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學·踵作諸書——從“九通”到“十通”
《通典》問世之后，到了宋代，就出現了兩種踵作《通典》，一是宋白的 《續通典》，一是魏了翁的《國朝通典》。
宋白的《續通典》共200卷，于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奉詔撰修，到次年九月修成。其書上起唐至德初年(756)，下迄后周顯德末年(958)。時人王欽若批評這部書說，杜佑的《通典》上下包載幾千年的事，全書才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為開元禮，現在宋白的《續通典》，僅載二百年間之事，卷數卻與杜佑的《通典》一樣多，太重復。這部書大概的確如王欽若所批評的那樣，因而沒有流傳下來。
魏了翁的《國朝通典》也是二百卷，據說只是草稿，并未最后完成，此書當然也沒有流傳。
就“三通”續作而言，現存最早的應是明王圻的《續文獻通考》。
此書共二百五十四卷，全書分三十考，除包括馬端臨《文獻通考》的二十四考外，他還根據鄭樵的《通志》增設了氏族、謚法、六書三考，另有節義、道統和方外三考，為王圻所獨創。其書上接宋嘉定，下迄明萬歷，是作者頃40年之力而完成的。
從《通典》到《通考》，這類典制史后書視前書在門類上總有所增益和調整，這除了反映了作者的某些見解外，主要的還是反映了歷史的發展。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通考》中的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等考，在《通典》中都是《食貨門》的子目，馬端臨將這些子目升了級，較真實地反映了唐自兩稅法實施之后，這些方面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王圻《續通考》對《通考》類目的調整和增益，也同樣是這個道理。
王圻的《續文獻通考》，在《田賦考》中增益了黃河、太湖、三江、河渠四個子目，在《國用考》中增益了海運，在《學校考》中增益了書院等等，都反映了自宋嘉定以后到明萬歷末年這段歷史，這些門類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已不容忽視。例如關于河患，王圻說：
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而已，我朝河決，則慮并妨漕運，而關系國計，故治河視前代為尤急。(《續文獻通考》 ·卷八)
這里至少說明了明代對黃河的開發利用超越了前代，因而黃河的水上運輸關系到了國家大計，黃河泛濫，毀壞民田廬舍倒在其次，關鍵是這必定要妨礙漕運，影響國計民生。黃河如此重要，增加這一子目顯然就十分必要。對于太湖和三江的增入也是一樣，說明江南的發展，在明代已成了國家的重要經濟支柱，所以增加這些子目，很反映了時代特色。
《道統考》和《方外考》的增益也頗有深意。所謂道統，即圣道，也就是儒家之道的傳授系統。宋儒標榜自己上接孔孟真傳，漢唐以來全空白不講，王圻對這種好自尊大的態度極為不滿，故設《道統考》，對儒學的發展過程作了探討，并排出了古今師承關系，在一定程度上，還了歷史以真實的面貌。至于所謂“方外”，本應不干人事，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卻涉足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藝術等等各方面，事實上，釋教、道教等對社會的影響已不亞于儒家，因而王圻設立《方外考》，考察佛、道二教的興起、發展，以及它們與政治的關系。佛教敘事止于元代，大概是因明太祖朱元璋曾做過和尚，有所違礙，故作了回避。
盡管該書在分類設目上不是沒有可商之處，但它畢竟把從宋嘉定至明萬歷間的典制變化作了梳理和記載，其功勞是不能抹殺的。但清人出于自我標榜，卻極力貶低這部書，以至《四庫全書》沒有收它，只把它列入存目類，極大地影響了這部書的流傳。
清乾隆間，敕修了六部 “三通”續作，這就是
| 續通典 皇朝通典 續通志 | 144卷 100卷 527卷 |
| 皇朝通志 續文獻通考 皇朝文獻通考 | 200卷 252卷 266卷 |
這續修的“六通”與原來的“三通”合稱，就是在學術界頗有影響的 “九通”。
《續通典》與 《皇朝通典》都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敕修。兩書均循杜氏舊例，類分八門，但對其子目作了一些刪削和增益。《續通典》的時限為唐肅宗至德以后，至明崇禎末年。取資除各代正史以外，還參酌引用了 《唐六典》、《唐會要》、《五代會要》、《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山堂考索》、《契丹國志》、《大金國志》、《元典章》、《明集禮》、《明會典》等書。由于有些子目只限于某一時代，如土斷，僅起于晉南渡后，以后的王朝已沒有這一制度，故《續通典》便將這樣的子目刪除，而將后來產生的，如遼金的一些制度，便理當補入，這都是合乎實際的。對于州郡和邊防，由于時代不同，疆域有變，《續通典》皆以時代為綱記載其事，比較客觀地反映了我國行政區劃的變化。
