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句詩，是我國源遠流長、浩如煙海的古代詩苑文獻中與眾不同的奇葩。

集句詩濫觴于西晉初年，傅咸就有《七經詩》之作。他從《尚書》《孝經》《論語》《毛詩》《周官》《周易》《左傳》七部儒家經典中擷取只語片言，甚至不惜削足適履湊合而成七首形似《詩三百》的四言詩作，以適應其時宣揚倫理名教的需求。其實，只是用詩歌模式的說教講義而已。曇花一現，如同過眼煙云?！赌淆R書·文學傳論》對其一筆帶過。七八百年過后，古今詩苑百花齊放，爭奇斗艷，花團錦簇，蔚為壯觀。石延年、胡歸仁“以文為戲”，以集句詩為諧謔調笑之資，終以“無復佳作”而闃寂無聞。劉攽比之“譬如蓬蓽之士適有重客，既無自己庖廚，而器皿肴蔌悉假貸于人，收拾饾饤盡心盡力，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去；若有不速排闥而入，則倉皇敗績矣。非如貴公子供帳不移，水陸之珍咄嗟而辦也”（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引）。黃庭堅一言以蔽之，“正堪一笑”（《后山詩話》引）。直至王安石棄政歸林之后創作了不少集句詩，“如出一己”，才令人刮目相看，耳目一新。王安石學力至到，天姿殊絕，猝然之間，不勞思維，頃刻而就，詞意相屬，晚年孤寂落寞的心志躍然紙上。即令代人立言，如《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絕無痕跡，如蔡文姬肺肝間流出”（《滄浪詩話·詩評》）。以此，王直方謂“荊公始為集句”（《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不無道理。《黃氏日鈔》卷六四盛贊其“集句諸作雖似劇戲，其巧其博，皆不可及”。隨后孔平仲、葛次仲、林震、釋紹嵩等相繼有作，開疆拓宇，作過不少嘗試和探索，并有專集問世，但就影響來說都趕不上文天祥。文天祥生活于宋元易代之際，飽經滄桑，歷盡磨難。及其身陷囹圄，“無所為，誦杜詩，稍習諸所感興，因其五言集為絕句，久之，得二百首”，對杜詩心融神會，若合符契。用他《集杜詩自序》里的話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也。”心有靈犀一點通，超越時空，杜詩竟成了澆自己心中塊壘的載體：“予所集杜詩，自余顛沛以來，世變人事概見于此矣，是非有意于為詩者也。”如此質的飛躍，使之具有杜詩同樣的“詩史”價值。這就無怪乎《四庫全書總目》設有專門條目。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持編纂的《中國文學通史系列·宋代文學史》作了長篇論述，為之贏得一席之地。

“集句”之目，始建于嚴羽《滄浪詩話·詩體》。其實，它既不同于以時而論的“建安體”“永明體”“江西宗派體”，也有別于以人而論的“陶體”“謝體”“少陵體”“王荊公體”“楊誠齋體”，也不能與“選體”“玉臺體”“香奩體”“宮體”相提并論。循名責實，集句詩只是舊時代作詩方式之一。專指擷取前人現成的詩句組合成長短不等的一首或多首詩作。以此，不為詩家所重，黃庭堅謔稱之為“百家衣”，并非無故。

金元以還，詩詞稱雄的地位漸次為戲曲小說所取代。集句詩似乎就此銷聲匿跡。其實不然，薪火相傳，代不乏人。

盡管集句詩早就流播周邊鄰邦，但在國內文獻整理研究長期處于滯后狀態。直到20世紀60年代，臺灣個別學者開始作了簡略的介紹。70年代，臺灣學者裴普賢《集句詩研究》及其續集的先后面世，起到了襤褸開疆的作用。隨后，大陸也有零星的短論發表。特別是宗廷虎、李金苓《中國集句史》，從修辭學的角度揭示了集句詩發展的個性特點，并就其內在規律作了初步的探討，終究視野不夠開闊。有鑒于此，張明華君在盛世修典之風的感召下，組織團隊，以集句詩為課題，群策群力，從搜集整理文獻資料入手，從文獻學的角度，對兩宋、金元、明清集句詩的特點作了分析和概括，并揭示其發展的總體趨勢與規律，兼及集句詩理論的發展與創作之關系，撰成《集句詩嬗變研究》的書稿，問序于我。韓愈云：“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自度于集句詩所知甚少，愧不敢當。隨后，明華君又以《集句詩文獻研究》書稿見示。近二十多年來，我正致力于魏晉以迄晚唐五代文學文獻整理，艱苦備嘗。讀過明華君等兩部書稿，其爬羅抉剔、刮垢磨光、考訂辨誤、糾謬是正之艱辛，感同身受。取得如此豐碩的成果，深為感佩，可喜可賀。

千帆先生告訴我們：“文學研究，應該是文獻學與文藝學最完美的結合。文學研究首先要有文獻學作基礎，有什么材料說什么話，這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反過來，如果你搜集了許多材料，也注明了作品中所用典故，卻不能真正理解作品，不能從材料中挖掘出其歷史內核，參不透作品的藝術本質，捕捉不住作品中作家的心靈躍動，那你的研究仍難以進入較高的學術層次。所以，我們提倡文獻學與文藝學的結合，完美的有機結合。”（《程千帆沈祖棻學記》，第119、200頁）當然，就研究者而言，可以分工合作，有所側重而不強求同步。卷帙浩繁的《集句詩文獻研究》和《集句詩嬗變研究》的問世，為全景式展示集句詩發展歷程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礎石，為廣大讀者提供了足資參考的資料。至于知人論世，對各代名家、專集進行具體而微的分析評價，從而作出恰如其分的歷史定位，尚待學者方家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