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jīng)學·清及近現(xiàn)代詩經(jīng)學的發(fā)展

清代學術比起明代有了很大變化，主要是沿著漢學道路向縱深發(fā)展，在名物訓詁、典章制度、音韻文字、校勘、輯佚、辨?zhèn)蔚确矫婢坑薪洌蔬@一時期的學術又稱為“漢學”，以其文體崇尚樸質(zhì)簡潔，遂又謂之“樸學”。這是就清代學術的主要趨勢而言。具體到《詩經(jīng)》的研究，由于《詩經(jīng)》本文沒有辨?zhèn)蔚膯栴}，于是主要集中在對詩篇的考據(jù)、訓詁、音韻、文字等方面的研究而多所成就。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指出，清人治學的功績之一，就是將許多以前難讀難解之古書變得可讀可解。清人不僅僅是簡單地回到漢代學者的舊說，而且在研究內(nèi)容和方法上都遠遠超過了前人，本著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態(tài)度，從正反兩方面取得證據(jù)，使得《詩經(jīng)》研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深入。而因其選擇證據(jù)的標準是“以古為尚”，故雖號稱“漢學”，卻不唯于宋明之學無所依傍，就連漢唐人的說法，也不肯輕信。這一派學者，在乾隆、嘉慶之際盛極一時，左右了整個清代學術的大趨勢，故梁啟超將他們標舉為 “正統(tǒng)派”，也就是毛鄭派。

這一派學者的研究著作，早期有王夫之《詩經(jīng)稗疏》，正名物訓詁，補傳箋之遺漏; 顧炎武《日知錄》中有一些條目涉及《詩經(jīng)》，但更主要的是他確立了清代考據(jù)學的研究原則，而為后來的學者所發(fā)揚光大。其《音學五書》中的《詩本音》，是在明末陳第之后進一步研究上古音的著作，鞏固了陳第的成果并為以后江永、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等人的古音研究打下了基礎。

“正統(tǒng)派”學者同宗毛鄭，而在治學風格上又有吳、皖派的不同。吳派專主考據(jù)，在《詩經(jīng)》方面的研究著作有惠棟《毛詩古義》、洪亮吉 《毛詩天文考》、焦循《毛詩地理釋》《毛詩陸璣疏考證》、徐鼎《毛詩名物圖說》等;皖派則主張考據(jù)與義理結(jié)合，對文字、音韻、訓詁的考據(jù)是為了疏解經(jīng)傳、表明大義。皖派在《詩經(jīng)》方面的研究著作，較早有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對宋儒朱熹、歐陽修、呂祖謙、嚴粲等人的詩說多所辨正;乾嘉時又有戴震《毛鄭詩考記》、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毛詩后箋》、陳奐《詩毛氏傳疏》等著作問世。與前期學者不同，他們對宋儒的疏失不予置辯，唯在訓詁文字上下工夫，由明訓詁而通大義，體現(xiàn)了這一派學者的特色。即如梁啟超所說，使以前難讀難解之古書變得可讀可解。而在保持這種總的特色的同時，每個學者又有其專精的領域與特出的風貌。如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的第一卷，收有《雜考各說》十九篇，包括有關詩入樂、《詩譜》次序、風雅正變說的考辨等等，表明馬氏對于 《詩經(jīng)》研究有一概括的歷史的了解。而陳奐的《詩毛氏傳疏》則專就毛傳立言，深入研討及發(fā)揮毛義，作一“窄而深”的專門研究，均各有其獨到之處。

乾嘉以后，今文經(jīng)學派也開始興起。由于時代的發(fā)展，清代的今文經(jīng)學也展示出與漢代今文經(jīng)學不同的內(nèi)容。清代今文《詩經(jīng)》的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輯佚，即鉤稽三家遺說。這一工作并不始于清代，但大規(guī)模的輯佚是在清代完成;參加收集的人也不僅限于今文經(jīng)學派的學者。本來漢代學術中不專主《毛詩》一家，然自鄭玄以后，三家《詩》說逐漸亡佚。南宋時王應麟最先輯有《詩考》一卷，但所收材料不多。清乾隆時，范家相在王應麟輯佚的基礎上，又輯有《三家詩拾遺》十卷。此外惠棟、余蕭客、嚴虞惇、阮元、丁晏、馬國翰等人均陸續(xù)有所采掇。馮登府有《三家詩異文疏證》，陳壽祺、陳喬樅父子均有《三家詩遺說考》。陳氏父子收集資料已堪稱完備，并改訂了前人輯佚中的一些失誤。清末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則在陳氏父子之后，集前人輯佚工作之大成，不僅材料閎富，而且能融會貫通，成為搜羅三家遺說的總結(jié)性成果。

