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長門怨二首》

胡應麟在《詩藪·內編》中論說絕句時，曾以李白的《長門怨》與王昌齡的《西宮春怨》相對照，認為：“李則意盡語中，王則意在言外。然二詩各有至處，不可執泥一端。”下面是李白的《長門怨二首》：

天回北斗掛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

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

桂殿長愁不記春，黃金四壁起秋塵。

夜懸明鏡青天上，獨照長門宮里人。

據《樂府解題》記述：“《長門怨》者，為陳皇后作也。后退居長門宮，愁悶悲思。……相如為作《長門賦》。……后人因其《賦》而為《長門怨》。”陳皇后，小名阿嬌，是漢武帝后。武帝小時曾說：“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李白的這兩首詩采用這一樂府舊題來寫宮人的愁怨。兩詩表達的是同一主題，分別來看，運思、布局，各不相同，合起來看，又有珠聯璧合之妙。

第一首，通篇寫景，不見人物。而景中之情，浮現紙上；畫外之人，呼之欲出。詩的前兩句“天回北斗掛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點出時間是午夜，季節已入涼秋，地點則是人去樓空、荒曠冷寂的“金屋”。唐人用《長門怨》題寫宮怨的詩很多，意境往往有相似之處。沈佺期的《長門怨》有“玉階聞墜葉，羅幌見飛螢”句，張修之的《長門怨》有“玉階草露積，金屋網塵生”句，都是以類似景物來渲染環境氣氛，但遠遠比不上李白的這兩句詩。這兩句詩有強烈的感染力量，上句著一“掛”字，下句著一“流”字，給人以異常凄涼之感，從而收到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標舉的“境界全出”的藝術效果。

詩的后兩句“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點出題意，通過月光引出愁思。沈佺期、張修之的《長門怨》也寫到月光和長門宮殿。沈詩中有兩句是“月皎風泠泠，長門次掖庭”，張詩中有兩句是“長門落景盡，洞房秋月明”，寫得都比較平實板直，也不如李白的這兩句詩之超妙深曲。本是宮人見月生愁，或是月光照到愁人，但這兩句詩卻不讓人物出場，把愁說成是月光所“作”，運筆空靈，設想奇特。前一句，妙在“欲到”兩字。“欲到”，可解為“將要到”；在此處也不妨解為“想要到”，似乎月光自由運行天上，有意到此作愁。后一句，妙在“別作”兩字。它的言外之意，既可以是，深宮之中，愁深似海，月光照處，遍地皆愁，到長門殿，只是“別作”一段愁而已；也可以理解為，宮中本是一個不平等的世界，樂者自樂，苦者自苦，正如裴交泰的一首《長門怨》所說，“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管北宮愁”，月光先到皇帝所在的南宮，照見歡樂，再到長門，“別作”愁苦。

從全篇看，這首詩展示的是一幅以斗柄橫斜為遠影、以空屋飛螢為近景的月夜深宮圖。境界是這樣陰森冷寂，讀者不必看到這深閉在長門宮中的人，而其人的處境之苦、愁思之深已經可想而知了。

第二首詩，著重言情。通篇是以我觀物，緣情寫景，使景物都染上極其濃厚的感情色彩。上首到結尾處才寫到“愁”，這首一開頭就揭出“愁”字，說明下面所寫的一切都是愁人眼中所見、愁人心中所感。

詩的首句“桂殿長愁不記春”，不僅揭出“愁”字，而且這個愁是“長愁”，也就是說，詩中人并非因當前秋夜的凄涼景色偶然引起愁思，乃是長年都在怨愁之中，即令春臨大地，萬象更新，也絲毫不能減輕這種怨愁，而由于怨愁難遣，她是感受不到春天的，甚至在她的記憶中已經沒有春天了。詩的第二句“黃金四壁起秋塵”，與前首第二句遙相綰合。因為“金屋無人”，所以“黃金四壁”生塵；因是“螢火流”的季節，所以是“起秋塵”。下面三、四兩句“夜懸明鏡青天上，獨照長門宮里人”，又與前首三、四兩句遙相呼應。前首寫月光欲到長門，是將到未到；這里則寫明月高懸中天，已經照到長門，并且讓讀者最后在月光下看到了“長門宮里人”。

這位“長門宮里人”對季節、對月光的感受，都是與眾不同的。春季年年來臨，而說“不記春”，似乎春天久已不到人間；明月高懸天上，是普照眾生的，而說“獨照”，仿佛“月之有意相苦”（唐汝詢《唐詩解》中語）。這些都是賀裳在《皺水軒詞筌》中所說的“無理而妙”，以見傷心人別有懷抱。

這兩首詩的后兩句與王昌齡《西宮秋怨》詩末句“空懸明月待君王”一樣，都出自司馬相如《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但王詩中的主角是在愁怨中仍然希冀得到君王的寵幸，命意并不可取。李詩則活用《賦》語，另成境界，雖然以《長門怨》為題，卻并不拘泥于陳皇后的故實。詩中呈現的是在人間地獄的深宮中過著孤寂凄涼生活的廣大宮人的悲慘景況，揭開的是冷酷的封建制度的一角。

對李白的這兩首詩，蕭士赟在《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中注云：“此詩皆隱括漢武陳皇后事，以比玄宗皇后。”梅鼎祚在《李詩鈔評》中不以蕭說為然，認為此詩或李白“自況”，并說：“古宮怨詩，大都自況。”這兩說，都不可取。古代封建帝王為滿足個人的聲色之欲，任意擴大后宮嬪妃人數，每個朝代總有大批民間少女被選入宮，過著與外界隔絕的生活，終身失去自由和幸福。這樣一個問題，必然要反映到文學中來，因而宮怨詩也就大量產生了。一些宮怨詩的可貴之處，正在其抨擊了這一“后宮佳麗三千人”（白居易《長恨歌》）的罪惡制度，表達了作為一個詩人所應具有的同情心。對這兩首《長門怨》，似也應從這一角度進行評價。蕭說固然有穿鑿附會之嫌，梅說也沒有提出有說服力的論證。盡管李白一生懷才不遇，與宮人之虛度青春在某一點上有相同之處，但通觀李白的經歷和生活，聯系他的開朗的性格、灑脫的胸襟，當他表達自己的憤懣不平時，往往發為“安能催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游天姥吟留別》）以及“天生我材必有用”（《將進酒》）之類的豪語，而不會自比于被深閉在冷宮中的宮人，作如此凄楚幽怨的苦語。至于“古宮怨詩大都自況”的推論，更不免近乎武斷。當然，一個失意的詩人更容易同情他人的痛苦，當他以宮怨為題材進行寫作時，也能較真切地設想宮人的處境和怨情；但同情與“自況”，究竟是兩回事，并不能混為一談。總之，蕭、梅兩說似都難成立。李白只是借《長門怨》這一樂府舊題泛寫被禁閉在深宮中的廣大宮人的深愁苦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