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評詩人泰戈爾

姜景奎

“當年逾古稀的泰戈爾被問到他的最大優點是什么時，他答道：‘自相矛盾’。而當被問到他最大的缺點是什么時，他說：‘仍是它’。”

確實如此，詩人泰戈爾反對印度社會的童婚制，卻嫁出了兩個很小的女兒（一個14歲、一個12歲）；他反對印度教的種姓制度，卻在自己學校的飯廳里為婆羅門學生設了座位（其他種姓的學生坐在地上吃飯）；他希望印度獲得獨立自由，卻又中途脫離爭取獨立運動；最重要的，他重視世俗生活，卻又時刻尋求與神的合一……也許正由于此，評論家對他才眾口不一。20世紀20年代，中國曾出現過一場“泰戈爾熱”，雖然多數文人藝匠對他大加稱頌，但貶者也大有人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也如此。20世紀80年代以來，評論泰戈爾的文章也時有出現，大多持肯定態度，比較客觀。

筆者認為，生活中的每個人都有矛盾，只是有顯些隱些之分罷了。泰戈爾也不例外，況且他又處在特殊的時代、特殊的環境之中，而且，詩人多敏感，他自有一個不同于“凡人”的內心世界。這樣，泰戈爾的“自相矛盾”就不奇怪了。其實，他的“自相矛盾”并不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矛盾雙方水火不相容；在他看來，矛盾雙方是統一的兩個方面，是和諧并存的。泰戈爾是個和諧與統一的宣傳者，他強調的是“和合”，而不是分裂；他注意的是一個，而不是多個，盡管他也認為多個是合理的。他作品所表現出的矛盾雙方，即如有限與無限（人與神）、生與死、愛與恨等，都是相統一的。實際上，他的詩篇就是一首首宣傳有限與無限統一、生與死統一、愛與恨統一的歌曲，他的愿望是讓人類在這些歌聲中通過愛融入無限的懷抱，達到和諧與統一，獲得永恒的幸福。

我們先來看看泰戈爾詩歌創作的整體情況。

詩人生于1861年，卒于1941年，他10歲左右就開始寫一些較嚴肅的詩歌，直到逝世止。他一生創作了近二千首詩（50多部詩集），這些詩歌的題材十分豐富、內容相當廣泛。但從宏觀來看，它們卻是一個緊密的整體，可用符號來概括其風格：虛+實（1882~1900）→虛（1900~1915）→實（1915~1941）。這當然只是粗線條的，其中的虛中自然包含實，實中也含有虛。1882年，泰戈爾的第一部詩集《暮歌》問世，詩篇中充斥著一種莫名的憂愁，詩人似是在“強說愁”。這種愁沒有維持多久，因為《晨歌》（1884）、《剛與柔》（1886）等充滿歡快氣氛的詩集不久便問世了。稍后，他的第一部真正成熟之作《心靈集》（1890）出版。但是，這幾部詩集似乎都是在書房中寫出來的，與人們的距離尚遠。此后，詩人從父命到農村去管理祖傳產業，由此，泰戈爾接觸到了真正的世界，《金帆船》（1894）、《繽紛集》（1896）、《收獲集》（1896）、《故事》（1899）、《故事集》（1900）、《幻想》（1900）等價值較高的詩集相繼出現。在這些詩歌中，詩人熱情地歌頌了大自然，表達了對窮人的同情及對殖民者的怨恨，還有不少詩作是對印度光榮歷史的贊頌，抒發了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然而，也許是對祖國現實問題的不知所措，抑或是預感了自己將遭到的不幸，詩人轉向了“虛”，同是在1900年出版的《剎那集》與有鼓舞力量的《幻想》就大不相同。在《剎那集》中，詩人將注意力移向了幽幽的無限，時刻渴望著和無限相會。此后的不少詩集，如《奉獻集》（1901）、《回憶》（1903）、《兒童》（1903）、《渡船》）1906）、《吉檀迦利》（1910）、《歌之花環》（1914）、《頌歌》（1914）等都是如此。在這些作品中，詩人謳歌的對象主要是那個最高意識——梵或神。這一時期，詩人曾積極參加1905~1908印度民族運動，由于和運動領導人意見不一，中途退出，這招來了多方面的非議，使詩人異常痛苦；另一方面，詩人于1902年失去了妻子，1903年失去了二女兒，1905年父親作古，1907年小兒子夭折，這使他更加孤獨寂寞。在這種情勢下，本來就虔信神的泰戈爾又如何能不向這個無限低首？于是，詩人尋找他、力求與他合一而達到完善。這樣看來，這時期的詩作中充滿“矛盾”“神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從這種“矛盾”和“神秘”中，我們完全可以看到現實的影子。為了解除自己個人的痛苦，詩人乞求于神；大而廣之，他又何嘗不是為印度人民在求神呢？因為，他始終關心著祖國的未來、人民的命運；實際上，他已經將印度的不幸、人民的痛苦和自己的遭遇糅合了起來，使之成為自己的不幸了，否則，他是不會熱心于創辦學校、參加民族運動、建立農業改革農場等事務的。這以后，詩人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成了世界名人，他得以周游列國，以更全面的眼光來看待世界。20世紀30年代后期，世界局勢發生了大變化。一戰后一度沉默的德國、意大利法西斯分子重新抬頭，被詩人當做“亞洲曙光”的日本也走上了侵略的道路；同時，印度的獨立運動進入了新的階段。在這種種新情況下，泰戈爾由虛又轉向了實，他直面反動者，放棄英王授予的爵位，向英政府寫抗議信，作詩聲討意大利侵略罪行，聲援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為此，他寫出了許多戰斗性極強的詩篇。

