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吉檀迦利》中的神秘主義

陳明

《吉檀迦利》是泰戈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佳作。評論家們常把它稱為宗教詩集，但本質上，它是一部詩集而不是一部宗教著作。《吉檀迦利》中的神秘主義是讀者們最感興趣的話題。英國畫家威廉·羅森斯坦說這是“一種嶄新類型的詩，是神秘主義高水平的偉大詩作。”詩人葉芝稱贊“這些詩的感情顯示了我畢生夢寐以求的世界。”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詞也說“這是神秘主義，如果我們愿意這樣稱呼的話，但這種神秘主義不是摒棄人格，尋求溶人通向‘虛無’的一切，而是充分發(fā)揮人的才能，力求會見活生生的創(chuàng)造之父。”但也有人對泰戈爾的神秘主義表示了大膽的懷疑。國內的讀者也覺察出此詩集的神秘。金克木先生指出了其中的原因:“又是談愛，又是頌神，又充滿物質世界的形象，說的又不像是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語言，這使我們中國讀者覺得神秘。”總的說來，對《吉檀迦利》中神秘主義泛泛而談的多，而具體結合作品進行一番清理的卻少。回到詩的本身，來辨析其中的神秘主義色彩，還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可以揭示出神秘主義色彩的內涵;另一方面可以明了泰戈爾與一般的宗教神秘主義觀念的本質差異之所在。

一、詩人的宗教：“我這一生永遠以詩歌來尋求你”

印度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宗教國家，宗教意識有深廣的土壤。泰戈爾的家庭又是宗教改革的先驅，因此他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宗教信仰者。他的哲學和宗教意識中蘊藏著《奧義書》、吠檀多派、毗濕奴教派乃至伊斯蘭蘇菲派等豐富的養(yǎng)料。“梵我同一”“神與人相結合”“神無處不在”等泛神論命題是泰戈爾虔誠的宗教感情的基礎。但泰戈爾絕不是《奧義書》的現(xiàn)代翻版，盡管他的一些同胞有這種偏見。他的歌唱有自己獨特的韻味，他的宗教是“詩人的宗教”。在一次講演中，泰戈爾公開宣稱“我的宗教在本質上是一個詩人的宗教，正如音樂的靈感一樣，我的宗教生活是通過同樣不可見的、無形的途徑觸及到我。我的宗教生活和我的詩人生活一樣，沿神秘的道路發(fā)展，然后兩者又神秘地結合在一起。”泰戈爾強調了他的宗教與詩歌的親密關系。

神不是有形的偶像或純粹的抽象精神，既沒有神的香火崇拜，也不存在嚴格的教義與律法。這就是泰戈爾“詩人的宗教”的與眾不同之處。“在詩人的宗教中，我們沒有見到教條或命令，只不過是把我們全部生命的姿態(tài)傾向于真理，那是在他自己無止境的創(chuàng)造中不斷被顯示出來的。”以生命的自然姿態(tài)傾向于神，這是泰戈爾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長期保持的一種堅定的信念。他以詩之舟渡過生命的海洋，去彼岸與神對話。他不是通過知識，而是通過自身去親證神的存在。同時他把愛定位為“詩人的宗教”的一個廣闊的背景。依此背景，他融真善美的追求為一體。因此，“詩人的宗教”以追求平和與愛的永恒的真理為旨歸，它引導人們去惡從善，在美中實現(xiàn)普遍之愛。

泰戈爾的“詩人的宗教”經(jīng)歷過神秘的發(fā)展道路。它萌芽于早期作品對同胞普通生活的關切之中。這種神秘主義隨著他對自己生命本體意識的不斷探索而加深，萬物歸一的最高人格正像遙遠天際的一顆星，激發(fā)他邁向遼遠之域。他的“詩人的宗教”的神秘性有三個特點:無限流動性、統(tǒng)一人格性和敏感直覺性。

