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信自立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把誠信作為立己待人的重要道德規范。古文中“信”字是一個“人”加上一個“言”，《說文解字》中說：“信，誠也，人言為信，會意字。”原本字義就是人言為信，引申為誠實的意思，代表人說話必須實實在在，不自欺更不欺人，才能讓別人相信你。

信，是儒家傳統倫理準則之一。孔子認為“信”是為人立身處世的基點。在《論語》中，信的含義有兩種：一是信任，即取得別人的信任；二是對人講信用。在《論語》其他篇章中如“子張”“陽貨”“子路”等，都提到有關于“信”的道德。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就是說：“一個人不講信用，不知他怎樣立身處世。就像大車沒有（音同尼，大車車轅與橫木相接的部位），小車沒有（音同越，小車車轅與橫木相接的部位）一樣，它們靠什么行走呢？”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孔子主張謹言慎行，不輕易允諾，不輕易表態，如果做不到，就會失信于人，如此威信也就降低了。

人無信則不立，古人為人誠實、恪守諾言的例子比比皆是，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關于誠信的文化。

言而有信

堅守“信用”應該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常態。季札是周代吳國國君的公子。有一次，季札因為要出使魯國而經過了徐國，于是就順道去拜訪了徐君。季札是一位非常有氣質涵養的君子，兩人言談之間，徐君的目光一直被季札腰間的一把佩劍給吸引住。

徐君心想季札的這把劍鑄造得很有氣魄，幾顆寶石鑲嵌其中，典麗又不失莊重。只有像季札這樣的君子，才配得上這把劍。徐君雖然很喜歡這把佩劍，卻不好意思說出來，只是一直忍不住地朝著劍觀望。季札知道徐君的心意，便在內心暗下決定，等到魯國完成出使的使命之后，一定要再回來將這把佩劍送給徐君。

后來，等到季札從魯國返回徐國的時候，才知道徐君已經過世了。季札難過地來到徐君的墓旁，把自己的那把佩劍掛在樹上，并在心中默默地說著：“雖然您已經過世了，但是我內心那個承諾還在，今天將這把劍贈予您，也用這把劍向您道別。”季札對著墓碑躬身而拜，然后轉身離去。

季札此舉令隨從非常疑惑，忍不住問他：“徐君都已經過世了，您將這把劍掛在這里，又有何用呢？”季札說：“雖然他已經過世了，但我的內心對他曾經有過承諾，我從魯國回來之后，一定要把劍送給他。作為一個君子講求的是誠信與道義，怎么能夠因對方過世，就違背做人應有的誠信呢？”

季札內心暗下的一個決定，既沒有人約束，也沒有什么契約，卻自我約束，履行承諾，真正做到了“有信于心”。正如宋代袁甫在其家訓《袁氏世范》中所訓誡的：“有所許諾，纖毫必償，有所期約，時刻不易，謂之信也。”意思就是說，對別人承諾的事，一絲一毫都不能少，一時一刻也不能改變，這就是信。

相反，人如果把個人利益看得太重，輕視品德修養，那么人就容易出賣自己的良心，不擇手段去換取利益。為了一時的利益而損人利己，失信于人，最終受害的還是自己。

春秋時期越國的漆商虞孚，與計然和范蠡同時代，他不甘于過貧苦的生活，看到朋友們經商致富，他也躍躍欲試。他首先找到計然，向他請教致富的方法，計然對虞孚說：“現在漆的銷路很好，你為什么不種些漆樹，采漆、賣漆呢？”虞孚聽了十分高興，就向計然請教種漆樹的技術，計然有問必答，耐心指教。虞孚回去后，起早貪黑辛勤勞作，終于開墾出了一個很大規模的漆樹園。

三年之后，漆樹長成了，虞孚高興得不得了。因為如果能割數百斛的漆，就可以賺很多錢。他準備將所割得的漆運到吳國去賣。正在此時，他的妻兄來看他，對虞孚說：“我常到吳國去經商，知道在吳國怎樣銷售漆，搞好了，可以獲得數倍的利錢哪！”

虞孚急于發財，一再詢問怎樣才能獲得更多的利，他的妻兄說：“漆在吳國是暢銷貨，我看到不少賣漆的人都煮漆樹葉，用煮出來的漆葉膏和漆混在一起賣，這樣可以獲得加倍的利潤，而吳國人也發現不了。”虞孚聽了，來了勁頭，連夜取漆葉煮成漆葉膏，和漆一起運往吳國。

當時由于吳、越兩國關系十分緊張，互不通商，漆在吳國確實十分難得。吳國的漆販子們聽說虞孚來賣漆，都興奮不已，跑到郊外迎接他，還為他安排好了食宿。在住地，吳國的漆販子一看他的漆，果然是上品好漆，便講好價錢，貼好封條，約定次日交錢取貨。

等到漆販子們一離開，虞孚便開啟封條，連夜將漆葉煮的膏子混入上好的漆中。不想由于手忙腳亂，留下一些痕跡。次日漆販子如約而來，發現漆甕上的封條有啟動過的痕跡，便產生了懷疑，找了個借口，當時并沒有成交，說是過幾天再來。

虞孚在旅館里等了好幾天，也不見吳國的漆販子再露面。時間一長，摻了漆葉膏子的漆都變了質。結果，虞孚一兩漆也沒有賣成，連上好的漆也賠了進去。吳國的漆販子們聽說以后，都批評他說：“商人做買賣要誠信，商品質量是不能騙人的，今天你落到這個田地，誰又會可憐你呢？”

虞孚背信棄義，不守誠信，最后因窮困潦倒而客死他鄉。

民無信不立

孔子把“仁義禮智信”作為五常。其中人與人之間的誠信，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人無信則無以立，無以行。