清代今文經(jīng)學派研究的另一個方面是在鉤稽遺佚的基礎上，對三家《詩》的內(nèi)容與思想進行探討研究。代表人物為嘉慶、道光之際的著名學者龔自珍、魏源。他們研究三家《詩》，主要仍是本著六經(jīng)出于孔子的今文經(jīng)學觀點，主張尊孔讀經(jīng)、托古改制，實際上是為其改良政治、經(jīng)世致用的目標服務。其重要著作是魏源的《詩古微》二十卷。是書考證魯、齊、韓、毛四家《詩》的傳授，論述四家異同，對《毛詩序》的謬誤以及諸如孔子正樂等等問題進行辨訂，發(fā)揮三家《詩》的微言大義，時有精解，其言甚辯。光緒年間，皮錫瑞著《經(jīng)學通論·詩經(jīng)通論》、《經(jīng)學歷史》，則是清代今文經(jīng)學的最后一位大師，這兩部著作考察了清代學術發(fā)展的軌跡，對《詩經(jīng)》研究中的一些問題作了概括的說明，今天仍有其借鑒意義。

要之無論是乾嘉時宗毛鄭的學者還是嘉道以來宗三家 《詩》的學者，他們研究的重點仍在于通“經(jīng)”，即把《詩》仍舊作為儒家典籍來研究，而忽視《詩經(jīng)》作為文學作品的意義。在這方面有所突破的是所謂“獨立思考”派，主要指不專主毛鄭也不專宗三家《詩》的姚際恒、崔述、方玉潤等人。崔述的《讀風偶識》為研究《國風》 的專著，以闡發(fā)《國風》篇旨，辨析毛、鄭、朱說之誤為主。姚際恒《詩經(jīng)通論》成書于康熙年間，方玉潤《詩經(jīng)原始》作于同治時，相差約一百六七十年，但其精神上有相通之處，即他們均注意到從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的角度評述詩篇，有獨到之見。然姚際恒攻擊朱熹《詩集傳》不遺余力，并對千年以來的《詩經(jīng)》研究史作出評價，認為 “漢人失之固，宋人失之妄，明人失之鑿”(《詩經(jīng)通論·詩經(jīng)論旨》)，欲一言以蔽之，未免過激，而且實際上他自己也無法避免固、妄、鑿的偏頗。清儒解《詩》，雖然多有建樹，然終未能打破傳統(tǒng)的封建理論體系，仍把《詩經(jīng)》奉為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并難免對詩篇大義作出牽強附會的解釋。

有清一代，學術異常活躍，在詩經(jīng)學上也是一個重要的時代，涌現(xiàn)了大批學者和眾多的研究著作，出現(xiàn)了各種學術流派與思潮。對這一階段的學術包括詩經(jīng)學的評價，今天雖仍有不同的看法，但它畢竟是學術史上一個重要的時代，積累了豐富的學術成果，近現(xiàn)代的 《詩經(jīng)》研究就在這一基礎上達到新的高度。

近現(xiàn)代的《詩經(jīng)》研究，是在辛亥革命前后伴隨西方資產(chǎn)階級思潮的傳入而興起的。章炳麟、王國維、胡適、《古史辨》派、魯迅、聞一多、郭沫若等大師相繼迭出。他們主要是吸收西方歷史學的新方法來進行《詩經(jīng)》研究而有所創(chuàng)新，出現(xiàn)了不同于清代詩經(jīng)學的嶄新面貌。如陳寅恪為王國維學術成就所作的概括是：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 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 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王靜安先生遺書序》)。實際上，這是近現(xiàn)代有成就的學者或多或少均有所采用的治學方法，從而開拓了 《詩經(jīng)》研究的新領域。

清人萬斯大已云： “不通諸經(jīng)，不能解一經(jīng)。”(黃宗羲《萬充宗墓志銘》)王國維治經(jīng)，尚融會貫通，他說：“夫尊孔、孟之道，莫若發(fā)明光大之，而發(fā)明光大之道，又莫若兼究外國之學說。”(《靜安文集·奏定經(jīng)學科大學章程書后》)他治《詩》，考詩、樂、舞之關系，便參三《禮》經(jīng)說以證之;考《商頌》之時代，便參金石考古資料以證之。雖其指導思想仍不外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然在研究方法上確是了不起的開拓。

胡適與《古史辨》派的顧頡剛、劉大白等人的《詩經(jīng)》研究，則繼承了前人重實證、考據(jù)的學風，而又能大膽突破前人成說，因而給《詩經(jīng)》研究帶來新的生機。胡適提出的一些新解足以啟迪后人;顧頡剛等人則更能突破傳統(tǒng)經(jīng)說的束縛，對于《詩經(jīng)》的性質(zhì)、孔子刪詩、《詩經(jīng)》是否全為樂歌等等問題，作了自由而熱烈的討論，還《詩經(jīng)》作為古代詩歌的總集而其中包含大量民歌與情歌的本來面目，取得了一系列言之有據(jù)的考辨成果。他們的一些觀點，已多為當代學者所接受。

此后，郭沫若以古文字材料與《詩經(jīng)》相印證、聞一多用民俗學方法研究《詩經(jīng)》等等，都取得了很大成績，并開創(chuàng)了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詩經(jīng)》研究。詩經(jīng)學是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問，今后還將存在和深入發(fā)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