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人物簡歷簡介,艾青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和許多現代詩人一樣，艾青經歷了無數的動蕩不安。稍有不同的是，艾青在歷盡艱辛、頓挫煉獄，曾經沉默、消失過整整二十年以后，不僅活了下來，而且“老而更成”，詩情勃發，在最近幾年里創作了長詩短章二百多首，出版了《歸來的歌》、《艾青談詩》、《彩色的詩》、《雪蓮》、《域外集》等五部新的詩集和論文集(再版本與多種選本不計在內)。對于這樣一個局面，連艾青自己也是難以想象的。正如1979年12月他在《虎斑貝》里寫的：

在絕望的海底多少年/在萬頃波濤中打滾/一身是玉石的盔甲/保護著最易受傷的生命/要不是偶然的海浪把我卷帶到沙灘上/我從來沒有想到能看見這么美好的陽光

這首詩有強烈的自我寫照的意義。從1932年發表處女作《會合》算起，艾青在中國新詩壇上馳驅了半個多世紀，的確如同“在萬頃波濤中打滾”。他經歷了太多的坎坷與不平，卻與我們整個民族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在漫長的創作生涯中的哀痛與欣喜，也堪稱昨天和今天的年代里詩界的一個典型。正因為如此，智利著名詩人巴勃羅·聶魯達稱他為“迷人的艾青”、 “中國詩壇的泰斗” (回憶錄《我承認，我歷盡滄桑》)。中國許許多多詩壇的初來者也說： “艾青對于我們不再是一個人，一個名字，而是一種象征，一束綠色的火焰。”

光明、火把照亮著艾青。他是和光明的隊伍一起前進的現代詩人。

一

艾青本名蔣正涵，字養源，號海澄，1910年3月27日(農歷2月17日)出生于浙江省金華縣畈田蔣村一個中等地主家庭。

他的祖父蔣文蓬，字五淳，號香山，是個太學生。父親蔣忠樽，字景鋆，號衡石，是浙江省立第七中學堂的第三屆畢業生。母親叫樓仙籌，義烏縣人，不認字，但受丈夫影響，能背一些唐詩。艾青出生時，蔣景鋆還在中學念書。蔣景鋆既封建又開明。他迷信算命占卜，戊戌政變后接受梁啟超的思想，成了維新派的信徒，在畈田蔣村第一個剪掉了辮子。他雖然生活在農村，結交的是一些有地位的人，如縣長，警佐，還有退伍的陸軍少將，學經濟和法律的大學生。但在家里，蔣景鋆卻是一個“暴君”。

艾青降生時是難產，蔣景鋆聽了算命先生的話，認定艾青是“克星”，不許他叫“爸爸” “媽媽”，只許喊“叔叔”、“嬸嬸”。不久，艾青被送到本村一位名叫大堰河的貧苦農婦家去撫養。在那里，艾青受到寵愛，感到真正的溫暖。艾青因此而對大堰河一直保持著感激之情。大堰河死后，艾青每次回到家鄉，都要去看大堰河的故地。大堰河使艾青從小感染了中國農民的純樸、傷感與憂郁。

五歲那年，艾青被帶回自己家里。先入本村的蒙館開蒙，繼而就讀于喬山小學、育德小學。在學校里，他的圖畫、美工成績最好，能用紅膠土或洋蠟油捏成臥牛和舊戲里的各種人物。還喜歡到野外寫生。

1925年夏，艾青考進浙江省立第七中學(校址在金華)。關于三年的初中生活，艾青在《我的創作生涯》中作了這樣的記述： “我念初級中學時，受民主思想的沖擊，和同學們一起上街游行，喊口號，砸爛賣仇貨的商店，搗毀‘禁煙督察署’——公開賣鴉片煙的地方。1928年中學畢業那一年，北伐軍隊路過金華縣城。我們到郊外去迎接，在操場上舉行軍民聯歡會。不久，革命被出賣了，學生領袖被砍頭，轟轟烈烈的運動被鎮壓下去了。”

1928年7月，艾青初中畢業后，考進了杭州的國立西湖藝術學院繪畫系。念了不滿一個學期，在院長、著名畫家林風眠的鼓勵下，于翌年春天隨同孫福熙、雷圭元等人，懷著浪漫主義的思想，到法國巴黎去作人生海洋上的遠游。

在巴黎，艾青在一家中國漆的作坊找到了工作，干的是最后一道工序：用中國漆模仿買主的簽名，然后描在打火機或香煙盒上。有時工作半天，就到蒙巴納斯一家畫室練素描。艾青看不起“學院派”的繪畫，而偏愛后期印象派畫家們的作品。他參加過印象派頭目蒙內舉辦的“獨立沙龍”，送展過一幅畫，并在畫上首次用了“莪伽”(OKA)的署名。艾青還開始試驗在自己的速寫本里記下一些瞬即消逝的感覺印象和自己的觀念，學習用語言捕捉美的光、美的色彩、美的形體和運動……不過，這在當時僅屬于一些詩的片斷。

除了畫畫，艾青還進修法文，并大量地讀書。他閱讀了一批批判現實主義的文藝作品和蘇聯十月革命時期的小說與詩歌，也讀了一些哲學書籍。讀得較多的是詩，包括法國現代派詩人的作品。給他影響最深的是比利時大詩人凡爾哈侖(EmileVerhaeren)的詩歌。后來回國后，艾青親手選譯了凡爾哈侖的《城市》、《群眾》等九首詩作，題名《原野與城市》，成為我國第一部凡爾哈侖詩選的中譯本。

在巴黎這座具有工人運動光榮傳統的都會里，由于文學的橋梁，艾青開始接受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影響，參加過左傾集會。當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爆發， 中國的民族危機日趨深重。在異域，法國當局和侵華的日本當局之間達成一種默契，致使留法的中國青年突變到被歧視、被排擠、被侮辱的地位。這種民族歧視，迫使艾青參加了一次反帝大同盟東方支部的集會。他的第一首詩《會合》，就是這次集會的詩記錄。此詩完成于1932年1月16日，同年7月，以“莪伽”的筆名，刊登在丁玲主編的中國左聯機關刊物《北斗》雜志上，由湖風書局印行。

由于家里中斷了接濟，1932年一二八事變當天，艾青從馬賽港啟程回國。船在無邊無際的大海上航行，艾青作為弱民族的愛國青年，從異國的“生活之沙場上潰敗下來”，懷著憂郁的心情，一路上寫了《陽光在遠處》、《那邊》等詩作，表達了對永遠掙扎在人世間的哀怨。經過一個月零四天的航程，他回到上海，戰事已停，國民黨和日本簽訂了妥協投降的淞滬協定。當艾青看到閘北一帶的斷墻殘壁時，幾乎要哭了。

艾青沮喪地回家鄉小住后，到上海加入了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被編在第四組的第二特組。在魯迅、馮雪峰的支持下，艾青和江豐、力揚等美術青年組織了春地藝術社，并在上海八仙橋的基督教青年會的樓上舉辦了“春地畫展”。畫展的成功，引起了反動派的恐慌和注意。7月12日晚上，正當藝術社在上世界語課的時候，突然被法租界巡捕房的偵探包圍，艾青和其他十二個美術青年一同被捕，被押進上海市法屬第二看守所。經審訊，艾青被判處六年有期徒刑。

