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賦學·辭賦發展概述·元明清辭賦

元明清辭賦的數量是頗為可觀的。據約略統計，金元有賦五百八十余篇，賦作家230余人;明有賦一千三百余篇，賦作家650余人; 清有賦約五千篇以上，賦作家2000余人。元明清辭賦的發展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1)元至明前期。這時辭賦的發展仍沿襲著宋賦的作風。但在元末，不僅詩文創作涌現了一批深刻批判現實的作家，辭賦創作也產生了一批深刻揭露現實的作品。吳萊、朱德潤、楊維楨、劉基等人的辭賦即其代表。

(2) 明后期至清初。這時辭賦創作出現繁榮局面。首先是反映社會矛盾的作品增加，特別諷刺小賦沉寂了百余年后又復蘇了。其次隨著程朱理學的被批判，又出現了唐宋以來幾乎絕跡的閑情賦。再次，藝術風格也改變充斥文壇的和平雅淡的風氣，而代之以慷慨不平之音。體制上宋元以來盛行的文賦衰落，而散體賦、騷賦與駢賦又得到復興。辭賦創作的數量質量都達到較高水平。杰出的賦作家有李夢陽、王世貞、湯顯祖、夏完淳、王夫之等。

(3)清乾嘉時期。這時律賦再度興盛，涌現一批律賦作家，如吳錫麒、鮑桂星、顧元熙、陳沆等。散體賦、駢賦、騷賦也很盛行，成為賦體的復古時期。胡天游、袁枚、汪中、胡敬、張惠言都是著名的辭賦作家。

(4)咸同以后。這時辭賦不如前此之盛。但涌現了一批反映新的社會矛盾——反帝反封建的好作品。龔自珍、金應麟、王闿運、章炳麟的創作即其代表。

元明清辭賦有下列幾方面的成就。

第一，諷刺賦的繁榮是此時辭賦創作的一大特色。諷刺賦在唐代有過繁榮，宋以后即已沉寂。至元末，賦作家又拾起這一投槍擲向兇狠的統治者。楊維楨的《罵虱賦》即是辛辣的諷刺小品。賦寫楊子罵虱之后，虱對其罪過供認不諱。但它認為自己只是小毒小臭，而世有大毒大臭，其危害更是禍國殃民，表現出作者對貪官污吏的極端憤恨。明代后期，諷刺賦的創作更出現了一個高潮。其諷刺人情世態的小賦之多，超過以往任何一代。如李夢陽《疑賦》，王廷棟《左賦》，黃省曾《射病賦》、《錢賦》，顧璘《誚沙燕賦》、《鳴蛙賦》，田藝衡《蜘蛛網雀賦》，徐禎卿《丑女賦》，王世貞 《老婦賦》，湯顯祖 《嗤彪》，楊慎《蚊賦》、《后蚊賦》，駱文盛 《憐寒蠅賦》、顧大韶《又后虱賦》等，其諷刺丑惡現象之深刻辛辣，亦為前人所罕及。清代文網甚密，但士人還是以各種方式對一些丑惡可笑的現象進行揶揄諷刺。如汪琬《丑女賦》對“既陋且淫，不媒呈身”，“招搖閭里，徙倚市門”的丑惡行徑的揭露，王衍梅《短人賦》對恬不知恥地賣弄人前的短人的譏刺，蒲松齡《綽然堂會食賦》對“并肩連袂，奪坐爭席”的貪婪世相的嘲諷，袁枚《笑賦》對迂腐世態的譏笑，無不入木三分。

第二，深刻反映現實生活，抒寫作家的不幸與牢騷，表現士人的崇高人格，是元明清辭賦的重要內容。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地主壓迫農民，造成貧富對立。辭賦反映這一主題絕不比詩文遜色，其描寫甚至比詩文更細致，更具體。元劉因《苦寒賦》就細致地描寫了勞苦大眾在饑寒交迫下掙扎的困苦生活，作者希望：“以廣廈萬間庇吾民之凍骨，以布裘千丈吊四海之冰魂”，跟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一樣，表現了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明陸琛《瑞麥賦》更打破歷來賦嘉禾瑞麥以頌圣的框架，而盡情地揭露天災暴吏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廣大人民在洪災襲擊下已是九死一生，再加上暴吏的敲撲，更幾乎“靡有孑遺”了。何等怵目驚心!清胡敬《窮村賦》也生動地描寫了嘉慶時農村破產的狀況：“鵠面鳩形，男吟女呻。丑訝人彘，勞逾鬼薪。拾橡栗以憔悴，啼飯籮而酸辛。御寒則翁有敗絮，迎客則婦無完裙。”作者指出，“斯固責在良有司也”，將這種狀況的出現歸咎于有司，這是很大膽的。

至于抒寫作家的不幸與牢騷，贊頌士人的高尚人格，本是辭賦的傳統主題。元明清辭賦描寫這一主題的作品更多更深刻。如明黃淳耀《頑山賦》就熱烈贊揚了頑山那種頂天立地的頑強精神，表現了我們民族許多志士仁人那種頑強不屈力挽狂瀾的硬骨頭精神。這正是作者及明末許多志士面對現實、不屈不撓、視死如歸的斗爭精神的體現。

第三，描寫一個時代的重大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歷史巨變，是元明清辭賦的又一成就。