第一，無限流動性。神是泰戈爾詩歌的伴侶，也是它的主人。神是難以言說的、又是具體可感的。神在神圣的黑夜里，赤足走遍大地。神從不安于一隅，猶如風行水止。神是大自然中的天籟之聲，“你的音樂的光輝照亮了世界。你的音樂的氣息透徹諸天。你的音樂的圣泉沖過一切阻擋的巖石，向前奔涌。”神在萬物之中漂流，永無止歇。“每一個時間，每一個年代，每日每夜，他總在走來，一直不停地走來。”（第45首）神不是泥塑的、也不是石刻的像，放在香火的祭壇上。神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神的不定性促成了“詩人的宗教”的無限流動性。“詩人的宗教是流動的，好像光和影在環(huán)繞地球的大氣中捉迷藏，而風像一個牧童在云層中吹奏他的蘆笛。詩人的宗教永遠不會將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引導到任何固定的結論，而是顯示出它的無際的光明的天空，因為在它周圍沒有圍墻。”一成不變的教條、僵化的理論體系，與“詩人的宗教”毫不沾邊。活色生香、異彩紛呈的人間萬有，才是孕育“詩人的宗教”的土壤。此外，無限流動性的另一種表現(xiàn)是詩人追求有限中的無限。從《自然的報復》開始，對自然的神奇體驗，使他能捕獲人類沉默下來的聲音，而與本體圓滿合一。他感覺出受到壓抑而渴望著“無限”的強烈欲求，因此他表達了以后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明確的主題——在有限之內獲得無限的喜悅。在泰戈爾看來，“有限”即是俗世的人和物;“無限”則有神、超人、最高神格和普遍人性等意義;“有限”與“無限”的關系可以轉換為人與神相互交往的關系。“無限和有限是體，正像歌和歌唱是一體，絕對的無限像缺乏音調因而沒有意義的音樂。”空談純粹客觀存在的抽象精神——神，是毫無意義的。因此泰戈爾謳歌“在最貧最賤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的神。他追求有限中的無限的目的，就是要把完整的內在的無限與外在的有限統(tǒng)一起來，從而在這二重性的和諧中證悟真理。

第二，統(tǒng)一人格性。神是抽象與具體、無限與有限、無形與有形、無屬性與有屬性的統(tǒng)一體。在宇宙的統(tǒng)一性中包含著物與物、人與物、人與神的關系，這些關系的和諧則表現(xiàn)為真善美的協(xié)調一致。泰戈爾在《什么是藝術》的演講中，透露的中心意思就是在分歧中求統(tǒng)一、在對立中求和諧，以人的情感來創(chuàng)造藝術。他的論著《創(chuàng)造的統(tǒng)一》重點探討了存在于萬事萬物中和諧統(tǒng)一的原理，藝術家的理想是在創(chuàng)作時追求內外一致的美。“人格”即指個性。在一切實在中，無限通過有限顯示其自我。而實在又是人格的表現(xiàn)，它像一首詩，像一件藝術作品。通過人格的存在，人的世界被賦予了人格之我。個體的人各有人格，萬有之物各有個性。所以，個性的人從生命之初就會一直感到一切創(chuàng)造物中個性的影響。“泰戈爾說，從我幼年起，我就有強烈的敏感性，它使我的心靈一直和我周圍的自然和社會相通，產(chǎn)生情感的交流。我常常感到是人格的深切滿足，這人格從四面八方通過生活交流的渠道融入我的本質。”泰戈爾的詩歌與宗教也是統(tǒng)一的，他的歌者、哲人、布道者的多種身份不可分割。他身上的那份神秘的傾訴和他對人的祝福是一體的。他的詩歌是他的整個人生的一部分，但同時反映出他的全部人生經(jīng)驗、對宇宙的認識、與神的歡愉。

