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法學·古代禮法學研究及其主要著作·古代禮法學主要著作

古代禮法研究著作主要為幾部禮經和對這些禮經的注釋。

① 《儀禮》。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五十卷，為《十三經注疏》本。清胡培翚《儀禮正義》四十卷是清人中研究《儀禮》享譽最好的本子。

《儀禮》又稱《士禮》，包括“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禮”、“既夕 (禮)”、“士虞禮”、“特性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 (徹)”共十七篇，相傳為孔子所刪定，是孔子用來教授學生的教科書之一，為儒家“五經”之一。漢代以《儀禮》為禮經，簡稱《禮》，極受重視。解釋禮經的稱《禮記》，《禮記》有大戴禮與小戴禮之分(詳下)。《儀禮》分今古文。十七篇的《禮》為今文經，魯宅出土的為古文經，有五十六篇，多出今文禮經三十九篇，因早亡，故又稱 《逸禮》。

三代禮法不分，禮外無法。《儀禮》是反映周代國家典章制度、典禮活動、宗族倫理、吉兇婚喪等行為規范的總和，包括八大類：冠、婚、喪、祭、射、鄉、朝、聘，通稱“八綱”。近代考古學者證明，十七篇士禮所反映的制度大體行于春秋末年和戰國初期。

②《周禮》。原名《周官》，漢劉歆改名《周禮》，后世沿用。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四十二卷，為《十三經注疏》本。清人中以孫詒讓《周禮正義》八十六卷最為翔實精審。

《周禮》出于漢武帝時，為晚出的古文經典。初出時僅五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缺《冬官》一篇。后補以《考工記》，成六篇。前五篇主要是記敘各種職官的名稱及其職掌，內容涉及國家典章制度、立法、司法，以及現行法律分類中有關刑、民、訴、行政、經濟各法，和法官責任、法制政策、審判心理等等方面。《考工記》主要記敘百工的名稱、工作以及工作規則、責任制度等。

《周禮》曾被說成是“周公致太平”之書，也曾被認為全系劉歆偽作。清汪中作《周官征文》，舉出六證說明先秦有此書，王國維亦補充資料以附汪說。今學者考此書官名，至遲不出春秋之世周王室及魯、鄭、衛三國的官制，沒有受戰國官制的影響;惟各官的職掌有同于戰國者，如小宗伯祭五帝之祀典，大司徒及遂人與《考工記》匠人所掌田制，大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等正月公布法律，等等，皆取戰國現實。可見，《周禮》所載官制原則本是春秋以前的，后來雜采了一些戰國制度。

《周禮》充分體現了先秦時代禮法一體，法在禮中，刑涵于禮，德禮與政刑并用，教化與刑賞互濟的禮法制度。其中關于正月公布法律，大司寇的 “三典”、“五刑”制度，小司寇的“五聲聽獄訟”，以及“八辟”、“三刺”制度，大司徒的“鄉三物教萬民”、“鄉八刑糾萬民”制度，小司徒的“卒伍”制度、“貢賦”制度，以及以 “地比”、“圖”決 “民訟”、“地訟”的制度等等，對后世中國禮法制度，乃至整個中華法系都有明顯的影響。《周禮》的以六官編纂禮法的形式，亦一再為后人所仿效，北周的《大律》、唐代的《唐六典》、明清的會典，甚至明、清律按中央六部編纂的體例，都源自 《周禮》。

③《禮記》，即《小戴禮記》，相傳為漢戴圣編。是一部解釋禮的原則、儀節的論著。傳說系孔子后學，七十二子之徒研究禮的論文總匯，是《儀禮》的傳記。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六十二卷，為《十三經注疏》本。歷代注解研究《禮記》者頗多。宋衛湜的《禮記集說》一百卷，清杭世駿的《續衛氏禮記集說》一百卷，元陳澔的《禮記集說》十卷均為一時之名作，清孫希旦的《禮記集解》六十一卷，尤為著稱。此外，清人的禮學成果尚有朱軾的《禮記纂言》、朱彬的《禮記訓纂》、郭嵩燾的《禮記質疑》等。

《漢書·藝文志》禮類云：“《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學者所記也。” 《記》，即 《禮記》。《禮古經》、《經》，即前條《儀記》條目下提到的《儀禮》逸古文經和今本《儀禮》。《隋書·經籍志》說：“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文，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圣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定 《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