治理國家的道理何嘗不是如此。孔子的學生子貢曾向老師請教怎么治理國家。孔子說：“一是讓老百姓豐衣足食；二是國家擁有強大的軍隊；三是取得臣民的信任。”子貢說：“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項，那么這三項應先去掉哪一項？”孔子說：“去掉軍備。”子貢說：“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項，那么這兩項應去掉哪一項？”孔子說：“去掉衣食，寧可不得足食，也要保住信用。如果得不到臣民的信任，那么國家遲早要滅亡。”

當政者要致力于三件最基礎的事業，足食、足兵和讓臣民信任。但是如果臣民對當政者不信任，那么國家政事各方面，就很難推展開來，國內可能會內亂，無法穩固，這時候也別奢望能足食、足兵了。可見足兵、足食是建立在臣民信任當政者的基礎上的，就像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沒有信任，也不可能交往，更不會建立起互動關系和隨之而來的合作事業。以史為鑒，秦朝“棄禮義而上首功”，形勢逆轉，沒有征戰的對象后，也就失去兵士對它的信任而很快內亂覆滅。當政者行仁政，取信于民，廣施德澤，必受人民愛戴，天下太平，豐衣足食。

所以當政者只有以德服人，取信于民，讓百姓心悅誠服，社會才能穩定和發展。當政者應當謹慎體察民意向背，作為施政參考，不能違背誠信原則。“良藥苦口，忠言逆耳”，古代明君他們懂得“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道理，所以很能接受臣下的諫言，唐太宗就是一位講求誠信、勤政愛民的仁君。

唐太宗從大唐王朝的長治久安大計出發，主張君臣上下同心同德、開誠相見，才能治理好國家。唐太宗認為，隋煬帝猜忌群臣，是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而自己以誠信待臣下，用人不疑，便贏得了臣下感恩圖報、竭盡忠心。

貞觀初年，有人向唐太宗上書，請求清除朝廷中的“奸臣”。唐太宗對此事很重視，親自召見上書人，當面對他說：“我所任用的大臣，都是賢良之人，你知道誰是奸臣？”上書人說：“我居住在民間，不知道誰是奸臣。但我有一條妙計，請陛下試一試，一定能讓奸臣露出原形。”太宗問他是什么妙計，那人回答說：“陛下與群臣討論國家大事時，故意堅持一種錯誤意見，并乘機大發雷霆。這時那些不畏龍顏震怒，堅持真理，敢于直言正諫，不怕斧鉞之誅的人，便是直臣；反之，畏懼陛下的威嚴，只顧身家性命，依順陛下心意，迎合旨意的人，便是奸臣。”

太宗聽了不以為然，對此人說道：“流水是否清濁，關鍵在于源頭。君主是施政發令之源，臣民好比流水，泉源渾濁而想使流水清澈，那是不可能之事。帝王自己玩弄、施行奸詐之計，怎能使臣民正直、誠信呢？魏武帝曹操機警過人，多用詭計，我看不起他的為人。如果我也像他那樣去做，如何再去指責別人、施行教化呢？”

唐太宗又義正詞嚴地對獻計之人說：“我要使大信行于天下，以忠誠之心治國，決不搞歪門邪道。你的計策雖妙，但對我毫無用處，我決不采納使用。”那人聽了滿面羞慚，趕緊下殿，倉惶出宮而去。

但后來，唐太宗自己卻犯了一個類似的錯誤。貞觀初年，一些官吏貪贓枉法、收受賄賂、敲詐勒索，百姓怨聲載道。唐太宗為此痛心疾首，決定殺一儆百，懲治腐敗之風。但苦于一時找不到人犯，也抓不到罪證。太宗靈機一動，便暗中派身邊一人，拿著財物去“行賄”。有一個看守宮門的小官不知是計，受絹一匹，私自開門放行。太宗抓住此人，立即要處他死刑。

戶部尚書裴矩得知此事后極力諫阻唐太宗，他說：“此人收受賄賂，確實該斬。但陛下曾反對用詐術去清除奸臣，臣等至今記憶猶新。現在陛下設圈套，故意派人行賄，陷此人于死罪，這不同樣是用詐術嗎？這樣治罪他人，恐怕不是陛下的初衷吧？也不符合以道德治國、以禮儀教人、以誠信待人的準則。”

太宗聽了裴矩的話極為高興，表示反省，赦免了那個小官的死罪，并將此事通報五品以上的京官。下詔表彰裴矩據理力爭的精神，希望群臣效仿。

誠信的呼喚

古人做生意都說“童叟無欺，真不二價”，互相之間答應什么事情常常一言而決，成為君子協定。而在當今中國，社會經濟正處于快速發展與轉型的關鍵時刻，在各種物質利益的誘惑下，誠信危機已經成為一個必須解決的社會問題。現代人在做生意的時候，唯恐合同條款訂得不周密，被對方鉆空子，請律師來仔細審核合同，甚至要去做抵押、做公證等，這都是由于信任不足帶來的成本。我們出去買東西的時候怕買到假貨，生怕買到什么過期、有毒的食物或藥品。人與人交往的時候互相設防，怕被別人欺騙，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十分緊張。

經濟發展需要誠信，社會呼喚誠信。有人會說，如果大家都說假話，但是我堅持守信用，那就一定會被別人騙，這年頭，老實人吃虧。但也正是因為人人都這么想，人人都比著看誰精明，甚至有些人相互騙來騙去，才使得世風日下，人人自危。如果人人都能誠實守信，一諾千金，社會風氣就不一樣了。

誠信是立人處世之本，是對人的本性、人的價值、人的使命提出的基本要求，是一種美德，更是一種責任。堅守誠信，常用“至誠”的標準來規范自己，協調人與人的關系，提高社會道德水準。這是社會進步的呼喚，也是美好心靈的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