由于監獄生活，艾青從繪畫轉到詩歌創作。他后來這樣回憶： “我過的是囚徒的生活。我和繪畫幾乎完全斷了關系。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詩。只要有紙和筆就隨時可以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我思考得更多、回憶得更多、議論得更多。詩比起繪畫，是它的容量更大。繪畫只能描畫一個固定了的東西;詩卻可以寫一些流動的、變化著的事物。” (《母雞為什么下鴨蛋》)

艾青開始在看守所大量地寫詩。他寫了《監房的夜》《叫喊》、《聆聽》、《透明的夜》、 《九百個》、《一個拿撒勒人的死》、《畫者的行吟》、《巴黎》、《馬賽》、《蘆笛》等等作品，尤其是《大堰河——我的保姆》使艾青一舉成名。

這首詩是1933年1月14日早晨一氣呵成的。這天清早，艾青從獄中碗口大的窗戶看著天空紛紛揚揚的雪花，不禁思念起有著白雪般純凈心靈的保姆大堰河，緬懷著以自己的乳汁養育了別人的大堰河勤勞和不幸的一生。詩的真摯而濃烈的抒情，質樸和深沉的口語，一唱三嘆的旋律，塑造了一個舊中國農婦的不朽典型。從詩中，可以看出艾青對被壓在社會底層的貧苦婦女的深切了解和同情，也可看到艾青由思念大堰河而激發起來的階級覺醒。這首獻給大堰河的贊美詩，不僅是呈給保姆個人的， 同時又是——

呈給你的兒子們，我的弟兄們/呈給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們的兒子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艾青成為革命民主主義者和優秀的現實主義詩人的不可動搖的里程碑。詩發表在《春光》雜志第1卷第3期上，而且第一次用了新的筆名：艾青。第一個評論和稱贊此詩的是茅盾。茅盾寫道： “新近我讀了青年詩人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這是一首長詩。用沉郁的筆調細寫了乳娘兼傭(大堰河)的生活痛苦，這在體制上使我聯想到《學徒苦》 (筆者按：劉復所作)。可是兩詩比較，我不能不喜歡《大堰河》。這問題當然不在兩詩人才力之高下，而在兩人不同的生活經驗等等。”(《論初期的白話詩》， 《文學》第8卷第1號)詩還傳到日本，有人讀了為之落淚。

艾青在獄中關了三年零三個月，于1935年10月被釋出獄。出獄不久，到常州武進女子師范教了一個學期的書，又失業了。艾青遂流浪到上海，找到難友江豐，兩人一起住在一個亭子間里，一個寫詩，一個畫畫。從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艾青以諸多作品加入了為我們民族的命運歌唱的行列。他頌揚“從人類死亡之流的那邊震驚沉睡的山脈”，“以難遮掩的光芒使生命呼吸”的“太陽”，寄托著自己“對于人類再生之確信”(《太陽》);他贊美“在東方的深黑的夜里爆開了無數的蓓蕾”的“龍華的桃花”，那是烈士鮮血染紅的花， “點綴得江南處處是春”(《春》);他展現著川災中一幕幕慘不忍睹的揪心畫面，渴望人們奮起“點燃了那饑餓之火”(《死地》);他還歌唱那擔載著“愛情的苦痛與生活的憂郁”的“生命”(《生命》)，詠嘆那些“受盡了磨難的犧牲者的淚珠”(《笑》)……特別是在短詩《煤的對話》中，艾青以沉鐘般的語言，唱給睡于“萬年的深山里”的“煤”，并同“煤”一起發出呼喊：

你已死在過深的怨憤里了么?/死?不，不，我還活著——/請給我以火，給我以火!

詩中的“煤”，顯然不是自然形態的物質，而是古老而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的化身。詩人用象征筆法，為這個古老的偉大形象賦予了渴望斗爭的燃燒的靈魂——這正是中華民族于危機中奮起的歷史的和藝術的概括。

這樣，就創作生涯而言，從1932年到1937年上半年，是艾青從歐羅巴帶回蘆笛和歌唱“大堰河”的時期，是詩人的準備期也是成名期。詩集《大堰河》(1936)的問世，成為艾青的一個起點，艾青由此出發而作了決定性的選擇：以詩歌為紐帶，把個人的苦難與命運，同民族的苦難與命運，緊緊地聯結了起來。

二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一聲槍響，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爭終于爆發。艾青的詩歌創作，進入了他的高潮期。

抗戰一開始，艾青和朋友們各奔前程。10月，他從杭州到金華，再由金華滿懷興奮地到達武漢。在那里，遇到了蕭軍、蕭紅、端木蕻良等人，他們正在辦一個名叫《七月》的雜志，宣傳抗日救亡運動。

這時，日寇鐵蹄已逼近武漢，武漢在準備保衛戰。戰爭到了危險時刻，而國民黨投降派又主張和談，情勢恰似冰封雪裹著中國大地。12月28日晚上，艾青在陰冷的房間里思慮著戰事，覺得氣候異常，象要下雪的樣子。他披衣伏案，感興遄飛，寫了著名的詩作《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詩人懷著對祖國的命運的憂患，歌頌了“被烽火所嚙啃著的”中國北方的土地與人民：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咳，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 無數的/我們的年老的母親，/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就象異邦人/不知明天的車輪/要滾上怎樣的路程……——而且/中國的路/是如此的崎嶇/是如此的泥濘呀。

這不是單純的描寫雪景和寒冷，通過詩句，我們仿佛看到了遭受法西斯涂炭的苦難的人民，看到了詩人跳動著的、貼附在國土上的憂郁的靈魂。

1938年初，艾青應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李公樸先生聘請，前往山西臨汾執教。一路上寫了《手推車》、《乞丐》、《補衣婦》等短詩和長詩《北方》。不久，晉南失守，艾青到西安，參與了陜西抗日藝術隊，在華陰一帶進行過短期的抗日宣傳工作，最后于三月間又折回武漢。是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抗”)在武漢成立，創辦了由茅盾任主編兼發行人的《文藝陣地》，艾青作為編委，負責審閱該刊的詩稿。同時堅持寫詩，創作了《我愛這土地》等短詩，并完成了長詩《向太陽》。

《向太陽》作于1938年4月。這首抒情長詩的前面幾節，形象地描繪了詩人渴望黎明到來的心境，也無情地解剖了“把自己關在精神的牢房里”的“昨天”。 “今天”則不同了，詩人強烈地感受到了抗戰高潮年代的光熱，看到了“在太陽下”為民族命運而戰斗的人們： “比拿破侖的鋼像更漂亮”的傷兵，為支援前線奔忙的少女，流著大汗的搬運機器的工人，曠場操演的士兵……詩人象深深地愛著太陽一樣愛著他們，以至達到了難以言狀的狂喜： “我對我所看見所聽見，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寬懷與熱愛，我甚至想在這光明的際會中死去。”《向太陽》以絢麗多采、生機勃勃的畫面，展現了中國人民在抗戰時期熱烈緊張的戰斗生活和樂觀主義的神情容顏，反映了中華民族于危難中煥發的同仇敵愾的民族意志和為國獻身的精神力量。長詩的熾烈如火的語言，豪放跳動的旋律，奇麗飛動的想象，唱出了詩人對戰斗生活的向往和對光明前途的渴求。《向太陽》的出現，標志了艾青更多地把個人的悲歡融合在時代的悲歡里，并確立了艾青在抗戰文藝中作為一名出色的吹號者的地位。當時不少青年受到《向太陽》的鼓舞，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不久，武漢失守，艾青就在1938年底，沿湘桂路南下。到桂林后，經友人介紹，他擔任了《廣西日報》副刊《南方》的編輯。通過艾青的手， 《南方》發表了不少宣傳抗戰的詩文，后為當局不容，艾青毅然辭去編輯職務。在桂林期間，艾青寫了一些短詩和長詩《吹號者》、《他死在第二次》。兩首長詩分別頌揚了悲壯、勇進的吹號者和平凡的戰斗者，是獻給為民族生存而決死戰斗的人們的贊歌。艾青同時又修改、完成了論文集《詩論》，包括《詩與宣傳》、《詩與時代》、《詩的散文美》、《詩論》和《詩人論》等篇。此外，艾青還同正在香港的詩人戴望舒遠距離合作編輯詩刊《頂點》，于香港出版(只出了一期)。

