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次“泰戈爾熱”

張光璘

20世紀20年代初，我國文壇上曾經出現過一次“泰戈爾熱”，這次“泰戈爾熱”在1924年泰戈爾訪華時達到頂點。正是由于這次訪問，又引起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場爭論。總之，這位印度作家無論對中國現代文學史、對我國某些現代作家、對我國廣大的讀者，都有過一定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迄今未衰。泰戈爾對我國文學的影響究竟應該如何估價，這是值得探討的一個比較文學的課題。本文打算就20年代初我國文壇上出現的“泰戈爾熱”的概況、歷史背景以及對我國文學的影響，談一點不成熟的意見。

20年代初泰戈爾作品在我國的廣泛傳播

根據筆者掌握的資料，泰戈爾作品最早被介紹到我國來的是1915年10月出版的《青年雜志》（即《新青年》的前身——筆者）第2期上登載的四首短詩。這四首題為《贊歌》的短詩，是當時《青年雜志》的主持者陳獨秀從英文轉譯的。篇末，譯者還對泰戈爾作了簡約的介紹：“達噶爾（即泰戈爾——筆者），印度當代之詩人。提倡東洋之精神文明者也。曾受Nobel Peace Prize，馳名歐洲。印度青年尊為先覺。其詩富于宗教哲學之理想。”其后，1917年出版的《婦女雜志》3卷6、7、8、9期上，連續登載了天風、無我翻譯的泰戈爾的三篇短篇小說：《雛戀》（即《歸家》——筆者）、《賣果者言》（即《喀布爾人》——筆者）、《盲婦》。1918年9月《新青年》5卷3期上刊載了劉半農翻譯的泰戈爾詩《同情》《海濱》。以上是我國早期翻譯的幾篇泰戈爾作品。1920年后，隨著“泰戈爾熱”在我國興起，他的詩歌、小說、戲劇、論文、書信、講演、自傳等便大量出現在當時的報刊上。登載泰戈爾著作的雜志約有30余種，其中主要有《小說月報》《東方雜志》《文學周報》《晨報》副刊、《少年中國》等。譯者主要有鄭振鐸、趙景深、施蟄存、劉大白、葉紹鈞、沈澤民、沈雁冰、許地山、徐志摩、瞿世英等。從1920～1925年，短短的五六年時間里，泰戈爾的主要著作幾乎都有了中譯本，包括詩集：《吉檀迦利》《采果集》《新月集》《園丁集》《游思集》《飛鳥集》以及其他詩歌雜譯。戲劇：《齊德拉》《郵局》《春之循環》《隱士》《犧牲》《國王與王后》《馬麗尼》等。小說：《泰戈爾小說》《泰戈爾短篇小說集》等40余篇短篇小說；《家庭與世界》《沉船》等長篇小說；《我的回憶》《人格》《創造與統一》《人生之實現》《國家主義》《海上通信》《歐行通信》等自傳論著。我國評論家寫的介紹泰戈爾生平、思想的文章和作品評論，在刊物上比比皆是，其中重要的論文有，瞿菊農的《泰戈爾的思想及其詩》、王統照的《泰戈爾的人格觀》、鄭振鐸的《泰爾戈傳》、張聞天的《泰戈爾對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愈之的《泰戈爾與東西文化之批判》等。泰戈爾的重要作品有三種甚至五種以上的譯本。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開列上面的書單及人名，是為了說明20年代初，我國文壇上出現的這股“泰戈爾熱”，其盛況實在可觀。據報刊介紹，當時，泰戈爾的作品不脛而走，風靡一時，甚至連一般的中學生都以能背誦幾首詩人的英文詩為榮。一個外國作家，特別是一位東方作家，竟然受到我國這樣多重要作家的矚目，在短短的幾年中，竟然有這樣多的譯著在我國發表，這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也算是罕見的事。

