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與“美”的乏力——“問題小說”的缺憾

1918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主張以“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胡適也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要求文學應描寫“今日新舊文明相接觸，一切家庭慘變，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種種問題”。在自覺的提倡下，寫作“問題小說”在五四時期形成高潮。

“問題小說”的題材，主題相當廣泛，從各種角度接觸到嚴重的社會問題，透露出“五四”前后特有的時代氣息。如表現下層人民的悲慘生活，提出要改變勞動者命運的，有楊振聲的《漁家》、《一個兵的家》;提出婦女問題的有葉紹鈞的《這也是一個人?》：冰心的《兩個家庭》;提出青年戀愛問題的有羅加倫的《是愛情還是苦痛?》;探討人生目的，意義的有葉紹鈞的《一個朋友》，許地山的《命命鳥》等。這些作品，以銳利的筆觸，揭出存在于人們思想深處的病痛，振聾發聵，在當時引起極大關注。但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夢醒了，無路可走”。病痛揭出了，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但藥方如何開呢?面對這個問題，問題小說作者的思考，顯示出其獨特性。

冰心、葉紹鈞、王統照都不約而同地把“愛”與“美”做為其彌合社會裂縫，美化人生的藥方。在他們的作品中，“愛”與“美”是理解的橋梁，是兒女永遠的避風港，是催人向上的力量，是人生永久的期待。這帶有浪漫色彩的藥方，固然凈化了人的心靈，但同時也把人拋向了更濃重的虛無飄渺之中。因為“問題小說”作者面對的是復雜而多變的社會，單純的“愛”與“美”怎么能化掉幾千年的污垢呢? 于是，“問題小說”在今天看來，是如此不合情理。女犯人的一次微笑，竟使小偷阿根受到感化，出獄后“居然成了個有些知識的工人”(“微笑”王統照)。

把“愛”與“美”賦予如此偉大而神秘的力量，反映出社會的污濁，也反映出作者面對社會的茫然。同時，“愛”與“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一種理想而不是一種現實手段提出的，因而其本身就帶有致命的軟弱性。另外，作者是采用現實主義的描寫，浪漫主義的解決，也正說明了作者面對社會的無路可走。于是，廬隱絕望地認為社會是惡，許地山則以殉道的平靜面對苦難。

武器的批判，并不就是批判的武器，“愛”與“美”誠然是偉大的目標，但做為蕩污滌垢的利器卻是不現實的。文學代替不了投槍。這是“愛”與“美”的教訓，同時也是“問題小說”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