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集團內部相互信任、團結協調是事業發展的基礎

1．領導者勵精圖治，領導成員相互信任

“貞觀之治”短短二十三年，取得如此重大成就，除唐太宗的雄才大略外，領導集團內部的相互信任和團結協調也必不可少。所謂領導集團，不僅是指一個單位或地區的領導班子，還包括從中樞首腦到基層的整個領導層。唐太宗的領導班底在他任秦王到玄武門之變時就逐漸形成，有原來的親信，也有后來發掘招納的人才，如魏徵、馬周等人。其基本特征都是具有高素質的。唐太宗立志要“令數百年后讀我國史，鴻勛茂業，燦然可觀”（第542頁）。為此，他“恐懷驕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要求大臣們“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第35頁）。他向大臣們表示“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倘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隔，實為國家之大害也”（第30頁）。“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能以犯顏忤旨。”（第33頁）

2．領導集團內部互不“相惜顏面”，求真務實，正確決策

貞觀元年，唐太宗對王珪說：中央機關提出的文詔，審議部門常有不同意見，設置這些部門“本擬相防過誤”，因為“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也就是說討論工作時出現不同意見是正常的，盡管都是“本為公事”，有時難免也有不同認識。對于這種情況，有的人懷有私心，“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聽到不同的意見就不高興，怕失面子，甚至與人結怨。“或不敬避私隙，相惜顏面”。為了避免與他人發生矛盾，照顧其面子，明知是重大原則問題，也不表示意見，為的是不得罪人。盡管“知非正事，遂即施行。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第24頁）。唐太宗總結隋朝滅亡的教訓，就是大小官員對各項政令得失表現模棱兩可，明知是錯，以為禍不及身，陽奉陰違，以致大亂爆發，家國俱亡。

領導集團內部，如果大家都“相惜顏面”，維持庸俗的一團和氣或一言堂，表面上親親熱熱，實際上“面從背言”，甚至各懷詭計，互相拆臺，這樣，領導集團就沒有生命力，事業終將衰敗。

3．防止“上下雷同”，保證中樞與下層暢通，使政令有效貫徹執行

唐太宗為了有效貫徹政令，保證中樞與下層暢通，調動官員們的積極性，提出克服“上下雷同”。貞觀三年，他說：“中樞、門下（中央首腦機關）機要之司，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同時指出：“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茍過，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嚴厲批評“若惟署詔敕，行文書詔而已，人誰不堪？何須簡擇，以相委付”，并指出：“自今詔敕疑有不穩便，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而寢默。”（第27頁）就是說各級要認真研究詔敕政令，如有不妥，須請示報告，從實際出發，使政令貫徹得更好。唐太宗要求各級官員去掉私心，從公出發，遇事相互啟發，“勿上下雷同”（第24頁）。防止“上下雷同”，當然不是各行其是，另搞一套，而是從實際出發靈活變通，使政令更具有生命力。

唐太宗認識到自己不是全能，大權在握的人很難認識到這點。貞觀四年，他說：“以天下之廣，海內之眾，千端萬緒，須合便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于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日理萬機，獨斷一人之慮矣。”“因令諸司，若詔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得施行。”（第28頁）這樣，中樞與各層領導之間上下管道通暢，上情下達，下情上傳，有利各項政令的貫徹執行。

4．領導者聞過即改，領導成員應互納批評

“聞人有善，若己有之。”“朋友有過，當面責之。”（第46頁）（《資治通鑒》一九二卷，貞觀元年）這是我們民族的優良美德，也是領導者的處事原則。唐太宗對魏徵的批評表奏，親自詔答，表示“誠極忠欵，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公之所陳也，朕聞過矣。當置之幾案，事等韋、弦（有益規勸）”（第18頁）。唐太宗承認自己“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第31頁）。進而指出，不要忽視小事，喪失警覺，因為“凡大事起于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第33頁）。他告誡人們隨時都要保持“居安思危，防微杜漸”的精神狀態。貞觀元年考試選拔人才，據反映，在應試者中有謊報官階和資歷等，唐太宗下令，令這些人自首，如查出罪至于死。不久，查出確有偽造資歷者，大理寺卿戴胄對偽造資歷者只判處流刑，唐太宗說，我說過判處死刑，為何只判流刑！不是使我失信于天下嗎？戴胄說：“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唐太宗說，我有錯誤，你能夠糾正，我無憂慮了。（第312頁）尚書張亮，因犯謀反罪下獄，大多數官員贊成判處死刑，只有少監李道裕持反對意見，提出“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即證據不充分，應宣告無罪，唐太宗一怒之下殺了張亮。不久刑部侍郎缺空，推選了許多人都感到不合適，唐太宗說：李道裕最恰當，先前我沒有接受他提出的“反刑未具，明其無罪”的意見，我至今追悔，他為人公道。（第317頁）

5．掌握賞罰藝術，是發揚正氣，保持領導活力的重要條件

賞善罰惡是古今中外一切領導者必須慎重處理的問題，正確及時的賞罰，能樹立正氣，酬謝有勛者，懲治邪惡。“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無功者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第187頁）因此，賞罰不可輕行，領導者或領導集團如何把握賞罰，就是堅持實、公、慎、時四個環節。所謂實，任何賞罰都必須有充分客觀事實依據，這是賞罰的基礎，也是公正的前提，慎重是為了公正，賞罰必須及時，時過境遷，也就失去了賞罰的意義。

賞罰不論親疏貴賤，切不可“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罰無罪，天下喪亂，莫不由此”（第81頁）。“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以公正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惡莫隱，善惡自分”（第185頁）。對于賞罰，一般說來，可賞可不賞者賞，可罰可不罰者不罰。領導者善于掌握賞罰藝術，有利于引導下屬和群眾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克服消極腐敗現象，調動下層和群眾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