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與阿根廷女作家的跨文化情緣

尹錫南

1913年，泰戈爾因自譯英文詩集《吉檀迦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由此在東西方世界聲名鵲起。一戰前后，泰戈爾頻繁地造訪東西方世界。這不僅豐富了他的創作和思想，也促進了殖民主義時期的東西文學交流和文化互動。其中，他和阿根廷女作家和翻譯家維多利亞·奧坎波（Victoria Ocampo，1890~1979，下簡稱奧坎波）的歷史交往是印度和西班牙語文學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印度女學者黛森（Ketaki Kushari Dyson）說：“泰戈爾和奧坎波的故事是文學史和文化史上意味深長的一章……泰戈爾和奧坎波的友誼不僅是兩個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間的個人友誼，也是男人與女人之間跨越巨大代溝的一種友誼（這本身就是一種了不起的成就）?！边@說明，他們的歷史交往不僅是殖民時期東西文學交流的重要一章，也是透視當代東西文化互動的一面理想鏡子。

一、異國情緣與藝術表達

1890年亦即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四年，維多利亞·奧坎波出生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顯赫的貴族家庭。與大她29歲的前輩、印度作家泰戈爾一樣，奧坎波自幼便接受家庭教師的教育。她喜歡閱讀歐洲文學，孕育了一顆敏感而文學的心。她起初主要以法語進行著述，50歲時轉向西班牙語著述。她有十卷論文、六部回憶錄和論述泰戈爾、甘地、尼赫魯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等人的著作，還有散見各種雜志的文章。

奧坎波與泰戈爾相知相識的塵緣來自于她對印度文化的濃厚興趣。1961年泰戈爾百年誕辰之際，在應邀撰文紀念泰戈爾時，奧坎波這樣寫道：“我非常感激甘地和泰戈爾這兩位誕生在遙遠國度里的人，他們屬于和我明顯不同的一種文明和種族……就泰戈爾而言，我們的道路則是縱橫交錯，不分彼此，這是我永久的幸福。”奧坎波在晚年回憶錄中寫道：“泰戈爾詩中談到的愛，并非那種折磨我的或使我狂喜的愛，而是導向神靈的愛，可以向神靈傾訴我全部的情感……這就是為何讀著《吉檀迦利》時，我會帶著絕望和痛苦而流淚哭泣……泰戈爾的神啊，誰又比我更懂得這離別之苦？”

1924年11月7日，泰戈爾抵達阿根廷。當時，奧坎波還是一位名氣沒有超出國內的女知識分子。生病的泰戈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需要靜養，這對時年34歲的奧坎波而言，無疑是親近心中偶像的天賜良機。她設法租下了普拉特河畔的桑伊斯德羅別墅，讓泰戈爾入住。在桑伊斯德羅別墅近兩個月的時間中，泰戈爾和奧坎波這對忘年交的感情迅速升溫。就奧坎波而言，她仿佛是當下追星族里的一員“粉絲”，時刻想著親近泰戈爾這位神靈般的師尊，聆聽他的聲音和教誨。