這股“泰戈爾熱”為什么會在20年代初席卷我國文壇呢？這件事絕非偶然，既不是像某些人所認為的，由于泰戈爾宣傳了“人類之愛”的“永恒主題”，所以在我國“得到了普遍的響應”；也不是如另一些人所認為的，是幾個人“鼓動”起來的。它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主要有兩方面的因素：一個是世界性的“泰戈爾熱”傳入我國的客觀因素；另一個是我國新文學發展的內在因素。

就外因來說，“泰戈爾熱”并非始于我國，而是來自西方：也不是從20年代才興起，而是在1913年后已風靡歐洲。泰戈爾自19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到20世紀初，已經進入了創作的黃金時代，寫了大量的詩歌、小說和劇本，但當時詩人的名聲僅止于印度國內。只是在1912年，詩人將自己的詩集《吉檀迦利》譯成英文發表后，才轟動了歐洲。1913年，詩人即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金，從此，泰戈爾就以第一位獲得這一榮譽的東方作家的身份躋身世界文壇。1913年前后，歐洲掀起了盛況空前的“泰戈爾熱”，人們為他歡呼，為他舉行提燈游行集會，以接待國王般的禮節接待他。歐洲為什么忽然對泰戈爾如此頂禮膜拜，特別對他的帶有濃厚神秘主義色彩的詩集《吉檀迦利》推崇備至呢？有人認為這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歐洲的政治氣候有關，大戰前夕，歐洲各國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空前激化，戰爭陰云籠罩整個歐洲上空，使一些人對前途感到悲觀沮喪，渴望尋求一種“精神支柱”以逃避嚴酷的現實，泰戈爾的《吉檀迦利》恰好適應了這樣一種思潮的需要。這個觀點有一定的道理。愛爾蘭著名詩人夏芝曾經說過一句流傳很廣的話，他說：“我每日讀泰戈爾，讀他一行詩，便把世界上的一切煩惱都忘了。”這句話比較典型地反映了當時歐洲人對泰戈爾的看法。不過，應當指出的是，歐洲當時對泰戈爾的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盡管泰戈爾的作品中存在著神秘主義色彩的回避現實的一面，但是泰戈爾畢竟首先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是一位現實主義大師。1913年以后，風靡歐洲的“泰戈爾熱”，人們主要贊揚他的“泛愛”“詩化人格”和宗教神秘主義，這種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認識，就泰戈爾整個創作評價來說是不公允的。1914年“泰戈爾熱”由歐洲東漸，首先在日本風行，時值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泰戈爾的泛神論思想曾經對郭沫若早期詩歌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是大家熟知的。1915年，隨著《新青年》第2期上登載陳獨秀的譯詩，泰戈爾的名字第一次傳入我國。以此為濫觴，泰戈爾的作品陸續介紹到我國，逐漸形成了我國現代文壇上的一次“泰戈爾熱”。上述情況可說是這次“泰戈爾熱”形成的外因條件。

除了外因條件，“泰戈爾熱”之所以能夠在我國出現，還有其深刻的社會內因。泰戈爾著作傳入我國時，正值“五四”文學革命的醞釀、發展時期。當時，進步的知識分子在同封建主義文化作斗爭時，為了“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急迫地吸收一切外來的新知識、新思想，作為自己戰斗的武器，于是世界各國的近代文化被大量地翻譯介紹過來。在政治、哲學方面，除了馬克思主義以外，從圣西門的空想社會主義到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從叔本華、尼采的哲學到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都紛紛介紹到我國來。在文學方面，歌德、易卜生、果戈理、托爾斯泰、契訶夫、廚川白村等東方和西方進步作家的作品，大量地被翻譯過來。泰戈爾著作正是在這股向外國借鑒的潮流中，介紹來我國的。