由此，我們不難發現：詩人的創作風格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理想主義），其創作的基礎是現實生活。

下面擬從泰戈爾詩作中表現出的幾個重要的主題出發，通過說明詩人的矛盾雙方并不矛盾即融對立于統一之中的觀點，來闡述他的人類理想，同時論證其詩歌創作的現實性。

一、人與神

泰戈爾是個客觀唯心主義者。在他看來，神是我們經驗中的原初物質，是不需證明的事實。他認為，神或梵是一方，是最高實在，為無限；自然和人為一方，是有限。無限和有限是有著異常的關系的：有限只有融入無限，才能實現完滿（即梵我合一的境界）；反之，無限只有通過有限，在有限中表現自己（“神從創造中找到他自己”）因此，當與神相合時，詩人滿心歡喜：

……在你雙手的不朽的安撫下，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無邊快樂之中，發出不可言說的詞調……

同樣，神通過與人合一也證明了自身的存在：

……通過我的眼睛，來觀看你自己的創造物，站在我的耳門上，來靜聽你自己的永恒的諧音……

所以，個人要實現完美，便要與神合一，達到梵我合一。對全人類來說也如此。人類只有與無限的神接近，成為神的永恒伴旅，才能獲得永久幸福。

從泰戈爾的生活經歷看，這不是詩人憑空幻想出來的觀點。而是他通過感情檢驗理性而得出的結論，盡管這一結論值得商榷。這兒的感性便是詩人所處的時代社會背景：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殖民勢力仍很強大，愚昧落后的印度人民出頭無望。詩人多么希望喚起人類的理智，使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相互熱愛起來！詩人的“理性”來自自己父親德溫德拉那特·泰戈爾的熏陶、印度的傳統觀點等。德溫德拉那特是當時有名的哲人，他是印度宗教改革的著名領袖之一，他虔信大神“梵”。詩人在十一二歲時，德溫德拉那特就指導他背誦《奧義書》及《羅摩衍那》等的部分章節，再加上父親自己的示范作用，幼年泰戈爾的心目中就有了一個不甚清晰的至高無上者——神。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一至高無上者愈發清晰起來，在1882年的《暮歌》中，詩人開始呼喚他了。逐漸地，詩人希望這一至高無上者也成為人類共同熱愛的對象，如果“共侍一主”，人類自然就會成為平等兄弟、互敬互愛。當然，我們也不可忽視了另一點：在這時期，詩人失去了幾位親人，在痛苦之余，他又何嘗不希望通過這一至高無上者來求得與親人的夢中相聚？因此，在20世紀初，詩人進入了上文提到的“虛”的世界，他創作了18部孟加拉文詩集，用以闡述自己的理想。這些詩歌譯成英文后，大多見于《吉檀迦利》（1912）、《園丁集》（1913）、《新月集》（1913）、《采果集》（1916）、《情人的禮物和渡船》（1918）等詩集中。在這些作品中，詩人極盡贊美之詞，竭盡謙恭之情，對人與神的合一作了令世界為之傾倒的描述。但切勿忘記，在這人神合一的尋求中包含著泰戈爾對人類的無盡的期望。

