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西林人物簡歷簡介,丁西林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在現代文學史上，我們還記不起有哪些作家同時又是科學家的，丁西林也許是唯一的例外。他既是著名的物理學家，又是杰出的喜劇作家，他的一生始終沒有離開過科學研究和文化教育的崗位，也始終沒有放棄他所愛好的戲劇創作。他是一位把創作當作“正業”之外的“別業”的業余作家，但卻取得了比某些專業作家更為突出的藝術成就，成為我國現代喜劇的創始人之一。

留學英國 獻身科學

丁西林，原名丁燮林，字巽甫，常用的筆名為西林。1893年(清光緒19年) 9月29日(農歷8月20日)生于江蘇省泰興縣黃橋鎮一個地主家庭里。父親較開明，允許孩子們接觸新學，發展個性。丁西林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培養了對科學的興趣。1905年小學畢業后考入江蘇南通中學讀書，1910年又考入上海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上海交通大學前身)學習，成績優異。1914年懷著獻身科學，報效祖國的愿望留學英國，就讀于伯明翰大學，攻讀物理學和數學。為了提高英語能力，課余大量閱讀英國文學作品和譯成英文的其他國家的文學作品。他是從看英文劇作開始對戲劇發生興趣的，尤其喜愛蕭伯納、高爾斯華綏和易卜生的作品，這些作品中的精巧的構思，機智的對話，幽默的風格和生活的情趣，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他后來的戲劇創作特別是走上喜劇創作道路發生很大的影響。丁西林是1917年在伯明翰大學畢業的，曾先后獲得伯明翰大學理科學士和碩士學位，并在倫敦大學作物理研究工作，1919年曾一度到德國和法國短期學習德語和法語。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科學和民主精神得到了極大的發揚。身在國外的丁西林受到很大鼓舞，很想把自己學到的知識用來報效祖國，發展科學事業。正值此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親赴歐洲考察教育，并在留學生中選聘人才，丁西林和同在英國留學的李四光等人被選應聘于1920年回國，任教于北京大學。丁西林初在物理系任教授，主講物理學課程，深受學生愛戴，后遂被選為物理系主任，并一度兼任預科主任。

初期文學活動和創作

二十年代初，文學革命運動正處在深入發展階段，北京是新文學運動的中心之一，新的刊物和文學社團不斷涌現，生活在這里的丁西林，直接接受了文學革命運動的影響。本來他的興趣就十分廣泛，不僅熱愛科學，也很喜歡藝術，再加之許多友人如楊振聲、沈從文、徐志摩等都是文學界人士，在他們的影響推動下，他也參加到新文學運動的行列中來，成為新文學陣營的一員。1923年新月社在北京成立，丁西林參加了該社的一些活動，如在演出泰戈爾的劇本《齊德拉》時，曾扮演村人。1924年《現代評論》創刊，應編者陳源、高一涵等人的約請，成了該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發表了許多雜感、時評和科學論文。1926年由趙太侔、宋春舫等人發起組織的中國戲劇社成立，丁西林是該社社員，同聞一多、鄧以蟄共同分工負責出版委員會工作。

丁西林的戲劇創作開始于1923年，也是應友人之約，為《太平洋》雜志寫了他的處女作《一只馬蜂》。這是一篇獨幕喜劇，取材于當時流行的題材——青年男女的戀愛婚姻問題，歌頌了青年一代沖破傳統的婚姻制度，取得自由戀愛的勝利。這是一個富有積極意義的主題。劇本構思巧妙，幽默風趣，劇中人吉先生和余小姐同吉老太太之間，分別代表新舊兩種思想的沖突，但作者對這一沖突的處理不是采取通常的直接對立的形式，而是以間接委婉的形式展開的。無論代表新的一方的吉先生、余小姐，還是代表舊的一方的吉老太太，各自都披上了偽裝，“舊的老太太在新的余小姐面前充著新，新的余小姐在舊的老太太面前裝著舊;吉先生一面借舊的口吻諷著新，一面又居于新的地位斥著舊”(袁牧之： 《中國劇作家及其作品》)這樣，整個劇情便在虛虛假假中進行，“假話”“謊話”和“反話”便構成了劇本的情節要素和語言特色。這不僅從側面反映出當時社會的虛偽和“不自然”，也使作品平添上輕松的喜劇氣氛。這個劇本出現在新文學運動的初期，表現了作者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具有一定的時代性，而它的別開生面的喜劇手法，在當時也令人耳目一新，初步顯露了作者的幽默喜劇才能。