泰戈爾的思想和創作如同世界上許多文學巨匠一樣，復雜而又充滿矛盾，但是，政治上強烈的愛國激情，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鮮明傾向，同情勞動人民的人道主義；哲學上追求“精神自由”“自我解放”的泛神論思想，創作上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則始終是他整個創作實踐的一條主線。他作品中的這個主導思想恰好與“五四”當時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蔑視偶像權威、張揚個性的時代精神十分合拍，這是“泰戈爾熱”能夠在“五四”文壇上出現的根本原因。再加上，他的祖國和我國同是東方文明之邦，彼此間有著幾千年的思想文化交往，當時又同受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這種共同的歷史命運，使我們之間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因此，泰戈爾便能夠在大師如林的“西學東漸”潮流中，異軍突起，獨樹一幟，贏得我國讀者的青睞，風行一時。

從“五四”文壇的具體情況來看，泰戈爾那些“表現自我”，追求“精神自由”，洋溢著泛神論思想的詩歌，正適合詩人馳騁自己豐富的想象力，使當時“創造社”的一些浪漫主義作家找到了反封建的“噴火口”。他的冷峻如利劍，醇美如甘泉，情真意切，結構不凡的現實主義短篇小說，對“文學研究會”中那些“為人生而藝術”的作家們有著強烈的魅力。他那些充滿“母愛”“童心”，宣揚“愛德福音”的作品，自然也為一些小資產階級作家所鐘愛。以上種種因素構成了“泰戈爾熱”20年代初在我國出現的內因條件。這股“泰戈爾熱”在1924年詩人訪華時達到了頂點。

泰戈爾訪華和由此引起的爭論

1924年，泰戈爾以64歲的高齡，遠涉重洋，應邀來華訪問。4月12日，詩人乘海輪抵達上海碼頭，受到了文學研究會、上海青年會、江蘇省教育會等各界的熱烈歡迎。泰戈爾在歡迎會上說：“我此番到中國來，并非是旅行家的身份，為瞻仰風景而來；也并非是一個傳教者，帶著什么福音；只不過是為求道而來罷了，好像是一個進香的人，來對中國的古文化行禮。”泰戈爾這段話并不是一般的客套話，倒是實事求是地談出了他訪華的目的。可是，由于這次訪問后來引起了我國文壇的一場爭論，于是有人便懷疑泰戈爾訪華有什么“政治背景”，甚至懷疑是梁啟超、張君勱等“玄學派”請他來助戰的。這種懷疑不但毫無根據，也是不合情理的。因為我國對泰戈爾的邀請是早在1920年就發出了的，當時還沒有發生“科學”與“玄學”的論爭。再者，對泰戈爾訪華，我國當時是十分重視的，不僅把它看做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而且是當做促進中印兩國友誼的一件大事來對待的。為此，孫中山先生事前曾親自向泰戈爾發出熱情的邀請信，信中寫道：“我之所以恭迎先生者，不徒以先生曾為印度文學，踵事增華，亦且以先生之盡力尋求人類前途之幸福與精神文化之成就，為難能可貴也。”

泰戈爾訪華，從4月12日至5月30日，歷時近50天。他興致勃勃地訪問了上海、杭州、濟南、北京、太原、漢口等地，足跡所至遍及半個中國。訪問期間，他接觸了許多人。從中國的末代皇帝溥儀，到蘇聯駐華公使加拉罕；從各界名流沈鈞儒、梅蘭芳、梁啟超等，到清華大學的學生。在各地，他多次發表演講，強調中印人民的友誼，并且在北京度過64歲的生日。當時幾乎所有的報刊都發表了歡迎泰戈爾的文章，刊登了他的照片。他的作品同時大量地翻譯過來。泰戈爾本人對這次訪問是滿意的，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和人民的熱情好客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他離開北京寓所的時候，有人問他落下什么東西沒有？他愀然地搖搖頭說：“除了我的心之外，我沒有落下什么東西。”