至于《皇朝通典》，由于這時《大清會典》、《大清通禮》、《皇朝禮器圖式》、《御制律呂正義》及其《后編》、《大清律集解》、《大清律例》、《皇輿表》、《大清一統志》、《盛京通志》、《熱河志》等皆有成書，故《皇朝通典》只是按類將以上諸書資料加以編次。由于該書取資豐富，向為研究者所重視。
《續通志》也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敕修。其紀傳譜略，一仍鄭樵《通志》之舊。紀傳始于唐，略始于五代，所采《明史》紀傳，皆全文照錄。由于唐宋以來的史書卷帙浩繁，故對人物的紀傳有所選擇，其原則是：“勿冗勿漏，其事之無關法戒，人之無足輕重者，概從芟汰。”(見《欽定續通志凡例二十則》)在正史之外，如《資治通鑒》、《通鑒綱目》、各紀事本末及傳紀、文集、碑版，凡可補正史之缺的，皆仿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之例，分載于各條之下，以便參考。在諸略中，《續通志》續補了遼、金、元三朝有關制度，如《氏族略》，即補了遼的三耶律氏、二審密氏，補了金的白號黑號諸姓氏，以及蒙古的七十二族、色目三十一種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字方面，該書還收輯了關于契丹字、女真字、蒙古字的有關材料，都是很有特色的。
《皇朝通志》的敕修與《續通志》同時。《皇朝通志》的特點是沒有紀傳，只有二十略。故在《四庫總目》中，《續通志》入“別史類”，而《皇朝通志》入“政書類”。本書的特別是，《氏族略》補入了八旗氏族，《七音略》補入了滿文之音聲，《天文略》則根據康熙《御制儀象考成》《靈臺儀象志》，以及乾隆《御制儀象考成后編》等，會通中西之法，以究象緯的運行。尤其是《金石略》，除收清諸代墨寶外，主要收《西清古鑒》所收之文物，以及《三希堂帖》等等，大都是文物精品，充分反映了清代從興起到乾隆間的強盛和繁榮。
在清人續修的 “三通” 中，《續文獻通考》和《皇朝文獻通考》是較早修的兩種，它們同敕修于乾隆十二年 (1747)。
《續文獻通考》仍依馬端臨《文獻通考》的二十四考為書，時間上起宋寧宗以后，下迄明崇禎以前，貫穿宋、遼、金、元、明五朝。在具體子目上，《續文獻通考》也作了若干調整，如《郊社考》，原書于郊壇大祀之后，附以八蠟、五祀各小門，《續通考》則析出高禖、八蠟、五祀、先農、先蠶及雜祠淫祠，另為《群祀考》。其它調整大都類此。《續通考》取材豐富，以遼金元而論，正史之外，又旁及《契丹國志》、《大金國志》、《元典章》、《明集禮》、《明會典》、《明實錄》等，同時又多取諸家奏疏文稿的議論。
本書極力詆毀明王圻的《續文獻通考》，認為其書“門類頗多增擴，然識解乖駁，援引蕪雜，往往因類遞推，駢枝錯出”。(見《欽定續文獻通考凡例八則》)認為敕修的《續文獻通考》一出，“非惟可廢王氏之書，即馬氏之書歷來推為絕作，亦陶鑄之而有余也”。(見《四庫總目》卷八一《史部》“政書類”)這就不免有點自吹自擂的味道了。
《皇朝文獻通考》對清初的各項制度，如田制等記載較詳。凡清朝沒有的典制，如均輸、和買、和糴以及童子科等，都因而刪去。本書取材豐富，將清初的典制縷析條分，頗便實用。但本書羅列了不少清帝詩文，不倫不類，是清修諸書的通病。
清末代皇帝宣統二年(1910)，劉錦藻進呈了他個人撰修的《皇朝續文獻通考》。由于此書內容翔實，學術界在上述“九通”之外又加了這一通，號稱“十通”。
劉錦藻最初呈上的《皇朝續文獻通考》是三百二十卷，上起乾隆五十一年(1786)以后，下迄光緒三十年(1904)，共記119年之事。其門類一遵《皇朝文獻通考》。
辛亥革命之后，劉錦藻繼續收集資料，欲將光緒三十一年(1905)至宣統三年(1911)的典制補齊，以完成有清一代的典制專史。劉錦藻在原書基礎上又增益了四考，即： 《外交考》、《郵傳考》、《實業考》、《憲政考》，最后全書成四百卷，共為三十門。本書最后完成于1921年，而1934年，作者就去世了。可以說，《續皇朝文獻通考》，是作者頃畢生之力而完成的。
本書敏銳地反映了歷史的變化，例如他在《學校考》中增益了八旗官學、書院、圖書和學堂，在《兵考》中增益了長江水師、海陸軍等，都反映了清末歷史的現實。
本書主要取資《清實錄》、《清會典》和時人有關著述，只是不少資料未注明出處，是其不足。
作者劉錦藻原名劉安江，字澄如，號橙墅，浙江吳興人。生于同治二年 (1863)。光緒二十年(1894)進士，宣統二年進呈《皇朝續文獻通考》后，加官為內閣侍讀學士。清亡之后，游歷名川大澤，潛心著述。除本書外，他還有《堅匏庵詩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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