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兼愛”為主的法律觀

面對日益頹敗的世界，墨家一方面著重改變人的心態，祛除一些不良的想法和習慣，如“節葬”“節用”“非樂”的主張；另一方面加強社會的組織，試圖重建一套共同的價值觀和是非準則，以此來貫徹“兼相愛，交相利”的原則，造就一個“天下之人皆相愛”的理想社會。因此，他們很重視“法”、“法儀”或“法度”的作用。認為無論從事任何工作，都必須有“法”。這就如百工的“為方以矩，為圓以規”一樣，否則將一事無成。所以《墨子·經上》說：“法，所若（順）而然也。”一切都得順法而行。因此，治理天下、國家當然更應該有法。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法呢？墨家認為必須“以天為法”和“莫若法天”。天是最公正、最仁慈的，“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天對一切都兼而有之，兼而食之。因而，“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所以，“以天為法”就是以天的欲、惡來確定人們行為的準則。實質上，“以天為法”就是以“兼相愛，交相利”為法。但墨家的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可以賞善罰惡的神和凌駕于天子之上的最高主宰，認為“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因此，一切的權威都轉化為宗教化的天，“天志”成了權利和正義的來源。顯然，這在學說上有承襲和發揮商周神權法的痕跡。

為了貫徹“兼相愛，交相利”的原則，他們提出了“壹同天下之義”的法律起源理論。他們認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勞，腐朽余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這樣混亂的形勢，正是因為沒有社會公權力出現，沒有“壹同天下之義”造成的。為了人們都能過上一種相利相愛、和睦共處的生活，“故選擇天下賢良圣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壹同天下之義”。天子已立，然后發憲布令于天下之眾，自上而下地壹同天下之義。

墨家提出這種“壹同天下之義”的法律起源論，目的在于使“兼相愛，交相利”能夠上升為法律，以便用國家強制力加以貫徹。他們要求上下尚同一義，就是要求全社會的是非、善惡標準都能一同于“兼相愛，交相利”。他們認為這是完全可行的，“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所以正長與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但與此同時，他們指出，在當時的現實社會中并不是這樣，貴族王室根本不為人民著想，因此，雖有正長卻與“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可見，墨家的尚同不在于肯定現實，而在于對貴族社會加以改造。在墨家的理論中，“天子”成了一個特別重要的角色，“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國君者，國之仁人”，但是他們并不是一律崇信，而是支持愛民的“兼君”，反對害民的“別君”。并且，進一步限制了君主立法權。要求立法時必須考察其在實踐中能否“興國家人民百姓之利”，否則不得為法。

除了“尚同”以外，墨家為了保證“兼相愛，交相利”原則的貫徹，還要求各級正長必須由忠于這一原則的賢者來擔任，因而提出了“尚賢”的主張。他們認為，當時諸侯國之所以治理不好，關鍵在于不能尚賢使能為政，不知尚賢之為政本。指出了當時貴族世襲制潰爛的癥結所在，“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這些人并不都賢，如果讓他們治理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而且這些人的身份又非他人可學而能的，這就會使人民感到沮喪，而不肯努力為善。所以，他們認為這種制度，無異于蔽賢路于當道，置庸才于官家，首先是君主對自己不負責任的做法。指出，王公大人只有明白以尚賢使能為政，才能實現一個饑而得食、寒而得衣、勞而得息、亂而得治的社會。實質上，墨家所反對的是貴族世襲制，抨擊這種不平等的制度，認為人的賢與不賢，不取決于他的先天身份，而在于后天的學習和修養。這也進一步反映了墨家要求平等的思想，要求人人在后天都應有足夠的發展空間，天子、君主不應加以阻擋，反而應給以鼓勵和支持。

根據這種觀點，他們認為，治理國家所需要的有智慧的人不必貴族出身，主張：“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只要是賢者，“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如果不賢，即使是貴族也必須抑而廢之。其結論就是“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強烈反對宗法禮治強調的身份觀念，主張打破等級差別的思想，改變以往只憑個人的出身背景來賦官予爵，獲得參與政治的權利；要求以個人的能力來決定他的富貴窮通，試圖通過平民階層的崛起，給僵化的社會注入一點新鮮的血液，造成一個更趨于公平的社會。這一思想的提出，充分反映了平民階層要求平等權利的心聲，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先聲。他們的“尚賢”主張，正是后來法家要求變世卿世祿制為非世襲的官僚制的前奏。但墨家的尚賢又不同于法家。墨家的“為賢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而法家則從是否有功于耕戰出發，一個強調社會性，一個強調政治性。所以，在打破貴族社會方面，墨家與法家有著血脈相連的聯系。

由于尚賢，墨家在法律上也相應主張“賞當賢，罰當暴”。如果“賞不當賢，罰不當暴”，賞就起不到勸善的作用，罰也起不到止暴的作用。為了使賞罰充分發揮威力，墨家還指出，法律與道德輿論必須一致，“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或“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也同賞罰不當一樣，不可能勸善阻暴。從而注意到了法律理論中的一個根本問題：法律必須與社會風俗、道德相適應，否則將無法形成統一的價值觀和良好的社會秩序。與此同時，要使賞罰發揮作用，還必須做到“尚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也就是反對徇私。這是墨家主張“兼愛”“尚賢”的必然邏輯。不但如此，墨家還提出了另一主張，即“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眾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眾聞非之”。既獎勵薦賢又打擊匿奸，這樣就可使賞罰迅速見效，并有利于充分了解下情，確實做到“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顯然，在這里，墨家為了保持上下通情，不惜違背兼愛的原則，主張采取告密的方式，體現了墨家實用主義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