1939年冬天，艾青從桂林出發，穿過大山，到了位于西南山岳地帶的新寧縣。這里有南方鄉村教育派創辦的著名的衡山鄉村師范，艾青去任國文教員。他經常在課余和假日，帶上畫具和筆墨，到江畔、牧場和曠野，作畫寫詩。不到半年時間，創作了《曠野》、《冬天的池沼》、《山毛櫸》、《橋》、《樹》、《兵車》、《街》、《太陽》、《愿春天早點來》等大量作品，后經編選，在重慶以《曠野》為名結集出版。這些詩篇，雖以寫景詠物居多，但一草一木皆寄以真誠，歌吟不乏“社會的”內含，也表達了艾青艱苦求索、追尋春天的思緒。

1940年5月初，艾青坐船前往重慶。途中，他完成了堪稱《向太陽》姐妹篇的長詩《火把》。這是一曲抗戰年代表現革命青年生活道路的青春之歌。《火把》中的人物、情節是虛構的，但長詩描繪的一個弱女子唐尼，沖破個人主義和多愁善感的精神藩籬，終于舉起火把投入革命集體懷抱、跟著光的隊伍前進的歷程，則在當時國統區青年中具有典型的意義，并引起了社會的共鳴。長詩在描繪群眾場面時的縱橫開闔，在表現主人公內心隱秘時的細流涓涓，在剪裁及人物刻畫時的洗練，以及流水般叮噹作響的旋律，都顯示了艾青駕馭敘事詩的才能。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創辦的育才學校，座落在重慶北碚的山間松林中。艾青一到重慶，便擔任了育才新文學系主任兼教員。育才的學生多系流亡來渝的難童，學習相當勤奮。他們把學校前一片雜木林命名為“普式庚村”，用雙手開辟出一條林間小路，命名為“奧涅金路”。艾青和學生們一起勞動，用石頭石板壘成石凳，一起朗誦《歐根·奧涅金》和其他詩歌。艾青常和學生們一起探討各種有趣的問題。有一個學生，當著艾青的面大擺“龍門陣”，講到大熊星座和牛郎織女的故事時，添油加醋，引人入勝。艾青稱贊他： “你想象豐富，熱情，具有詩人秉性。”這一隨意的鼓勵，竟定了這個學生的“終身”，后來也成了詩人。艾青還幫助和指導學生們寫詩作文，把宣傳抗日和民主的墻報，貼到鎮上的街頭。不久，艾青離開育才學校，搬到重慶城里的張家花園。那里是“文抗”重慶分會的所在地。艾青參加了自武漢遷來的《文藝陣地》的編輯工作，同時寫了大量的詩歌、散文和文藝評論。揭露國民黨統治的欺騙性的《鞍韉店》，活畫貴人惡少嘴臉的《城市人》，聲援法蘭西人民斗爭的《哀巴黎》，以及詠物寄興的《公路》、《高粱》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1941年初，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重慶也開始籠罩著恐怖，艾青身遭特務的盯梢。經周恩來同志的安排和幫助，艾青等人化裝為國民黨的官僚，一路上經過四十七次的崗哨檢查，終于于3月8日安然到達延安。組織上在蘭家坪分配給艾青兩個窯洞，安排他在延安文藝界抗敵協會，讓他自由寫作。不久，延安創辦鉛印的《詩刊》，由艾青擔任主編。

如果說來陜北之前艾青還是象他自己說的“穿著芒鞋，去尋覓溫暖”，那么，到了陜北，他真正看到了多年所希冀的春天變成了現實。這也激發了他的新的詩情，思路更開闊、歌聲更亢奮了。僅一年間，就以很大的熱忱創作了《毛澤東》、《給太陽》、《野火》、《時代》等作品，歌頌革命領袖，歌頌解放區，歌頌時代，歌頌真實的光明。

1942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延安開展整風運動。艾青到中央黨校三部學習。5月，他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座談會后，為了響應文藝要表現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號召，艾青給毛澤東同志寫信，要求上前線。毛澤東同志希望艾青先學習一段馬列、主要是歷史唯物論，然后再到前方。于是，艾青繼續留在中央黨校，一邊參加整風，一邊學習馬列，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路易·波拿巴政變記》使他愛不釋手。與此同時，他結識了一些勞動人民里面的英雄模范人物，寫過一些記錄性的散文，并學習采用群眾口語和民歌體寫詩。他還擔任了中央黨校的秧歌隊副隊長，熱心支持群眾性的文藝活動。由于在學習以及和工農群眾結合上的成績，艾青當選為模范工作者，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談到這一段生活時，艾青寫道： “1942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聽了毛主席的講話，參加1942年到1945年間的整風學習，對我是一次大改造，我將永遠感激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所給予我的教育。這個期間，我的創作的風格，起了很大的變化”(《〈艾青選集〉·自序》)。這種變化包括從思想感情到語言風格的變化，這表現在：第一，由于來到了光明的天地和置身于革命的中心，更以歷史主人公的姿態加強了詩歌的時代感，更自覺、更有力地為革命斗爭歌唱。在《時代》一詩中，艾青明確表示對于這一偉大時代， “我愛它勝過我曾經愛過的一切，為了它的到來，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給它從我的肉體直到我的靈魂”。第二，由于到了“革命的理想的花園”，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以更歡樂的火焰沖蕩著艾青的詩情，使詩作中的理想主義色彩在延安時期有了新的發展。在《給太陽》、《野火》、《風的歌》等作品中，升騰的想象、豐富的幻想和奇特的夸張接踵而來。那“為金色的陽光所護送，向初醒的大地飛奔”的意向(《風的歌》)，那“你把日子鑄成無數金輪，飛旋在古老的荒原上”的馳情(《給太陽》)，都是詩人對光明、理想和未來的熱切欽慕與呼喚。第三， 由于上述兩方面的原因，因之也帶來了語言風格的變化，隨著“拂去往日的憂郁”的歡暢和接近工農群眾的興奮，更多的詩句如同黎明一樣清新明亮起來。在1937年所作的《黎明》中，艾青確實真誠、但也不無朦朧地呼喚未來： “燃燒著痛苦的嘴，面向東方：黎明怎不到來?”如今，曙光升起于陜北并照向一個不無苦難而又充滿希望的真切的新的中國，詩人于是用滿心歡快、明朗清亮、卻又是多艱的人生經驗之結晶的調子，向人們宣告：

