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軍行·盧思道
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連。
犀渠玉劍良家子，白馬金羈俠少年。
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魚麗逐左賢。
谷中石虎經銜箭，山上金人曾祭天。
天涯一去無窮已，薊門迢遞三千里。
朝見馬嶺黃沙合，夕望龍城陣云起。
庭中奇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
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間。
關山萬里不可越，誰能坐對芳菲月？
流水本自斷人腸，堅冰舊來傷馬骨。
邊庭節物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
長風蕭蕭渡水來，歸雁連連映天沒。
從軍行，軍行萬里出龍庭。
單于渭橋今已拜，將軍何處覓功名？

盧思道是由北朝入隋的文臣，這位“自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途淪滯”而“嘗于薊北悵然感慨”的失意詩人，在他留下的二十余首詩中，除了一首是擬南朝的《采蓮》曲外，更多的是擬古樂府的作品。他接受著古樂府的熏陶，經歷了多年不息的戰亂，感染于北人尚武的風氣，于是把詩筆移至江山與寒漠，在樂府古題中注入現實的感慨。這一切，都鮮明地表現在他的代表作《從軍行》中。

《從軍行》是樂府舊題，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引《樂府解題》釋《從軍行》云：“皆軍旅苦辛之辭。”在盧思道之前，作者甚多。如晉陸機《從軍行》：“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宋顏延之《從軍行》：“苦哉遠征人，畢力干時艱”，皆苦天下征伐，故后來又有《苦哉行》、《遠征人》，皆出于《從軍行》。盧思道的《從軍行》，繼承了這一傳統，同時，他這“軍旅苦辛之辭”，又是有其現實的基礎，是基于從北齊、北周至隋代這數十年間征戰頻仍烽煙不息的社會生活，有感而發的。

全詩可以分為兩大部分。

從開頭至“夕望龍城陣云起”是全詩的第一部分，側重于對征人的描寫。這一段共十二句，作者從長安出將寫起，生動地描寫了征戰的場面、邊塞生活的艱辛和戰爭的曠日持久。一起兩句“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連”，朔方，郡名，這里泛指北方；甘泉，秦、漢皇帝的離宮，在陜西淳化的甘泉山上；祁連即天山。詩的開頭從敵我雙方寫來，據《漢書·匈奴傳》說，漢時北防匈奴的烽火直通甘泉、長安，這里作者以古喻今，說明邊戰又開，將士出征。接下兩句，專敘征人。良家子即好人家子弟，漢時近衛軍均須從良家子中選拔，犀渠是犀牛皮制成的盾。“白馬”一句，系出于曹植《白馬篇》“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平明”以下四句，是進而再寫到激戰的過程與場面，平明、薄暮交代時間，說明自朝至暮激戰不息。偃月、魚麗，皆指戰陣；右地指西北邊塞之地，左賢是匈奴官名。“谷中”“山上”兩句，前句用漢代李廣出獵時誤石為虎，射而入石的典故，說明出征者的英勇無敵，后句用漢代霍去病遠征皋蘭山，沒收匈奴祭天的金屬佛像的典故，說明戰斗取得了勝利。然而，勝利是來之不易的。自“天涯”以下四句，作者略轉筆鋒，折入到對戰斗艱辛的描寫。在這里，“天涯一去無窮已”，極言時間之久，“薊門迢遞三千里”，意謂征程之遠；“朝見”“夕望”兩句，則備述戰斗的無休止，此四句含情漸轉凄怨，與前面“平明”“薄暮”諸句之激昂壯烈顯有不同。戍邊之士，他們愿意為國效力，而且英勇善戰，但當戰斗勝利，邊庭已寧，則愿早歸家鄉，而不希望這種艱苦的邊戰生活曠日持久，作品通過感情色彩的變化，委婉而又真實地反映了赴邊士卒對待邊戰的復雜心情，也為下面征人思婦兩地相思的描寫和厭戰情緒的抒發，作了巧妙的鋪墊。

