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詔的滅亡和大理國的建立

唐順宗永貞元年（公元805年）以后，唐王朝進入了衰落時期，在大約102年的時間里，唐朝有十一個皇帝，這些皇帝或者被宦官控制，或者被外戚控制，或者被節度使等控制，表明這個時候的唐王朝已經衰落，于是南詔國發動了對唐王朝西南方向劍南西川和安南都護府的進攻。

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詔國第一次攻入成都，在一般人的意識中，南詔國攻入成都一定是大肆掠奪，但是攻入成都的南詔國將士安慰成都百姓，不滋擾市場交易，秋毫不犯，上述行為至少可以說明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南詔國的統治集團心中對于唐朝是有敬畏的，能夠正確處置南詔國與唐朝的關系；其二，南詔國對于漢民族文化的學習，使他們不做殺人放火的事。出人意料的是，在返回南詔時“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新唐書·南詔傳》）。其目的是補充南詔國發展需要的勞動力，特別是社會發展中最重要的“工技”，因此南詔國軍隊撤退的時候才把青壯年勞動力和技術工匠帶回南詔，在此次攻入成都的戰役之后，南詔國的物質文化有了一個飛躍式的發展，歷史學家說“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liè，相同）”（《新唐書·南詔傳下》）。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今天還可以在云南大理看到具有中原漢民族文化特點的諸多文化遺跡，而大理也因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第一批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

唐懿宗咸通年間（公元860年—公元874年）南詔國第二次攻成都。南詔國的軍隊一反第一次攻入成都的做法，卻是“俘華民，必劓耳鼻已，縱之，既而居人刻木為耳鼻者十八”（《新唐書·南詔傳》）。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做法反映了南詔國的當權者以消滅生產力的心理來對待唐朝的普通民眾，這樣的行徑表明了南詔國即將滅亡。

從此唐朝與南詔國的關系發生巨大變化，南詔開始處于較為主動的地位，發動了對唐朝安南都護府的攻擊。唐宣宗時，南詔國第一次進入安南都護府。當時，因為唐朝在安南的地方官員不能很好地執行唐太宗時期的民族政策，安南的少數民族首領邀請南詔國的軍隊幫助他們抵抗唐朝地方官員的盤剝，南詔占領了安南都護府之后，還派人駐守在安南，這在唐朝與南詔國關系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唐咸通四年（公元864年），南詔又發動了對安南的強大攻勢，安南都護的官員蔡襲全家被殺，城遭屠。唐朝為了有效抗拒南詔國對安南都護府的攻擊，從中原征調了許多軍隊駐防，但是因為來自中原的戰士不適應熱帶氣候，戰斗力嚴重不足。雖然唐朝對軍事上的戰略部署進行了調整，咸通七年（公元867年）唐朝大敗南詔國在安南的軍隊，收復了安南。但是因為大量的中原漢族戰士不適應南方的氣候，開始反對這場戰爭，由此埋下了唐王朝滅亡的根子。

公元868年，駐守桂林的唐朝軍隊在龐勛的帶領下從桂林起事反唐王朝，成了導致唐王朝滅亡的直接原因，所以唐王朝也在南詔國滅亡5年之后的公元907年滅亡，從此中國陷入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中。對此，《新唐書·南詔傳》總結說：唐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唐王朝與南詔國的矛盾沖突，直接原因是黃巢起義，黃巢起義的原因又與龐勛帶領的桂林起義有關，即禍起于桂林，而根源是南詔。

由于南詔不斷向北、向南發動攻擊，不但給唐王朝造成了極大的消耗，同時，南詔自身也疲憊不堪，國庫空虛，連十五歲以下的男子都征募參加戰爭，僅留下婦女耕種以供軍餉，由此可見南詔在攻擊唐朝的戰爭當中，大量消耗了社會財富和人力資源，很快衰弱下去，公元902年，南詔國的最后一個國王舜化貞去世，掌握實權的鄭買嗣趁機發動政變，在五華樓下殺南詔國國王蒙氏宗族八百余人，結束了南詔國的統治。

雖然南詔國滅亡了，但是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動蕩，西南地區政治極不穩定，因此在南詔國滅亡和大理國建立之間的36年當中，西南先后相繼出現了三個小王國，即權臣鄭買嗣建立的大長和國、清平官趙善政建立的大天興國、楊干貞建立的大義寧國。大義寧國楊干貞當了國王之后，政治上也無多大建樹，而且他“貪暴特甚”，引起不滿，“中外咸怨”，這說明當時社會動亂的嚴重程度，所以在后晉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大義寧國”的通海節度使、白蠻貴族段思平起兵反楊，推翻了“大義寧國”，建立了大理國。

盡管南詔國后期衰退，但是仍然給大理國留下了許多物質和精神的財富，所以大理國建立后，各個生產部門的生產，較之南詔時期有顯著的提高。

在農業生產方面，表現在水利工程范圍的擴大和土地的大量開墾。在手工業方面是煉鐵技術先進，制造出來的“大理刀”聞名全國，其鋒利程度被描寫為“吹毛透風”。畜牧業也很發達，“大理馬”聞名全國，成為大理國與內地貿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每年都有數以千計的馬賣給宋朝。精美的手工藝品也頗有特色，如用橡皮制造的甲胄，式樣優美，質堅如鐵，披氈、彩漆器皿也聞名全國。

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商業也興盛起來。當時輸往內地的有馬、羊、雞等畜禽，有刀、氈、甲胄、漆器等手工藝品。而大理則從內地購入漢文書籍、絲綢、瓷器、藥材等物品。據《馬可·波羅行記》記載，鄯闡城（今昆明市）已發展為一個新興的工商業城市。這為元代以鄯闡城作為云南的省會，創造了客觀的物質條件。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雖然宋代統一多民族中國沒有實現大一統，但是大理國的發展，為元朝統一多民族中國在更大范圍內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大發展提供了諸多物質和精神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