趁這里黑夜已快完了，請告訴他們/說他們所等待的就要到來了

(《黎明的通知》)

臧克家公允地指出，抗戰時期詩歌創作方面，“收獲較大，成績最好的是艾青”(《“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抗戰整整八年期間，艾青從大半個中國的滾滾烽煙中汲取詩情，為民族、為人民貢獻了《北方》、《他死在第二次》、《曠野》、《向太陽》、《火把》、《吳滿有》《黎明的通知》、《雪里鉆》、《獻給鄉村的詩》等九部詩集。這是艾青創作的高潮期也是成熟期。之所以說艾青的詩在這一期間走向成熟，一方面是，詩人此時將蘆笛變為號角，自覺地作為一個為悲苦的民族爭取解放而呼喊，在他的筆端呈現嚴酷的斗爭，悲壯的畫面，有著血肉之軀的人物及其進取、樂觀、昂奮的戰斗精神，使艾青的詩作具有相當的時代感和現實性，有力地傳達了人民的心聲。另一方面是，詩人此時繼續吸收了中外優秀詩歌之長，并吸收了來自群眾的情感與藝術的養料，排斥了種種與生活絕緣的雕琢氣與意念化，把自己的詩作投入到爭取進步的藝術的前沿，以自由、開闊、精練的形式，形成了艾青自己深沉、集中、渾厚、灑脫的藝術風格。艾青不但用創作實踐來擴大新體“自由詩”的影響，還用《詩論》來倡導“詩的散文美”——“主張以現代的日常所用的鮮活的口語，表達自己所生活的時代”(《〈詩論〉·前言》)。艾青此時運用的生活化、現代化、詩化了的語言，比起早期新詩語言，在藝術表現力上確實更新鮮、活潑、豐富得多了。

這里，不能不談到人們迄今還在討論著的抗戰時期艾青詩歌的“基調”問題。一般流行著三種解釋。一種解釋認為，艾青的本色是“悲哀” “憂郁”，從眼里到詩里“經常流著淚水”即是證明;一種解釋認為，艾青投入抗戰以后，即由悲愴之音轉為高亢之調，與全民族的大的興奮同步、并堪稱艾青代表作的《向太陽》、《火把》可資說明;另一種解釋又認為，在艾青那里，有“熱”的和“冷”的、 “憂郁”的和“昂揚”的兩種心理要求，因而創作出有的高亢、有的悲哀的兩類作品，呈現出復雜矛盾的兩種基調。

其實，倘若將這一時期的艾青詩歌視為一個系統，是不難明了這個問題的。所謂“基調”，無非是指詩歌美學意義上的情感世界的色澤，一方面是客觀世界投射于詩人心靈的審美反映，一方面又是審美主體的美感向客觀世界的推移，從而達到一定程度的統一。抗戰時期客觀世界大動蕩，大沉浮、大變化的情狀自不必說。它既引起千百萬人思想感情的動蕩，也引起沉思、多情、善感，并且在動亂與坎坷的道路上更深刻地體驗與思索著人生的詩人艾青內心的感情潮汐。動蕩生活的沖擊確使他的思想感情發生變化，他自然會以變化著的眼光與心靈去看待時代的動蕩和人生的變幻。就艾青的心境來說，可以說這樣一些要素的有機組成：他和抗戰這一偉大的事件相碰， “他底精神立刻興奮起來，燃燒起來，感到了擁抱整個時代的沉醉” (《文藝工作的發展及其努力方向》)，這是昂奮意識;他想到，應當“把憂郁與悲哀，看成一種力!把彌漫在廣大的土地上的渴望、不平、憤懣……集合攏來，濃密如烏云，沉重地移行在地面上” (艾青《詩論·服役》)，這是憂患意識;他走遍大半個中國，仍然看到“到處都一樣貧窮，污穢、灰暗”(艾青《秋晨》)，這是痛苦意識;他以自認“卑微”的自謙，表示要“帶著一個生命所能發揮的熱情”(艾青《時代》)，馳騁于光明的天地和迎向黎明的年代，這又是前進意識。甘苦悲歡雜于一個詩人心間，艾青詩里的情緒與氛圍也就顯得豐富復雜，是不能簡單地用一種色調可以概括了的。

不消說，作為杰出詩人的艾青，他詩里傳達的情調，既不是單一結構，也不是分裂結構，又不是凝固結構。他在抗戰時期的作品，獨標真愫，作為與時代相應答的歌唱， 既表現了審美主體精神的豐富性、復雜性，悲中有喜，熱中有冷，愛中有憎，抑中有揚……呈現為“雜色”;又表現為情調的運動上異向性與定向性的統一，或稱之為基調的一元化。這種一元化，其特征就不是簡單的“悲哀”或“高亢”，而應指情調中定向性、一貫性的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艾青的創作基調，或叫主旋律，就是對光明、對真理、對未來的執著的，有時是幸福臨產時陣痛般的不斷追求精神，悲哀與熱望、黑暗與光明相交織(當然并非一半對一半，常常因事因詩有異，即便是某些“冷”色的吟詠中，仍有堅毅的因素暗示或透射出來)于這一主調之中。艾青抗戰詩歌的力量，在于它總體上鮮有“通體悲哀”的篇章，也少見“通體高亢”的抒唱，而在一元化的“雜色”中掌握著詩美的和諧。或許，這正是“雜多的統一”的藝術規律在艾青詩歌中的勝利。

三

1945年8月，艾青和延安軍民一起歡呼中國人民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

從抗戰勝利到1976年10月的勝利，這三十一年間，艾青的生活和創作經歷了許多的曲折。

從1945年8月開始，中國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國內階級矛盾代替了民族矛盾。此時，迅速開赴華北、東北等地，接管日偽統占區，擴大革命力量，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當務之急。延安文藝干部配合部隊進軍，組成了兩個文藝工作團，一個到東北，一個到華北。艾青擔任了華北文藝工作團團長，在李德生部隊掩護下，9月20日從延安出發，歷時五十天，步行二千多里，到達關內第一個解放了的大城市——張家口。不久，華北文工團歸并于華北聯合大學，并設文藝學院。艾青擔任了副院長，同時兼授文藝理論與創作的課程。他要安排學生下鄉深入生活，參加土改，去前線慰問部隊;要抓教學、創作、藝術教育，并兼管一點事務;還要主持討論學生們的創作。這就使得他很少寫詩，正如艾青自己所說： “寫詩與行政工作是有抵觸的。” (《我的創作生涯》)

1948年，艾青獲得了到河北獲鹿縣農村參加土改工作的機會。他注意訪貧問苦，還親自審訊過一個有幾條人命的惡霸，為民除了害。在土改期間，由于積累并感受了新的生活，艾青創作了組詩《布谷鳥》，內有《耙地》、《送糞》、《澆地》、《掏土》、 《春雨》、《喜鵲》、《布谷鳥》、 《送參軍》等首，從詩歌到語言，均以通俗淺顯的風格，勾畫了一幅幅農民翻身分得了土地以后喜悅的畫面。