然而，人要與神合一并非易事，這得經過漫長、甚至無盡的尋覓和追求，首先得虔誠：

神呵，容我低下頭，

撫摸你腳下的塵土。

用豪雨一般的淚水，

洗去我的傲慢與虛榮。

在作品中，詩人給予神以多種稱謂，“神”“主人”“師尊”“詩人”等等，若以人與神而論，是有距離的；將神當做“主人”“師尊”，距離便縮短了許多；再進一步稱神為“詩人”，則更好接近，“詩人”是“我”的同行，只要性情相投，有什么不可以傾訴呢？雖然存在著有限與無限的區別，但卻是“無限向往得到有限的親密友誼，而有限卻渴望消失在無限當中”。所以，在很多場合，詩人便直呼無限為朋友了：

……林野住了歌聲，家家閉戶。在這冷寂的街上，你是孤獨的行人。呵，我唯一的朋友，我最愛的人，我的家門是開著的——不要夢一般地走過罷。

不僅如此，詩人有時竟對神以情人相呼：

我的情人，你站在大家背后，藏在何處的陰影中呢……

值得一提的是，泰戈爾的作品受中世紀黑天派虔誠詩人的影響很大，他不僅接受了他們那充滿愛之激情的神，還像他們一樣視自己為神的情人（女）。這雖是印度的傳統所致，卻也確見詩人的“真誠”。他愿成為神的女郎，黑夜奔赴愛的約會，用生命把愛的燈點上。他太急切了，但神卻遲遲不來，他只有等待：

我只在等候著愛，要最終把我交在他手里。這是我遲誤的原因，我對這延誤負疚……人們責備我，說我不理會人；我也知道他們的責備是有道理的……

這里，我們是否可以發現現實的影子？詩人難道不是在追憶1905~1908年民族運動中自己中途退出的事嗎？由于退出了運動，人們對他加以攻擊、嘲弄，對此，詩人是很痛苦的，他希望得到世人的理解，因為他始終愛著印度、愛著印度人民。

神到底在哪里？

……他是在鋤著枯地的農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陽下，陰雨里，他和他們同在，衣袍上蒙著塵土……

詩人心中想著的乃是印度的勞苦大眾，他的“合一”其實代表著印度人民的“與神合一”，獲得永久的幸福。所以，在英文版《吉檀迦利》第35首詩里，在描述了“梵我合一”的完美世界后，詩人喊道：

……進入那自由的天國，我的父呵，讓我的國家覺醒起來罷。

詩人是現實主義者，又是理想主義者，雖然他的國家、他的人民沒有達到完滿、沒有獲得幸?！杂?，他在詩作中還是與神合一了。這二者的結合，正是詩人在直面現實的基礎上獲得的，他相信，梵我一定會合一，大同世界一定會到來，印度人民和世界人民一定會走到一起，聚在同一“神”之下。

二、生與死

生與死是泰戈爾詩歌中的又一重要主題，它是包含于人與神的關系之中的。詩人認為，人在尋求與神合一的過程中，既有統一的歡樂，又有分離的悲哀，這悲哀是人的一種天性，并且也是他生命中最為強烈的真實。而只有當人留下了他生命的成果并且跨過死神的大門進入到神的無限的宮殿時，這種分離才會結束。也就是說，生只有通過死才能得到充分的實現。在沒有達到這一終極之前，分離的痛苦將會永遠存在。所以，對于死，詩人是舉雙手贊成的：

呵，你這生命最后的完成，死亡，我的死亡，來對我低語罷！我天天在守望著你；為你，我忍受著生命中的苦樂……花環已為新郎編好?；槎Y行過，新娘就要離家，在靜夜里和她的主人獨對了?！?/p>

他竟把死當成了生的新郎，生與死的結合，原來如男女結合那么必然、愉快。然而：

當死神來叫你們的時候，你將以什么貢獻他呢?呵，我要在我客人面前，擺上我的滿斟的生命之杯——我決不讓他空手回去……

怎樣才能斟滿自己的生命之杯？死雖然是生的最后完成，但在歡迎死的同時，詩人也是熱戀著生的，因為只有以充實的生才能換取圓滿的死。早在1886年，泰戈爾就在詩集《剛與柔》中表達了自己對人生的積極的、肯定的態度。而正是以這一態度，他把自己的宗教感情、愛國熱情以及對現世的依戀統一了起來；也正是憑著這一積極態度，他才能在種種痛苦面前昂起頭，投入生活的洪流之中。他是那樣地熱愛這世俗，雖然明白“書上寫道，人到五十歲，必須離開喧囂的社會，到森林里隱居”，但他仍然愿意留下“管理家務”。

