（臺灣《中央日報·中央副刊》1964年12月10日、11日）可能是最早的相關介紹。大陸曹虹《什么是集句詩》（《古典文學知識》1986年第9期）、陳宗德《“集句”說》（2002年5月22日《教師報》）、俞樟華《論古代集句》（《江蘇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都屬此類。其他如禇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tài)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祝尚書《論宋人雜體詩》（《四川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也對集句詩進行了介紹。專門的研究論文則有臺灣陳建華的《文天祥〈胡笳曲〉集句詩探微》（《宋代文學研究叢刊》1977年12月），大陸王育紅、呂斌《〈牡丹亭〉“集唐詩”探析》（《中國韻文學刊》第19卷第2期）、丘美瓊《王安石〈離昇州作〉詩稱名辨正》（《東華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王國巍《宋代集句與明清戲曲》（《殷都學刊》2007年第2期）、陳磊《博淹閎肆，兼蓄眾家——淺論宋代集句詩詞的成就》（《時代文學（理論學術版）》2007年第2期）、張福清《紹嵩〈江浙紀行集句詩〉對〈全唐詩〉校勘、辨重和輯佚的文獻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7年第6期）、宗廷虎《魅力四射的集句詩——當代“集句圣手”陳禪心〈抗倭集〉（集唐）例析》（《秘書》2007年第11期）、張小燕《試論集句詩與集曲》（《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張福清《再談紹嵩〈江浙紀行集句詩〉對〈全唐詩〉校勘、辨重的文獻價值》（《中國韻文學刊》2008年第3期）、李珊珊《談談明清傳奇中的集句詩》（《現(xiàn)代語文（文學研究版）》2008年第12期）、《從集句詩看科舉夢破滅后的明劇作家“復調式”創(chuàng)作》（《考試周刊》2009年第5期）、張曉麗《談談宋詩特點對集句詩勃興的影響》（《宜賓學院學報》2009年第7期）等。就專著而言，則數(shù)量更少，只有3本，即臺灣裴普賢的《集句詩研究》（臺灣學生書局，1975）、《集句詩研究續(xù)集》（臺灣學生書局，1979），以及宗廷虎、李金苓的《中國集句史》（山東文藝出版社，2009）。

研究集句詩，最基礎的工作當然是摸清歷代集句詩的文獻情況，尤其是對古代集句詩的創(chuàng)作和保存情況進行盡可能完整的搜集和考察。在這方面，裴普賢先生用功甚巨，其《集句詩研究》和《集句詩研究續(xù)集》二書最主要的內容就是收羅了許多歷代集句詩作品，并將其按時代順序加以排列。根據(jù)此二書統(tǒng)計，她所見到的元代以前的集句詩數(shù)量接近400首，其中集句詩集3種，即文天祥的《集杜詩》、李俊民的《集古七絕》和李龏的《剪綃集》。明、清以后集句詩創(chuàng)作逐步繁榮，裴先生所知的集句詩人和集句詩集也就更多。就詩人來說有（按在其書中出現(xiàn)的順序）沈行、奕、程敏政、戚學標、陳榮杰、李東陽、梁同書、王思任、孫蕡、李禎、丘浚、周用、陸深、張繢、夏宏、王佩、朱樸、童琥、方鵬、安磐、黃佐、戴天錫、劉芳節(jié)、陳言、黎民表、南師仲、陳子壯、沈德符、姜埰、周簣、胡山、朱芾園、汪廷訥、趙士喆、李茹旻、王錫、趙知希、余兆芳、湯顯祖、劉鳳誥（以上見于《集句詩研究》）、李夢陽、王世貞、童軒、戴冠、費寀、蘇祐、文翔鳳、龔璁、柴才、徐基、黃周星、楊光溥、黃之雋、沈守廉（以上見于《集句詩研究續(xù)集》）等54人。就集句詩集而言，則有李東陽《集句錄》《集句后錄》，沈行《集古梅花詩》二卷，余兆芳《集唐宮詞》，王思任《律陶》，孫蕡《集古律詩》一卷，梁同書《集杜》二卷，戚學標《鶴泉集唐》三卷、《初編》一卷、《鶴泉集杜》五卷、《集李三百首》，張吳曼《集唐梅花詩》，張山農《集唐梅花詩》，陳榮杰《集唐詩》四冊，奕《萃錦吟》八卷，劉鳳誥《北征集杜詩》一卷（以上見于《集句詩研究》），李禎《月下彈琴記集古》一卷，童琥《草窗梅花集句》三卷，夏宏《聯(lián)錦集》三卷，汪廷訥《集句詩》一卷，柴才《百一山房［應為草堂］集唐詩》一卷，黃周星《千春一恨集唐詩》一卷，楊光溥《梅花集詠》，黃之雋《香屑集》十八卷（以上見于《集句詩研究續(xù)集》）等24種。由以上所列不難看出，裴先生在搜集集句詩材料上可謂不惜余力，所取得的成果亦頗為豐碩。可是歷代的文獻浩如煙海，想以其一人之力在古代典籍中一點一點地翻檢集句詩，其艱辛固不待言，也難以達到完備。遺憾的是，裴先生開創(chuàng)的這個工作并沒有在當代學者中得到繼承。現(xiàn)有的集句詩研究論文中，幾乎沒有這方面的內容。至于宗廷虎、李金苓的《中國集句史》，則主要從修辭學的角度立論，應該屬于修辭學著作，自然也沒有對集句詩文獻的具體考察。