當新的一年隨著人民解放軍挺進平津的步伐來臨的時候，艾青帶領青年詩人賀敬之和作曲家李煥之、周巍峙等一批文藝干部，來到了北平附近的良鄉。他們在這里一邊工作一邊等待，一俟北平解放就隨軍入城。1949年2月，北平剛剛和平解放，艾青即參與了人民解放軍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的工作，開始了新的生活。

艾青作為軍代表來到了中央美術學院。他首先去慰問齊白石、徐悲鴻這樣一批著名畫家，使這些在國民黨統治下瀕臨饑餓和迫害的老知識分子，感受到溫暖。進城初期，社會秩序、貨幣、物價都十分混亂，艾青先批給這些畫家每人一百或二百斤小米，再著手為他們安排工作，讓他們施展才能為人民服務。

不久，艾青參加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同時又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并擔任了國旗、國歌、國徽圖案評選組的負責人。艾青為五星紅旗的確定，創作了《國旗》一詩。這是詩人歡呼新中國誕生的第一聲歌唱。

是年10月， 《人民文學》雜志創刊，茅盾任主編，艾青任副主編。他還兼任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即后來的中國作協)創作委員會詩歌組組長，多次主持召集詩歌創作問題的討論。

1950年初春，艾青參加了由中華全國總工會、婦聯、青年團、文聯等人民團體聯合組織的“宣傳保衛世界和平旅行講演”，前往上海、杭州、廣州、武漢、西安等地進行宣傳活動。在這過程中，艾青寫了《千千萬萬人朝著一個方向》、《可恥的旅行》、《亞細亞人，起來!》、《保衛和平》等作品，居多的是切近時事的詠唱。

1950年秋天，艾青作為中共中央宣傳工作代表團的成員，赴蘇聯訪問。四個月里，他寫了整整一本詩集《寶石的紅星》，包括《奧特堡》、《車過貝加爾湖》、《西伯利亞》、 《十月的紅場》、《牛角懷》、《巴庫的玫瑰》等等作品，居多的也是浮泛的頌詞。

1953年江南春暖花開的季節，艾青回到了闊別十六年的家鄉。家里的舊房子被日本人燒了，現在的房子是新蓋的。他去看望自己的乳母大堰河的墳，還資助一些貧窮的鄉親。這次回鄉，艾青搜集了浙東山區抗日戰爭時游擊隊活動的材料，寫出了敘事長詩《藏槍記》。這首詩是以不很熟練的民歌體寫的，失敗了。這次回鄉，也喚起了詩人對童年時代和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的回憶，后來把這種不絕如縷的繾綣，寫進了另一首抒情長詩《雙尖山》中。

開國初期，許多詩人滿心歡喜地擁抱新中國美好的現實，用具體而實在的心和筆歌頌光明。艾青為新的日子所感召，也試圖找到一種新的、公認為穩妥的方式歌唱，其特點是直接地刻畫生活場景與歌頌具體的事件，結構上趨于整齊，音韻語言爽朗明白。就艾青積累多年的藝術經驗而言，他是不大善于描繪具體的、太實的生活情狀的詩人，因而上述的努力，可說是常常在一種矛盾的心境中進行的，或者說意味著“避長揚短”。《女司機》中的“她在呼和浩特，考上了司機班，回來駕著大卡車，把工業品運到了草原”，很難說是艾青把握世界的藝術方式;《藏槍記》中“楊家有個楊大媽，她的年紀五十八”的敘述，也很難說是艾青的聲音。他歷來反對把詩寫得象順口溜，也不贊成用詩去對中心任務和政治運動去做簡單、機械的配合，更戒睇那種想象貧弱的攝像式的制作。他自己在《詩論》中曾說過： “浮面的描寫，失去作者的主觀; 事象的推移，不伴隨著作者心理的推移，這樣的詩也被算在新寫實主義的作品里，該是令人費解的吧。”但從上述的詩作片斷來看，艾青陷入了理論與實踐的自我矛盾。這樣，盡管他表示“如今災難總算過去了，我要為新的日子歌唱”，但他的筆畢竟在現實生活的變革面前彳亍了。

艾青還是艾青。由于他在心目中堅持著詩要釀造生活而不能照搬生活，在一組國際題材的詩歌創作上獲得成功。1954年7月，他受智利眾議院議長的邀請，經歐洲到南美洲，前往智利訪問，并參加智利大詩人巴勃羅·聶魯達的五十誕辰慶賀活動。在巴西寫了《一個黑人姑娘在歌唱》，在智利寫了《礁石》、《在智利的紙煙盒上》，還寫了長詩《大西洋》、《在智利的海岬上》。在這組《南美洲的旅行》的詩里，更多的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藝術概括，更多的從生活美走向詩意美，更多的暗示、隱喻、象征、想象在詩人筆底匯聚，使艾青以舒展自如的方式和自己的聲音抒唱。他從一個黑人姑娘為她的小主人唱的催眠曲中，傳送出“一個多么舒服，卻在不住地哭;一個多么可憐，卻要唱歡樂的歌”的人世間不平的呼聲，并用一“黑”一“白”的鮮明對比，強化了詩的力度。他以穿透性目光，對畫著“自由神”的紙煙盒有了詩的發現： “紙煙盒被扔在路邊，我用腳踩，你來吐痰，不管是事實，還是象征，自由神只是一盒紙煙。”在這里， “自由神”與“紙煙盒”一經相互借代， 便找到了兩者間的統一：自由不過是商標或廣告而已。在著名的《礁石》一詩中，艾青又用啟示性的語言和形象的魔杖，調動著讀者的想象、聯想和情感：

一個浪，一個浪/無休止地撲過來/每一個浪都在它腳下/被打成碎沫，散開……/它的臉上和身上/象刀砍過的一樣/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著微笑，望著海洋……

在一般人的眼里，礁石總被視作丑惡的東西，因為它經常阻擋航道，撞翻航船。艾青則從完全新的角度觀察它：事實上不是礁石去撞船，而是船去碰它;它聽憑海浪無休止地襲來，而并沒有損害別人。這首詩以其多義性顯示了內容的豐富和含蓄。生活經驗、思想境界、心理氣質和文化修養不同的讀者，可以對詩的意義作不同的體會;即使同一個讀者在不同的時候讀這首《礁石》，體會也可以有所不同。然而， 《礁石》又實在是站在受磨難的角度的真實感受。我們的祖國，我們的民族和人民，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不正是象礁石一樣歷經滄桑、飽受磨難而依然屹立、含著生命的微笑望著生活和斗爭的大海么?象征性和啟示性，使艾青更集中地把握著生活的真實和全體，在特定的形象上面爆發詩意之光。

《南美洲的旅行》說明了艾青的視野相當開闊，他的詩心能在生活的空間自由翱翔。艾青作為新中國的詩人，他是屬于世界的。他為世界和平和人民友誼歌唱，為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歌唱，這組國際主義的歌聲足以彌補他在其它題材創作上的缺憾。

1957年1月， 《詩刊》創刊，艾青當了編委，同時又被聘任上海大型文學雜志《收獲》的編委。4月，他到上海收集大量材料，以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為題材寫作，只寫了《外灘》一節，就因事擱下了。接著，陪智利詩人聶魯達和巴西作家亞馬多，從昆明飛往重慶，由重慶坐輪船順流而下，寫了《長江行》。