第三，敏感直覺性。人怎樣才能與神相會呢？祭拜、一味冥思和苦行能達到神的居所嗎？

泰戈爾對此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說：“在我們的靈魂中，我們對真理的領悟則是直接和通過瞬間的直觀。”直覺就是人類的靈感。探求自然科學的真理，采用分析和漸進的客觀科學的方法;在靈魂中領悟的真理則是直接和通過直覺獲得的。泰戈爾要直接感受到神的觸摸。他強調的直覺之所以具有神秘感，就在于他常常通過直覺與他內心的神進行情感上的交流。他用詩架設一座橋梁，在其上與神對話。神與自然親密，它們的對話就意味著與自然的語言青睞。沒有哪一位詩人像泰戈爾那樣，對自然有那么深切的感悟力。父親的氣質、兒時的經(jīng)驗對泰戈爾培養(yǎng)這種敏感性有很大的作用。隨著情感的成熟，他能夠熟練自如地用自己的方式進行自我感覺。他與自然的親密程度是驚人的。回顧往昔，他說：“從前我和大地在一起。綠草長過了我，秋光彌漫了我。我在那日光中伸展的，有綠色泥土氣息的身體，從每個毛孔里發(fā)出少年的芳香和溫熱。在那遷徙已遠的家鄉(xiāng)和田莊上，我占著它的水土，靜謐地躺在燦爛的陽光之下。那時我會在秋陽的光照里，感到那快活之真髓和強壯的生命力，正以其強烈的、含糊的、半自覺的形態(tài)，用一種尖銳的、振顫的、微妙的撼動，來催起我廣闊的軀干。”在詩歌中，與神合一、與自然合一，表現(xiàn)生命本真意義的存在，成為泰戈爾一生努力的方向。

二、《吉檀迦利》：“詩句的最終意義是指向著你”

泰戈爾的“詩人的宗教”并非依附于空洞的說辭，而是呈現(xiàn)于活生生的詩句之中。非凡的詩才為他提供了精細入微地表達心靈深處情感的工具，他得以在詩中與神永在。閱讀泰戈爾的詩作，就是傾聽他與神坐在草地上的一席談話。《吉檀迦利》最神秘的地方，不在于它使用了多少具有神秘意味的詩歌意象，也不在于它采用了一種最質樸的表達神秘的方式，而在于詩歌中“你”這一形象的存在。理解了“你”，就等于掌握了一把開啟它的神秘主義的鑰匙。

《吉檀迦利》中“你”的形象貫徹始終，103首詩中只有第11、13、17、26、45、47、72、96首等8首詩用了“他”來替換“你”，人稱雖不一致，但所指的對象同一。“你”是第二人稱，整個詩集呈現(xiàn)一種對話氣氛。詩歌中抒情主體“我”（也是詩歌創(chuàng)作者“我”）與抒情對象“你”構成一組兩極對話關系。對話并不僅指日常生活中的一問一答，詩中“你”的存在為“我”提供了直接傾訴情感的對象。若通篇用“他”，則難以產(chǎn)生這種模擬對話的效果，而且會減輕傾訴情感的強度與可信度。

為什么說“你”的形象是《吉檀迦利》最神秘之所在呢?這取決于“你”的不同尋常的意義。通常敘事或抒情文本中的“你”，指代的是一位有感性的人物個體或擬人化的事物，而此中的“你”指稱的是神。“你”在萬物之上，又在萬物之中。“你”是豐富多樣的，是具體可感的，又是超自然的。“你”是自然中最平凡的物體，又是生命中最本質的真理，是最上的人格。“你”還可能是詩人情感的實實在在的寄托，或許僅僅是詩人內心的某種感受。“你”的形象富于變化，看看詩中出現(xiàn)的稱呼用語，就可明見“你”的身份多樣不定。“我的主人”“詩圣”“我唯一的朋友”“我最愛的人”“我的朋友”“我的主”“我的父”“我的一切”“我的情人”“我的國王”“我的孩子”“我的生命中的唯一”“我的上帝”“萬王之王”“圣母”“我的永遠光耀的太陽”“我兄弟的兄弟”“我的寶貝”“你這莊嚴無暇者”，這些身份可以分為三類。其一，公有性質的。如“全世界的主”“萬王之王”等。其二，“超我”性質的，如“我的主”“我的上帝”等。其三，“我”的親友類，如“父親、朋友、寶貝、孩子、情人、伴侶、最愛的人”等。第一、二類有相同點，代表著超常的東西，第三類則是日常的，“我”的身邊具體親切的人物。

