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林斯基生平簡介,別林斯基歷史評價,別林斯基怎么死的？

維薩里昂·格里戈里耶維奇·別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Γри-горьевич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俄國革命民主主義運動的先驅，著名的思想家，平民知識分子革命運動領導人之一，杰出的現實主義文藝理論家，俄國革命民主主義美學的奠基者。 1811年6月11日，別林斯基誕生在波羅的海東北部斯威阿堡，父親是一個艦隊醫生。5歲那年，父親退職回原籍平札省謙巴市(現別林斯基市)繼續行醫。別林斯基就在這里渡過了少年時代。 別林斯基早熟，喜歡讀書和沉思，早在縣立小學和平札中學求學時，就有過一個“小哲學家”的綽號。他看到俄國社會的腐敗和殘酷，憤憤不平，在幼稚的心靈里埋下了仇視農奴制的種子。1829年秋，他考上莫斯科大學文學系。當時，大學雖然受政府嚴格控制，但在十二月黨人思想的鼓舞下，青年學生思想活躍，紛紛組織進步團體。別林斯基在這種氣氛的熏染下，于1830年初建立了一個進步小組——“十一號房間文學社”。參加“文學社”的大都是平民出身的青年學生，他們熱烈討論文學和社會問題，激烈批判專制農奴制。別林斯基在這個小組里朗讀了他寫的一個尖銳抨擊農奴制的劇本《德米特里·卡里寧》，因而受到學校當局的注意。1832年，大學當局以“體質孱弱，才能不佳”為由，把他開除學籍。 被大學開除以后，別林斯基陷入極度貧困之中。他只能以當家庭教師，抄寫文稿和翻譯短文為生。1833年春，他為莫斯科大學一位進步教授所賞識，被聘請擔任《望遠鏡》雜志編輯。從此，別林斯基開始了文學批評的生涯。 1834年，別林斯基在《望遠鏡》雜志文學副刊《雜談》上發表了長篇文學論文《文學的幻想》。在這篇獨樹一幟的文章中，他縱觀從羅蒙諾索夫到普希金的全部俄國文學史，勇敢地向權威和傳統的文學觀念挑戰，猛烈抨擊了俄國文學中盲目模仿西歐的惡劣傾向。他把文學的民族性問題作為文學批評的重要原則，捍衛了普希金的現實主義傳統，逐漸把俄國文學引上了正確的發展道路。繼這篇成名作之后，別林斯基在《望遠鏡》及其副刊上又接連發表了一篇篇博大精深、潑辣犀利的文章。這不僅激起了反動文人的極端仇視，也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惶恐不安。1836年9月，沙皇政府借口《望遠鏡》刊登了哲學家恰達也夫的揭露俄國專制農奴制的《哲學書簡》，勒令該雜志停刊。 別林斯基再度陷入饑寒交困之中。他住在一間“地窖”式的房間里，冬天甚至沒有錢買煤取暖，不得不裹著毯子寫作。為謀生計，他曾寫過一本《俄語文法基礎》，以期取得一筆收入，但沒有被出版商接受。后來他在測量學院找到一個教師職位，生活才稍有著落。 雖然別林斯基遭受著貧困的折磨，但他卻一直沒有放棄自己的“文學良心”和堅強信念。反動文人曾企圖以重金招聘他，他嚴詞拒絕，憤怒地說：“讓這些下流坯和白癡見鬼去吧，我不需要他們的錢，即使把我從頭到腳都撒上金子，我也不稀罕!” 1838年春，別林斯基同其他幾個人一起接辦了《莫斯科觀察家》雜志。由于檢查機關的迫害和經濟困難，新雜志只辦一年多，即被迫停刊。別林斯基又一次陷入了生活困境。 別林斯基不僅在生活上歷盡艱辛，而且在思想上也經受著種種矛盾和痛苦。他為尋求革命真理，進行著艱苦不懈的探索。三十年代前期，他曾參加斯坦凱維奇小組，努力研究康德、費希特和謝林的哲學。后來他結識巴枯寧，又刻苦攻讀黑格爾哲學。這個時期，他信仰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認為世界“是表現在無數形式中的統一的永恒理念(統一的永恒的上帝的意思)的呼吸”，而藝術則是“宇宙的偉大理念在其無限多樣的現象中的表現”。然而，他沒有陷進唯心主義的神秘主義的泥潭，而是堅持辯證發展的觀點，認為“這理念并不是靜息的，它不斷地生活著，也就是說，它不斷地創造，爾后破壞;破壞，爾后再創造”。