不久，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發生了。

在眾所周知的情況下，艾青被劃為“右派”。一切謾罵都是判決。他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

艾青必須到新的環境里接受改造。他到了當時擔任農墾部長的王震將軍那里，王震拉開地圖，指著黑龍江省的一片還沒有標上地名的土地，動員艾青離開北京，離開文藝界。王震又找到周恩來總理，請求讓艾青到他領導的農墾系統生活和寫作，周總理表示了贊同。

1958年早春，艾青前往北大荒開始了生命的新旅程。在完達山下的八五二農場的一個示范林場，艾青生活和勞動了一年半。此間，他寫了兩部長詩：《踏破荒原千里雪》和《蛤蟆通河上的朝霞》。可惜后來全部丟失了。

1959年10月初，艾青又調到西北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鍛煉。不久，他選擇了石河子的農八師作為自己的生活基地。他有更多時間接觸基層干部和群眾，并收集了數十萬字的素材，打算寫一部描繪開發荒漠的眾多英雄人物的長篇小說。

1966年開始的“文化革命”中，艾青在石河子首先受到沖擊。他被當作“死老虎” “大牛鬼蛇神”遭到抄家，游斗，示眾，監督勞動。一直鬧到1972年9月，林彪叛國潛逃喪命之后，艾青才算松了一口氣。他被允許到醫院看病，才知道自己的右眼患白內障而失明了。1973年春，艾青被批準到北京治眼疾。1975年春，他再次赴京治病，并且一直居住了下來。翌年丙辰清明，在中國人民為自己命運進行生死決戰的時刻，在天安門廣場陰沉的天空之下，在潮涌般的人群中間，擠著穿得頗為臃腫的艾青，蒼老、莊重、凄苦的臉上，刻著淚痕。

漫長的創作生涯，艾青飽嘗人生的甜酸苦辣，跋涉不無悲歡憂患。他先是和人民一起“歡呼”辭別了嚴冬的祖國的“春天”，繼而由于對詩歌藝術執拗的追求而處于或譽或毀的十字街頭，復而一眨眼就是迫不得巳的長期沉默。這一時期的創作顯然不如抗戰階段活躍、豐盛。我們自然感慨詩人的命運多艱，但我們同時又必須說，沉默并非心死，磨難也是一種幸福。艾青是一塊“煤”，是一把“火”，即使沉埋于底層，也依然在積聚著火力，在醞釀著燃燒。多少年的憂患和對人生、命運、前途的深思，使詩人的精神從“煉獄”中得以“升華”，他也從盛年步入作為沉思者的老年。這樣， 待到他“歸來”時，創作上出現又一次“火山爆發”，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

1976年悲喜之秋，艾青和千千萬萬人一起迎來了粉碎“四人幫”的歷史性勝利。

友人鼓勵他重操舊業——寫詩。1978年4月30日，艾青第一次從二十年沉默中走出來，在《文匯報》上以“艾青”的名字發表了《紅旗》一詩。隨之又發表了《魚化石》：

活著就要斗爭，/在斗爭中前進，/當死亡沒有來臨，/把能量發揮干凈。

饒有哲理性和誓言性的詩句，既是一段歷史的概括，又是一種勇進的呼號。讀者這才知道艾青依然活著，信象雪片似的飛來： “我們找你找了二十年，我們等你等了二十年。……他燃起過一個已經逝去了的春天，此刻，他又預示著一個必將到來的春天。”

1978年11月16日，在公布“天安門事件”平反消息的第二天，艾青寫了長詩《在浪尖上》。接著，于同年12月，完成了長詩《光的贊歌》。

在這兩首長詩里，作為艾青的“火山爆發”，依然是為祖國的命運而詠嘆、為人民的斗爭而高歌。《在浪尖上》以激憤悲壯的筆觸，描繪了“天安門”驚天地泣鬼神的斗爭，歌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當代青年英雄。不過，這首詩過于切近時事，理勝于辭，且雜以當時流行的口號，削弱了詩美的力量。《艾青詩選》1984年修訂再版本未予收輯此詩，是艾青明智的處理。但作為復出后的“試飛”，從此詩中顯見詩人的激情與銳敏。倒是《光的贊歌》，確實成就了一部凝聚著詩人宇宙觀、真理觀、歷史觀和美學觀的莊嚴雄渾的“交響樂”，閃耀著生命的熊熊火焰：

即使我們是一支蠟燭/也應該“蠟炬成灰淚始干”/即使我們只是一根火柴/也要在關鍵時刻有一次閃耀/即使我們死后尸首都腐爛了/也要變成磷火在荒野中燃燒

意味深長的是，在艾青早期贊頌光明的篇章中， 他歌唱“從遠古的墓塋，從黑暗的年代” “太陽向我滾來”(《太陽》)，而今在《光的贊歌》里才一易而為“讓我們從地球出發飛向太陽”，并且確認總有一天， “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我們最勇敢的階級，將接受光的邀請，去叩開那些緊閉的大門，訪問我們所有的芳鄰”，表示了詩人對于人類前途更深刻的信念。《光的贊歌》成為艾青的“詩體的哲學”，在思想內容上，更多地增添了對社會、對人生的成熟的觀察與認識，更多地增添了歷史的辯證內涵，其間不乏心靈上的血跡與震顫，但一到筆端，也成為警世之言;在藝術表現上，則“老而更成”，既綽有余裕地駕馭全篇，又更見內向、機敏、渾厚和淳樸，詩風開闊，氣度恢宏。這是體現艾青老而彌壯的進取精神的代表作之一。

1979年2月1日，中國作家協會作出了“關于艾青同志‘右派’問題的復查結論”。至此，艾青二十年的沉冤正式宣告平反。艾青恢復了名譽，恢復了黨籍。他寫道： “如今，時代的洪流把我卷帶到一個新的充滿陽光的港口，在汽笛的長鳴聲中，我的生命開始了新的航程。”(《〈艾青詩選〉·自序》)

春節過后，艾青擔任《詩刊》社組織的詩人海港訪問團團長，帶領二十余名詩人，到海南島、湛江、廣州、上海等地參觀訪問。他寫了《盼望》、 《海水和淚》、 《盆景》、 《神秘果》等一批短詩。

夏天，艾青又隨中國人民對外友協代表團，出訪聯邦德國、奧地利、意大利等歐洲三國寫了：《古羅馬的大斗技場》、《墻》等引人注目的詩篇。詩人凝視著東西柏林之間那堵只有三米高的墻，感嘆它象一把刀“把一個城市切成兩片”。艾青指出，這“只是歷史的陳跡，民族的創傷”，即使再高、再厚、再長一千倍——

又怎能阻擋/千百萬人的/比風更自由的思想?/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比時間更漫長的愿望?

詩人借助“墻”的依托，在“國家要統一”的跑道上，展開和升起了詩的機翼，不具形的思想由于富有特征的具體形象的憑借，得到了情真意切的展現。難怪德國人聽了這首詩的朗誦后激動地說： “從來沒有一個外國詩人，對我們民族的心理了解得這么深!”

艾青同聯邦德國一家電臺的記者進行了這樣的對話——

記者：……說您是悲觀主義的代表。

艾青：悲觀?我從來不悲觀。我寫了許多詩，歌頌太陽，春天。《向太陽》、《火把》、《黎明》都是歌頌光明的。甚至在我最艱苦的歲月里，我都反復吟誦白居易的詩句，意思是說：即使我的一生再怎么艱苦，我也是這里的一個人。

記者：對您這樣一個出生在江南的人，長期在華北、新疆，完全不同的生活環境，夠嗆吧?

