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圖存—明清之際的儒學·“實學”考辨·從二十五史所見“實學”概念談起

“實學”概念不僅見于古代學者文集中，也見于古代史書當中，二十五史屬官修正史，它關于“實學”一詞的用法，應該符合當時社會約定俗成的習慣，并且二十五史中“實學”意義的演變，也是反映歷史上“實學”意義變化的一個縮影。下面我們對二十五史所見有關“實學”字樣的資料作些分析。

(1)“實學”概念緣起。歷史上一個概念的提出和沿用，不是無緣無故的，必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內蘊。那么“實學”用語是怎樣形成的呢?

“實學”一詞，在二十五史最早見于《舊唐書·楊綰傳》，在征引正文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實學”概念提出的歷史背景。我們知道，唐代科舉制度，以明經、進士二科為主干。明經科重帖經與墨義，在于測試考生對經傳的死記硬背功夫。進士科重詩賦，主要測試考生的文學才華，因而進士特別受到社會的尊重。孔子曾說：“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文”與“質”之間形成一對矛盾，但在孔子那里，則更重視內德的修養。可是，自魏晉六朝以來，社會崇尚文學之風日盛，至唐代則主要以詩賦聲律取士。并且唐代銓選制度中規定可以“投牒自應”，允許“自舉”、“自進”。這樣一種選舉制度產生了許多流弊：以詩賦取士，“不切于政”。唐玄宗時，洋州刺史趙匡曾上《選舉議》，列舉科舉十大弊病，其中講到考試不求治國之才，專取詩賦之工麗，“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故當官少稱職之吏”。而一般士人“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譽同類，用以爭先”。士人走門路，拉關系，成為風氣。門閥世族則把持選舉，培植私人勢力，結成朋黨。正是針對唐代科舉制度這些弊端，楊綰才提出改變現行科舉制度，以“實學”取士的主張。

(2)“實學”指謂。唐代宗寶應二年(763)禮部侍郎楊綰上書，批評當時文人“爭尚文辭，互相矜炫”，“祖習既深，奔競為務”，同時也批評“明經比試帖經，殊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幸”。因而請求并停明經、進士科，按照古代察舉孝廉的辦法，選拔那些“有孝友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義，才堪策試者”。其奏疏說：

“取《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奧旨，通諸家之義……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必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舊唐書》卷一一九)

楊綰的建議得到了許多朝臣的支持，但翰林學士等則認為“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于是詔令明經、進士與孝廉并行。從楊綰的上書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看法，所謂“實學”乃是就培養和選拔人才提出的，它主要是針對唐代以詩賦取士所形成的“浮競”風氣而言的，它的內容包括：一、通經;二、修德;三、用世。它規定了以后所謂的“實學”的理論框架。由于楊綰的建議并未得到徹底貫徹，詩賦、帖括取士與“實學”取士并行，因而有后世所謂“實學”與詞章之學的長期抗爭。為了說明此點，我們再征引一些資料。

《宋史》卷一五七《選舉志》：“安定胡瑗設教蘇、湖間二十余年，世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胡瑗的湖學教法在書院中立經義、治理二齋，講究“明體達用”之學，以抵制詞章之學。由此可見胡瑗“實學”的內容也不外是通經(“經義”)、修德(“明體”)、用世(“治事”)三項。所謂“湖學教法”也是就教育制度的改良而言的。

《元史》卷一四八《董俊傳》載，元世祖時，朝廷君臣議設取士科，董文忠奏對：“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為詩賦，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由此看來，治經、講孔孟之道、修身治國就是“實學”，這里“實學”的范圍也不外通經、修德、用世三個層面，“實學”同樣是與“詩賦空文”相對的。

《明史》卷一四三《程本立傳》：“本立少有大志，讀書不事章句。洪武中，旌孝子，太祖嘗謂之曰：‘學者爭務科舉，以窮經為名，而無實學。子質近厚，當志圣賢之學。’”有“窮經”之名，而無德行之實者，不謂之“實學”，這里“實學”專指內在的道德品質而言。

《清史稿》卷一○六《選舉一》，順治皇帝諭禮部曰：“帝王敷治，文教為先。臣子致君，經術為本……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爾部傳諭直省學臣，訓督學子，凡理學、道德、經濟、典故諸書，務研求淹貫。明體則為真儒，達用則為良吏。果有實學，朕必不次簡拔，重加任用。”以經術為本，理學、道德、經濟等“明體達用”之學即是“實學”。