這就是1924年泰戈爾訪華的簡單經過。

關于泰戈爾訪華的爭論，是從他訪問前夕開始的。大家知道，1924年前后，我國文化戰線上正進行一場新文化陣營同封建復古派和資產階級右翼文人的斗爭，以胡先骕、梅光迪、吳密為首的“學衡派”，章士釗為首的“甲寅派”，以及自稱“玄學派”的張君勱、辜鴻銘等人組成了封建復古派，首先向新文化運動發起了進攻。繼而，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右翼文人，隨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的深入，逐漸從“五四”新統一戰線中分化出去，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反對派。這兩股勢力，遙相呼應，沆瀣一氣，結成了文化上的反動同盟。他們打著“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尊孔讀經”和“整理國故”的旗號，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反對文學革命，反對白話文運動，向新文化和新文化陣營發起了進攻。文化戰線上的這股逆流，受到了魯迅和革命文化界的迎頭痛擊。

泰戈爾正是在這場論爭激烈進行時來我國訪問的。當然，泰戈爾并不了解中國文化戰線上的這場斗爭，更不可能理解這場斗爭的性質和意義。不過，正如上文提到的，由于泰戈爾的思想和作品中存在著種種復雜而又相互矛盾的現象，他此時此刻來到中國，自然會給這場爭論帶來一些影響。復古派妄圖利用他的唯心主義思想為自己張目；革命文化界的先進人物，為反擊復古派，就不能不對泰戈爾的思想局限有所批評，從而在客觀上就身不由己地站到了反對泰戈爾訪華的一邊去了。當然，還有一些人，他們出于對泰戈爾藝術的崇拜而熱烈歡迎他。這樣一來，對泰戈爾訪華這件事，當時我國思想文化界大體上就形成了三種不同的態度，即：歡迎、反對、利用。

歡迎泰戈爾的人，多是出于對詩人的思想、人格和藝術的崇敬。他們可以說是泰戈爾的衷心崇拜者，也是泰戈爾著作最積極的翻譯者和介紹者。其中，不少人是積極參加反復古派斗爭的。但是，由于當時他們還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他們的世界觀和文藝觀還基本上是資產階級和小資階級的。他們雖然崇敬泰戈爾，卻不能正確分辨泰戈爾的偉大之處和局限。他們歌頌泰戈爾的地方，往往正是詩人的局限所在。他們認為泰戈爾是“愛的象征”，是在每個民族，每個國家，每個黨派，都以“憤怒的眼互視著”的世界上，帶來“愛與光與安慰和幸福的人”。如鄭振鐸在《歡迎泰戈爾》一文中寫道：“他（指泰戈爾——引者）在荊棘叢生的地球上，為我們建筑了一座宏麗而靜謐的詩的靈的樂園。這座詩的靈的樂園，是如日光一般，無往而不在的，是容納一切階級，一切人類的，只要誰愿意，便可以自由的受歡迎的進內。”

對泰戈爾訪華持反對意見的人，多是新文化運動的驍將，反復古派斗爭的中堅。如上文所述，所謂反對者，并非對泰戈爾本人有意非難，只是認為泰戈爾在當時訪華“不合時宜”。正如代英在《告歡迎泰戈爾的人》一文中所指出的：“泰戈爾本人固不當加以惡意的抨擊，然而因為泰戈爾實在有被人家利用的可能，我們還是不能不對他的思想加幾句批評的話。……我今天只是借題發揮，批評玄學家這一類的思想罷了。”可見，反對者并無意對泰戈爾作出全面的評價，只是“借題發揮”，“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作為對復古派的一種回擊。

批評者主要批評了泰戈爾的唯心主義哲學和他倡導的“東方文明”“人類之愛”“國家主義”等主張。認為這些思想與主張同復古派的“國粹主義”“調和論”“尊孔讀經”等論調在認識上有共同之處。

瞿秋白在《泰戈爾的國家觀念與東方》一文中，批評了泰戈爾的“國家主義”理論，指出：泰戈爾反對國家存在，并且寄希望于歐洲帝國主義“廢除國家，放棄侵略”，“不過是一種幻想”。因為“英國的資產階級不是印度的父親，他對于印度，除竭力剝削外，并無任何責任”。