《隋書·經籍志》最先以《大戴禮》、《小戴禮》命名兩部《禮記》，并第一次提出《小戴禮》系刪《大戴禮》而成。但對此說法，后人有贊同，也有反對。如晉陳邵在《周禮論序》中說：“后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禮記》是也。”清儒亦多有附論者。論者以為，從兩部《禮記》看，所輯文章不都是出于一個時期，作者不是一人，甚至學派也非一家。兩漢之際，禮學家們附《儀禮》而傳習的有關論文的匯輯本，當不至一、二本，而是有很多種。這些書的匯輯者即便開始是出于一時一人之手，但當時并非定型，師徒轉相傳抄，自不免隨時移世遷、風氣變化和個人好惡而有所增刪。最后，大多匯輯本被淘汰，形成和保留了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前者篇數較多，遂稱之為《大戴禮記》，后者篇數較少，遂稱之為《小戴禮記》。至于《大戴》刪古《記》為八十五篇，《小戴》刪《大戴》為四十九篇，純系后人附會之說。他們斷言，兩部《禮記》只是掛著西漢禮學大師戴德、戴圣牌子的兩部儒學資料雜編，它們既不是大戴、小戴所分別傳習的《士禮》，也不是二戴各自附《士禮》而傳習的 《記》的匯輯本的原貌。

《小戴禮記》由于有東漢經學大師鄭玄的出色注釋，從而擺脫了對《士禮》的附屬地位而獨立成書。到了唐朝，被升為“經書”，成為一般士人必讀的書而得到了廣泛的傳習。

④《大戴禮記》，據傳為戴德編纂。原書八十五篇，唐時已亡四十六篇，存三十五篇。今本四十篇，系從《盛德》析出《明堂》之故。《大戴禮》所匯輯的資料，都產生于公元之前，其中不少為戰國時期的作品。《夏小正》據傳為夏代遺書，是我國現存的一部最古老的月令。《帝系》、《五帝德》二篇為周代所傳古史系統。 《諸侯遷廟》、 《諸侯釁廟》、 《投壺》、《公冠》是對古代禮制的研究。這些史料的價值毫不減于其他禮書。由于其未升入“經書”，故影響遠不及《小戴禮記》。幸有北周學者盧辯給它作了注解，否則，這部古《禮》輯本怕是早已亡佚了。清人在研究這部書上多有造詣。以孔廣森的《大戴禮記補注》和王聘珍的《大戴禮記解詁》為最有名，王著更佳。

兩部《禮記》既是先秦、兩漢儒者研究古禮的主要成果匯編，又是現今研究中國古代禮法制度的主要文獻。其中，關于禮法的起源、禮法的性質和作用，禮的文與質的關系，禮與法(刑)的關系等等都有較為詳盡的理論探討。

⑤二十五史 《禮志》

二十五史《禮志》(或《禮樂志》、《禮儀志》)是歷朝歷代正史中關于禮學和禮法學的專論，同《刑法志》是關于法的專論一樣。不過，《刑法志》著重是從刑的角度論述中國古代的禮法，而 《禮志》 (或《禮樂志》、《禮儀志》)則是著重從禮的角度來論述禮法。《刑法志》將主要在以下的“律學”等篇中介紹，這里主要介紹 《禮志》。

二十五史中撰有 《禮志》的有： 《漢書·禮樂志》一卷，《后漢書·禮儀志》三卷，《晉書·禮志》三卷，《宋書·禮志》五卷，《南齊書·禮志》二卷，《魏書·禮志》四卷，《隋書·禮儀志》七卷，《舊唐書·禮儀志》七卷，《新唐書·禮樂志》十二卷、《儀衛志》二卷，《舊五代史》《禮志》二卷，《宋史·禮志》二十八卷、《儀衛志》六卷，《遼史·禮志》六卷、《儀衛志》四卷，《金史·禮志》十一卷、《儀衛志》二卷，《元史·禮樂志》五卷，《明史·禮志》十四卷、《儀衛志》一卷，《清史稿·禮志》十二卷。以上十六史共有《禮志》和《儀衛志》一百三十八卷，其數量大大超過《刑法志》，足見古代中國政治社會對禮和禮法的重視。《漢書·禮樂志》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從一個方面說明了禮樂政刑結合的禮法思想。十六史各篇 《禮志》，其要旨大體與 《漢志》相同，并根據時代需要各有發揮。

⑥《春秋》。《春秋》是魯國的一部史書，經孔子刪定，融入孔子的政治法律觀和道德人格評價，隱寓褒貶于其中。于是，《春秋》成為孔子為禮法制度正名之書，實際上變成一部禮書，一部禮的政治教科書，其“微言大義”無不與禮制有關。所以孔子說：“吾志在《春秋》。”孟子也曾轉述孔子的話：“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歷來學者公認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正名分、立名教，有褒有貶，使亂臣賊子懼。所謂“正名分”，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夫婦、貴賤尊卑、長幼男女等各依其名，安分守己。儒家的政治、法律、倫理思想以《春秋》為起點和歸宿，為最高標準。所以，漢儒董仲舒等均以《春秋》經義來折獄，起了法典的作用。經學家們一般將《春秋》與《左傳》合編。《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收入《十三經注疏》，是較好的本子。今人楊伯峻先生的《春秋左傳注》，堪稱佳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