丁西林的初期戲劇創作還有《親愛的丈夫》 (1924年)《酒后》 (1925年) 《壓迫》 (1926年) 《瞎了一只眼》(1927年)等，均為獨幕劇。由于作者是大學教授、科學家，生活的范圍較窄，更多地局限于高級知識分子階層，故這些作品的題材不夠寬廣，對生活意義的挖掘也不夠深入。 《親愛的丈夫》寫一詩人娶了一個京戲旦角做太太，兩個月后，“她”被官僚強拉去唱堂會，才發現這個太太原來是男人。劇本雖也寫出舊社會藝人的地位低下和倍受凌辱，但畢竟過于離奇，有很大的虛構和幻想成分。 《酒后》是根據凌叔華的同名小說改編的，描寫一對因獲得愛情而感到幸福的夫妻，同情一位沒有得到愛情幸福的朋友，妻子在征得丈夫同意后，準備趁朋友酒后熟睡時吻他一下，但終因感到羞怯而作罷。表現的是資產階級婦女的微妙心理和某些變態情趣，缺乏社會意義。 《瞎了一只眼》風格近于趣劇。一位受了輕傷的先生，被太太看得傷勢很重，朋友得到消息前來看望，太太索性讓丈夫假裝瞎了一只眼，以瞞騙朋友，但先生終于向朋友說出了真情。結果，原想愚弄人家的太太反被人家所愚弄。劇本雖嘲諷了太太的庸人自擾，弄巧成拙，但畢竟意義不大。這時期較好的作品是《壓迫》，它是丁西林前期創作的代表作。在劇前的《小序》中作者談了創作緣起，當時北京租房要有兩個條件：一是有鋪保，二是有家眷，他的亡友劉叔和因此而身受其苦，這件事觸發他寫了這一短劇。劇本圍繞著租房難的問題，描寫了有產者的房主對無房者的房客的“壓迫”，也寫出了無房者彼此聯合起來反抗這種壓迫的斗爭。劇本不僅體現了作者的民主主義思想和現實主義精神，藝術技巧也較前成熟。租房難本是生活中的不幸，但生性樂觀的作者卻把這個帶有悲劇性的題材處理成喜劇。劇本一開始就展開了喜劇性的沖突，堅持不肯把房子租給單身男客的女房東，她的女兒偏偏違抗母命私自招來了單身男客并收了訂金，女房東要求男客退房，偏偏男客又是一個脾氣古怪不肯向無理壓迫屈服的硬漢，他堅決要求租房的權利而毫不退讓。女房東與男房客在退房與租房的問題上各執一端，成騎虎難下之勢，戲劇又發生了喜劇性的轉折，這時偏偏又來了一個租房的女客，男客本可以順水推舟，把房子讓給女客，但富于同情心的女客卻甘愿同男客假稱夫妻共同對付房東，他們的聯合行動終于使女房東陷入圈套。而巡警的到來又把喜劇向前推進，他面對的竟是一對要租房的夫婦，毫無干預此事的借口，只能悻悻然退走。更大的喜劇還在結尾，假稱夫妻的男女房客在取得租房的勝利時竟還不知道各自的姓名，真可謂曲盡其妙，逸趣橫生。租房本來是生活中的常事，但在舊社會，正常的事情只能通過非正常的手段才能得以實現，這難道不正說明社會的不自然、不合理嗎?要改變這不合理的社會，就必須“‘聯合起來’去抵抗——不但‘有產階級的壓迫’——社會上一切的壓迫與欺負”(《壓迫·小序》) 《壓迫》的題材所包含的社會內容與表現形式的喜劇特征得到了很好的結合，作為我國話劇創作的初期作品，無論就思想和藝術來說，都可稱為上乘之作，在當時和后來曾普遍上演，獲得一致好評。洪深稱它是“那時期的創作喜劇中的唯一杰作”(《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導言》)是當之無愧的。