艾青;那當然。事情不可逆料，但我終于回來了。對一個詩人，最痛苦的是不允許發表作品。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過，一個作家不能發表作品，就意味著死亡。但我并沒有死，所以我對一切還是滿意的。1957年后，我同一切割斷了，我仿佛活在一個棺材里，但世界并沒有同我割斷關系。最近我才知道，香港不斷出我的書，甚至法國也出過我兩本書。

記者：您用鏡子譬喻真理問題，在《鏡子》這首詩里就涉及到真理問題。

艾青：是的，人們要誠實……

記者：您是不是想說，作家和他的作品本身就是社會的一面鏡子?

艾青：是的，當然。

在外國朋友眼里，艾青是誠實的、有信仰的詩人。他用詩的思維和語言表達真實與真理，并用自己民族的聲音面對世界發言。

1980年6月，艾青受法國辛格·波利尼亞克基金會和巴黎第三大學的邀請，前往巴黎參加“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文學”國際座談會。他帶去的論文是《中國新詩六十年》。詩人和巴黎已闊別四十八年之久，曾經居住過的玫瑰村不見了。艾青到拉丁區去找他住過的里斯本旅館，房子還在，但門面已煥然一新。艾青感慨地對人說： “我是喜歡法國的。近五十年了，變化是很大的。巴黎更加豪華了，修起了高速公路和許多新建筑。但凱旋門依然屹立著，圣母院和盧浮宮依然屹立著，這些沒有變，就如同法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誼。”這次重游法國，艾青帶回了組詩《巴黎及其它》。

同年9月，受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主持人聶華苓教授的邀請，前往美國進行四個月的寫作、交流、講演和參觀訪問活動。到過得梅因、芝加哥、費城、紐約、華盛頓、波士頓、印地安那、舊金山、洛杉磯等地，寫了一些短詩。對于這片陌生的異域，艾青費了很大的勁去把握它。一方面，這個社會處于現代物質文明之巔，另一方面，這個社會由金錢主宰一切，充滿著瘋狂、墮落和犯罪。這樣，艾青寫《紐約》，既勾勒了“太多的摩天大樓，鋼鐵與玻璃的懸崖絕壁”的風貌，又描畫了“百靈鳥和夜鶯，只存在教科書里”的畸形，更揭示了金錢與競爭的社會本質： “一切都在追趕速度，人在追趕中求生存，時間在奴役著人類，金錢在驅趕著時間”，致使“有人進入天堂，有人進入地獄”。

從1981年到1983年，艾青先后完成了長詩《面向海洋》《清明時節雨紛紛》、《四海之內皆兄弟》，分別發表在《人民文學》、《詩刊》和《十月》雜志上。此間，艾青曾分赴日本、新加坡參加亞洲作家會議和國際華文文學營會議。艾青不僅抓緊自己的有生之年努力為讀者提供精神食糧，又十分關心中國新詩的發展，先后寫了《新詩應該受到檢驗》、 《我對詩的要求》、《答〈詩刊〉問十九題》、《答〈詩探索〉編者問》、《與青年詩人談詩》、《從“朦朧詩”談起》等多篇論文，參與了中國詩歌界的論爭和理論建設。此外，他還經常會見來自五洲四海的詩人、作家和藝術家，熱情地促進著中外文化交流。

五

年邁古稀的艾青，在回顧自己五十年的創作生涯時，常常不無感慨地對人說： “想想我這一輩子，也只是寫了幾首人們還記得的詩。人民是最公平的。一個人寫了點有用的東西，人民總會記得他。我也是想也不敢想到有今天……”

是的，人民會記得艾青的貢獻，承認艾青的成就。他是我國新詩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具有獨特風格的現實主義大詩人之一。

艾青的詩，較多地將個人的悲歡融合到時代的悲歡里，反映著自己民族和人民的苦難與命運，反映著現實的生活和斗爭，并由此傳達出時代的呼喚和人民的心聲。在早年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詩人以真摯虔誠的赤子之心，贊美養育了自己的保姆，為她受盡黑暗年代人世間凌辱的凄苦命運抒發著悲憤、哀慟與不平。它同時表達了詩人對中國廣大農民的遭際的同情與關切。抗戰時期的重要詩作《北方》、《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手推車》等篇，忠實地記錄了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創傷與不幸，為時代之陰暗的底層和人民艱苦的斗爭染上悲壯的色彩，詩人在另一首名篇《我愛這土地》中發出的“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的傾訴，更是把個人的情感、命運都賦予時代、人民、祖國和土地的明證。詩人和自己的人民一起，感受舊世界的桎梏，經歷斗爭烽火的磨煉，也共享著解放的歡悅，在時代的洪流中前進。作為延安時期的敘事長詩《雪里鉆》，正面描寫了穿上軍裝的農民——中國士兵在革命隊伍中的成長。在參加土地改革過程中創作的《布谷鳥》，反映了翻身農民在回春的大地上幸福勞動的動人景象，滲透著詩人為農民翻身解放而產生的欣喜之情，及至六、七十年代間震蕩中國大地的劫波剛剛平息，艾青又同人民一起思考，率先創作了長詩《在浪尖上》，以“天安門事件”為背景，將憤怒和仇恨投向猖獗十年的“四人幫”，把深沉的哀思獻給人民愛戴的老一輩革命家，對“政治風暴浪尖上的海燕”——新的一代青年給予極高的評價。從他眾多作品的樸素雄渾的風格中流露的真實情感，以及那潛藏于詩中力求改革現實的決心和勇氣，不難看出詩人對時代、生活和人民的忠誠。

在中國廣大讀者心目中，艾青詩作中的深沉感情，突出表現為對光明的熱烈向往、追求和謳歌。太陽、火、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但出現于他許多作品，更是他不少篇章集中謳歌的主題，且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以不同的新意競放異彩。在《太陽》、《春》、《黎明》、《煤的對話》等早期作品中，詩人“在東方深黑的夜里”，朦朧又強烈地發出了對光明、對春天、對火焰的熱切呼喚。抗日烽火燃遍中華后，詩人從浴血奮戰的人民中找到光明之所在，創作了充滿熱情、樂觀和希望的長詩《向太陽》及其姐妹篇——在寬闊的社會背景下描寫青年知識分子在人民大眾的集體行動中受到教育、堅定方向的敘事詩《火把》。這兩首噴射著激情火花和理想光芒的名篇曾鼓舞過不少青年走上革命之路。到了延安和新中國成立以后，詩人將對光明的歌頌和對新時代的禮贊具體地結合起來，歌頌了“把歷史的重載馱在自己身上”，領導人民創造光明的領袖(《毛澤東》);歌頌了含蘊著革命內容和力量，使世界“覺醒起來!喧嘩起來!”的野火(《野火》);歌頌了在新世紀“早晨的陽光里一刻也不休息”的“春姑娘”(《春姑娘》)。而在二十年沉默中歸來以后，基于對“光中也有暗，暗中也有光”的新的認識，艾青在他新作的長詩《光的贊歌》中，以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觀點，熱情地謳歌了“只知放射，不求報償”，“大公無私、照耀四方”的光明，又著力鞭韃了“凝固得象花崗巖”似的黑暗，表達了“和光在一起前進，和光在一起勝利”的內心渴望。可以說，在黑暗中把希望寄托給黎明，在勝利的歡欣中歌唱太陽，是艾青作品的基本趨向;沒有對光明的執著追求，便沒有艾青的詩。

