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與“夷夏一體”的觀念

中國與歐洲在國家與民族關系上的不同政策，既是不同的歷史發(fā)展道路使然，也是不同思想傳統(tǒng)的產(chǎn)物，即與自古以來雙方在哲學思想上的差異有關。中國與歐洲早期的宗教和哲學都是二元論的，基督教和儒家思想都主張世界是二元的。但西方的二元是絕對對立的，互相排斥的，是有起點有終點的線性思維。中國哲學則認為二元是相對的，相生相克的，互相依存的。早在三千年前以陰陽說為核心的《易經(jīng)》就是這樣解釋世界的。在春秋時，中國的哲學就有“和、同”之辯。否認矛盾，不承認差異的同一，古人稱為“同”；承認有矛盾，有差異的統(tǒng)一性，古人稱為“和”。孔子將這種對世界普遍性的認識應用于倫理學，就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也就是說追求徹底的同一，在倫理上是小人所為，在政治上也不會有好的結果。也就是承認差異，承認差異的正當性與和諧相處的世界，才應是人們所追求的和諧局面。這樣的哲學思想，是幾千年來“夷夏一體”和多元一體政策的重要思想根源。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很多民族的成員都做過皇帝（漢族以外，還有鮮卑、契丹、蒙古、滿族等），所以，中國的傳統(tǒng)強調(diào)“夷夏一體”，統(tǒng)一并不是消滅不同的文化與民族，而是主張“夏中有夷，夷中有夏”。

孟子說：“三代之得天下者，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盡心》）。對于多民族的國家而言，什么是維護統(tǒng)一的仁政呢？最基本的一點就是“和而不同”的天下觀和政策。

在這種天下觀指引下，唐太宗說：“王者之于萬物，王天覆地載，靡有所遺。”“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他還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四海可使如一家。”“自古皆貴中華，而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雖一直有民族歧視和壓迫的存在，但同時，如果沒有“和而不同”“夷夏一體”的思想和相應的施政措施，中國就不可能幾千年維持如此大的疆域和多民族統(tǒng)一的國家。對于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權來說，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