這一時期，丁西林除了獨幕劇創作外，還嘗試寫作小說，先后寫了《癖》 《叫化子》《清明前一日》等，大都取材于北京市民生活，帶有生活速寫性質，藝術上不夠成熟。也許作者更熟悉也更習慣于用戲劇體裁寫作，故后來便未見有其他小說問世。

1927年，丁西林結束了在北京的七年生活，應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和總干事楊杏佛的邀請，到上海籌建物理研究所，任該所專任研究員兼所長，其后又先后三次兼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為發展中國科學事業作了大量工作。如研制地磁儀，建立地磁臺，創建儀器工場，培養了大批技術人才。

在上海時期，由于物理研究所系初創階段，工作任務相當繁重，丁西林無暇從事創作，只是在1930年根據宇文的小說改編成一篇獨幕劇《北京的空氣》，在《新月》雜志發表。劇本寫一個常被聽差偷他用他的大方的主人，有一次在招待客人時不得不到小氣的聽差屋里偷了香煙來吸，真可謂一偷還一偷，大方與小氣轉換，空氣平和了。作品暗含譏諷，在煙霧繚繞中透露著生活的灰色和可笑。作品的語言很是俏皮，尤其善用反語，曾被選入國語教科書，作為修辭學反語格的舉例。 (見趙景深《文壇憶舊》)象前期的有些作品一樣，這部作品仍然沒有對生活和現實作進一步的開掘，缺乏應有的社會意義和時代精神。

綜觀丁西林前期的六個劇本可以看出，作者具有民主主義的思想立場，善于從日常事物中發現喜劇因素，寫出一些思想與藝術結合得較好的作品，但他視野不寬，尚不善于從現實社會中發掘生活的真理和深刻的意義，因而有些作品雖不乏技巧，但缺乏堅實的內容。

在抗戰的熔爐中

1937年抗戰的爆發，打破了科學研究的常軌，物理研究所及其實驗工場，為了躲避戰火，不得不數次遷移，作為所長的丁西林，不辭辛苦，歷盡艱辛，經常往返奔波于上海、昆明、桂林、香港等地，但仍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科研和實驗，尤其是軍用光學工廠的興辦(與英國合辦)把科研工作迅速轉到為反法西斯戰爭服務的軌道上來，取得了重要成果。抗戰也進一步激發了丁西林的愛國主義熱情，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為了從事抗戰事業，當時正在香港的丁西林與同事和家人一起立即啟程返回內地，途經廣州時被汪偽發現，汪逆曾出面令偽廣東省府代為“問候”，并脅迫利誘他到南京供職。丁西林嚴詞拒絕，遂被軟禁，后設法只身逃出魔掌，返回內地，而他的家屬(包括年僅幾歲的幼兒)和保姆則一起被投入獄中，關押近三年之久，直到抗戰勝利前夕才獲釋。這一事件充分表現了一位愛國的科學家的凜然正氣和崇高的民族氣節。

抗戰是一個大熔爐，它鍛煉和考驗著每一個中國人。丁西林目睹了敵寇的入侵，民族的災難，國統區的黑暗和腐敗，以及人民群眾的抗戰熱情，不僅激發了他的愛國心和正義感，也激發了他的創作熱情，開闊了他的思想視野，加深了對社會現實的認識，給他的創作帶來了明顯的變化。

在經歷了一段奔波，生活稍為安定以后，他忙里偷閑，重新撿起中斷近十年的“別業”，于1939年創作了又一部獨幕劇《三塊錢國幣》，接著又寫了四幕喜劇《等太太回來的時候》(1939年)和《妙峰山》(1940年)這些劇本，藝術上更趨成熟，現實性明顯增強，顯示了作者思想和藝術上的進步。

