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富民、樂民、教民思想

1．民有恒產，勿奪農時

孟子在政治上主張行仁政，仁義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在經濟政策方面主張富民，特別強調民有恒產，勿奪農時。人民必須有基本的生產生活資料，也就是要有一定的生存與發展的條件和環境，而且不要去干擾破壞它，盡可能去幫助扶持，如此才可以安居樂業。孟子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坑害）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人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之為善，故民之從之以輕（容易）。”（《梁惠王上》，第355～356頁）

“今之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禮儀哉？”“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富，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農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梁惠王上》，第356頁）“民之為道也，有恒產，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滕文公上》，第442頁）

2．易（耕治）其田疇，薄其賦斂，民可使富也

人們有基本的生產生活資料，只要善于經營治理，農民就會逐漸富裕起來，孟子說：“易（耕治）其田疇，薄其賦斂，民可使富也。”（《盡心上》，第619頁）中國歷代封建統治階級都是靠剝削壓迫農民來養活和維持統治的，封建專制制度，是農民貧困痛苦的根源，孟子提出的使民有恒產，不奪農時，減輕剝削，使農民致富，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在歷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孟子清楚地看到了土地、人民、政事這三者的重要性，特別是人民，只有減輕農民的賦稅，農民才會安居樂業，他提出：“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殍，用其三而父子離。”（《盡心下》，第647頁）捐稅多了人民生活貧困，社會不安定，就沒有心思去講仁義禮愛，甚至犯罪作亂。

封建社會，土地是基本的生產和生活資料，農民是社會的主體，國家要處理好土地和農民的關系，以合理的政策去調節二者的關系，保障農民的基本利益，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孟子認識到土地、人民、政事的重要性，認為“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盡心上》，第647頁），要重視土地資源的合理占有與使用收益，使農民“制有恒產”，促進經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統治者的政事，也就是制度、政策政令等，這些問題解決得好了，才能達到富民的目的。

富民同時要教民，仁政從富民始，同時做好對人民關于禮、義、仁、愛的教育，“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告子下》，第598頁），因此，要設“庠（祥）序之教，申以孝悌之義，頒（班）白者不負于道矣”（《梁惠王上》，第345頁）。“設為庠（祥）序學校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所以明人倫也”（《公孫丑下》，第443頁），設立各級各類學校，讓人民接受良好的教育，形成仁義孝悌的良好素質與健強體魄，建造良好的社會風尚，使白發老人不背負重物行走在路上。

3．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統治者不能只追求自身的快樂，不問人民疾苦。只有與人民同樂，統治者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快樂，“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梁惠王上》，第343頁）, “樂民之樂者，民亦得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今王與百姓同樂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第370頁）。“獨樂樂，與人同樂，孰樂？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不若與眾。……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梁惠王下》，第363～364頁）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即為天下之樂而樂，為天下之憂而憂。宋代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弘揚了孟子“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思想。

與民同樂，既是領導者的政治道德修養，也是為政理念。不僅要尋求自己歡樂，也要顧及社會的安危冷暖。國家的各項政策等，是要使人民脫離貧困，實現富裕。促使人們身心健康，大家都能享受快樂。只有人民快樂，領導者才真正快樂。

4．尊賢使能，俊杰在位

行仁政必須有仁人，只有心懷仁義的人才能施行仁政。孟子十分強調為政者的政治道德素質，他說：“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閑暇（政治穩定，社會安寧），及是時，明其刑政，雖大國，必畏之矣。”（《公孫丑上》，第406頁）歷史和現實經驗完全證明了這一點。一些中小國家，賢能者執政，經濟發達，國力強盛，政治穩定，上下團結，國際影響力較大，大國未必敢小視。而且“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公孫丑上》，第407頁），所謂“尊賢”就是“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萬章下》，第552頁），政清人和，賢能俊杰者在位，人民群眾中的愛國優秀分子必然立志報效國家，何愁沒有治國英才。

如何才能做到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孟子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他認為“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左右曰不可，勿聽……見不可焉，然后去之”（《梁惠王下》，第376頁）。用人不能只聽少數的人意見，即使是多數人認為好或不好的人，也都要去做實際考察，聽取多數人的意見，了解實際情況而后決定。對高層領導人才，更要嚴格要求，必須“惟仁者宜在高位”（《離婁上》，第482頁）。仁者在高位，又能用上敬下，就是在高位的人能尊重職位低下的人，上下之間的關系就會更加密切融洽，政令暢通，政治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