沈澤民在《泰戈爾與中國青年》一文中批評了泰戈爾的“自然神教”“冥想主義”“人生之實現”“愛之實現”等唯心主義哲學思想。他指出：“泰戈爾的錯，錯在他根本抱定一個神的觀念不肯丟開，以至誤認精神可以脫離物質的條件而單獨發展。”

雁冰在《對泰戈爾的希望》一文中指出：“中國當此內憂外患交迫，處在兩重壓迫——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軍閥專政——之下的時候，唯一的出路是中華民族的革命。”而泰戈爾“高談東方文化實等于‘誦五經退兵’”。

郭沫若在《泰戈爾來華的我見》一文中，將泰戈爾的整個思想歸結為“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然后深刻指出：“世界不到經濟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只可以作為有產有閑階級的嗎啡、椰子酒；無產階級的人只好永流一身的汗血。”而“無原則的非暴力的宣傳是現時代的最大的毒物。那只是有產階級的護符，無產階級的鐵鎖。”

上述文章指出的泰戈爾思想中的局限和弱點，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中肯的。文章中指出的一些錯誤思想，泰戈爾在后來的實踐中，自己也有所認識和糾正。當然，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這些文章也還存在某些“左”的偏頗，如：文章在指出泰戈爾的消極因素的同時，對他的積極因素估計不足；對泰戈爾作品的成就與價值，還缺乏足夠的認識；有的文章沒有將泰戈爾與復古派嚴格區分開來。

復古派和資產階級右翼文人表面上也是歡迎泰戈爾訪華的，甚至是歡迎得最起勁的。但是他們“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實目的在于利用泰戈爾主張的“神”“愛”“精神復興”“詩化人格”等唯心主義思想抵制正在發展的革命思潮。他們一方面把中國的革命者和愛國者統統斥為“最下流的‘富國強兵教’的信徒”，另一方面則把泰戈爾的“精神復興”論標榜為“民族不死的鐵證”加以頌揚，鼓吹“精神自由，決不有待于政治或經濟或社會的妥協”的唯心史觀。

他們還對泰戈爾的“詩化人格”倍加吹捧，把它說成是在這“墮落沉淪”“人心荒死”的世界上，“給我們精神的慰安”“不易磨翳的紀念”，而“他最偉大的作品，就是他的人格”。徐志摩在《泰戈爾來華》一文中更是直言不諱地道出了他們歡迎泰戈爾訪華的真實目的，他說：“我們所以加倍歡迎泰戈爾來華，因為他那高超和諧的人格，可以給我們不可計量的慰安，可以開發我們原來瘀塞的心靈泉源，可以指示我們努力的方向與標準，可以糾正現代狂放恣縱的反常行為，可以摩挲我們想見古人的憂心，可以消平我們過渡時期張皇的意氣，可以使我們擴大同情與愛心，可以引導我們入完全的夢境。”這八個“可以”清楚地表明復古派和資產階級右翼文人企圖借泰戈爾訪華達到阻遏歷史潮流的政治目的。

偉大的魯迅先生對這場論爭的實質看得最為透徹，對復古派和資產階級右翼文人玩弄的鬼蜮伎倆了若指掌，鞭辟入里。他在《罵殺與捧殺》這篇文章中寫道：“人近而事古的，我記起了泰戈爾。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志摩，各個頭戴印度帽。徐詩人開始介紹了：‘唵！嘰里咕嚕，白云清風，銀磬……當！’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于是我們地上的青年們失望，離開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離開呢？但我看他論蘇聯的文章，自己聲明道：‘我是一個英國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約他到中國來的時候，決不至于糊涂，如果我們的詩人諸公不將他制成一個活神仙，青年們對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現在可是老大的晦氣。”魯迅又說：“印度詩圣泰戈爾先生光臨中國之際，像一大瓶好香水似的很熏上了幾位先生們以文氣和玄氣。”而泰戈爾本人卻“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終于莫名其妙而去。”