喜劇創作的新進展

《三塊錢國幣》繼承了《一只馬蜂》《壓迫》等作品的民主主義思想，但有了新的發展，以更鮮明的態度表現了反壓迫的主題。劇本以女仆不慎打碎主人的一只花瓶，主人強逼仆人賠償三塊錢國幣為情節，表現了有產者對無產者的“壓迫”，但同《壓迫》相比，不僅人物關系上“房主”與“房客”變成了“主人”與“仆人”，而且就其性質來說，已由人格上精神上的壓迫，進而寫到經濟上階級上的壓迫了。 《三塊錢國幣》把描寫重心放在資產階級闊太太對貧苦無告的女仆的刻薄態度上，體現了作者的民主主義思想，吳太太那種自私自利，強詞奪理，蠻橫霸道的行徑，作者是作為一種剝削者的固有性格加以表現的，其厭惡之情溢于言表。相反，對于愛抱不平、富于正義感的大學生楊長雄，作者則給予熱烈贊揚。這種愛憎分明、傾向強烈的態度，在丁西林過去的作品中是比較少見的。這個劇本的構思巧妙，很值得稱道。全部情節緊緊圍繞著花瓶與國幣展開，先后共打碎兩個花瓶，賠了兩次三塊錢國幣，但各有各的作用。李嫂打破的一只花瓶是無心，楊長雄打破的另一只花瓶是有意，前者表現了女仆的無辜，后者表現了大學生的義憤;李嫂被逼賠出的三塊錢國幣是無理的壓迫，楊長雄主動交出的三塊錢國幣是有理的報復，前者使人感到憤慨，后者使人產生快意。兩者之間有著明顯的對比作用，從而深化了主題。劇本的結構精煉集中，語言機智風趣，下棋的穿插前后照應，“和棋”的結尾一語雙關，耐人尋味。表面上看吳太太和楊長雄這一矛盾的雙方各有得失，似乎是“和棋”，實際上吳太太雖得到三塊錢國幣的賠償，但卻喪失了全部人格，楊長雄平白損失了三塊錢國幣，卻贏得了道義上的完全勝利。一篇僅有七千字的獨幕劇，能寫得如此精致，渾然一體，實屬少見。

《等太太回來的時候》和《妙峰山》這兩部多幕劇在表現生活內容的廣度和深度方面較前都有了明顯的進展。它直接從抗戰的現實生活中取材，反映了愛國者與賣國者的矛盾和斗爭，表現了反投降反迫害和愛國抗敵的重大主題，這在丁西林的創作道路上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民族抗戰的現實，教育并推動作者從書齋走向了社會，也促使他思想中的民主主義同愛國主義因素日益融合和深化。如果說，前期作品雖以獨特的喜劇風格別樹一幟，但同新文學戰斗的現實主義傳統尚有一段距離的話，那么，這兩部作品則標志著作者已跨入了革命的現實主義戰斗行列，匯入到新文學時代精神的主潮。

也許是第一次寫作多幕劇，較多的人物和較廣泛的生活內容，再用作者原來擅長的獨幕劇的寫作技巧顯然已經不夠用了，它需要有一種與之相適應的新的表現手段，但作者一時尚不能完全適應這種要求，因而在《等太太回來的時候》中，人物性格的塑造與情節的安排顯得有些滯重，不是那么得心應手，人物的議論多于動作，喜劇的效果未能得到充分發揮。愛國的子女對待“不肖的父親”雖有喜劇性，但未能貫徹始終，無法形成持久的喜劇力量。但劇本為我們提供的生活內容仍然有著重要的認識價值： 民族矛盾已經滲入到家庭內部，形成了新時期的父與子的沖突。抗戰時期的愛國青年同“五四”時期的愛國青年一樣站在時代的前列，他們對于時代的落伍者和民族的罪人，都采取不合作、厭棄和斗爭的態度。正是在這些青年身上，讓我們看到了民族的前途和抗戰勝利的未來。劇本在現實題材的開拓上，主題思想的鮮明性和積極意義上，仍高于以前的作品。