更重要之處在于，“你”和“我”是一對相依存的關系。沒有“我”的虔誠與詠贊，就顯不出“你”的神圣;而如果“你”不存在，則“我”的人生沒有意義，追求沒有方向，心靈沒有歸宿。《吉檀迦利》就是“建立在詩人（我）和絕對（你）之間的神秘關系這樣一種概念的基礎之上的。”召喚與被召喚、禮贊與被禮贊，只有在“你”“我”之間的交流中才顯示出神秘的意義。不妨歸納一下“你”與“我”的行為吧。“你”給予“我”的有四個方面。第一，無窮的賜予。如倒空而又充滿“我”的生命之杯，斟上新酒，使“我”的愛開花，“你”讓“我”自由。第二，不朽的按撫。如“你”的生命的撫摩，深隱的摩觸使我醒來。第三，四周的縈繞。如“你”在“我”的四周，走過來迎接“我”;“你”的愛是那樹葉上的金光、天空的流云、清爽的涼風。第四，深入內心。如自動地進到“我”的心里蓋上印記;在“我”生命中“你”的意志永遠實現(xiàn);“你”的世界在“我”的心靈里織上字句；“你”這分身已在“我”體內成形。以上歸類中看出，“你”的行動是具體與抽象、有形與無形、可見與不可見等對立的兩方面皆而有之。這又是“你”的獨特性所決定的。再者，“我”對待“你”的行動也有四個方面。其一，對“你”的行為的反應。如驚奇地靜聽，渴望和“你”合唱，吹出音樂。其二，歌頌與贊美。如唱出生命的獻歌，向“你”鞠躬，敬禮，供獻花兒，仰望、瞻仰、瞭望“你”，拜倒在“你”的腳前。其三，與“你”相遇。如生活在相會的希望中，走過旅途，向“你”奔流，合掌和“你”對面站立，坐在“你”的身邊。第四，祈求與禱告。如只企望著“你”，“我”只需要“你”，以及用兩個祈使句式“請……”和“讓……”表達出的愿望。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我”所做的一切就是逐漸地與“你”成為一體。詩歌表現(xiàn)上最特別的地方，在于那“我”對“你”的獨一無二的語氣;最感人的地方乃在于“我”對“你”的態(tài)度上。“我”的態(tài)度中既有熱切的盼望、長久的等待、深刻的焦灼、無限的激動，又包含深情的歌唱、虔誠的祈禱和寧靜的合一。這些態(tài)度又是通過“我”的心理活動來展示的。“我”的心理活動不像一般敘事文本，去清晰地描寫它的變化流程，而是在整部詩作中呈現(xiàn)出它整體的復雜多變的面貌。深沉、痛苦、不安、熱烈和焦躁等心緒，在詩歌中巧妙融合，產(chǎn)生一種和諧的不可言說的滋味。