在政治上，他反對專制農奴制，但他看不到沙皇制度的階級實質，因此沒有提出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的要求。他推崇教育，認為教育是俄國最需要的，有了教育，“就必然會給俄國帶來數不盡的好處”。因此，他這時是一個主張通過普及教育改造社會的啟蒙主義者。 1837年底至1840年初，由于當時社會運動處于低潮，別林斯基看不到人民群眾的革命力量，加之接受了“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一黑格爾哲學命題的消極影響，他得出了同周圍現實妥協的錯誤結論。反映在文藝觀上，他認為，文藝既然是“永恒理念”的表現，藝術家的任務就是要“用神奇的形象來實現神的概念”，而不必干預政治和政府事務。于是，他陷入迷途，錯誤地倡導同專制農奴制的俄國現實實行“妥協”，這就進入了他思想發展的“妥協時期”。但即使在這個時期，他也仍然堅持以辯證的觀點觀察社會生活，認為新事物隨著時間的推移，將逐步否定舊事物。 1839年秋，別林斯基從莫斯科來到彼得堡。隨著西歐和俄國階級斗爭的發展，隨著他在彼得堡對俄國農奴制丑惡現實認識的加深，別林斯基很快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1840年10月，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詛咒我那同丑惡現實和解的丑惡的意圖。”12月又說：“我驚醒過來了，——回想起那場夢來，真是可怕之極……這是對于丑惡的俄羅斯現實的強制的和解。”四十年代初，他開始批判黑格爾哲學，同時，對圣西門和傅立葉等人的著作產生強烈興趣。他開始認識到，要對俄國社會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必須對“當代的一切社會基礎”，“重新進行最嚴格的審查”。他大聲疾呼，“是時候了，要把災難沉重的人們從罪惡現實的丑惡枷鎖下解放出來!”1841年9月，他在一封信中說：“我現在是處于一個新的極端，這就是社會主義思想。它成了我的思想的思想，生活的生活，問題的問題，成了我的全部信仰和知識。”這表明，他轉向了空想社會主義。 別林斯基的空想社會主義是同革命民主主義聯系并融合在一起的。他認為，用和平方法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他寫道：“以為不通過暴力革命，不經過流血，隨著時間的推移，就能自然而然地實現這個目標，這是可笑的。”這說明別林斯基已經超過了西歐空想社會主義者。 在彼得堡時期，別林斯基的主要活動之一是編輯《祖國紀事》雜志。在該雜志工作的7年間，是他撰寫文學批評和政論文章的全盛時期。他一方面擔負著極其繁重的日常編輯事務，積極熱情地為雜志工作，一方面寫了大量出色的批評文章和論著，同沙皇政府及其御用文人進行著激烈的斗爭。由于別林斯基的努力，《祖國紀事》成了當時俄國進步陣營的喉舌，在社會上贏得了巨大聲望，尤其在進步青年中擁有眾多熱情的讀者。每當雜志發行前夕，他們都翹首以望，一聽說雜志上載有別林斯基的文章，都爭先恐后，競相閱讀。 別林斯基犀利的文筆和不妥協的戰斗精神，在輿論界招來了許多敵人。敵人散布流言蜚語，對他進行種種人身攻擊。面對反動文人的圍攻和謾罵，他毫無懼色，堅定表示：“為了愛真理，情愿受到敵視和迫害。” 別林斯基懂得，為了戰勝險惡的敵人，必須團結志同道合者，共同戰斗。這個時期，他一方面同赫爾岑、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接近，團結并領導了一批“自然派”(即現實主義流派)作家，同時在彼得堡聯系了一批進步知識分子，定期舉行聚會，熱烈討論各種社會政治問題。 別林斯基的影響日漸擴大，威望日益提高，引起了沙皇政府和反動文人愈加恐懼不安。反動文人中有人說他是“不能在廣場上暴動而在雜志上暴動的暴動者”。有人甚至給《祖國紀事》羅織罪狀，向沙皇政府告密。沙皇政府的特務機關派遣特務，四出偵探，監視別林斯基的活動，準備時機一旦成熟，即下手逮捕這位革命民主主義的領袖。有一次，特務頭子、彼得一保羅要塞監獄的司令在街頭遇見別林斯基，對他獰笑著說：“您什么時候上我們這兒來?我已經準備好了一間暖和和的小屋等著您呢!”