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倍爾生平簡介,倍倍爾歷史評價,倍倍爾怎么死的？

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Bebel，1840—1913)，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

1840年2月22日，倍倍爾生于普魯士科倫城。童年時代是在極度貧苦中度過的。他的父親是普魯士軍隊的一名下士。國民小學畢業后，年僅14歲的倍倍爾跟一個鏇工當學徒。四年學藝期滿，又當兩年活動的手工業工人。他利用當學徒工掙來的錢買書自學，讀過希臘、羅馬和普魯士的歷史。1860年在萊比錫定居，在一家作坊當鏇工。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德國工人運動重新活躍起來，全國各地象雨后春筍一般出現了許多工人教育協會，但多半處于資產階級自由派或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控制之下。倍倍爾參加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組織的工人啟蒙團體——工人教育協會。出席工人集會。他既擅長演說，又有突出的組織才能。1865年，他參加了德意志工人協會成立聯合會的組織工作，逐漸成為協會領導人。但此時他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

倍倍爾勤備好學，在勞動和出席集會之余，閱讀各種社會主義書刊。1865年8月，倍倍爾結識了威廉·李卜克內西。此后，他們結下了終身友誼。在比他年長14歲的威廉·李卜克內西的幫助下，倍倍爾閱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等文獻。倍倍爾后來說：“我與李卜克內西的交往無疑地加速了我轉變為社會主義者的過程?！?866年底，他加入了第一國際，隨后又同馬克思、恩格斯開始通信。

倍倍爾在工人群眾中聲望日增，1867年被選為北德意志聯邦議會議員，是資產階級議會中最早的工人代表之一。以后數十年間，他幾乎一直是德意志帝國國會議員，以雄辯的演說才干出色地利用議會講壇。

為了引導工人群眾擺脫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拉薩爾派的影響，創建獨立的工人政黨，倍倍爾同李卜克內西一起，進行不懈的宣傳鼓動。在1868年9月紐倫堡舉行的德意志工人協會代表大會上，他們終于能夠提議把第一國際章程的要點作為協會的綱領，并使大會作出加入第一國際的決議。第二年8月，倍倍爾在愛森納赫城主持召開協會代表大會，通過了他參加起草的包含革命原則的黨綱，宣布成立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倍倍爾此后始終是黨的著名領袖。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時，倍倍爾在7月19日議會表決軍事撥款案會上棄權，拒絕支持普魯士政府通過王朝戰爭實現德國統一的政策。當法軍戰敗，普魯士為掠奪而繼續戰爭時，倍倍爾對普魯士政府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在11月24日議會討論新的軍事撥款時，他同李卜克內西不顧議會內外沙文主義的狂潮，毅然投了反對票。巴黎公社誕生后，倍倍爾號召德國工人聲援它。在5月25日帝國國會發言中，他批駁了對公社的誹謗，莊嚴宣告：“要不了幾十年，巴黎無產階級的戰斗口號：‘給茅屋和平，向宮廷宣戰，讓貧困和寄生滅亡!’必將成為聯合起來的歐洲無產階級的戰斗口號。”不久，他和李卜克內西受到迫害。在1872年3月萊比錫審判案中，他們被控“圖謀叛國”，判兩年要塞監禁。他們為社會民主黨的目標勇敢辯護，在黨報《人民國家報》上堅定地聲明：“我們的黨將繼續生存、壯大并取得勝利”。倍倍爾在同年7月又因“侮辱皇帝”罪名加刑9個月，議員資格也被褫奪。然而，格勞豪—梅朗內選區的職工在第二年1月又把他選入了帝國國會。

日夜為工人階級奔忙的倍倍爾，在監禁期間獲得了充裕的學習時間。他鉆研馬克思主義，閱讀經濟學、歷史等各類書籍。他的《婦女與社會主義》這部名著的初稿也是在獄中寫就的。該書至1910年僅在德國就印行51版，還被譯成許多文種。

1875年4月他出獄時，愛森納赫派正要同拉薩爾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合并為社會主義工人黨。倍倍爾認為，為了實現組織上的統一，“必須把對于綱領的一切疑慮置而不談”，沒有堅決糾正李卜克內西在黨綱問題上的過分妥協。

