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冷板凳

一

一九九二年的春天，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并發表一系列講話，一時間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當那一篇“東風吹來滿眼春”的文章，重新讓國人振奮。處于休眠期的改革又重新啟動的時候，我當時就有一種感覺：我們的改革將會有一個新的突破。這個突破將是我們國家改革進程的一個拐點。在這場重新啟動的改革中，有哪些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呢？歷史中的改革究竟是螺旋式的上升呢，還是驚人的重復？當時，我已經辦了停薪留職手續下海經商。在奔波之余，就思考這些問題。那一時期，我讀了不少的歷史書。明代萬歷年間的首輔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領導的萬歷新政是一場經濟改革。他既是這場改革的倡導者，也是推行者。所以他既是設計師，也是工程師。萬歷新政的成功與夭折，聚焦到張居正這個特定人物上，其悲劇的意義非常重大。于是我就帶著我對今天社會的責任感，帶著我對歷史的思考，開始準備寫《張居正》這部小說。從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七年，我準備了五年多時間。期間一邊經商，一邊研究明史，特別是嘉靖、隆慶、萬歷之朝的斷代史。到一九九七年的國慶節，我和商界的朋友們在廈門度假，打了三天的高爾夫球。到收假的時候，我告訴他們，我從九八年元月一號起，向你們請假。他們說你干什么？我說我要回到書齋去寫作。他們沒有一個人相信，他們說你寫什么？我說我要回去寫張居正。他們說張居正是誰啊？我給他們講了張居正的經歷。他們聽完后搖著頭說更不能寫，為什么呢？第一，張居正沒有名氣，連我們都不知道，老百姓更不知道。你這不是自討苦吃嗎？第二，唐浩明先生的《曾國藩》，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王朝》，都在讀者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你超得過他們嗎？

他們當時這樣說的時候，引發了我內心的凄涼。張居正這么一位優秀的改革家，居然連這些博士、碩士、億萬富翁都不知道。這難道是張居正錯了嗎？不是，是我們的時代錯了。如果一個民族，對自己的列宗列祖，對自己的先賢都這么快地遺忘，不銘記他們，這就預示著我們的改革還會夭折。我始終認為，亡國首先亡文化。有一種事實不可否認，“五四運動”雖然引進了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在啟迪新思想上功不可沒，但其負面的影響是造成了傳統文化的斷裂。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文化的大浩劫。不但傳統文化，連“五四運動”以來引進的西方文化，統統被當成“封、資、修”的東西而遭到無情的批判。由于這一連串的錯誤，導致上世紀中葉以后出生的人，特別是像我這樣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幾乎喪失了文化的身份。既不懂得傳統的“溫、良、恭、儉、讓”，也不懂“仁、義、禮、智、信”，對西方的科學與民主、自由與博愛，也是一知半解，懂個皮毛都算不上。文化的真空造成了群氓的出現，那些認為自己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人，才表現得無法無天，沒有敬畏感，不知道什么叫尊嚴，什么叫感恩。我到過歐洲和美洲，親眼目睹那里的人民，幾乎到處都是“謙謙君子”。有一次我深有感觸地說，在歐洲，我看到的出租車司機，個個都像教授。在中國，我見到有些教授，粗俗得如同出租車司機。我這么說并沒有貶低出租車司機，他們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們的行為舉止可以不必像教授那樣優雅。但是，教授的粗俗卻是不可原諒的。因為他為人師表，必須有教養，有儒雅之風。遺憾的是我們為數不少的教授沒有受過傳統文化的熏陶，不要說四書五經，連膾炙人口的唐詩宋詞都背不來幾首，結果導致人文精神的劣質化。

改革開放這二十多年來，出現了一大批富人和名人，但他們幾乎都沒有受過嚴格的人文訓練。由于這樣一些人進入到當今中國的上流社會，便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上流社會的惡俗化。既沒有敬畏，也不懂感恩。我認為，老百姓可以不懂歷史，但上流社會的人一定要懂一點歷史。梁啟超曾贊揚張居正是中國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墒俏覀兊母蝗撕兔?，竟然有許多不知道張居正是誰，這難道正常嗎？因此我在一篇創作談中講到，一個作家應該用他手中的筆，來幫助民族恢復記憶。我就憑著這么一股勁兒，告別了商海，回到書齋中坐我的冷板凳。我的朋友知道無法勸回我，就問了一句話：“寫作很苦，你過慣了商人的生活，重新回到古卷青燈的書房，受得了嗎？”我說是啊，洛陽雖好不如家。文學是我的家，再寂寞，再艱難，我覺得充實，因為我守住了自己的本真。