詩人對“你”的形象的刻畫，常與瑣碎的、平凡的、短暫的事物結合在一起。（作為一個詩人，對后者的歌唱顯然是他的使命之一。）我們發(fā)現(xiàn)，詩人同時在兩個方向進行操作，即自然萬物的人格化與自我形象的自然化。這種相反方向的一對運動，是以“你”作為中心的對稱，換言之，兩者都與“你”有莫大的關系。先來看“你”與自然萬物。萬物的形象是散亂的、瑣碎的，但萬物因“你”而統(tǒng)一。“你潛藏在萬物的心里，培育著種子發(fā)芽，蓓蕾綻紅，花落結實。”（第81首）我們知道，很多現(xiàn)實主義作家熱衷于描寫瑣碎的事物，可以花幾頁紙去介紹一把椅子或一張床，但作品中半點神秘氣氛也沒有。這固然與作家們不同的創(chuàng)作觀念有關，但也由于他們筆下的“物”只作為體現(xiàn)不同物性的符號而存在。他們很少撕開“物”表層的遮蓋物，深入到“物”的背后，去洞見萬物歸宗的神圣之光。泰戈爾“寫的是生活中最瑣細的事情和自然中最平凡的物體，但是在這些事物的周圍總是縈繞著一種奇異的氣氛，因為這些事物被與一種超感官的神秘聯(lián)系著，又絲毫不失其平凡和瑣碎性。”這就是泰戈爾的拿手好戲——從再普通不過的事物和日常經(jīng)歷中發(fā)現(xiàn)永恒，理解無限。“你”的精神就在那可見的形象和可感的聲音中表現(xiàn)出來。“就是這同一的生命，從大地的塵土里快樂地伸放出無數(shù)片的芳草，迸發(fā)出繁花密葉的波紋。”（第69首）通過描寫具體可感的事物，泰戈爾把感觀美與神秘主義絕妙地相結合。這是他詩歌創(chuàng)作的一大秘密。再說自我形象的自然化，則是強調與大自然進行神秘的交流，直接從大自然中吸取神秘的養(yǎng)料。眾所周知，泰戈爾反復提到一次在陽臺上散步的體驗，對他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的重要意義。這一事件典型地說明了他的寫作最深刻的特點:心靈的神秘體驗，狂喜的宗教情緒下對“你”的不由自主的歌唱。泰戈爾對大自然的理解和證悟的能力，即是他詩歌藝術感染力的源泉。宗白華先生在《新詩略談》一文中，也強調過“在自然中活動”是詩人激發(fā)創(chuàng)造活力的途徑之一。他說:“直接觀察自然現(xiàn)象的過程，感覺自然的呼吸，窺測自然的神秘，聽自然的音調，觀自然的圖畫。風聲、水聲、潮聲，都是詩歌的樂譜。花草的精神，水月的顏色，都是詩意、詩境的范本。所以，在自然中的活動是養(yǎng)成詩人人格的前提。因‘詩的意境’就是詩人的心靈，與自然的神秘互相接觸映射時造成的直覺靈感，這種直覺靈感是一切高等藝術產(chǎn)生的源泉，是一切真詩、好詩的（天才的）條件。”泰戈爾一生的創(chuàng)作都沒有離開過大自然，即使他的長篇敘事小說，其中猶有大段大段的詩化自然景物的句子。“我”“你”、自然三位一體，是詩人的終極目標，“那時你的話語，要在我的每一鳥巢中生翼發(fā)聲，你的音樂，要在我林叢繁花中盛開怒放。”（第19首）那將是流淌著無窮愛意的理想時代，詩人期待它的到來。

《吉檀迦利》中的韻律加強了詩歌的神秘主義色彩。何謂韻律?大而言之，韻律指的是宇宙萬有的自然規(guī)律。“韻律就是運動，就是和諧限制所造成和所制約的運動……善與惡、哀與樂、生與死等一切形象都在拋起和掉落，不斷變換著，創(chuàng)造著宇宙音樂的韻律。”小而言之，“就語言而言，韻律起著河岸的作用，賦予它以形式美和特征。正如河岸給每條河以鮮明的個性一樣，格律也使每一首詩成為獨創(chuàng)……”無論是散文還是詩都有自己內在的韻律。詩人運用精練的語言，創(chuàng)造韻律，把普通的、平凡的感情升華為非凡的感情，賦予弱小的事物以偉大的意義。那么，韻律與神秘主義有什么關系呢?首先，神秘主義是包容性的，只可感受，不可言傳，是難以用實驗方法進行量的考察的東西，它與別的東西是相容的，而不相斥相離。韻律的和諧性同樣如此。此外，韻律所產(chǎn)生的力量使詩歌保持不朽，表達出那種妙不可言傳的意境和韻味。這與神秘主義又是一致的。因此，韻律既是內容又是形式上的東西。具體來說，“由于有韻，詩詞似乎結束，但似乎又沒有完結;傾訴結束，但它的回響猶在。”神秘主義是詩歌深層蘊藏的內核，“詩歌應該有超出本身含義的東西，即超出的那個東西是不可言傳的，韻律就起著那個作用。”

泰戈爾執(zhí)著于韻律，這與他所受的訓練和美學觀念分不開。他回憶以往的創(chuàng)作道路時說:“我自小所受的訓練就是韻律的訓練，思想的韻律，聲音的韻律。我逐漸懂得了韻律能給那些雜亂的、微不足道的事物以真實。”探究瑣碎事物的內在真實乃是泰戈爾的樂趣。他不僅用詩歌，他還通過繪畫來實踐自己的美學觀念。他說:“我的畫就是我的詩的韻律。如果這些作品有幸得到承認，那么主要是由于它表現(xiàn)了某種最為根本的韻律的意義，而絕不是它解釋了某種觀念或表現(xiàn)了某一事物。”韻律與神秘主義是渾圓相融的，無論采取何種藝術手段，其內在的核定性是不變的。“從藝術家的觀點出發(fā)，最終的真實存在于生命賴以表現(xiàn)自己的韻律之中，存在于是和非、真實和幻覺的舞蹈當中。”泰戈爾終于揭示了韻律和神秘主義相聯(lián)系的奧秘。