1878年，帝國首相俾斯麥策劃實施反社會民主黨人法令，亦稱“非常法”，對工人運動嚴酷摧殘。在國會辯論中，倍倍爾尖銳地揭露和批駁這個反動法案。“非常法”實施后，許多黨員和領導人被驅逐或失業，報刊被查禁。黨的領導機關驚慌失措，宣布自動解散黨及其領導機構。倍倍爾一度茫然失措，主張解散黨，但倍倍爾等人很快就接受馬克思、恩格斯的批評，領導全黨建立地下組織，恢復黨的活動，印發秘密傳單。1879年，倍倍爾領導創辦了新的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在瑞士蘇黎世出版，依靠忠誠的黨員和工人(“紅色戰地郵政”)巧妙地運入國內，秘密發送、流傳。對受迫害的黨員、工人及其家屬也組織了救助。

1880年8月在瑞士維登秘密舉行的黨代表大會，為黨在非常法期間的活動確定了方針和策略。這次大會是由倍倍爾負責籌備的，他作了關于國內局勢和財務情況等報告。大會對黨綱作了重要修改，把黨只用合法手段，改為“采取一切手段”，并根據他的報告，決定把無政府主義代表開除出黨。會后，他還在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呼吁書，號召全黨執行正確策略，采取“最可靠的達到成功的適當方法和途徑”組織起來，加強黨的力量，并告誡說：“只有勇敢配合著智慧才能保證我們成功”。

同年12月，倍倍爾第一次到倫敦會見馬克思、恩格斯，得到兩位導師的親切指導。倍倍爾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82年，報紙誤傳倍倍爾去世的消息，曾使他們非常悲痛。馬克思稱他是“德國(可以說是“歐洲”)工人階級中罕見的人物”①。恩格斯贊許他是不僅在德國，而且在別處難以找到的有智慧的人②。

1881年6月，萊比錫實行小戒嚴，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被驅逐到戒嚴地區邊境，禁止到市區工人中活動。1882、1886、1889年，倍倍爾三次被短期拘禁。在這種困難條件下，他既堅持秘密斗爭，又利用一切合法存在的組織形式(如補助和救濟基金會、體育與娛樂協會等)在廣大工人中繼續作宣傳鼓動。國會議員競選也是黨向工人宣傳的機會。倍倍爾積極參加競選，擴大黨在群眾中的影響。1884、1887、1889年，他都當選為帝國國會議員。他在國會講壇上勇敢地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

非常法沒有摧垮工人運動和社會民主黨，相反，由于工人階級的英勇斗爭，非常法在1890年被廢除。在德國無產階級政黨黨史上的“英雄年代”，倍倍爾保衛和鞏固了黨，成為公認的德國工人運動的領袖。

倍倍爾還積極參加了第二國際籌建活動。在1887年10月黨的圣加倫代表大會后，他受派同英國工聯進行談判，又參加了1889年在海牙舉行的國際代表會議。7月，他出席了第二國際成立大會，并在報告中強調無產階級只有依靠自己的團結斗爭才能達到目標。

黨的活動重新合法后，黨內出現了否定議會斗爭的“青年派”，而福爾馬爾則鼓吹“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在1891年愛爾福特黨代表大會前后，倍倍爾對這兩種錯誤傾向都作了批評。他提出的議案得到大會贊同，其中指出：“奪取政權是第一個重要的目標，任何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運動，都必須為此而努力”。所有黨員都有責任堅定不移地按照黨綱的要求行動，始終不忘黨的最終目標。大會通過新的黨綱以代替1875年哥達綱領。1894年10月法蘭克福黨代表大會上，倍倍爾批駁了福爾馬爾保護富農經濟的觀點，主張將農民組成合作社，沒收大地產。在第二年黨的布勒斯勞代表大會上，他繼續強調把土地私有轉為社會公有，把農業工人與小農吸引到社會主義運動方面來。但他的正確主張沒有被大會接受。

倍倍爾同恩格斯保持密切的書信往來，關注國際工人運動。1893年，他陪同恩格斯出席第二國際蘇黎世代表大會。根據他的提議，否決了無政府主義者參加大會的要求。恩格斯對倍倍爾十分信任，他在1894年11月指定倍倍爾為他的著作的遺囑執行者之一。

1898年以后，黨內就伯恩施坦“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在幾次黨代表大會上，倍倍爾都帶頭駁斥伯恩施坦等人對黨的指導思想和基本策略的攻擊。他在1899年漢諾威代表大會上作長達5小時的報告，猛烈地批駁伯恩施坦，并提出決議案，強調黨一如既往堅持階級斗爭的立場，沒有理由改變它的基本原則和策略，把社會民主黨變成改良主義的黨。1901年盧卑克代表大會還通過了倍倍爾提出的決議案，指名批評伯恩施坦。