泰戈爾病愈后本想早日離開，但禁不住奧坎波的熱情挽留又呆了一段日子。為此，奧坎波還變賣了自己的一顆寶石以作別墅的租金。1925年1月3日，泰戈爾揮別奧坎波，乘船離開了阿根廷。奧坎波把泰戈爾在別墅坐過的扶手椅贈送給他，后者把這件禮物帶回印度，并始終不離不棄，直至人生終點。1925年，泰戈爾出版《普爾比集》，收錄了他以奧坎波為傾訴對象的很多詩篇。該詩集題獻為“獻給纖手似蓮花的苾佳婭”，苾佳婭即他給奧坎波取的梵文名字。這足以證明奧坎波在詩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阿根廷一別后，泰戈爾與奧坎波還見過一面。1930年，奧坎波來到巴黎，幫助泰戈爾舉辦個人畫展。此后，兩人再也沒有見面。自1925年起，他們之間的通信時斷時續，直到泰戈爾辭世。在通信中，兩人還延續著忘年之交的友誼。從泰戈爾方面來看，中年喪妻、內心孤獨的他似乎非常癡迷于這段塵緣，當然就更為痛苦。他不僅在詩歌中書寫這段美麗的異國塵緣，還在小說、戲劇中不斷地表現它。值得注意的是，他這段時期的很多繪畫也以對奧坎波的無盡思念為表現主題。和歌德一樣，泰戈爾喜歡光亮，并喜歡更為恢弘廣大的空間。但是，他的很多畫都以灰暗陰森的色調做背景，畫中常常出現扶手椅的藝術變形和神似奧坎波的面容身形，或是出現兩個男女若即若離的身影或面容。在1930年的泰戈爾巴黎畫展上，一些西方人看到了這些畫后認為，這些畫中人貪婪而色情，有的則令人恐怖。但如對畫的背景有所了解就會明白，泰戈爾畫作中的黑暗背景其實是他內心痛苦的一種象征，有一種難以釋懷的、不可言說的藝術張力，扶手椅等景觀和男女對視則表明了印度與阿根廷之間、亦即泰戈爾和奧坎波的時空距離無法跨越。因此，說畫中有深意當不為過。泰戈爾畫作中不斷出現的扶手椅意味深長。在黛森看來，奧坎波的贈物是一個重要的象征符號。它代表心心相印的一種姿勢?！澳撤N意義上，這把椅子可以視為它遙不可及的贈予者，它成了她的代表或替代物……作為全心托付和親密無間的象征，這把椅子當然代表彼此相愛。椅子載著他，就像她托起他一樣。坐在椅子里，他立刻會在幻念中想起他，在思想中把她擁住?！?/p>

泰戈爾在作品和繪畫中對奧坎波長達十幾年的深情傾訴和痛苦思念，足以說明，他是非常虔誠地對待這段忘年塵緣的。那么，奧坎波是否也對這位印度師尊一往情深呢？那把作為贈物而漂洋過海陪伴詩人余生的椅子，是否真的暗示奧坎波對詩人的心心相印呢？

二、世俗之戀與精神之戀

10世紀從濕婆派分裂出崇拜女神的性力派，它結合了民間的生殖力崇拜信仰。它是印度教三大教派之一，盛行于泰戈爾所在的孟加拉和阿薩姆、奧利薩等地。該派認為女神的性力是神圣無限的，是創造宇宙萬物的根源。黛森認為：“甚至和今日的絕大多數男性異性戀藝術家一樣，泰戈爾需要超越普通友誼的女性作為觸發靈感的誘因，以為自己創作的‘性力’?！彪m然不能說接受過西方自由思想啟蒙的泰戈爾會以性力派的觀點自覺指導自己的創作，但他對奧坎波的贊美和無盡的思念使其作品韻味悠長，這又不能不使人感嘆非同尋常的女性友誼對于他是何等重要。中年喪妻喪女的不幸帶給泰戈爾心中無比孤寂，這與他渴求女性柔情，從而在詩歌、小說乃至繪畫藝術中排遣愁緒是有聯系的。1925年1月9日，在離開阿根廷奔赴歐洲的船上，泰戈爾在詩中寫道：

遙遠的陌生的地方，

我孤獨地流浪，

風暴搖晃著小船

此刻為什么突然

想起大地最遠的盡頭，

天堂垂落之地，

某一天，意外地相遇，

只有我和你。

從這些詩句來看，泰戈爾對奧坎波的確充滿了愛戀之情。

再看看奧坎波對泰戈爾的感情。泰戈爾是她早年的青春偶像，《吉檀迦利》是她精神處于危急時刻的緩沖劑。1924年，當真實的泰戈爾站在眼前時，那種崇拜之情油然而生。她一次次親近泰戈爾，聆聽他朗讀孟加拉語詩歌的天籟之音，并聆聽他的教誨，這的確暗合了印度古代師徒相隨相習的傳統。雖然當時她和丈夫分居，但卻還有一位情人，為了某種原因，她對泰戈爾守口如瓶。這使泰戈爾以為她的熱情親近是世俗女子的一種示愛方式。他在離開阿根廷奔赴歐洲的旅途中給奧坎波寫信說：“我告訴你這一切，因為我明白你愛我……我相信，你的愛會以某種方式幫助我獲得成功。”他還向秘書埃赫姆斯特透露，他之所以要盡快離開奧坎波，是害怕自己不能承受她的熱情。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呢？

