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與郭沫若、冰心

何乃英

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歌曾在“五四”前后我國新詩開創時期產生過廣泛的影響。這種情況并非純屬偶然，而是具有一定歷史根源的。簡而言之，我國古典文學歷史悠久，詩歌創作成就斐然，但是近代文學歷史較短，成就不高，沒有創造出成熟的新體詩來。因此，當“五四”前后創立新詩時，便只有借助于外國新詩的成果了。在這種形勢下，一大批西方詩人的作品紛紛被介紹到我國來，同時還有一位東方詩人即泰戈爾的作品也被譯介過來，并且一時間頗為引人注目。這是因為泰戈爾是東方近代第一個取得偉大成就的詩人，是在詩歌的內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創新的詩人，是將印度古典詩歌傳統與西方近代詩歌技巧熔為一爐的詩人，是東方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并且震動西方文壇的詩人。從一定的意義上說，他所走的道路對我國詩人更有啟發，他所寫的作品對我國詩人更加親切。因此種種，泰戈爾的詩歌便受到我國詩壇特別熱情的歡迎。而當時深受泰戈爾影響的詩人則當推郭沫若和謝冰心。

一

據郭沫若回憶，“最先對泰戈爾接近的，在中國恐怕我是第一個。”（《詩作談》）郭沫若最初接觸泰戈爾是1915年在日本東京留學期間。當時日本正是泰戈爾熱流行的時候。有一天，一個同學從學校里帶來幾頁油印的英文詩，郭沫若接過一看，是泰戈爾《新月集》上的幾首詩，即《對岸》《偷睡眠者》等，“那是沒有韻腳的，而多是兩節，或三節對仗的詩，那清新和平易徑直使我吃驚，使我一躍便年輕了二十年！”（《我的作詩的經過》）繼之，他又如饑似渴地讀了泰戈爾的《新月集》《園丁集》《吉檀迦利》《愛人之贈品》和《暗室之王》等，“在他的詩里面我感受著詩美以上的歡悅。在這時候我偶爾也和比利時的梅特靈克的作品接近過，我在英文中讀過他的《青鳥》和《唐太兒之死》，他的格調和泰戈爾相近，但泰戈爾的明朗性是使我愈見愛好的。”（《我的作詩的經過》）此外，他還在《泰戈爾來華的我見》一文里，對于自己當年讀泰戈爾詩如醉如狂的情景作了更加生動的描繪。其中寫道：“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樣。每天學校一下課后，便跑到一間很幽暗的閱書室里去，坐在室隅，面壁捧書而默誦，時而流著感謝的眼淚而暗記，一種恬靜的悲調蕩漾在我的身之內外。我享受著涅槃的快樂。”

既然如此熱愛泰戈爾的作品，自然不免要受到影響。這種影響包括思想和創作兩個方面。

就思想影響而言，主要是泰戈爾的泛神論對郭沫若早期思想的影響。關于泰戈爾的泛神論，郭沫若后來有如下的論述：“他的思想我覺得是一種泛神論的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傳統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這可以說是泰戈爾的思想的全部，也便是印度人從古代以來，在婆羅門的經典《優婆泥塞圖》與吠檀陀派的哲學中流貫著的全部。”（《泰戈爾來華的我見》）郭沫若承認自己一度受到泰戈爾泛神論的影響，雖然他的泛神論并不完全來自泰戈爾。以下兩段話可資證明——“我因為自來喜歡莊子，又因為接近了泰戈爾，對于泛神論的思想感受著莫大的牽引。”（《我的作詩的經過》）此其一。“我在年輕時候，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傾向于實業救國。那時對宇宙人生問題搞不通，曾有一個時期相信過泛神論。因為喜歡泰戈爾，又喜歡歌德，便在哲學思想上和泛神論接近起來；或者說是由于我有些泛神論的傾向，所以才特別喜歡有那些思想傾向的詩人。在我的初期作品中，泛神論的思想是濃厚的。”（《答青年問》）