一九九八年元旦之后，當我辭別拼搏了近七年的商海，重新回到小小書齋的時候，真的有一種回鄉的感覺?！鞍兹辗鸥桧毧v酒，青春作伴好還鄉”。把我疲勞的人生卸下來，把扭曲的感情恢復過來，我又重新當起了文人，這種感覺真好。但我還只是回到文學，還不是回到文壇。在寫作《張居正》的那五年時間里，我幾乎跟文壇沒有多少交往。我歌我哭，我愛我恨，統統都從我的內心迸發出來，我不用去看任何人的臉色。我不用“待曉堂前拜舅姑”，一切的掩飾都拋棄了，一切的矯揉造作都不用了，我只需要面對我的責任。

二

從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二年，我用了近五年的時間寫完了四卷本的《張居正》，共一百五十萬字。這部書出來以后，能夠引起那么多讀者的喜愛，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是用心靈在寫作，我沒有考慮到任何的社會的功利因素，沒有考慮文壇的潛規則；我也不去想到別人會怎么看你，怎么評論你，自己能不能成功，等等，這一切我都不去想它。我覺得文學就應該是一個寂寞的勞動。

獲獎以后，有記者問我：“你覺得文學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說就是在自己心中放一條冷板凳，每天在那條冷板凳上坐一坐，不要為功名所累，不要讓世俗牽著鼻子走，這一條非常重要。在我文學的生涯中，有一種情感幾乎是與生俱來，那就是憂患。郭沫若先生在成都的杜甫草堂里面寫了一副對聯，“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我覺得這是一個作家文學生涯的生動寫照。居安思危是文學家與生俱來的品質。任何時候，一個作家可以快樂，也可以憂傷，但千萬不可游戲人生。當然，也不可游戲文學。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一日，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公布后五分鐘，新浪網的記者就打電話問我：“你此刻需要和廣大的讀者說點什么？”我說此刻我只想說一句話：“你尊重了文學，文學就會尊重你?！碑斈炅?，在茅盾先生的故鄉浙江烏鎮，舉行了第六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當我走上領獎臺，從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金炳華先生手上拿到獎牌時，我發表了一個簡短的答謝辭。我說了這么幾句話：“任何時候，我都愿意選取歷史中健康的、積極的一面，來重塑我們民族的靈魂。過去，我是這樣做的，今后，我將一如既然往地堅持。”這是我經過深思熟慮的思考。因為一個作家如果僅僅只是簡單地把憂患變成憤怒，變成一種哀怨，那么他的作品可能誤導讀者。

現在，偉大的民族復興運動即將開始，作為一名作家，我只能用手中的筆來參與這一場偉大的變革。這里面，牽涉到一個作家的出發點，你是建設這個時代還是毀滅這個時代？你是詛咒這個時代還是改變這個時代？在這兩者之間取舍，起作用的是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我覺得一個人永遠不能選擇時代，這個跟到菜場買菜不一樣，你可以選擇，是買蘿卜還是買白菜。但是生活的時代你沒有辦法選擇，你說你現在要去唐代生活，你去得了嗎？你說你現在要推行美國的生活方式，有這個可能嗎？一個人沒有辦法選擇自己的民族，也沒有辦法選擇自己的時代，但是，他有權力選擇在這個時代里思考的方式，在這個民族里生活、工作的方式。我通過反復的選擇，最終我還是愿意當一名作家。一個負責任的作家，應該同我們的政治家、企業家、科學家一道，擔負起重鑄民族輝煌的重任。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七十周年時，我隨同幾位作家到了江西瑞金，在那里我看到了七十多年前的一批熱血青年、仁人志士，自覺地擔負起拯救國家危亡的重任。他們的歷史使命完成了，留給我們的任務是振興我們的民族。這是一項艱巨而快樂的任務，值得我們終生奮斗。既然定下了這個方向，我們就不能當一個旁觀者、自暴自棄者，而應該永遠保持一種旺盛的精神，憂患的意識。我的起點是憂患，終點是文學。

2009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