《妙峰山》繼承了《等太太回來的時候》的愛國主題，但克服了藝術表現上的不足，明顯增強了喜劇性，使內容上的反帝愛國的嚴肅主題同表現方法上輕松幽默的喜劇風格得到了較好的結合，是丁西林創作的一個高峰。這個劇本是為紀念蔡元培逝世而寫的，劇前有“獻給蔡孑民先生，我在他的領導下工作二十年，從未厭倦”的題辭。丁西林受蔡元培的影響較深，為人處世，均以蔡元培先生為楷模，1940年3月蔡在香港病逝，丁前往奔喪，并表示要寫一個戲來表示他的悼念。在劇中人物，抗日領袖王老虎身上無疑可以看出蔡先生的影子，但這個形象仍然是對生活的藝術概括，有著明顯的藝術虛構。劇本通過王老虎被俘，在押解途中設計逃脫重返妙峰山并同華華結成美滿婚姻的故事，表現了抗敵愛國的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主題。整部戲具有濃厚的浪漫色彩和傳奇性，它吸收了傳統喜劇的特點，但避免了英雄落難的俗套。在浪漫色彩中透露著作者追求美好未來的理想，在傳奇性中傳達出了正義必將戰勝邪惡的樂觀精神。王老虎開創抗日根據地，代表了廣大群眾的心愿，他的英雄業績，膽識氣派以及豁達風度象磁石一樣吸引著人們，使他在被俘蒙難中得到來自各方面的援救，非但沒有被殺掉反而招來了大批的追隨者，壯大了抗戰的力量。

妙峰山是作者虛構的“理想國”，有很大的幻想成分，但并非沒有現實根據。這里實行的開明政治，“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主義”，“吸收游資，統制軍火，變賣奢侈品”的施政三原則，以及嚴明的紀律，人和物豐的生活景象，無疑是對黑暗的不民主的國統區現實的一個否定，不難看出其中有著作者深切的寄托和寓意。“占山為王”另辟新土的思想，當然不被專制獨裁的國民黨反動政府所允許。 《妙峰山》在上海演出時曾遭禁演，正說明劇本的積極意義所在。

《妙峰山》在塑造人物，特別是在塑造王老虎和華華這兩個正面喜劇形象方面獲得很大成功。作者過去寫的喜劇主角多為中間狀態或批判性的人物，這兩個喜劇形象則是正面人物，既未寫得過于嚴肅古板，失去喜劇特性，又未過多的渲染笑料，損害正面人物應有的身分，真正做到幽默而不油滑，輕松而不輕佻，寓莊于諧，亦喜亦悲，不文不火，恰到好處。劇本語言的幽默風趣和機智俏皮也不減當年，雖然篇幅較長，但仍能做到揮灑自如，妙句如林，更可看出作者駕馭語言的高超功力。

《妙峰山》是丁西林抗戰時期也是解放前寫的最后一個劇本。因為他的主要精力仍然用在科學事業上。1945年6月，他以物理研究所所長的身分，同郭沫若一起應蘇聯科學院的邀請，離開重慶赴莫斯科參加蘇聯科學院成立二百二十周年慶祝活動，親自觀察和了解了蘇聯科學事業的成就，受到很大教育。回國后不久，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但國民黨反動政府不顧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倒行逆施，悍然發動了內戰，再次把人民推向災難的深淵。這使丁西林感到十分痛心和失望，再加之對中央研究院當權人物的腐敗無能的不滿，遂于1947年辭去了任期長達二十年的物理研究所職務，重新回到教育界，赴青島山東大學，任物理系教授，并兼任理學院院長。翌年又應臺灣大學借聘，赴臺灣任該校理學院院長。不久，又返回青島山東大學原任，直到全國解放。