對這大千世界，詩人流連忘返，這里有潺潺的流水、喧鬧的大海，有晚霞幽幽的黃昏、鳥兒嬉戲的早晨，更重要的，這里有太多需要他的人：

……有的人發出甜柔單純的微笑，有的人眼里含著狡獪的閃光。有的人在白天流涌著眼淚，有的人的眼淚卻隱藏在幽暗里。他們都需要我……

確實，詩人為著他人而熱戀著世俗生活。這可以從他一生的經歷中得到明證：19世紀90年代，他在農村目睹了農民的悲慘處境。在那一時期的作品中，他表達了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及對造成這種痛苦慘狀的統治者的不滿。特別地，在1893年給家人的一封信中，他寫道：

……我不知道，比較平等地分配財富的社會主義理想能否實現，如果不能，上天的安排就實在太殘酷了，而人也真是一種不幸的生物……

在這時期的信件中，詩人還表達了對英國人的仇視心理，后來，他又在一封信中寫道：

……真怪，我最擔心的是，我會再生在歐洲……

詩人是個有神論者，并且相信輪回轉世，所以，他又寫道：

……那時，如果我能再生，成為我自己的重孫，又沿著這條運河來視察克塔克田莊，我對它可能會產生別樣的感覺。

他最終還是印度人，希望自己仍再生在印度。

1901年，泰戈爾在和平村創辦了印度第一所新式學校，它后來發展成為著名的國際大學。1905~1908年，印度爆發了愛國主義民族運動，泰戈爾熱情參加，不久，他又在鄉村辦起了農業改革農場，為實際問題著想。1919年，阿姆利則慘案發生后，詩人憤然拋棄英王授予的“爵位”，以表達對英國人屠殺同胞的不滿。1932年，“圣雄”甘地被捕后，他又一次走在人們的前頭，號召全印度人民聲援圣雄絕食。自191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后，他還多次周游世界各國，宣傳世界之愛，希望人類能相互敬愛起來。面對法西斯及日本軍人的暴行，他多次撰文演說，作詩聲討。

這些正是他熱愛生活、留戀世俗的原因。在挫折面前，他自勉道：

堅定你的信心吧。我的心，白天會破曉的……白天是近在眼前了，那時你的負擔將變成禮物，你受的苦將照亮你的路。

不過，他有時仍擔心自己會“變節”，他時刻在請求神：

賜給我力量，使我永不拋棄窮人，也永不向淫威屈膝。

在泰戈爾看來，為他人服務，為他的祖國與人民服務就是人的生的價值，也只有這樣，才能斟滿自己的生命之杯，然后敬獻給前來叩門的死神。所以，他時刻牢記著，這個充實的生乃是為著圓滿的死：

讓我真真實實地活著吧，我的上帝，這樣，死對于我也就成了真實的了。

當死亡來臨時，詩人滿足地說：

當我走的時候，讓這個作我的別話罷，就是說我所看過的是卓絕無比的……

然而，“在死亡里，這同一的不可知者又要以我熟識的面目出現。因為我愛今生，我知道我也會一樣的愛死亡。當母親從嬰兒口中拿出右乳的時候，他就啼哭，但他立刻又從左乳得到了安慰”。同樣，在死亡里，“我要調撥我的琴弦，和永恒的樂音合拍”。

這樣，生便與死合一了，生在死中獲得了完滿，人與神從而達到真正的合一。

這里，我們不妨再追究一下泰戈爾向往“死”的現實原因。其實，在實際生活中，當死神真的降臨時，詩人是很有些恐懼的。在詩集《回憶》中，他到處尋找著死去的妻子，希望她能重新回到他身邊來。父親、二女兒、小兒子去世后，他更是痛苦，《兒童》《孩童》又何嘗不是他在夢幻中與孩子們嬉戲的結果？然而，詩人發覺，有限的生容納不了自己的悲哀。于是，他轉向了無限，無限的宇宙總該容納得下他的愛人吧。因為在那兒，生是永恒的，什么也不會消亡。從詩作中，我們可以發現，詩人的這個宇宙便是死亡。在死亡中，他和他的愛人將會合，與神共樂。如此他便由恐懼轉向了喜悅。