魯迅的這些話，顯示出他的敏銳判斷和遠見卓識。他沒有因為幾個別有用心的人將泰戈爾“制成活神仙”“弄得一塌糊涂”而否定詩人本身，相反，他看到了詩人進步的一面。他也沒有因為幾個“震旦人”作祟，使泰戈爾的訪華結果“莫名其妙而去”，從而否定這次訪問的意義。他的矛頭始終對準復古派和資產階級右翼文人，而不是泰戈爾。他的這些話是對這次訪問和這場論爭的最好的總結。

“泰戈爾熱”的影響

泰戈爾訪華雖然結束了，我國現代文學史上這次“泰戈爾熱”也漸漸平靜下去，但是詩人在我國留下的影響卻是十分深遠的。

隨著“泰戈爾熱”的出現，泰戈爾的思想和作品對我國一些作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郭沫若是受泰戈爾影響最早，也是受影響較大的一位作家。郭沫若自己曾經說過：“最早對泰戈爾接近的，在中國恐怕我是第一個。”他在談到作詩的經驗時說：“自己詩的經驗上，是先受了泰戈爾諸人的影響，主力沖淡。”他在回憶泰戈爾詩歌給他留下的最初印象時寫道：“第一是詩的容易懂，第二是詩的散文式。……從此泰戈爾的名字便深深地印在我的腦里。”1916年，正當郭沫若留學日本，處在“最彷徨不定”的時候，讀到了泰戈爾的《吉檀迦利》《園丁集》《暗室之王》《伽毗百吟》等詩集。泰戈爾的一行行恬然靜謐的詩句，像淙淙流水，注入了年青詩人久旱的心田，翻起了激越的感情波瀾。郭沫若當時對泰戈爾的喜愛簡直達到了如癡如醉的程度，他在回憶當時的心情時說：“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樣，每天學校一下課，便跑到一間幽暗的閱書室去，坐在室隅面壁捧書而默讀，時而流著感謝的眼淚而暗記，一種恬靜的悲調蕩漾在我身之內外。我享受著涅槃的快樂。”郭沫若對泰戈爾詩的評價很高，他說，讀泰戈爾的詩可以“感受著詩美以上的歡悅”。從郭沫若的詩論中可以看到，他心目中的“詩美”的標準是“醇化”“自然”“創造”，這三個標準正是郭沫若早期詩歌力圖攀登的藝術境界。郭沫若還模仿泰戈爾作過無韻詩，如《辛夷集》中的《題辭》。在著名的《匪徒頌》中，他將泰戈爾與列寧、華盛頓、托爾斯泰等革命家、作家并列，認為他們具有崇高的思想和美的品德，對他們表示崇敬，三呼“萬歲”。1917年，郭沫若親自從《新月集》《園丁集》和《吉檀迦利》三本詩集中選譯了部分詩歌，匯成一冊，題為《泰戈爾詩選》。他甚至把自己文學生涯的開始階段稱為“第一階段是泰戈爾式的”。

泰戈爾的泛神論思想對郭沫若早期詩歌影響尤為重大。郭沫若說：“我因為喜歡莊子，又因為接近了泰戈爾，對于泛神論的思想感受著莫大的牽引。”又說：“因為喜歡泰戈爾，又因為喜歡歌德，便和哲學上的泛神論接近了。”泛神論實際上是在神學外衣掩護下的一種無神論。它在當時反對封建制度，提倡科學民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泰戈爾的泛神論思想，促使郭沫若蔑視一切權威，增強反抗舊社會的信念，產生沖決一切羅網的力量。正如郭沫若當時所認為的：“泛神便是天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現，自然也是神的表現。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現。”

“五四”前后，郭沫若正是把愛國精神、個性解放和從泰戈爾那里接受的泛神思想，熔于一爐，作為“自我表現”的動力，匯集成一股反抗現實、沖決封建桎梏的豪邁激情，寫出了“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最偉大的詩集——《女神》，為中國新詩開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冰心是受泰戈爾影響較大的另一位作家。1981年，冰心在《〈吉檀迦利〉譯者序》中回憶道：“泰戈爾是我年青時代最愛慕的外國詩人。”事實確實如此。早在1920年，冰心還是一位20歲的大學生時，她就寫了一篇散文《遙寄印度詩人泰戈爾》。文中表達了對泰戈爾無比崇敬的心情，她寫道：“泰戈爾!謝謝你以快美的詩情，救治我天賦的悲感；謝謝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靈的寂寞。”

