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學西法”

在深重的民族危機面前，譚嗣同認為，“唯變法可以救之”，深感若“不變今之法，雖周孔復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上歐陽瓣師書》。〕。在譚嗣同看來，西方“法度政令之美備”是值得學習的。因此，他主張應“盡學西法”以變革中國“今之法”。

譚嗣同認為變法要擇其“根本”。據此，他提出廢科舉、興學校、開議院、改官制、練海陸軍、筑鐵路、辦礦務商務、制機器、除弊政一系列主張。就是說，譚嗣同認為中國的道、器、法都要變。譚嗣同接受并發揮了王夫之的道器觀，進一步提出：“道，用也；器，體也。體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變，道安得獨不變？”器是客觀事物，道是事物的規律。“器”與“道”統一存在。譚嗣同還強調天下的器與道都是相通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他說：“天下之為器亦大矣”，“且道非圣人所獨有也，尤非中國所私有也……彼外洋莫不有之”。以此說明仿效西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既然“道”是天下事物一普遍規律，也就沒有必要強分中外。因此，變“器”不變“道”及“中體西用”等說教都是站不住腳的，則中法“盡學西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改革舊法律方面，譚嗣同提出的以下幾點值得特別注意：

1.成立學會，代行議院職權。他主張成立學會，辦農學、工學、商學、礦學、醫學、格致、律學等，通上下情；制定法律制度。

2.大興法律之學，培養法律人才。他建議在“大書院”中設立法律專門學科，培養人才：“考法律者官刑部”，“考公法者充使臣”。此外，他還主張用新培養出來的各專業的人才取代傳統官吏，以解決實行新法時朝廷“無行法之人”的危機，同時也可以達到改革官制的目的。

3.修訂具體的法律條文。他對于“謀反”“叛逆”“會匪”“死節”“失節”的規定都加以否定，極力主張加以改變。關于民事法律，他稱贊西法中有關父母與子女分資而立的規定，認為其好處是：“通國于以無惰民，不似中國轉累父母養之憂之，使父母有多男多懼，及汝曹催我老之嘆也。祖父之產，身后不悉歸于子孫，猶然民主之法之推也，是永無兄弟骨肉爭產之訟，與奪嫡爭繼之訟。”

譚嗣同雖然廁身于變法維新的行列，然而他并不認為“變法”是使國家復興的最好的途徑。他說：“然則變法固可以復興乎？曰：難能也，大勢之已散也。然茍變法，猶可以開風氣育人才，備他日偏安割據之用，留黃種之民于一線耳。”也就是說變法只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后來他直接提出，只有“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上歐陽瓣師書》。〕譚嗣同的這種看法顯然與康、梁所堅持的變法維新宗旨有質的不同，就連梁啟超本人也承認，譚嗣同“其思想為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為吾人所不敢言”，屬于改良派中的激進一路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