機智幽默 獨具特色

丁西林是現代文學史上最早從事喜劇創作的作家，社會沒有為他提供足資借鑒的成功樣本，他除了向我國傳統的喜劇學習外，主要是借鑒了英國近代“世態喜劇”的經驗，通過創造性的實踐，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幽默喜劇風格。他十分注意社會的人情世態，從平凡的生活事件中發現喜劇因素，選取富于生活情趣的場景和細節組成戲劇情節，通過人物性格的矛盾組織戲劇沖突，運用結構上的峰迴路轉、起伏跌宕和語言的輕松俏皮造成機智與幽默的喜劇效果。丁西林的喜劇是建立在機智和情趣基礎上的幽默喜劇，其中雖也不乏譏諷和批判的力量，但同一般的諷刺喜劇不同，它不那么尖銳潑辣，也不過多地使用漫畫化的夸張手法，即使運用諷刺也是溫情的善意的成分居多。他的喜劇同一般的趣劇鬧劇也不同，他強調“喜劇是一種理性感受”必須經過思考從中得到教益。“鬧劇只要有聲有色，而喜劇必須有味;喜劇和鬧劇都使人發笑，但鬧劇的笑是哄堂、捧腹，喜劇的笑是會心的微笑”。 (《孟麗君·前言》)丁西林的喜劇，正是經過思考才能辨別其中味道，并引人產生會心的微笑的喜劇。但每篇喜劇細加比較又往往同中有異，各有千秋。 《一只馬蜂》真真假假，虛中有實，令人感到仿佛是兩個調皮鬼在捉弄一個老大媽， 《壓迫》悲喜交集，絕處逢生，在凝重的氣氛中透露著輕松，而《三塊錢國幣》則是細針密線，環環相扣，情節的發展出人意外，又在人意中。丁西林喜劇的主人公大都是有文化教養的知識階層，人物對話極富豐采，或談鋒銳利，或出言機智，辯論時辭采動人，抒情時娓娓動聽，造成豐富多采的語言群，而這些不同色彩的語言最后又共同形成總體上的俏皮和輕松。丁西林的劇作很講究伏筆和蓄勢，欲擒故縱，出奇制勝，也很講究結尾，或急煞，或慢收，或一語破的，或含毫藏鋒，都給人以回味的余地，收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由于丁西林獨具特色的喜劇創作的成功，不僅受到讀者和觀眾的重視和好評，而且也有了自己的追隨者，對后來的喜劇創作發生了很大影響。三十年代著名戲劇家和演員袁牧之曾說過，他的劇本《一個女人和一條狗》就是在丁西林的影響下寫成的。在另一位著名的喜劇作家陳白塵的劇作，特別是《未婚夫妻》、 《結婚進行曲》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丁西林開創的現代喜劇傳統的深刻影響。

為新中國服務

1949年，經過長期艱苦奮斗的中國人民終于迎來了勝利的曙光，丁西林感到莫大的喜悅。這一年的9月，在解放了的青島，他被推選為全國政協代表，由青島赴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使這位年過半百的科學家心情十分激動，決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貢獻給新中國的文化科學事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丁西林擔任了政府和群眾團體中許多重要職務，如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部副部長，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副主席，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副會長，北京圖書館館長，全國文聯委員，中國劇協理事。他還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他曾多次率領我國文化藝術代表團訪問亞非等友好國家，還做為文化使者代表我國政府與有關國家簽訂許多文化合作協定。他在領導新中國的文化科學事業和發展我國對外文化友好交流的事業中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文革”期間，他作為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友好協會副會長，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擔任了繁重的送往迎來的外事工作，終因身心交瘁，于1974年4月4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1歲。