泛神論主張神只存在于自然之中，不存在于自然之外，自然便是神的體現。它既可以用來表達唯物主義的自然觀，也可以變成調和科學和宗教的唯心主義哲學。泰戈爾的泛神論是復雜矛盾的，其中包含許多合理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屬于唯心主義范疇的。這一點雖然重要，但比它更重要的是郭沫若從泰戈爾等人那里所接受的泛神論在他自己身上成了什么東西，起了什么作用。關于后者，我們可以從《〈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一文得到啟迪。郭沫若寫道，他譯《少年維特之煩惱》是因為與歌德思想有種種共鳴之點，其中之一便是他的泛神論思想，“泛神論是無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現，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現。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現”。可見在郭沫若的身上，泛神論便是無神論，泛神論化為一種自我覺醒、反抗權威的武器，起著積極的、促進的作用。泰戈爾的泛神論對郭沫若的影響，情況也大抵相同。

就創作影響而言，主要表現在郭沫若“五四”以前所寫的作品中。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寫詩的第一階段是泰戈爾式的，特點則是崇尚清淡、簡短。據說他當時正在和安娜戀愛，同時產生了作詩的欲望。《女神》中所收的《新月與白云》《死的誘惑》《別離》《維奴司》《辛夷集》的序，《牧羊哀話》中的幾首牧羊歌等，都是為安娜而作的。他后來回憶道：“那些詩是我最早期的詩，那兒和舊式的格調還沒有十分脫離，但在過細研究過泰戈爾的人，他可以知道那兒所表示著的泰戈爾的影響是怎樣的深刻。”（《我的作詩的經過》）例如，在郭沫若所寫的第一首白話詩《死的誘惑》里，他贊美死亡，描述死亡對自己的誘惑。該詩全文如下：

（一）

我有一把小刀

倚在窗邊向我笑。

她向我笑道：

沫若，你別用心焦！

你快來親我的嘴兒，

我好替你除卻許多煩惱。

（二）

窗外的青青海水，

不住聲地也向我叫號。

她向我叫道：

沫若，你別心焦！

你快來入我的懷兒，

我好替你除去許多煩惱。

這里的“死亡”被賦予女性的身份，化為情人的形象。這種浪漫的情調和奇特的構思，同泰戈爾《園丁集》第81首頗為近似，只不過后者的“死亡”是男性，而詩人自己則是女性的。這首詩內容如下（冰心譯）：

你為什么這樣低聲地對我耳語，呵，“死亡”，我的“死亡”？

當花兒晚謝，牛兒歸棚，你偷偷地走到我身邊，說出我不了解的話語。

難道你必須用昏沉的微語和冰冷的接吻，來向我求愛來贏得我心么，呵，“死亡”,我的“死亡”？

我們的婚禮不會有鋪張的儀式么？

在你褐黃的卷發上不系上花串么？

在你前面沒有舉旗的人么，你也沒有通紅的火炬，使黑夜像著火一樣地明亮么，呵，“死亡”，我的“死亡”？

你吹著法螺來吧，在無眠之夜來吧。

給我穿上紅衣，緊握我的手把我娶走吧。

讓你的駕著急躁嘶叫的馬的車輦，準備好等在我門前吧，

揭開我的面紗驕傲地看我的臉吧，呵，“死亡”，我的“死亡”。

其后，郭沫若于1918年秋進入九州大學醫學部，住在博多灣海岸上所寫的詩，如《鷺鷥》《飛新月與晴海》《春愁》等，仍是在泰戈爾的影響之下。例如,1919年初寫的《新月與晴海》是一首簡潔的兒童詩，全文如下：

兒見新月，兒見晴海，

遙指天空，兒學海號；

知我兒魂已飛去，知我兒心正飄蕩，

游戲廣寒宮，追隨海浪潮。

據郭沫若自己說，這首詩是在他兒子的啟示下寫成的。他兒子看見天上的新月，便指著說道：“哦，月亮！哦，月——亮！”見到窗外的晴海，便要指著說道：“啊，海！啊，海！爹爹！海！”他得了這兩個暗示，于是作了這首詩。他說：“我看我這兩節詩，真還不及我兒子的詩真切些咧！”可見他要表現的是兒童的天真爛漫。泰戈爾的《新月集》則有一首名叫《云與波》的優美詩篇，全文如下（鄭振鐸譯）：

媽媽，住在云端的人對我喚道——

“我們從醒的時候游戲到白日終止。”

“我們與黃金色的曙光游戲，我們與銀白色的月亮游戲。”

我問道，“但是，我怎么能夠上你那里去呢？”

他們答道：“你到地球的邊上來，舉手向天，就可以被接到云端里來了。”

“我媽媽在家里等我呢”我說。“我怎么能離開她而來呢?”

