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吳越曲·蘇州之旅·常州·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

清代，常州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極為興盛，惲南田、張惠言、莊存與等在繪畫、散文、詞學、今文經學等方面自有特色，形成了風靡一代的常州畫派、陽湖文派、常州詞派和常州學派。另有史學家、文學家趙翼，詩人黃景仁，輿地學家洪亮吉，目錄學家孫星衍，譴責小說家李伯元，當得起龔自珍所贊“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

常州畫派

清代花卉畫有寫生、寫意、勾勒、沒骨等派別。在這些派別中，能自立體勢、別開生面的是常州人惲南田所創沒骨花卉。惲南田(1633—1690)，字惟大，號南田，武進人。幼承家學，從伯父惲向學畫山水，后改習花卉，師法北宋徐崇嗣的沒骨花卉技法并加以發揮。方薰《山靜居畫論》云：“惲氏點花，粉筆帶脂，點后復加以染筆足之。點染同用，前人未傳此法，是其獨造。”惲南田既師古人又師造化，每畫一花，必竭力描摹，得其生香活色而后已，故其花卉作品，既有宋人的精謹，又有元人的澹逸。時人競相效仿，惲派花卉盛行于康熙、雍正年間。“常州派”這個名稱是比南田稍晚的張浦提出來的，他記述當時沒骨花卉的盛況說：“近日無論江南江北，莫不家家南田，戶戶正叔(南田另一字)，遂有‘常州派’之目。”惲南田有《落花游魚圖》、《五清圖》、《國色香霽圖》、《桃花圖》等傳世。

陽湖文派

乾隆年間，以惲敬、張惠言為首的陽湖文派繼桐城派而起，成為清代散文一個重要流派。陽湖派繼承過去的文論，重視文章形式與內容的統一，要求闡明“圣人之道”，要做到“辭達”，指出為文如為人。在寫作方法上，陽湖派主張除了取法于《左傳》、《史記》和唐宋八大家外，同時還要兼取諸子百家，因而陽湖派的筆勢比較放縱，思想也少拘束，為當時經學鼎盛的時代增加了一點文學的氣息，但它終于沒有脫出宣揚圣賢之道的窠臼，和桐城派一樣缺乏持久的生命力。

常州詞派

清初詞壇占統治地位的流派是浙江秀水人朱彝尊創立的浙西詞派。朱彝尊提倡“雅正”，以南宋格律派詞為正宗，并視詞為小道，認為它“宜于宴嬉逸樂，以歌詠太平”，所以浙西派的詞大都寫瑣事、記宴游。在這種情況下，嘉慶年間常州詞人張惠言起而振之，力挽浙西詞的頹風流弊。他選錄唐宋四十四家詞一百十六首，編成《詞選》兩卷，在《序言》中肯定詞和其他文字體裁同樣具有言志詠懷的功能;在詞的表現手法上，張惠言針對浙西詞派刻意追求形式的傾向，強調詞要有比興寄托，做到“意內言外”“婉約多諷”。張惠言的詞論出現在清代詞壇，使人們耳目一新，因此廣泛流傳，“自是以還，詞學大昌，江浙之士，以不能填詞為恥”(徐珂《清代詞學概論》)。常州詞風之盛、詞人之眾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常州學派

清代是經學極盛的時代，初期經學有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和以戴震為首的皖派，都研究古文經，后兩派衰落，直到乾隆年間，常州人莊存與開辟新境，創立清代今文經學派——常州學派。因他獨崇《公羊傳》，故稱公羊學派。莊存與(1719—1788)，字方耕，號養恬，著有《春秋正辭》、《春秋要旨》、《尚書既見》、《彖傳論》、《毛詩說》，匯為《味經齋經書》。他治經的特點是不拘漢學、宋學的門戶之見，不重名物訓詁，專求所謂“微言大義”。他的外孫劉逢祿繼起，著有《公羊春秋何氏釋例》，發揮公羊學說，使“公羊學”成為卓然有力的學派。莊存與和劉逢祿所以尊奉《春秋》，獨崇《公羊》，是因為他們認定《春秋》是“經世”之書，可以“舉往明來”，而《春秋》的大義，存在于《公羊》之中，在當時思想界受漢學、宋學的牢籠束縛，絕少有正視和研究社會問題的窒息空氣下，常州學派強調“經世”，是有其革命意義的。

清初，武進、陽湖有“詩國”之稱，趙翼、洪亮吉、孫星衍、楊倫、黃景仁等詩人聞名詩壇。黃景仁曾讀書于常州“兩當軒”書齋，是有名的少年才子。趙翼是早熟晚凋的詩人，馳騁詩壇五六十年，并且在文學批評、史學方面卓有成就。洪亮吉又是著名的輿地學家，并提出了卓有識見的人口論。孫星衍精研目錄學，著《孫氏祠堂書目》，為保存古代文獻作出重要貢獻。他們在常州文化百卉圖上燦若群星，互相輝映，蔚為奇觀。