《吉檀迦利》的主題是通過連續(xù)的階段和那散文詩的、更注意韻律的特征進行表現(xiàn)的。它的韻律是相對整體而言的，不單指其中一個個的音韻。《吉檀迦利》的原文是孟加拉語，泰戈爾親自把它譯成英語。原文“充滿著微妙的韻律、種種無法翻譯的色彩的優(yōu)美，和格律上的創(chuàng)造。”雖然譯本損失了不少神韻，但仍可細品出《吉檀迦利》中內含的純真、恬靜、質樸和愛的韻律。這種韻律還從它的結構中體現(xiàn)出來。全詩集總共103首，1~7首闡述了“你”和“我”的相應關系，“你”對“我”的賜予、按撫、命令、照耀。8~13首禮贊“你”自身的實現(xiàn)，“你”與農(nóng)夫、工人等相遇的種種障礙。37~57首在現(xiàn)實中與“你”的統(tǒng)一，“你”帶來的自由、歡樂和無限的愛。58~70首洋溢著歡樂的氣氛。71~78首分裂感再度出現(xiàn)。79~103首超越死亡，“我”與“你”永恒。整部詩作的情調波浪起伏，婉轉悠揚，回環(huán)往復。“結構上的技巧使詩篇得到了巧妙的安排，一層意思很自然地過渡到另一層意思，使人感到在統(tǒng)一之中又富于變化，一組詩很自然地導出了另一組詩。甚至在同一組詩中，每一詩句除了在它所出現(xiàn)的上下文中表現(xiàn)的意義外，還有它獨特的魅力。仔細體會一下這種結構上的布局，會使你得到一種由整部詩集所產(chǎn)生的復雜的和諧感和韻律感。”

三、詩歌意象：“發(fā)出不可言說的詞調”

泰戈爾的詩歌和藝術是他表達靈魂歡樂的工具。他能洞察到暗藏在神秘事物內部的真實神奇的詩歌語言，詩歌創(chuàng)作能力的提高與他對靈魂、宇宙的認識的加深是一致的。他常常采用最樸實的語言、最樸素的方式，卻把人帶人心靈的神秘深處，讓讀者去領悟、參證。比如：

神意響徹太空——

大海的召喚實現(xiàn)在

一朵花的心中。

泰戈爾很少談及他在形式方面所下的工夫，他總是在抓住一個題材內部象征的同時也抓住了這一主題的表達方式，而且推動他詩歌運動的是心靈的激情和內在的直覺。這兩者若沒有受到一種形式力量的制約，就容易流變?yōu)橐环N“習氣”。通讀泰戈爾的多部詩作，感到作品的水準良莠不齊，且有重復的痕跡，其原因就在于此。

《吉檀迦利》的詩句是泰戈爾生命體認的文字，直接從內心奔涌而出，是對永恒和絕對的一種直觀的把握，是靈感和敏悟的結晶。一般而言，“神秘詩主要的困難，在于它必須通過富于感官美和人性的形象，來描繪人對于超越的渴望，而這些詩的優(yōu)點又主要是通過成功地以熟悉的象征表達不可言喻的思想來實現(xiàn)的。”這卻難不倒泰戈爾。泰戈爾選取的形象都來自日常生活，如睡夢中唇上閃著微笑的嬰兒，海濱聚會的孩子，頂著水罐的少女，匆忙的行者，鋤著枯地的農(nóng)夫，筑路的工人。這些具有感官美的形象仿佛隨意選取，而隨意中卻暗合了不可言喻的東西。形象的鮮明性并不是《吉檀迦利》的優(yōu)點，它的優(yōu)點乃在于一種表現(xiàn)方式。“這種詩的優(yōu)點，與其說在于鮮明的形象，倒不如說在于詩人生活態(tài)度的新奇和大膽，在于他用以反對世俗的價值觀并發(fā)現(xiàn)單純的生活與漂浮在世界之流中的榮耀和歡樂的那種方式。”這種方式保證了泰戈爾的獨特魅力。