于是他們微笑著浮游而去。

但是我知道一件比這個更好的游戲，媽媽。

我做云，你做月亮。

我用兩只手遮蓋你，我們的屋頂就是青碧的天空。

住在波浪上的人對我喚道——

“我們從早晨唱歌到晚上；我們前進又前進地旅行，也不知我們所經過的是什么地方。”

我問道：“但是，我怎么能加入你們的隊伍里去呢？”

他們告訴我說：“來到岸旁，站在那里，緊閉你的兩眼，你就被帶到波浪上來了。”

我說：“傍晚的時候，我媽媽常要我在家里——我怎么能離開她而去呢？”

于是他們微笑著，跳舞著奔流過去。

但是我知道一件比這個更好的游戲。

我是波浪，你是陌生的岸。

我奔流而進，進，進，笑哈哈地撞碎在你的膝上。

世界上就沒有一個人會知道我們倆在什么地方。

兩首詩比較起來，除了后者著重謳歌母子之愛這點不同于前者之外，二者在結構安排上，在表現兒童富于幻想特性上的共同之處是顯而易見的。

二

泰戈爾是謝冰心年輕時最愛慕的外國詩人。冰心當時曾寫過一篇熱情洋溢的散文，題為《遙寄印度詩人泰戈爾》，表達了她對這位外國詩人無限崇敬的心情。冰心不僅以精通中英兩種文字并且深解泰戈爾詩歌情趣的優越條件，將泰戈爾的《吉檀迦利》《園丁集》《詩集》以及若干短篇小說和散文等譯成中文以饗讀者，而且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上接受泰戈爾的影響，將泰戈爾的短詩引入我國新詩壇，豐富了我國新詩的形式。

冰心直接接受的是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她初期創作的《繁星》和《春水》里，前者尤為明顯。五四以后，我國新詩壇如雨后春筍一般，涌現出許多新形式。在眾多的新形式中，有一種詩很短，最短的只有兩行，被稱為“短詩”或者“小詩”。冰心的《繁星》（1921）和《春水》（1922）首先問世，所以一般認為這種“短詩”或者“小詩”是由她起頭寫的。她后來在一篇回憶文章里寫道：“現在回憶起來，我不記得那時候我讀過多少當代的別人的短詩沒有，我自己寫《繁星》和《春水》的時候，并不是在寫詩，只是受了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把自己許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個集子里而已。”（《我是怎樣寫〈繁星〉和〈春水〉的》）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五四運動時，她正在大學預科讀書，正當求知欲最旺盛的時期，不但在課外貪婪地閱讀各種新型書報，就是在課內也往往將這些書報壓在課本底下偷看；遇有什么自己特別喜歡的句子，就三言兩語歪歪斜斜地抄在筆記本的眉批上，有時把自己一些隨時隨地的感想和回憶，也都拉雜地三言兩語歪歪斜斜地寫上去。日子多了，寫下來的東西便有了相當的數量。這時她偶然在一本什么雜志上看到鄭振鐸譯的泰戈爾的《飛鳥集》連載，其中都是很短的充滿了詩情畫意和哲理的三言兩語；于是心里為之一動，覺得自己在筆記本眉批上所寫的三言兩語也可以整理抄寫出來。在抄寫的時候，她挑選那些更有詩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并將其中以“繁星”二字起頭的放在第一首，所以稱為《繁星集》。

不過，冰心當時認為這些并不是詩。她日后寫道：“《繁星》《春水》不是詩。至少是那時的我，不在立意作詩。我對于新詩，還不了解，很懷疑，也不敢嘗試。我以為詩的重心，在內容而不在形式。同時無韻而冗長的詩，若是不分行來寫又容易與‘詩的散文’相混。我寫《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說，因著看泰戈爾的《飛鳥集》，而仿用他的形式，來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報副刊》登出的時候，是在《新文藝》欄內）。登出的前一夜，放園從電話內問我，‘這是什么？’我很不好意思的，說：‘這是小雜感一類的東西……’”（《〈冰心全集〉自序》）這是因為，當時我國新詩處在起步階段，詩歌與散文、小雜感之類的界限何在，尚無定論。直到多年以后，冰心才敢于承認“里面有不少是有韻的，詩意也不算缺乏”（《我是怎樣寫〈繁星〉和〈春水〉的》）。