《清史稿》卷一○九《選舉四》載，乾隆元年，御史吳元安言：“薦舉博學鴻詞，原期得湛深經術、敦崇實學之儒，詩賦雖取兼長，經史尤為根柢，若徒駢綴儷偶，推敲聲律，縱有文藻可觀，終覺名實未稱。”乾隆時期是清代鼎盛時期，加上乾隆皇帝本人對詩賦之愛好，“詩賦”不再與“實學”對峙，只是反對片面追求詞藻、徒具形式的文體。這一時期，桐城派古文流派興起，主張合義理、考據、文章為一。詞章之學開始受到肯納，但仍不時受到排擯，尤其是咸豐年間經歷列強侵略，清王朝要培植國本，思以實學振勵士人。《清史稿》卷一○六《選舉一》載：“同治初元，以國學專課文藝，無裨實學，令兼課論、策。用經、史、性理諸書命題，獎勵留心時務者。”《清史稿》卷一○七，《選舉二》載：“光緒丙申、丁酉間，各省學堂未能普設，中外臣工多以變通整頓書院為請。詔飭裁改，禮部議準章程，并課天算、格致等學。陜西等省創設格致實學書院，以補學堂之不逮焉。”晚清政府改良教育，將舊式書院的教育方法變通而為新式學堂的教育方法，并在經世致用的思想指導下增加西學的課程。晚清儒者對“實學”的理解，雖然范圍有所擴大，但仍未突破經史、修己、用世這三個方面的理論框架

(3)“實學”對立面。“實學”的指謂既然如上所說，那它的對立面是什么?第一，從唐代宗開始一直到清同治年間，“實學”基本上與“詩賦空文”相對峙。第二，由于“實學”有通經、修德的自身規定，諸子百家之學被排在“實學”之外，如《清史稿》卷九八所說：“崇經義，屏百家浮競，敦實學，人知興行。”由此可見，實學即儒學。第三，“實學”要求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理論聯系實際，如果把“經義”當作“套類”，而無德行之實，也不能稱為“實學”。如此說來，也不是所有的儒者之學都可稱“實學”，只有“真儒”之學方可稱“實學”。

上面我們對二十五史中有關“實學”二字的主要資料作了詮解，在此基礎上我們再作些理論分析。二十五史中有關“實學”概念的資料共計四十四條，最早一條出自唐代楊綰。在我們未窮盡古代文獻之前，我們有理由認為，在正史之外的文獻中還可能有比楊綰時間更早的“實學”資料。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這樣認為，楊綰所談的“實學”與培養、選拔人才的取士制度有關，并且有其具體的歷史內涵，后世所談的“實學”也基本上圍繞著這樣的問題，因此我們也有理由認為楊綰所說“實學”，就是“實學”概念的起源。從唐代楊綰至晚清，“實學”的意義并沒有本質性的變化，并且一直得到官方的支持。

為什么“實學”主張出現于唐代，并一直為統治者所支持，這是我們需要加以探討的。在我看來，有如下幾個原因。

第一，教育與政治的反差。唐以后在學術界經常有“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的批評。“所學”是就教育而言，“所用”是就政治而言。中國古代治理國家的官吏要從士人中選拔，而士人為了應舉，就必須習學帖括與詩賦，但通過帖括與詩賦考試所選拔的人才，大都缺乏治理國家的才能。雖然唐以后各代試圖對此有所糾正，但一方面國家本身要通過科舉考試遴選一批能起草詔書、制誥的文學之士;另一方面，考生要歆動考官，首先就要文筆出色。這樣“以詩賦取人”的方式雖然總在被矯正，卻又總不能被克服。

第二，詩化精神與實際事務的反差。中國古代長期以來“士”為四民之首，社會上因而逐漸懸浮出一個龐大的有閑文人階層，他們創造出了一種燦爛的文化，我們姑且稱之為“詩賦”文化。這種“詩賦”文化至唐代以后發展為一個個巔峰。歷代朝廷君臣以至一般士人，抒情詠懷、游歷交際、四時佳興、宴饗慶吊，甚至案獄判詞，往往皆以“詩賦”形式出現，所以古代中國也可以說是具有“詩化精神”的國度。在文人圈子中，無詩不成雅趣，“詩賦”幾乎成了他們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但詩人的浪漫、超脫性格與處理實際事務所需要的勤謹、周密乃至不怕瑣碎的品格顯然是不協調的。從選拔“干濟實事”的政治人才的角度考慮，當然這種“詩化精神”越少越好，但這種“詩化精神”在文人社會中有其特殊的地位，這又是不能被消除的根本原因。

第三，學術取向與社會結構的反差。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社會是宗法倫理型社會，儒家的倫理思想體系是其理論的表現。而魏晉隋唐以降，佛、老之學盛行，表現出一種游離社會倫常的傾向，因而引起儒家學者的關注，不斷強調確立并強化儒學孔孟之道的地位。

概括上面分析的三方面內容，我們可以統稱之為士林習尚與社會政治的反差。而科舉考試則是這種反差的調節者，國家往往通過功令來誘導學者的學術取向。二十五史中的“實學”資料往往與“選舉”問題有關，其原因也就在這里。而統治者之所以支持“實學”，也是因為“實學”標示一種學術取向，即首先要學者具有立身的根基(“德行”)，要精通治國安民的理論(“經學”)，并具有治國安民的才能(“用世”)。“實學”二字所標示的正是這樣一種學術取向，它不是一門學科，不是表示一個學術流派或學說體系，這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關于此點，我們后面再詳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