但是，如果以今天考察到的情況來看，裴先生所了解的集句詩數(shù)量還只是現(xiàn)存總數(shù)中很少的一部分。元代以前的集句詩集今存南宋胡偉《宮詞集句》一卷，釋紹嵩《江浙紀行集句詩》七卷，史鑄《集句詩》四十首、《續(xù)集句詩》二十首（將其看作兩卷），李龏《梅花衲》一卷、《剪綃集》二卷，文天祥《集杜詩》兩百首，張慶之《詠文丞相詩》一卷，金代李俊民《七言絕句集古》一卷，元代郭豫亨《梅花字字香》前集一卷、后集一卷，計8人10種，詩歌的總數(shù)超過1000首。可惜這些集句詩集，裴普賢大都沒有看到。從其《集句詩研究》和《集句詩研究續(xù)集》二書看，以上諸集，她了解3種，但只有文天祥的200首《集杜詩》是完整的；她所見李俊民的集古七絕只有92首，實際上今存120首；南宋李龏的《剪綃集》有118首，她僅據(jù)《御選宋詩》見到31首。據(jù)筆者所知，元代以前的集句詩共有1822首，以裴先生考知的不足400首與其相比，不到總數(shù)的四分之一。明、清的集句詩人數(shù)量眾多，難以考究，裴先生所知的54人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不高。據(jù)筆者所考，明、清兩代的集句詩集（或卷）有近280種，而裴先生所考則為24種，不及總數(shù)的十分之一。可以這樣說，在收羅集句詩文獻方面，裴先生取得的成就是重大的，但她留下的空間也是巨大的。因此，沿著裴先生開辟的道路，在繼承其成果的基礎上，對現(xiàn)存的集句詩文獻進行盡可能全面、完整的考察，是非常有價值的工作。

今天跟裴先生所處的時代已大不相同，不但《文淵閣四庫全書》《續(xù)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禁毀書叢書》《四庫未收書輯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全宋詩》《全金元詩》《全金元詞》《全元散曲》《全明詞》《全明散曲》《全清詞（順康卷）》《全清散曲》等大型圖書都已公開出版；一些重要的書目著作，如崔建英《明別集版本考》、王欲祥等人《清人別集總目》、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等也相繼出版；其他如近年出版的一些地方文獻如《湖北藝文志（附補）》，相關研究專著如孫微《清代杜詩學文獻考》等，也搜集和保存了一些集句詩的材料。此外，還有一些保存在民間的集句詩集亦被逐步發(fā)現(xiàn)。這樣的資料條件，為今天搜集集句詩文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除了以極大的力氣搜集歷代的集句詩作品，筆者還進一步對集句詩的保存和著錄、集句詩的文獻考訂與辨誤、集句詩的輯佚價值、集句詩文獻價值的不平衡性和相對性等方面進行了探討。