對戲劇民族化的新貢獻

建國以后，丁西林擔任了遠比過去復雜繁重得多的工作，但他并未停止一向喜愛的戲劇創作活動。同以前不同，他似乎把興趣轉向了戲曲的改編和革新方面。1951年文化部曾設立戲改局，主管戲曲改革工作。丁西林不僅領導了這項工作，而且身體力行率先實踐。這一年他根據民間傳說《白蛇傳》的故事，寫成三幕十六場古典歌舞劇《雷峰塔》。1954年又根據《蝴蝶盃》的故事寫成五幕十四場古典歌舞劇《胡鳳蓮與田玉川》， 目的是“想在改革中國舊劇方面做一個試驗”。(《雷峰塔·前言》)這些劇本采用舊劇的風格、(服裝、臺步、說白的語調，傳統的象征等)話劇的手法、(用開幕閉幕的方法分場，盡量地利用對話發展劇情，加強組織結構，配合簡單布景)自由的樂曲、(中國樂器，中國音樂，利用各種舊調，創造個別新調)聽得懂的歌詞(白話夾通俗文言)，以期創造一種新型進步的、但仍是民族形式的歌舞劇。(見《雷峰塔·前言》)丁西林改編的戲曲并不限于上述舞臺形式方面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能站在社會主義時代的高度，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傳統戲曲素材的內容進行“推陳出新”，賦予它們以新的積極意義。如《雷峰塔》把《白蛇傳》、 《雷峰塔傳奇》、《義妖傳》中那些不必要不合理的迷信內容和惡劣的情節進行刪改，剔除糟粕，取其精華，不強調男女關系，而突出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著力表現白娘子熱愛生活熱愛人類的思想主題。這些新編的“古典歌舞劇”在作者生前雖未能發表，亦未能上演，但無疑是改革傳統戲曲使之更進步更完美的有益嘗試。與此同時，丁西林對舞劇的民族化問題也進行了探討。1959年寫成舞劇《牛郎織女》;(載《舞蹈》1959年4月號)1960年又創作以反帝為題材的舞劇《老鼠過街》，(未刊)注意舞蹈、音樂、服裝、畫面的有機性、整體性;并使它們與劇情的內容密切聯系起來。

丁西林對話劇民族化的探索所花精力尤多。作于1959年8月，發表于1961年8月的六幕話劇《孟麗君》是一次成功的實踐。劇本取材于清代女詩人陳端生的彈詞《再生緣》，但作者刪繁就簡，大膽取舍，突出女主人公的聰明才智。她善于利用皇室的矛盾，排除險阻，出奇制勝，終于結成美滿姻緣。劇本運用了戲曲賓白形式，對話更具民族特色和歷史氣氛，全劇的傳奇色彩和機智幽默的語言，不禁使人想起《妙峰山》，也可以看出同古代傳統喜劇的聯系。

1962年是丁西林話劇創作的豐收年。這一年的2月寫了以反右斗爭為內容的四幕話劇《一個和風細雨的插曲》， 8月寫了反映三反五反斗爭的獨幕劇《干杯》。同月又寫了四幕十一場話劇《智取生辰綱》，這是根據《水滸》故事改編的。劇中根據作者關于“《水滸傳》中第一條革命英雄好漢是晁蓋而不是宋江”的觀點，把晁蓋作為主角，著重表現他的劫富濟貧的革命精神。劇本的對話大都采用小說的原文，同時吸收了傳統戲曲的象征手法，在話劇民族化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但這幾個劇本當時均未公開發表。主要是作者對藝術要求很嚴，每寫出一個劇本，總是先放下，一改再改，從不輕易拿出發表，因為作者原就不以發表作品為目的，只是把戲劇創作當成業余的愛好。

自1962年起，丁西林又嘗試對外國優秀的劇本作系統的譯批工作，目的是培養青年戲劇工作者，使他們開闊眼界、增長見聞。他先后譯介了英國巴蕾的《十二磅錢的神情》 (《劇本》1962年8月號)，英國麥斯菲爾德的《上了鎖的箱子》(《劇本》1963年5月號)，英國蕭伯納的《一代天驕——拿破侖》 (1964年譯，未刊)，并寫有譯批后記。從藝術賞析的角度，評論劇作的思想、語言、風格、技巧、很能給人以啟發。這種“譯批”工作，把我國古代“評點”的傳統批評方法，用在戲劇評介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創舉。