別林斯基怒視了他一眼，仍繼續走自己的路。 四十年代，別林斯基寫出了一系列在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具有光輝地位的批評文章和理論著作，其中有關于俄國文學的概評，有關于普希金、萊蒙托夫和杰爾查文的作品專論，以及對馬爾克維奇、洛連茨等人的歷史著作的評論等。這些著作表明，他在社會政治上完成由啟蒙主義向革命民主主義轉變的時候，在哲學上也逐漸由唯心主義走向唯物主義。他還尖銳批判了黑格爾的“絕對觀念”，指出，黑格爾“把生活現象當成了用骷髏般的手拉起來在墓地上空跳舞的幽靈”。別林斯基認為，辯證法不僅是概念的辯證法，而且是生活發展的法則，是現實和自然本身所固有的法則。他這時期哲學觀點的核心，是“否定的思想”。他認為，沒有否定，人類歷史就會變成一潭污臭的死水。1845年以后，他的革命民主主義立場，越來越堅定，并且力圖對黑格爾的辯證法進行唯物主義的改造。 1846年，別林斯基由于不堪忍受出版商的苛刻條件，退出了《祖國紀事》。從1847年1月至1848年5月，轉入《現代人》雜志主持文學批評欄。這期間，他曾去德國查爾茲布隆養病。由于果戈里在《與友人書信集》中改變了《死魂靈》中反農奴制的精神，別林斯基異常憤慨。1847年7月他在療養地寫了《給果戈里的信》。這封信是別林斯基革命民主主義最輝煌的紀念碑，也是他憤怒聲討專制農奴制的戰斗檄文。他在揭露沙皇俄國的可怕景象時說：在這里，“人販賣著人，甚至連對美國農場主說得如此諍諍有詞的所謂黑人不是人的辯解也沒有;……在這兒，不僅個性、榮譽和財產沒有保障，甚至連治安秩序也沒有，有的只是各種官賊官盜的強大的幫口!”他在信中發出了要求廢除農奴制的莊嚴號召：“今天，俄國最重要最迫切的民族問題是：廢除農奴制，取消體刑，盡可能嚴格地至少把那些已有的法律付諸實施。”列寧對這封信評價很高，他說：別林斯基這篇“總結了自己的文學活動的著名的‘給果戈里的信’，是一篇沒有經過審查的民主出版界的優秀作品，直到今天，它仍具有巨大的、生動的意義”。① 1847年9月，別林斯基從德國療養地回到彼得堡。盡管病情不斷惡化，他仍然堅守崗位，寫了一系列富有戰斗性的論文。1848年6月7日，這位俄國人民的兒子與世長辭了。 別林斯基卓越的歷史功績在于，他在俄國革命運動中是革命理論的英勇探索者之一，是俄國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奠基人。他繼承了拉吉舍夫和十二月黨人的革命傳統，并且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這個傳統。 別林斯基主要是通過文學途徑，以文藝批評為武器同專制農奴制作斗爭的。他認為藝術就是“再現現實”，主張按照“現實的本來面貌”來描寫現實，而不要對它加以美化和粉飾。他反對“為藝術而藝術”，主張藝術為社會利益服務。典型論是別林斯基美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首先把典型化原則提到了重要地位，認為“典型性是創作的基本法則之一，沒有典型性，就沒有創作”。他創造性地提出了文學的人民性原則，賦予它以民主主義的內容，認為人民性不僅是表現生活的真實，而且要反映人民的思想、愿望和要求。別林斯基奠定了革命民主主義美學的基礎，以他為開端，俄國才開始有了真正的文學批評。 別林斯基把自己短暫的一生獻給了俄國解放運動和思想文化事業，他的業績在俄國革命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有光榮的一頁。革命導師列寧稱他是俄國“解放運動中完全代替貴族的平民知識分子的先驅”①，同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一樣，是“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先驅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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