世人的痛苦同樣使詩人向往“死亡”。19世紀末的農村慘狀、1905~1908運動的失敗、1919年的阿姆利則慘案……這些則使他悟解了“死亡”的容納能力，生出于死，也必然歸于死。由此，詩人高唱死亡之歌，是否有撫慰、鼓舞痛苦的世人之心？

三、愛與恨

愛是詩歌的永恒的主題，泰戈爾的詩作更體現了這一永恒性。實際上，愛是泰戈爾詩歌創作的基礎，也是他生活的基礎。他主張一切矛盾都通過愛來統一、來解決。人與神統一的基礎是愛，生與死統一的基礎也是愛；人與人之間需要愛，人與自然之間也需要愛；東方的精神文明值得愛，西方的科學文明也值得愛。有人說，泰戈爾的哲學是調和哲學，他的處世原則是中觀方式，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既為調和，愛也肯定有一“調和”的對象，這一對象在他的詩歌中也被表現了出來，這便是恨。有愛必有恨，愛和恨是統一的。

對于神，詩人傾注了一切的愛。他認為，愛是二而一的基礎，沒有愛作為基礎，人與神是無從合一的。因此，他視愛為人與神接觸的橋梁，在20世紀初期的詩作中，他苦心從事著“愛的服務”，以達到完美的愿望：

……我要從我心中驅走一切的丑惡。使我的愛開花，因為我知道你在我的心宮深處安設了座位……

在早年的一篇文章中，泰戈爾說，“在友誼中一加一等于二；在愛中一加一還是一”。印度的傳統認為，在各種各樣的愛中，情人的愛最為熱烈、真誠、專一，詩人繼承了這一傳統；他視自己為一個羞澀的女郎，朝夕等待著情人的到來，這情人正是神。然而，當神沒有預期光顧的時候，他就會萌生一種幽幽的恨：

云霾堆積。黑暗漸深。呵，愛，你為什么讓我獨在門外等候……

顯然，這種怨恨是愛的又一種表達方式，它是與愛合一的。泰戈爾詩作中這種愛的怨是很普遍的。

對自然，詩人心中同樣充滿了愛。他曾為西沉晚霞的神妙所感動，曾為喜馬拉雅山的美景所折服，還有那參天的榕樹、五色的鮮花、綿長的小河、晴朗的天空……然而，晚霞終要消失、山色也會變得慘淡，這樹要落葉、花要凋謝，這小河會干涸、天空會布滿黑云，這些都是為什么？這種莫名的惆悵也許正是詩人愛它們的原因吧。

對西方國家特別是對英國，泰戈爾是極仇恨的，他恨它的壓迫、恨它的掠奪、恨它的屠殺，這種感情早在19世紀末就表現出來了，他稱英國殖民者是“得到充分發育的狂暴的約翰?！保瑩碛小熬薮蟮您椼^鼻”“狡詐的眼睛”及“一碼長的下巴”，在《吉檀迦利》第33首詩中，詩人說：

白天的時候，他們來到我的房子里說，“我們只占用最小的一間屋子。”

他們說：“我們要幫助你禮拜你的上帝，而且只謙恭地領受我們應得的一份恩典”；他們就在屋角安靜謙柔地坐下。

但是在黑夜里，我發現他們強暴地沖進我的圣堂，貪婪地攫取了神壇上的祭品。

原來他們是騙子和強盜，怎不令詩人生恨！

另一方面，詩人滿心地愛著英國及西方，他愛那里的科學文明，愛那里的友好的人民。正因這些，他才多次周游西方各國，企圖架起東西方愛的橋梁。所以，當圣雄甘地在印度國內提倡不合作運動時，他正在宣傳東西方之間的合作精神；結果，他遭到了自己同胞的攻擊、甚至敵視。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甘地的“不合作”是暫時的，泰戈爾的愛、恨統一于愛才是永恒的。

對東方國家日本，詩人同樣愛恨交加。他一直把日本當做亞洲的希望，認為亞洲的興起將從日本發端。但他同時又對日本的政策及精神有所懷疑：果然，20世紀30年代，日本將手伸向了它的鄰國——中國等。對此，詩人義憤填膺，作詩指責日本軍人的罪行：