艾青作為現實主義的詩人，他的作品中緊密結合現實、富于戰斗精神的特點又同新鮮的詩美結合在一起。他曾寫道：“一首詩的勝利，不僅是那詩所表現的思想的勝利，同時也是那詩的美學的勝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論家們所忽略。”( 《詩論·美學》)在他的詩歌中，盡管不乏有某些或過于切近時事(如《歡呼集》)或過于凌虛(如早期的某些作品)的篇什，但作為代表他主要成就的詩篇，往往不拘泥于直接地如實地反映生活，那種飽滿的進取精神和豐富的生活經驗，總是伴之新奇的聯想、想象、意想、象征而來。造成鮮明的形象并給讀者一定的暗示與啟迪。他在抗戰前夜的密云期作的《太陽》一詩中寫太陽： “從遠古的墓塋/從黑暗的年代/從人類死亡之流的那邊/震驚沉睡的山脈/若火輪飛旋于沙丘之上/太陽向我滾來……”融進了深刻的感受的想象和意象，使形象充滿血肉，更深刻地顯示著光明來自黑暗，需通過流血死亡的代價去換取的生活真諦。他寫每天驚醒吹號者的， “是黎明所乘的車輛的輪子滾在天邊的聲音……是他自己對于黎明的過于殷切的想望”(《吹號者》)，豐富而貼切的聯想使形象得以升華。在《鏡子》一詩中，即使是寫“做人要誠實”這類抽象的觀念，詩人也把這種觀念轉化為具體可觸的鏡子，并通過對它的凝視，勾畫出在真理面前不同的人的不同心態。及至晚年，他作品中的形象更簡潔明確，語言更質樸純凈，除了繼續保持真實與想象相結合的特色，又增添了深沉的思考和睿智的哲理，詩作溫文爾雅，更見內向，富有機敏。此外，艾青還善于從繪畫、雕塑、音樂等多種藝術樣式以及中外諸多藝術流派中吸取有益的養料，轉化為自己詩篇中的藝術細胞。

艾青的詩歌，艾青的名字，首先在中國當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扎了根。即使是他在逆境中，也有許多人在關注他。一位新疆的工人，曾經給艾青寄來幾頁自己珍藏的艾青詩作的書頁。艾青在中國讀者心目中的位置， 由此可見一斑。

艾青的詩歌，艾青的名字，也在全世界贏得了聲譽。他的作品被譯成俄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羅馬尼亞文、捷克文、匈牙利文、保加利亞文、芬蘭文……美國的學者把艾青和希克梅特、聶魯達并列為現代世界三位最偉大的人民詩人。在七十年代末的一次巴黎詩會上，艾青的名字和法國人民最喜愛的兩位詩人艾呂雅和普列維爾，和世界著名的詩人謝甫琴柯、希克梅特、洛爾伽、聶魯達，里爾克等人的名字，并列在法蘭西歌劇院詩歌朗誦會的節目單上。

在中國現代詩歌發展史上，艾青是繼郭沫若、聞一多等之后推動一代詩風的重要詩人。他對中國新詩藝術的貢獻在于：以對現實生活的深入觀察和對人民命運的深切關注，加強了新詩的時代感和現實性;以來自生活又經提煉而成的豐富、變化、新鮮的語言，增強了新詩的表現力;以在一定規律里奔放的、具有“散文美”的內在韻律的自由詩形式的創造，和眾多的新詩人們一起，鞏固了自由詩在我國現代詩歌中的地位。艾青還是在藝術上溝通中外詩歌的橋梁之一，他的詩能面對世界發言，被一些外國學者認為在詩歌難于翻譯的情況下最易譯介的中國現代詩人。我們也不難看到，許多從抗戰時期或新中國成立以后成長起來的詩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過艾青詩歌的啟發和影響。而有的外國作家也為“艾青的作品引導我走上文學之路”而自豪。

艾青說： “我一生都在探索。”在漫長的道路上堅持探索，吹號行進的詩人與作品，盡管常常會幾經斫喪，終將顯示其旺盛的活力——因為對于艾青來說，太陽、火把、詩和他同在!

注釋

附錄一 艾青著譯目錄:

《大堰河》(詩集),自費出版,上海群眾雜志公司1936年11月印行。收入九篇作品。

《北方》(詩集),收入詩作十六首。1939年在桂林自費印刷,交付文化生活出版社作為“文學叢刊”出版。

《向太陽》(抒情長詩集),列為“七月詩叢”之三(胡風主編),香港海燕書店于1940年6月出版。

《曠野》(抒情詩集),分“曠野集”和“馬槽集”兩輯,共收入三十六首詩。重慶生活書店1940年9月初版,1942年、1947年分別再版。

《火把》(敘事長詩),1941年6月由重慶文化出版社列為“文季叢書”出版。《獻給鄉村的詩》(抒情詩集),收入七首詩作,昆明北門出版社1945年6月初版,上海群眾書店1947年重版。

《反法西斯》,系艾青在抗戰期間關于國際題材方面的詩作結集,收入二十八首詩,分《中國人民的歌》、《希特勒主義》和《敬禮啊——蘇維埃聯邦》三輯。上海讀書出版社1946年4月出版。

《艾青選集》,開明書店1951年版,系艾青第一本自選詩集。

《春天》,收詩作五十三首,除少數作于抗戰勝利和解放區土改運動外,主要是艾青建國以后的作品結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6月出版。

《黑鰻》(敘事詩),1955年發表于《人民文學》第4期,1955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印成單行本時艾青作了一些修改。

《歸來的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收入抒情長短詩一百零六首,此集獲中國作家協會第一屆(1979—1982)全國優秀新詩(詩集)獎一等獎。

《詩論》(論文集),桂林三戶圖書社1941年9月初版,其后有上海新新出版社1946年版,上海雜志出版社1947年版,上海書報聯合發行所1949年版,北京天下出版社1952年版,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3年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和1980年8月版等。

《艾青談詩》(詩論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5月作為“海韻論叢”出版,收入艾青“歸來”以后有關詩歌的論文、談話、序文及答問等二十五篇文章。

《原野與城市》(譯詩集,比利時詩人凡爾哈侖著),1948年由上海新群出版社出版。這是我國迄今為止第一本凡爾哈侖詩選的譯本。

附錄二 艾青研究資料簡目:

胡風《吹蘆笛的詩人》,《文學》B卷2期(1937年)。

呂熒《人的花朵》(艾青、田間合論),《七月》6集3期。

聞一多《艾青與田間》,《聞一多全集》第3卷。

曉雪《生活的牧歌——論艾青的詩》,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羅伯特·弗蘭德(美)《從沉默中走出來》,1979年4月6日——9日《華僑日報》,又載《中國文學》(英文版)第六期。

謝冕《他依然年輕——談艾青和他的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3輯。

駱寒超《艾青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海濤、金漢合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艾青專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楊匡漢、楊匡滿合著《艾青傳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