冰心早期的著名詩集《繁星》和《春水》，是直接受到泰戈爾詩的影響而創作的。冰心在《我是怎樣寫〈繁星〉和〈春水〉的》[2]一文中寫道：“我自己寫《繁星》和《春水》的時候，并不是在寫詩，只是受了泰戈爾的《飛鳥集》的影響，把許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個集子里而已。”甚至在詩的形式上，《繁星》和《春水》也“因看著泰戈爾的《飛鳥集》，而仿用它的形式”，“都是很短的充滿了詩情畫意和哲理的三言兩語。”《繁星》和《春水》中，那些晶瑩清麗，善于捕捉剎那間感受的小詩，在當時贏得了許多人的喜愛。這種富于哲理性的小詩，在“五四”后的文壇上頗為流行，對于我國新詩形式的創立是一種有益的探索。

泰戈爾作品中對大自然的謳歌，對兒童的愛慕，對婦女命運的關注等方面的內容和題材，則更長久地、更深入地影響過冰心的創作。

當然，毋庸諱言，泰戈爾對冰心的影響，并不完全是積極的。冰心早期作品中所表現的追求“人類之愛”的主題，那種認為“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的“愛”的哲學，固然有著自己“適宜的土壤”，也受到基督教教義的影響，但是，與她接受泰戈爾的“泛愛”哲學也是分不開的。這類作品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反封建思想，但是在階級斗爭十分尖銳激烈的時候，去歌頌那在階級社會中根本不可能實行的人類之愛，客觀上只能對讀者起到逃避現實的作用。后來，冰心經歷了曲折漫長的道路，終于同“愛”的哲學分手，認識到“我過去錯誤地認為天下的母親都會愛天下的孩子，其實不然，愛是有階級性的”，從而走上了為人民服務的道路。

泰戈爾對我國現代作家的影響，從郭沫若和冰心兩位作家身上可以窺見一斑。除他們兩人外，鄭振鐸、王統照、徐志摩等人也程度不同地受過泰戈爾的影響。誠然，對泰戈爾影響的估計應該實事求是，不能如某些評論者那樣夸大。但是，這種影響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不容忽視的，特別是對“五四”以后新詩的發展，確實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在談到泰戈爾的影響時，對詩人1924年訪華的意義也應該作全面的估計。盡管這次訪問引起了爭論，但是，后來的事實證明，泰戈爾在我國的聲譽，并沒有因為這場爭論和幾個“震旦人”的“捧殺”而一敗涂地，相反，隨著詩人的訪華，他的作品在我國的廣泛傳播，泰戈爾在中國讀者中的聲譽卻與日俱增，就這場爭論本身而言，也不能說是一件壞事。通過爭論，不但將我國的泰戈爾研究工作引向深入，也提高了我國文化新軍鑒別外國文學的能力，為新文學運動批判地繼承外國優秀文學遺產的工作開了先河。

泰戈爾訪華另一個重要收獲在于，通過訪問，大大加強了中國和印度兩國的文化交流和人民間的友誼。在這次訪問之后，泰戈爾為加強中印友誼做了大量工作，成為中國人民的一位偉大朋友。周恩來總理1956年訪問印度時，在國際大學的親筆題詞中，對泰戈爾和他在中國的影響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寫道：“泰戈爾是偉大的詩人、哲學家、愛國者、藝術家，深受中國人民的尊敬，泰戈爾對中國的熱愛，對中國人民民族斗爭的支持，會永遠留在中國人民的記憶中。”

原載《外國文學研究》1983年第04期

張光璘，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亞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