戰鼓敲起了。

人們勉強把自己面容扭成可怕的樣子

咬起自己的牙齒；

在人們跑去為“死亡”的肉庫

收集人肉以前，

他們整隊到佛陀

那大慈大悲者的廟宇里，

祈求他的祝福，

戰鼓正在隆隆地敲，

大地顫抖著。

……

所以，當收到日本詩人野口米次郎的竭力證明日本在中國所做的一切是為亞洲的解放的信時，詩人再也控制不住了，在回信中，他以這句不朽的話作了結尾：

我希望我所熱愛的貴國人民不會成功，但將會后悔。

詩人是預言家，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泰戈爾是位世界詩人，但他根本是屬于印度的，他對印度、對印度人民的感情更是“剪不斷、理還亂”。

他是極熱愛印度的傳統的。作為文學家，泰戈爾深為古代文學所吸引，十一二歲時，他就在父親的指導下背誦大史詩《羅摩衍那》的章節，對其中神的觀點深有感觸：神也有人性。古典梵語詩人迦利陀娑是泰戈爾最為敬慕的宮廷詩人，迦梨陀娑的戲劇《沙恭達羅》、長詩《鳩摩羅出世》等對他詩歌創作的影響很深。此外，中世紀黑天派虔誠詩人對他的影響也很大，這在上文已經說過。

作為思想家，泰戈爾從奧義書中汲取了大量的營養物，又從中世紀虔誠派宗教運動中獲得了諸多知識。沒有這些，泰戈爾的思想體系將失去基礎。

作為一個印度人，他深為印度過去的光榮歷史而驕傲。在他看來，印度是愛的發源地、思想的淵源。同時，這里有可愛的人民：英勇的拉吉普特人、無畏的錫克人、圣潔的婆羅門、善良的國王……在《故事》《故事詩》等詩集中，他衷心地贊美了他們。

然而，泰戈爾又是印度傳統的叛逆者，他對印度教的感情是矛盾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只局限于對優秀梵語文學遺產（如兩大史詩及迦梨陀娑的作品）和奧義書的哲學智慧的頌揚?！八麅刃谋梢暭兇獾钠帕_門主義，不滿它的教義權威和種姓制度的殘暴。”確實，他對印度傳統的陋習是深惡痛絕的。在1900年的詩集《故事詩》中，詩作《婆羅門》讓一個不可接觸者做了婆羅門，表明了他的反對種姓制度的立場；以后又多次撰文作詩，攻擊這一傳統。同時，詩人對童婚制、寡婦自焚等習俗也堅決反對，《心靈集》中的《女人的話》和《男人的話》兩首詩批判了童婚制，《故事詩》中的《丈夫的重獲》又給后者下了戰書。所以，在早期的一首愛國歌曲里，詩人呼吁同胞不要焚燒洋布，而應把多少世紀以來養成的惰性付之一炬，應該把人類在歷史旅途上堆積如山的精神垃圾付之一炬。

不能不說這是詩人愛與恨的統一的又一例子。

對傳統如此，對自己的同胞，泰戈爾的感情更是如此。在1893年的一封信中，他說“我的國家實在是個不幸的為神所遺棄的國家”。為什么？“在這里連行動的意志都沒有。思想的功能、感覺的功能以及行使意志的能力，全都衰退了。人人都對巨大的真實毫無知覺……”國土被別人占了，財富被別人掠奪了，國家的尊嚴沒有了，但人們卻仍然渾渾噩噩，這怎能不令詩人心痛，對同胞又怎能不產生“恨鐵不成鋼”的情緒？

但是，泰戈爾又毫無保留地愛著他們，愿為他們獻出一切，這在上文已經提到過。他的詩中有農民、牧女、幼童……他們雖是窮苦人，詩人卻把自己的神送給了他們，讓神與他們做伴：

這是你的腳凳，你在最貧最賤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你穿著破敝的衣服，在最貧最賤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你和那最沒有朋友的最貧最賤最失所的人們做伴……

他生于他們之中，也將歸于他們之中。他之所以留戀此世，只是因為有這么多需要他的人。這一愛與恨的統一又來自何處？乃來自詩人心中的真正的“愛”。

愛與恨，本來是對立的，但詩人卻以“中觀”的方式將它們統一了起來。其實，他是要在愛中統一這世界，通過有限的恨進入無限的愛的過程，領著人類向圓滿靠近。

泰戈爾的詩并不神秘，雖然其中充滿著神的名稱及對神的呼喚，但那神卻來自塵世，它肯定是從人的具體形象中塑造出來的。詩人企圖以愛作為基礎，將現世的人與這一理想雕塑合一而成為完美者，這實為人類的一個極好歸所。

原載《東方研究論文集（一九九三年）》，論文創作于1992年

姜景奎，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亞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