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對西周禮治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孔子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末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仍然主張“為國以禮”。他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表現出對西周禮治的向往。

為了解決周禮與社會現實的矛盾，恢復和維護禮治，孔子在強調繼承周禮的同時，認為可以對周禮有所“損益”，提出了“仁”的思想體系，并納“仁”入禮。

“仁”在《論語》中出現達百次以上。其含義很復雜，孔子在不同的場合對“仁”做過多種解釋，但最主要的，有以下幾條：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其中，“愛人”是“仁”的基本精神。《說文解字》：“仁者，親也。從人從二。”“愛人”是“仁”的本意，而行“仁”之道，就是“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包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推其所欲，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其所不欲。一為積極方面，一為消極方面。曾參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恭、寬、信、敏、惠”，則是“愛人”的詳細解說。實際上，“仁”是孔子關于社會倫理道德規范的綜合，忠、恕、恭、寬等諸德，都是“仁”的一個方面，“仁”兼涵諸德，是道德的理想境界。“仁”已經突破了周禮的家族性倫理的內容范圍，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的家族性倫理，只是“仁”的一個方面了。雖然孔子的弟子有若認為，“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實際上，“仁”已具有比家族性倫理更為廣泛的社會內容和意義。而“克己復禮為仁”一段話，則明確表達了“仁”與禮的關系。“仁”是禮的內容，禮是“仁”的表現。“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就是對“仁”的實踐，禮即是“仁”的客觀標準。但禮不是空洞的形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與禮應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仁”的目的是“復禮”。孔子納“仁”入禮，仁、禮結合，為禮治提供了一個新的社會性倫理基礎，這是孔子的一大創造，同時，賦予“仁”的思想以鮮明的社會意義和政治目的。

“仁”的思想把周禮局限于統治階層內部的“親親”之愛擴展到更廣泛的社會范圍，要“泛愛眾”。但是“仁”的思想有明確的階級意義。孔子強調“仁”者“愛人”，必須以維護等級差別的禮為客觀標準，作為“愛人”的節制，“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孔子認為，“禮崩樂壞”源于人們缺乏相愛的思想和恪守等級名分的自覺性，而“仁”的道德力量，能夠起補救作用，挽回禮治，維護現實統治者的地位和利益。這就是“仁”的社會政治目的。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思想，主張“法先王”，要“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認為禮治是不變的。

荀子更強調禮治，認為“國之命在禮”，實行禮治，才能“王天下”。但他的禮治不同于孔孟，他推崇周禮所體現和維護的等級制，但是反對貴族世襲制。所以，荀子把周禮改造成為維護等級制的新禮。“禮治”經荀子的這一改造，在根本上與法家的“法治”統一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