自“庭中奇樹已堪攀”至全詩結束，是第二部分，作者轉而從思婦的角度，來抒寫相思離別之情和厭戰情緒。在這里，作者極想象之能事，或內地，或邊塞，往往心已馳神到彼，詩從對面飛來，錯綜變化，用筆不凡。《古詩十九首》中有《庭中有奇樹》一篇，抒寫思婦之情，奇樹，即佳樹。盧詩本此而有“庭中奇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兩句，托物起情，深切感人。樹已堪攀，而征人未還，物是如此，思婦何以堪？唐鄭處誨《明皇雜錄》云：“明皇初自巴蜀回，夜闌登勤政樓，倚欄南望，煙月滿目，因歌曰：‘庭前奇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可見唐人傾賞如此。“白雪”“浮云”兩句，是思婦的想象之詞，表面上描寫天山之外白雪紛紛，五原之間浮云片片，其實是以白雪喻思婦自己心隨征人落天山，以浮云喻征人飄忽無定不歸來，賦中有比。征戰，使萬千家庭不能團聚，山川殊域，征程萬里，征人思婦只能神遇而難以身即。而尤其是，當思婦獨自坐對芳菲之月時，其思念之情更難排遣。她想到了古代《隴頭歌辭》中唱道：“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她想到了古人《飲馬長城窟行》中寫道：“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盧詩中“流水本自斷人腸，堅冰舊來傷馬骨”，正是取意于古人的上述詩篇，而真切地寫出了思婦遙念征人在外之苦。長詩接下去的“邊庭節物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長風蕭蕭渡水來，歸雁連連映天沒”四句，又從邊庭節令景物與內地的差異，來進一步抒發念歸相思之情。當中土春意盎然之時，塞外仍然是冬霰秋霜，這種節令的差異最易使人產生思鄉念歸之情。但無盡頭的邊戰使征人難以回歸故園，思婦看到，蕭蕭長風可以渡水而來，歸雁連連可以按時飛往南方，而赴邊的征人只能身羈塞外，甚至捐軀沙場。詩自“庭中奇樹”至此十二句，作者處處以景襯情，場景在內地與邊塞之間不斷變化，感情徘徊纏綿，從思婦的角度，真切深刻地寫出了征人思婦兩地相思的痛苦。在這樣的基礎上，詩歌最后再以思婦對邊將的諷刺作結：“君不見，單于渭橋今已拜，將軍何處覓功名？”這是全詩的點睛之筆，它用漢代甘露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宣帝登渭橋接見的典故，昭示了這樣的現實：外邦臣服，邊患已寧。而邊戰仍然無休止，征人仍然不能回還，是由于將軍的貪功邀賞。長詩至此，對追求功名的將軍作了委婉的諷刺，揭示了致使征人思婦長期乖隔苦戀的一個重要原因，從而使前面對于征人思婦的描寫更具社會意義和深切的感染力，使全詩主題思想得以深化，可謂曲終奏雅，全篇生色。就思想內容的現實性與深刻性來說，盧思道這首詩是較好地繼承了古樂府的優良傳統，而對唐代高適《燕歌行》等具有強烈現實主義精神的邊塞詩不無影響。

盧思道這首詩在藝術表現上也頗有特色。簡而言之，第一是語多排偶，嚴整而不滯。這篇歌行長詩，細讀來除“關山”“邊庭”及末尾數句外，幾乎句句對偶。對偶這一藝術表現方法，是到初唐才充分成熟的，在理論上表現為上官儀的六對、八對之說。而生當北朝隋初的盧思道已能很好地在歌行長篇中大量運用對偶，這是不容易的。由于對偶句占詩之大半，故全詩嚴整富于氣勢，同時，又由于場景、人物、感情均富于變化，意貫氣暢，故又不覺其板滯，仍然流走自如。二是音節轉換，自然而瀏亮。作者將《從軍行》傳統的五言句式改為較整齊舒長的七言句式，加長了單句的音節，這樣不僅增加了詩的容量，而且增加了婉轉抑揚的音韻變化以表達豐富的感情內容。同時，作者又汲取了鮑照以來七言詩隔句用韻和自由換韻的寫法，全詩或八句、或四句一換韻，平韻、仄韻間用，富于變化，故詩雖長，不覺拖沓，頗具音韻之美。三是全詩用典較多，但不晦澀，語言清麗流暢，而不傷纖巧。這些特點，一方面說明盧思道的詩歌還受六朝詩風的影響，不像同時楊素等人的詩質樸勁直，但在內容和風格上，特別是就歌行這一體來說，盧思道的《從軍行》畢竟表現出了與齊梁詩風較多的不同，而與初唐詩風相接近。故明代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三云：“六朝歌行可入初唐者，盧思道《從軍行》、薛道衡《豫章行》，音響格調，咸自停勻，體氣豐神，尤為煥發。”這一評語，是很恰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