1903年，社會民主黨在帝國國會選舉中獲得空前勝利，成為國會中的第二大黨。伯恩施坦等人企圖仿效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參加資產階級政府的丑行，要求黨爭得國會副議長的職位，不惜承擔進宮朝見皇帝的義務。倍倍爾堅決反對在德國重演米勒蘭事件。在當年德累斯頓代表大會上，他再次作長篇發言，堅決反駁修正主義者的上述要求。他同辛格爾、考茨基一起提出的決議案被大會通過，嚴厲譴責修正主義者改變黨的以階級斗爭為基礎的策略、把真正的革命政黨變為改良黨的企圖。列寧贊揚倍倍爾的這篇演說“在很長時期內成為捍衛馬克思主義觀點和為工人政黨的真正社會主義性質而斗爭的典范”①。

倍倍爾在1899年7月指出米勒蘭入閣是最嚴重的錯誤。他出席了1904年第二國際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同法國機會主義派首領饒勒斯激烈辯論，堅決譴責米勒蘭的背叛行徑。他說：“我們一分鐘也沒忘掉橫在我們和政府、資產階級政黨之間的無底深淵”，資產階級允許社會黨人進入政府，“不是為了推進社會主義”，而是“防備社會主義”。他指出饒勒斯對米勒蘭的支持，是給“國際社會主義設下的最危險的陷阱”。這次大會采納了德累斯頓代表大會決議，譴責了米勒蘭入閣。

倍倍爾對反修正主義斗爭起過很大促進作用，但他的批判不夠徹底，沒有指出修正主義的嚴重危害。盡管修正主義者頑固堅持他們的觀點和立場，倍倍爾也沒有堅決要求把他們清除出黨。他后來還犯了調和主義性質的錯誤。

倍倍爾晚年在議會講壇上揭露了德帝國主義者的罪行，譴責他們鎮壓中國義和團起義和非洲赫勒羅人民起義。他為俄國1905年革命和德國工人的罷工浪潮所鼓舞，在當年耶拿代表大會上明確支持政治性群眾罷工。可是，到第二年曼海姆代表大會上，他退卻了。他離開黨對工會的領導作用，斷言就重要性來說，工會并不亞于黨。這次大會竟決定，只有工會領導者同意，黨才可以發動罷工，實際上使黨聽命于盤據于工會的機會主義首領。

但是，倍倍爾始終忠誠于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1910年11月，倍倍爾忠實的親密伴侶尤莉亞不幸去世，這對倍倍爾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自己也患了心臟病。然而，他不顧疾病纏身，參加四卷本《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編輯出版，堅持寫作三卷本回憶錄《我的一生》，把黨的經驗留給后世。他以70歲高齡出席1910年黨的馬格德堡代表大會，嚴肅地提醒大會，德國的革命形勢逐漸來臨，“階級矛盾不是在緩和，而是在加劇。我們正在迎接非常、非常嚴重的時期”。

倍倍爾在晚年還積極反對正在醞釀的帝國主義戰爭。在1907年第二國際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上，他提出一項決議案明確指出，只有消滅資本主義，戰爭才會消滅，并號召各國工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阻止戰爭。列寧肯定了倍倍爾的基本立場和盧森堡提出的修正案，進一步指出：工人階級應當利用戰爭引起的危機，加速資產階級統治的崩潰。倍倍爾熱忱贊同這項充滿革命精神的修正案。1912年秋，他還出席了巴塞爾代表大會。1913年5月，他向在伯爾尼集會的德、法兩國社會主義議員致詞，號召兩國人民為制止戰爭而斗爭。他說：我們希望越來越廣泛的人們成為我們思想的擁護者，讓我們懷著希望行動起來，一往無前!

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獻身50多年的忠誠戰士倍倍爾，在1913年8月13日被心臟病奪去了生命。許多國家的無產者紛紛趕到他最后生活的地方(瑞士蘇黎世)向他告別，成千上萬的人參加了葬禮，表達對偉大的工人領袖的敬仰和愛戴。

倍倍爾的一生中也犯過一些錯誤，但他為社會民主黨的創立和發展，為把工人群眾廣泛組織起來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統治的革命斗爭，長期奮斗不息，貢獻了全部力量。他不愧是工人階級功績卓著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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