事實上，泰戈爾對年輕美麗的女主人亦即自己的崇拜者充滿了柔情蜜意，他對奧坎波的舉動應是“感情謬誤”和“文化誤讀”下的真情流露，但又十分尊重對方的感受和意愿，不失風度地適可而止。奧坎波對泰戈爾的愛并不屬于男女之愛的范疇。她無法像戀愛中的女人那樣正常應對泰戈爾自然流露的熱情，但又機敏睿智地保護了心中偶像的自尊。那么，奧坎波對泰戈爾的愛究竟屬于哪一種？

奧坎波從未直接流露她對泰戈爾感情的真實看法，相反，她在信中還以積極熱情的姿態回應詩人。但有時候她的信也會留下一些蛛絲馬跡，讓人揣度和琢磨出一些微妙的信息。例如，她在給泰戈爾的一封信中寫道：“的確，有時候，我的愛會使我自己受傷……但這只是一種標志，表明我的愛對你仍然不夠美好?！眾W坎波袒露心跡，認為自己對泰戈爾的愛不夠完美理想。其實，她是認為，自己對泰戈爾的愛仍然停留在世俗情愛的層面，富于占有色彩，不是那種完美高尚的愛。她渴望與泰戈爾進行思想層面的交流，想讓他明白，她是如何理解、又是怎樣熱愛他的作品。奧坎波的傳記作者E.薩爾蒙認為，她對泰戈爾的愛不是世俗的男女之愛，而是一種超越之愛，一種近似于奧義書時代的師徒之愛。薩爾蒙說：“泰戈爾幫助奧坎波體驗了歡樂，這本質上是靈魂的歡喜，它不能由思想來描述或理解，因為這種歡樂本身就是體驗親證?！?/p>

1925年1月3日，當泰戈爾離開阿根廷時，奧坎波一夜未眠，揮筆寫詩。她在臨別時塞給泰戈爾一首詩和一封信，大抵是讓其在船上閱讀。詩中寫道：

世界上距我最近的人，是我感到距離最遠的人；

世界上距我最近的人，并不知道他與我如此臨近；

世界上距我最近的人，卻并不懂得我這樣的人；

……

我的心是如此沉重啊，此等重量我又怎能載承？

我心煩意亂。拔出那誤會之刺吧，做我的友人！

從這首詩來看，奧坎波對泰戈爾的確是充滿了柔情。但如果聯系前的分析，我們會有新的結論。距離最近的人卻是距離最遠的人，這種情形在現實生活中比比皆是，但這發生在泰戈爾和奧坎波之間，的確出人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拔出那深入心靈的“誤會之刺”，做一個普通而又超俗的友人，這應該是奧坎波內心的真實想法。說到底，奧坎波對泰戈爾的愛有些接近于《吉檀迦利》中那種神人不分、卻又超凡脫俗的戀愛境界。但如此一來，泰戈爾對奧坎波的深情便少了許多精神戀愛的成分，因為它混合了世俗之戀的色彩。寫出空靈境界的泰戈爾，本來應該是超凡脫俗的神靈象征，但卻在對奧坎波矢志不渝的絕望之愛中體現出人性或世俗的一面。這和奧坎波對他的愛形成反差。事實上，這更體現出泰戈爾作為現代詩人的真實一面。

三、語言障礙與思想分歧

當泰戈爾1924年11月到達阿根廷時，他本想繼續前進，探訪秘魯和墨西哥，增進印度和南美大陸的文化理解，但卻因為生病等因素，未能完成這一心愿。但是，他同奧坎波的這段跨文化塵緣還是令他欣慰的。不過，這種欣慰的背后潛藏著很多遺憾。其中，阻礙他們深入交流的語言障礙是一大因素。