一首好的詩總是將一種思想、一種感情和一種（或幾種）形象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即使是那些所謂的“純詩”，詩句的背后仍不能消除思想感情的影子。《吉檀迦利》的思想、感情和形象和諧一體。除了上段提到的感官美的形象之外，它還有幾個反復詠嘆的意象，這些意象頗含神秘主義色彩。下面選取幾例作簡要分析。

【黑夜】黑夜常與夢幻、期待、恐懼等相聯(lián)系。相對白天，它是不可知、茫無邊際、深邃等的代名詞。大自然中再沒有任何事物比黑夜更能暗示神秘性了。泰戈爾筆下的黑夜有一種可觸摸的質感，“夜像黑巖一般的黑。”黑夜豎起了“你”和“我”活動、交流的舞臺背景。“在夜半敲起默禱的鐘聲的時候，……站在你面前歌唱”，“我從夢中驚起”，“夜色沉黑，我心中畏懼”。等待是那么漫長，似乎遙遙無期，夢中的盼望若有若無，一切都似幻似真。黑夜提供了神秘的氛圍。“他在靜夜中到來，……我的夢魂和他起了共鳴”，“你把自己在夢中交給了我，又通過我來感覺你自己的完滿的甜柔”。“我”和“你”終于相融在黑夜的朦朧中。

【道路】道路有距離感，從此點到彼端，暗示著無盡的旅行。道路含蓄地提醒我們神的遙遠，“離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遠”，“讓我永遠記得前面還有悠悠的長路”。道路與漂泊相依，僅停在道路的一個點上，哪稱得上是四處漂泊呢？“人要在外面到處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內殿”。道路需要方向和走，路向是指向著“你”，雙方的走產(chǎn)生相遇的可能。“假如我今生無份遇到你，就讓我永遠感到恨不相逢。”此外，道路有著那不可思議的寂靜，那與人類生命無聲的聯(lián)系，那時刻使人驚奇的無盡的曲折。“雖然這些都是簡單的、為人熟知的事物，但它們造成了一種神秘的氣氛，并通過使心靈渴望，暗示了那在無盡之路的彼端正向我們召喚的未知的存在。”

【笑容】笑容表明生命的快樂和活力，內涵是“溫柔安靜的愛的神秘”。詩歌中晨光、海岸閃爍著微笑，那是自然的迷人之處。“嬰兒睡夢中唇上閃現(xiàn)的微笑”，單純、恬靜、豐富和動人。“你”的笑容更圣潔，光輝無比。“我的睡眠沐浴在你的微笑之中”，“你卻坐在那里微笑”。笑容使“你”的形象顯得親切。“你”的笑容既是塵世的，又是超凡脫俗的，它產(chǎn)生的力量不言而喻，一笑之中感染了萬物。在笑聲中，詩人和“你”共同抵達“苦痛和快樂的神秘之國”。

【音樂】音樂是獻給神的最簡單的禮物，“我心里的話要用歌曲唱出來”。音樂是從心里迸發(fā)的情感符號，“我的歌唱抑揚成調，像海波一般的自由，不受字句的束縛”。大自然本有韻律，“季候應著這急速不定的音樂”，引人進入事物的內部。而與“你”共鳴，就是與“永恒的樂音合拍”。音樂又是相遇的橋梁，“我知道只因為我是個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到“你”的面前并不容易，因為“最簡單的音調，需要最艱苦的練習”。音樂追求的是和諧、空靈、寧靜，“我”的目標是與“你”合一，那么“我生命中的一切的凝澀與矛盾融化成一片甜柔的諧音”，“讓一切歡樂的歌調都融和在我最后的歌中”。音樂可以理解，難以言說，在說與不說之間，是為神秘。

因此，《吉檀迦利》的神秘主義是泰戈爾對宇宙萬物存在的一種親近感，從生活本身出發(fā)的一種體驗狀態(tài);是對生命本體的親證和對世界的一種詩意的把握。泰戈爾是一個活潑的詩人，而不是一個陰沉的宗教神秘主義者。

原載《國外文學（季刊）》1996年第2期（總第62期）

陳明，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亞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