明中葉以后，經濟蕭條，農村破產，統治思想日趨腐朽，新舊思想的沖突日趨尖銳。祝允明《大游賦》就以大游為線索，對明代社會的思想文化，政治教化，均田賦稅，兵事疆域，學校人才，郊祀禮樂，律歷天文作了全面描述，對一些弊端作了尖銳的批評，其規模之大，見解之深，是無與倫比的。邊患始終是明王朝嚴重的社會問題。明賦也反映了這一主題。王世貞《土木賦》就總結了明英宗土木堡之敗的教訓，表彰了于謙抵御也先瓦剌入侵的功績，表示了對明穆宗與韃靼互市而放松邊備的隱憂。沈練《籌邊賦》則對當時的邊防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和積極的建議。吳應箕《憫亂賦》更可稱是崇禎朝內憂外患的史詩。其描寫之具體形象，詩文中亦屬少見。及至清兵南下，南明覆亡，愛國志士浴血奮戰，力圖恢復。更有許多身歷戰斗的志士。或回顧這場戰爭的發展歷史，或表現他們決不向滿清統治者低頭的氣節，涌現了一批這樣的優秀作品。著名的有夏完淳《大哀賦》、《端午賦》，王夫之《惜余鬢賦》，黃宗羲《避地賦》，沈世涵《續哀江南賦》等。如夏完淳《大哀賦》從明王朝由盛而衰寫起，指斥了朝政的腐敗，描述了外患的凌逼，眷懷了故國的淪亡，評議了人事的得失，不僅抒發了復國的抱負，也概括了明朝亡國的歷史教訓。就其慷慨悲歌，壯懷激烈，洋溢著愛國主義激情而言，比庾信《哀江南賦》更高昂，更有感人的力量。

自1840年始，資本主義列強入侵，我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人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爭。辭賦也深刻地反映了這一歷史巨變。金應麟《哀江南賦》就敘述英軍入侵時清軍節節敗退的情景，揭露了英軍在鎮江燒殺擄掠的罪行，斥責了清廷官吏以子女玉帛媚敵求全的嘴臉，特別贊揚了鎮江人民用火反攻英國侵略軍的壯烈場面，洋溢著愛國主義的激情。杜德輿《哀遼東賦》更深刻反映了中日甲午戰爭中清政府慘敗并訂立喪權辱國的 《馬關條約》的史實，對清廷諸臣坐失機遇進行了猛烈抨擊，表現了作者希望上下同心，以期奮發圖強報仇雪恥的愿望，“寫得悲歌慷慨，酣暢淋漓，一字一淚，令人不可卒讀”(馮秉越評語)。此外，如陳蛻《哀朝鮮賦》，易順豫《哀臺灣賦》，章炳麟《哀韓賦》、《哀山東賦》，無不表現出作者深刻的愛國感情。

第四，描寫邊疆地區和海外的地方風物，民情風俗，是元明清辭賦出現的新題材。如明黃佐《粵會賦》就對廣東的地理位置，發展歷史，山川物產，民情習俗作了全面描寫，可見廣東在明代就是一個民殷物阜的好地方。丘浚《南溟奇甸賦》則詳盡地描寫了海南島的民情物產。清和寧《西藏賦》更描述了西藏的地理位置，氣候物產，政治官制，宗教狀況，山川道里，民情風俗，可以說是關于西藏的百科全書。尤其所記營官巴第對藏族同胞的沉重剝削，更是今天研究當時藏族同胞生活狀況的珍貴史料。英和《卜魁城賦》也對齊齊哈爾的地理位置、城堡建筑、官司設置、四方要塞、蒐狩貢賦作了全面描寫，尤其是記載了清初俄羅斯對黑龍江北部的侵擾以及清政府對北部邊疆的鞏固，有重要史料價值。這類賦還有徐松《新疆賦》、劉鳳誥《蒙古塞宴賦》、婁奎《朔方風俗賦》等，都有重要文獻價值。描寫海外風光者，如朱舜水《堅確賦》寫他在越南供役時的忠耿之情，陳乃玉《噶喇吧賦》描寫印尼雅加達的風光物產，羅芳伯《游金山賦》描寫坤甸東萬律山的金礦生產。這些題材是以前辭賦中所罕見的。雖非杰構，亦足為考史之助。

總之，元明清辭賦跟元明清詩詞一樣，有一定的成就，不可全盤抹煞。

但是，辭賦發展到元明清，確實顯露出了衰落的趨勢。

首先是辭賦這種形式過于典重，過于高雅，已不適應日益豐富多彩的新生活。自宋元起，城市商業與手工業都有較大發展，城市經濟也空前繁榮。明代中葉以后，更逐漸出現資本主義因素。我國社會生活正在發生急劇變化，并逐漸成為我國社會生活的主流。這些新生活，士大夫根本不熟悉。他們仍然在祖傳的舊生活方式中打轉轉，他們掌握的詩詞賦這些文學形式已不能反映這種新生活，這些新的生活題材只能讓給下層知識分子和新興的通俗文學形式——戲曲小說、講唱文學去反映。因此，辭賦和詩詞一樣已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其衰落也就無可救藥了。

其次，辭賦這種形式也已不能適應新的讀者對象。以前，文學作品的讀者對象主要是封建士大夫。他們文化修養高，典雅艱深的作品適合于他們的文化水平。那些充滿憂患意識的作品也符合他們的藝術趣味與審美要求。宋元以后，因都市的繁榮，出現了一個以手工業者和小商販為主體的市民階層。他們要求欣賞文藝，并逐漸成為文學作品的主要讀者對象。這個階層的人有一定的文化，但文化水平不高，藝術趣味、審美標準也不同于封建士大夫。那些深奧典雅的陽春白雪，他們看不懂，也不愛看。他們欣賞的是充滿悲歡離合和報仇雪恨的人物和故事。而適合表現這些內容的文學形式是戲曲小說和講唱文學。辭賦既不適合表現這些內容，又不適合新的讀者對象的文化水平與藝術趣味，它也就因缺少廣闊的群眾基礎而不得不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