在阿根廷期間，奧坎波和泰戈爾只能用英語交流。這當然不如他們以各自最擅長的語言進行對話更為方便。泰戈爾離開阿根廷后，奧坎波在寫給他的信中說，她必須學點孟加拉語。但直到泰戈爾逝世，奧坎波仍然只記得一個孟加拉語詞：Bhalobasa（愛）。這個詞是泰戈爾在阿根廷時教給她的。后來，她在1961年為紀念泰戈爾百年誕辰紀念文集撰文時，以她唯一掌握的這個孟加拉語詞結尾，作為對泰戈爾的歷史回應。她寫道：“泰戈爾在逗留桑伊斯德羅期間，教給我一些孟加拉語詞匯。我只記得一個詞，我將一直不斷地用它對印度說：Bhalobasa?！币虼耍焐J為，只有我們當中更多的人自覺學習更多的外語，才能搭建座座堅固耐久的文化之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償還我們欠著泰戈爾、奧坎波和埃赫姆斯特這類志士的債”。

語言因素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泰戈爾與奧坎波的深度對話。但是，深入考察奧坎波和泰戈爾的歷史交往，我們還會發現更為復雜的一些因素，它們在兩人的跨文化對話中扮演了消極的角色。這便是橫亙在他們之間的思想分歧，這種涉及東西文化和女性角色的分歧導致了兩人心靈對話的不完美。

泰戈爾的遺憾和奧坎波的懊悔，表面來看，是兩地遙遠和二戰爆發等客觀因素使然，其實，除了兩人錯位的情感糾葛外，更主要的還是兩人在文化觀念上存在嚴重分歧。這是又一根深入靈魂深處的“誤會之刺”。這或許是奧坎波在泰戈爾有生之年一直未去印度看望他的主要原因。奧坎波自己的話可以證實這一點。

在泰戈爾的時代，曾經有兩位英國女子崇拜印度智者，來到印度并終其一生。她們就是追隨宗教哲學家辯喜的圣女妮韋迪塔和追隨圣雄甘地的米娜貝亨。深深愛著奧坎波的泰戈爾希望奧坎波甘心犧牲自己的舒適生活，也來印度追隨自己，為印度服務。但是，奧坎波卻不愿這么做。她借用印度的“正法”概念陳述己見。她聲稱自己的“正法”不允許隨意效仿別人，這其實也暗示了她受到弗吉尼亞·伍爾夫等人的女權主義思想影響。“奧坎波的女權主義思想主要來自于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啟發。她很崇拜伍爾夫并與之通信，論述她的思想，還發表自己翻譯的伍爾夫作品。不過，她與伍爾夫的關系是單向的。伍爾夫并不真正了解南美或奧坎波的精神旨趣”。女權主義思想使奧坎波堅信，必須擁有自己的“正法”亦即女性的獨立人格。

當然，換個角度看問題，奧坎波終其一生未去印度，對于她本人或對于印度和西方的文化交流而言，均是一種消極的因素。泰戈爾逝世后，她還可以有機會去印度的，但她始終未去。例如，她推辭了阿根廷駐印度大使的職位。這的確是一件憾事。光從書本上了解印度，肯定不如實地采風更加實惠。不能了解真正的異邦文明，就不能解決許多跨文化命題。因此，奧坎波心目中的印度文明仍然是神秘的宗教世界，或是泰戈爾筆下的神靈世界。其結果是，奧坎波對五彩斑斕的印度文化魅力缺乏足夠的認識。

盡管諸多因素限制了泰戈爾與奧坎波的心靈對話，但他們還是對彼此的創作或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例如，與奧坎波的跨國情誼豐富了泰戈爾的創作內容，對其詩歌、小說和繪畫藝術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奧坎波崇尚獨立自主的女權主義思想也使泰戈爾受益匪淺，使其女性觀產生了積極的變化。毋庸置疑，他們之間的文學和思想互動，成為印度現代文學和包括阿根廷在內的西班牙語文學交流史的重要一章。

尹錫南，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