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絕對自由，反對任何約束和限制

他首先從人生的痛苦入手，認為“人之生也，與憂俱生”。人從降生之日起便陷入欺詐、爭奪和殺戮的漩渦之中，面臨著三大悲哀：一是“與物相刃相靡”，即為了追求物質利益而無窮無盡地拼命、操勞；二是“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筋疲力盡而不知歸宿；三是形體消盡，精神毀滅，如煙消云散，一無所獲。尤其是當時之世，處于君臣昏亂的時代，“無恥者富，多信者顯”，使本來就很悲哀的人生更為艱難。因此，他發出了強烈的呼聲，希望能夠擺脫悲哀的命運，自由自在地欣享天放生活。

他認為，人所以為自然的一部分，就是自然的一種存在形式，因此人的本性和人生的目的，都應該從天地自然之中去尋找。無拘無束、無知無欲的自然之情，便是人的本性。他認為，“死生存亡，窮達富貴，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無法變更，所以應該鎮定自若，處之泰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莊子的這種自由觀，集中表現在《逍遙游》中。逍遙，即翱翔，指一種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的狀態。《莊子》書中，很多篇幅描繪了逍遙游的內容，視之為人生的最高境界。諸如：“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以出六極之外，而游于無何有之鄉”。在這里，四海之外、塵垢之外、無何有之鄉，不是指宗教的天國或者仙境，而是指存在于個人內心中的精神王國。因此，強調獨立的個人自由，抽象的精神自由，絕對的無限自由，構成了莊子自由觀的特征，也是其法律虛無主義的重要表現。

莊子身上強烈的個人意識，在先秦諸子中獨樹一幟。他所關注的不是國家、君主、祖宗、子孫，而是身、心、性、命等個體問題，因此斥責忠、孝、禮、義與君法族規為亂性之舉。從此出發，針對儒、墨、法各家強調個人服從國家、禮義，明確指出：“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針對當時爭名逐利的社會現象，他哀嘆道：“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所以他倡導個人獨立，不與世俗相混同，獨往獨來，“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即不為人事、社會、政治所束縛，為自己尋找安身立命的處所，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追求全生、保身、盡年，保持個人內心的超脫、精神的獨立。而且從這種精神自由中，他發展出了自然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認為“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沒有高下短長。莊子一生，傲視權貴，視功名利祿如糞土，安貧樂道，保持人格獨立。其生前行跡足以作為自己人生觀的注腳。

莊子的自由表現出超時空的絕對性。在他描述的自由境界里，沒有時間的流逝，“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沒有空間的限制，“體盡無窮，而游無朕”；但卻與天地萬物同體，與絕對之道合一：“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同時有能化同萬物，卻不為萬物所傷的功能，“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這種自由完全內化于心，不依賴任何現實條件，自然也非世俗禮法制度所可范圍。

莊子在充分肯定精神自由的同時，還提出了達到這種自由的途徑和方式，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齊物，即將自己融化到自然之中，與道合一，與物同化。方法是坐忘，忘掉一切，對于現實的禮法制度采取回避和不承認的態度。二是無為，即不求名，不為利，不執繩墨、賞罰，不恃禮法度數，“恬淡寂漠，虛無無為”；“至人無為，大圣不作”。對于物質利益、精神享受和權利利害采取鄙視的態度。三是安時處順，哀樂不入，對于外在世界，逆來順受，隨遇而安，任其自然，凡事皆不能擾動心田。總之，摒除一切外在的依憑，最終達到“無我”的精神境界。

莊子的思想在先秦諸子中，可謂別開生面，將社會、政治納入人生的層面加以討論，批判了戕害人性本真的人為設施，以其超拔的氣概，凸顯出完善個體生命形態的中心位置，為中國思想開辟了新的空間。尤其是在后來的歷史進程中，在專制統治和外族欺凌下，保留了一份心靈的自由。因此，莊子對中國思想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同時他又將老子的“無為”思想推向了極端，使“無為”思想完全脫離了政治領域，進入生存、生命層面。這樣，莊子的思想就走上了根本否定人類的群體生活和人間禮法的道路。所以，在高揚個人精神自由的同時，完全蔑視法律等外在規范。

道家相對于儒、墨、法各家的思想，有相當不同的性格。對于整頓社會秩序，他們直接追蹤到天地的根源，試圖以天道——自然之道作為恢復秩序、完善人生的總根據。根據自然無為的思想觀念，抨擊了當時的造作之制，盡管有過激和過于理想化的傾向，但無疑給當時的社會和思想界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廣闊的視野。根據梁啟超先生的觀點，一方面，道家將人類的缺點，無情地盡情揭破，使人反省以別求新生命。道家的言論對流弊必生的人類文明，恰似當頭棒喝，可起到猛然驚醒的作用。另一方面，道家撇卻卑下的物質文化，去追尋高尚的精神文化，教人離開外生活以完成內生活。強調不以生活為達到任何目的之手段，生活便是目的。倡導一切皆“無所為而為”的生活態度。這在現在仍不乏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