試將冰心的《繁星》與泰戈爾的《飛鳥集》加以比較便會發現，前者受后者的影響最明顯的是在形式上，即冰心所謂“仿用他的形式”，表現“零碎的思想”。《飛鳥集》一般不分行寫，一首只有一句話，占一兩行，可以說短小到了極點，簡潔到了極點。《繁星》雖然分行來寫，一首也只有一兩句話，也是極其短小，極其簡潔的。總之，二者都是通過短小的形式、精巧的構思和凝練的語言，表現一系列零碎的思想，構成一系列優美的意境。

但是，《飛鳥集》對《繁星》的影響遠不止此。其影響還深入到詩的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的領域。

首先，《飛鳥集》對《繁星》的影響體現在詩的思想內容方面。如《繁星》第12首是歌詠人類愛的——

人類呵！

相愛罷，

我們都是長行的旅客，

向著同一時歸宿。

這種人類應當互愛的思想是冰心的善良愿望，同時也是泰戈爾終生追求的美好理想。在《飛鳥集》中，泰戈爾曾在許多首詩里謳歌這種理想，其中與《繁星》第12首意境最相近的是第9首。該詩如下（鄭振鐸譯，下同）——

有一次，我們夢見大家都是不相識的。

我們醒了，卻知道我們原是相親相愛的。

這種人類愛的思想本身是無可非議的，只要不在復雜激烈的矛盾斗爭中解除自己的武裝就好。又如《繁星》第14首是表現人與自然關系的——

我們都是自然的嬰兒，

臥在宇宙的搖籃里。

這種人類與自然親密無間、融為一體的關系是冰心的體驗，同時也是泰戈爾在自己的作品里反復表現的主題，如《飛鳥集》第85首寫道——

藝術家是自然的情人，所以他是自然的奴隸，也是自然的主人。

此外，《繁星》和《飛鳥集》還有許多題材相同、意境相似的詩歌，如描寫天上繁星的和人間夢境的便是，這類例子很多，可以說是舉不勝舉。

其次，《飛鳥集》對《繁星》的影響還體現在詩的藝術表現方面。《飛鳥集》在藝術表現上的特點之一是深邃雋永，言簡意賅，耐人尋味。其中有的詩采用直抒胸臆的形式；但更多的詩卻并不直接說出要說的道理來，而是創造一種意境，讓讀者自己去細細地咀嚼和玩味，領會詩人所要表達的深刻含義。不同的讀者，在不同的情況下，甚至可以產生不同的體會。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詩的內涵是無限豐富的，境界是無限寬廣的，生命是無限長久的。譬如，有些即將離開學校、走向社會的青年，引用如下一首詩，來激勵伙伴們——

只管走過去，不必逗留著去采了花朵來保存，因為一路上，花朵自會繼續開放的。（第102首）

他們深有感觸地說：泰戈爾這首詩意境高超，發人深省，真可謂“言有盡而意不窮”；它勸導我們不必過分地留戀過去，應當勇敢地面向未來，充滿著積極進取的精神和鼓舞人心的力量。《繁星》里有的詩也達到了這種境界，如第45首，內容如下——

言論的花兒，

開得愈大，

行為的果子，

結得愈小。

這首詩只有短短一句話，區區18個字，卻尖銳地批評了那些言語的巨人、行動的矮子，充分地表現了詩人不尚空談、多務實際的高尚品德，頗有啟迪讀者的效用。《飛鳥集》在藝術表現上的特點之二是形象鮮明，生動活潑，繪聲繪色。無論是抒發感情，還是闡述道理，都不是干巴巴、冷冰冰的，而是通過具體的形象來加以表現的。如第166首是寫詩人的思緒的——

思想掠過我的心上，如一群野鴨飛過天空，

我聽見它們鼓翼之聲了。

人們的思想意識活動本來是無形無影的，看不見摸不著的；但在詩人筆下，它卻化為有血有肉、有聲有色的具體形象了，令人如見其形、如聞其聲。這種表現方法是很巧妙的。《繁星》里也不乏類似的佳作，如第19首——

我的心，

孤舟似的，

穿過了起伏不定的時間的海。

這里所描寫的也是詩人的心境，也是通過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表現出來的，與《飛鳥集》第166首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原載《暨南學報》第20卷第1期，1998年1月

何乃英，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