從具體作品看，集句詩在保存上主要有三種方式，即或者保存在總集中，或者保存在別集中，或者以專集的形式單獨存在。從書目著錄看，不僅宋代以來的官修書目、正史志書中的書目、叢書目錄、私人藏書目錄、聯(lián)合書目等綜合型目錄著作著錄了或多或少的集句詩集，一些專門的目錄著作如近年來出版的崔建英等人的《明別集版本志》、李靈年等人的《清人別集總目》和柯愈春的《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等，著錄的集句詩集更多。對于保存和著錄集句詩來說，歷代詩話也是重要的文獻來源，其中不僅保存了一些集句詩作品和斷句，記錄了一些集句詩的相關本事，而且還對其中作品進行了評價。

在現(xiàn)存的集句詩相關文獻中，有不少突出的錯誤，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誤把一些非集句詩看作集句詩，比如所謂劉宋袁淑的《啄木詩》、唐代同谷子的《五子之歌》、劉商的《胡笳十八拍》、裴普賢《集句詩研究》所載宋代無名氏的《集杜》《御選金詩》所錄金代李俊民的《和竇君瑞集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說元代鄭允端《桃花集句》等，其實都不是集句詩。對于一些集句詩的作者，筆者也結合各種史料進行了考證：清代集句詩集《借澆集》的作者“啞道人”就是生活于清末民初的吳懷清；所謂宋代無名氏《調笑集句》的作者是兩宋之際的吳致堯；日本安永間和刻本無名氏《集句閨情百詠》二卷的作者是明代的朱；《御選宋詩》所載孔武仲《集句寄孫元忠》其實是孔平仲的作品；所謂的宋代（或著為元代）集句詩人“賈云華”，其實歷史上并無其人，乃出于明代李昌祺的小說《賈云華還魂記》。現(xiàn)有的集句詩集中還有一部偽書，即假托“辛稼軒”（即辛棄疾）的《蕊閣集》。筆者根據(jù)充分的證據(jù)，特別是其中使用了元代張翥的詩句這一鐵證，斷定其是一部偽書，乃出于明代無名氏之手。

集句詩具有重要的輯佚價值。集句詩不僅具有直接的輯佚價值，而且具有間接的輯佚價值。根據(jù)集句詩作品，不僅可以輯出許多詩人的佚句，而且可以補充出一些詩人的名單。這些都屬于直接輯佚。以集句詩提供的詩句和作者為線索，還可以在其他文獻中輯錄出一些詩歌和斷句。這屬于間接輯佚。筆者通過對南宋胡偉的集句《宮詞》、史鑄的菊花集句詩、元代郭豫亨的《梅花字字香》的認真考察，不僅輯出了許多詩人的佚句，在《全唐詩》《全唐詩補編》《全宋詩》《全宋詩訂補》等書之外補出了眾多的詩人和他們的詩句，而且以三種集句詩集為線索，從其他地方輯得22個詩人的128首詩歌和9個斷句。

除了輯佚，集句詩也有重要的校勘價值，尤其突出地表現(xiàn)在對集句詩句的原作者姓名和原來詩句的校勘上。但是，集句詩的輯佚和校勘價值又是不平衡的。從大處說，集句詩的輯佚價值很高，但比較而言，其在校勘和辨重方面的價值則要低得多。從小處說，集句詩的輯佚和校勘價值在寫作時代、對象選擇、題材宗尚以及集古與集今的分布上，都有著明顯的不平衡性。與此同時，由于如今流傳的集句詩大都沒有經(jīng)過認真、細致的校勘，本身帶有很多的錯誤和不足，這也使得其具有的輯佚和校勘價值打了很大的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