丁西林的一生追求真理，獻身科學，熱愛藝術，是一位正直進步的民主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他的人生態度積極樂觀，興趣廣泛。除科學、文學、戲劇外，對音樂、曲藝、語言、文字等領域多有涉獵，堪稱“多面手”。他曾利用聲學原理改良中國樂器笛子，把六孔七聲改為平均十二律，擴大了樂器的表現力。他還曾用戲劇形式撰寫《漢語文字的創造者》，通俗形象地解釋漢字的起源，直至逝世前仍在探索文字改革的道路，設計漢語拼音方案。他尤其在獨幕劇的創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被譽為“獨幕劇的圣手”。丁西林一生不懈地追求笑的藝術，他用笑聲向過去告別，也把笑聲留給未來。當人們在笑聲中否定一切虛偽、自私和丑惡，贊美真善美時，將長久地記住丁西林為中國現代戲劇所作出的貢獻。

注釋

附錄一 丁西林主要作品目錄

《一只馬蜂及其他獨幕劇》(內收《一只馬蜂》、《親愛的丈夫》《酒后》),北京大學現代評論社1925年5月出版。

《西林獨幕劇》 (內收《一只馬蜂》《親愛的丈夫》《酒后》《壓迫》《瞎了一只眼》《北京的空氣》),上海新月書店1931年8月版。

《等太太回來的時候》 (四幕喜劇,另收有獨幕劇《三塊錢國幣》),重慶正中書局1941年4月版。

《妙峰山》(四幕喜劇),桂林戲劇春秋月刊社1941年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12月版。

《西林獨幕劇集》 (內收《一只馬蜂》——《三塊錢國幣》共七個獨幕劇),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2月版。

《丁西林劇作選》 (內收《一只馬蜂》《壓迫》《三塊錢國幣》《等太太回來的時候》《妙峰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6月版。

附錄二 丁西林主要研究文章目錄

張友鸞《<一只馬蜂>的五次讀》, 《京報副刊·文學周刊》第1期,1924年12月13日。

肖然《觀<酒后>與<一只馬蜂>》, 《京報副刊》1925年3月25日。

培良《中國戲劇概評》,《狂飆》第10期,1926年12月12日。

逸園《評<壓迫>與<一片愛國心>》, 《戲劇與文藝》第1卷第6期,1929年10月1日。

張繼純《西林獨幕劇》, 《北平晨報·劇刊》第42、44、45、46期;1931年10月11日、25日; 11月1日、 8日。

侍桁《<西林獨幕劇>評》, 《文藝月刊》第3卷第5、6期合刊,1932年6月30日。

劍嘯《中國的話劇》, 《劇學月刊》第2卷第7、 8期合刊,1933年8月。

袁牧之《中國劇作家及其作品(一)》,《戲》創刊號,1933年9月15日。

柏李《會見丁西林先生》, 《劇場藝術》第2卷第8、 9期合刊,1940年9月10日。

許之喬《丁西林劇作試論》, 《文藝生活》第2卷第4期,1942年6月15日。

田禽《中國戲劇運動·中國劇作家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6月版。

吳啓文《丁西林談獨幕劇及其他》,《劇本》1957年8月號。

陳瘦竹《丁西林的喜劇》,《戲劇論叢》第3輯,1957年8月。

喬羽《橄欖——讀<壓迫>札記》, 《劇本》1957年9月號。

李健吾《讀<三塊錢國幣>》, 《文學知識》1959年12月號。

李健吾《孟麗君》, 《文藝報》1961年第10期。

鳳子《訪老劇作家丁西林》,《劇本》1961年11月號。

胡寧容《談丁西林獨幕喜劇的特色》《劇本》,1963年2月號。

丁克剛《丁西林先生的微笑——憶獨幕劇<三塊錢國幣>的創作經過》, 《人民戲劇》1979年第7期。

莊浩然《在幽默諷刺的笑聲中再現現實》,《福建師大學報》1981年第4期。

李健吾《丁西林和他的劇作》,《文匯月刊》1982年第8期。

王震東《科學家·喜劇家·“多面手“——記著名的幽默喜劇作家丁西林》, 《劇本》1983年9月號。

陳瘦竹《關于丁西林的喜劇——答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劉紹銘教授》,《文藝報》1983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